五福：贾平凹题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江临海、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个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使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
——莫言

这是一部极具传奇的历史故事，其中对于人性的破译与展示令人震撼。
——陈忠实

本书气势宏伟，立意高远，具有史诗般的内涵。
——贾平凹

《五福》在文学上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写了一段被淡忘的历史，而是因为它刻画刘五这一历史人物的方式。
——贺绍俊

《五福》组织了庞大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描绘了大量战争场面，编织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内容疏密得当，高潮迭起，悬念丛生，营造起富于张力的情境氛围，证明了作者不俗的艺术感受力。
——胡平

本书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兵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结。

樟叶，陕西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五福》、《晚春》、《石语》、《钱商》及散文集《晨练恋曲》、《五色水》、《公家猫》等，其中《五福》曾被改编为32集电视剧《关中枪声》，于2009年6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首播。

序：有关《五福》的通信……莫言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6
第三章 / 35
第四章 / 59
第五章 / 81
第六章 / 103
第七章 / 125
第八章 / 142
第九章 / 157
第十章 / 180
第十一章 / 204
第十二章 / 230
第十三章 / 257
跋：我看《五福》……秋实 / 277

第一章
农
历壬子年，也就是民国初年（1912年）清明前夜，秦岭山脚下一个名叫“刘家堡子”的偏僻小村落沸腾了。连续十几天来，省城“反正”的新军官兵一队一队地从城里来到刘家堡子安营扎寨，村庄通往外面的小路彻夜被松明火把照亮，村子中央一处宽敞的打麦场上空高挂着八盏汽灯，把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连续几天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度过的村民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汽灯下一字摆开五张八仙桌，中间的三张桌子上摆着祖宗牌位、香蜡纸裱，高脚银托盘里码堆起八色果品、朱漆食盘中供奉着猪牛羊三牲供品。后面端立五位穿灰呢军服、蹬高腰马靴、佩黄丝饰带的军官，两侧的桌子上各斜卧着一柄发亮的黄铜铡刀，刀把上特意用红绸扎起五朵鲜艳红花。十几个士兵忙碌着修整场地，准备天亮举行神圣的祭祖活动。
刘家堡子村不过百十口人家，秦岭沟沟壑壑流出的河水在这里形成不规则的天然河网，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流经处把土地自然分割成厚厚的草甸、茂密的树林、别致的荷塘、肥沃的稻田，构成一幅雅的乡村风景画。山坡根儿绵延着宽约数公里、长却望不到尽头的柿树杏林。这里的乡民大多有自己的几亩稻田一片柿林，生计还算殷实。虽有几位财主，但东家都在省城做生意，年终收租时回乡小住几日，乡俗民风像村后那条河一般平静。辛亥年城里闹革命，乡下着实惊慌了一阵，男人们为头上辫子的去留唉叹着，惶惶不可终日，女人和孩子则用呆滞幼稚的目光盯着男人们，她们听说剪辫子还是小事，革命就是砍脑袋！就是血流成河！一时间村子里的空气变得如同夏天暴雨来临前一般凝重。夏天的雨来得及走得也快，几天后传来消息，在城里起兵闹事的兵马大元帅竟是同村的乡党“号子刘五”！浓浓的乡情启迪了村民们对“革命”二字的深刻理解，一夜间全村男人都剃成光头，家家淘白米炒酸菜，户户换窗纸写对联，像是地里收新谷、圈里添槽口，有说不出口的欣喜。接着公推几位年长者以乡亲、族亲、姑表舅亲的身份带上礼帖，凑足份子，拉着红豆玉米珍等土特产，套上骡马大车进城庆贺。几天后贺礼的人回村，证实了刘五起兵反清，担任省国民革命军“兵马大都督”的传闻，向村民们讲述了都督府的排场、海参的美味等。同时还言明大帅军务繁忙，无暇会见乡党，但派付官长给每户带回五块银元，以资回谢。虽说钱不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大帅”心中浓郁的思乡之情。并言明来年清明回乡祭祖，凯旋故里，重谢乡亲。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刘家堡子仿佛成了当地远近刘姓人家的“祠堂”，加上沾亲带故、地方官绅、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从此络绎不绝。麦场上的祭坛就是为刘五省亲祭祖准备的。
“号子刘五”字云峰，时年三十七岁，中等个头，结实有力的下巴托起精巧的长脸，具有雕塑美的高鼻梁、浓眉下的大眼睛，光头圆脑上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和淡褐肤色，流露出职业的倔强、行武中人特有的力量和勇气。刘五原是清末新军一标营中司号手，人称“号子刘五”。从军后加入“哥老会”，由于他做事果断，敢作敢为，深得兄弟们信任。大约在他二十九岁那年，军中一伙夫长妻子遭遇一名叫左善的八旗营军官凌辱投井自尽，众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木状告到陕甘总督衙门，因左善与京城某些关系，一位参军爷虽口头表示要以祖宗制定的《钦定军规》从严处置，末了却仅以“训诫”草草收场。刘五也不明白这位受害者的丈夫如何找到自己，并在“菜根香”酒楼摆了酒席，见面就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响头，失声哭诉“古人云‘师为律用’，大清军律废弛，坏人当道，弟汉小力薄（‘汉’为陕西对男子的称谓），杀妻之仇难报，枉在人世！望大哥替弟做主、替天行道！”
刘五嘴角露出会心的微笑，自己几天前刚当上哥老会的“香长”，就有人找上门来。但山堂严密的“纲常”约束他此刻既不能给对方亮牌子，也不能讲暗语，于是很快又摆出严肃的表情，双手扶起跪倒在地的求助者，说道：“兄年长于我，弟怎敢乱了辈分？家嫂横遭不测，世人不平，此事官府已有定论，兄不找官而求我一军旅小卒何故？”
“弟观运世推移，官官相护，官司打的是银子，王法大不过面子，求官何用？弟入新军十载虽居粮草小吏，可谓对朝廷尽心尽力，却连自己的婆娘都保护不了，惨遭八旗兵奸杀。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唯有大哥能帮我报此家仇，请万万不要推辞，弟当三生知恩图报。”言毕又跪在地上磕起响头来。在后面敬酒过程中，刘五只是淡淡地回应说生死报应谁都躲不过，并劝他用心抚养孩子，让家嫂九泉之下定心成果，来世再做夫妻，没有做出具体承诺。
来年正月十五晚上省城一年一度花灯会，木头西市上花灯似锦人头攒动，卖麻花的吆喝声，蒸甑糕的汽笛声，买花灯的讨价还价声，走江湖吃嘴饭的劝善人朗朗上口的吟唱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左善着便装带着两名护卫沿街观灯，当他发现一位俊俏旗人姑娘提着一款样式新颖的莲花送子花灯走进一条小巷时，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刚进巷子口，三人便被麻翻在地，待人们发现他们时，左善的命根子已不知去向，痛得哇哇乱叫。事后两名护卫说当时遇见女鬼，一个黑影在空中闪过，刚闻到一股淡香气味就晕死过去。街市上流行的说法是吃啥补啥、恶啥坏啥，左善该受报应。左善在几位金石郎中的护理下伤口稍有好转，便雇乘牛车踏上返京归故路程。从那时开始，刘五感到周围对他点头哈腰表示亲近的人多了，见面拱手叫大哥的人多了，一些红白两道上有些名气的恶人也开始在自己面前恭谦礼让，那位在菜根香设宴的汉子新年后趁夜色亲自送来十两银子和一对秦代兵符，同时对他说：“大哥日后一定发达，此物可作镇府之宝。”刘五当时对虎符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了解很少，只是因为有此吉祥预言，便常年拴在裤腰带上。刘五又一次记起父亲的教悔：多说不如多做，凡是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也不必挂在嘴上，让它一辈子埋在心里，不见天日。
几十年来，刘五心中时刻都铭刻着父亲的音容相貌，牢记着父亲临终前对自己的叮嘱。这次返乡祭祖活动，为了突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这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愿望，刘五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甚至经高人指点，暗地里套用清王朝皇室“会典”中大臣素服陪祭的规定，全军团以上军官戎装随行左右。前天下午刘五在马弁护卫簇拥下，率领大队人马向刘家堡子走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位骑黑马的壮汉，扎红头巾、着青衣、缚白布腰带，中间的那位持竖旗，红绸底上绣着“兵马都督刘五”几个白字。紧随其后是五十名大刀队员，用铡刀片子作为武器装备部队是刘五的一大发明，铡刀片子口宽刃薄，形状夸张，挥动起来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极有震慑力，这支队伍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一改平日里赤膊上阵的陕西冷娃形象，穿起国民军灰布制式服装，腰间扎皮带，肩扛铡刀片。刘五骑高头白马走在大刀队后面，他穿将军服，佩紫色缎带，胸前挂满各色勋章，腰带上用银扣系着指挥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吊在腰间的两片清朝武将红色战裙，沿着马背覆盖在双腿上。刘五自己认为这身行头充分体现了“造反”和“共和”的全部意义，加上自己近四十岁男人的成熟与英俊，这身打扮着实增色不少。后面是十几人的卫队、百十人的军官，以及省城百十人的“哥老会”各山各堂各门的代表，刘五作为全省洪门最有实力的总舵主，这些人既是他起事拜将的基础，也是日后他游弋官场的力量所在。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怠慢帮会的兄弟情分。至于刘五的职务称呼，因当时还没有明确部队的战斗序列和定员编制，军政府授衔“秦军兵马都督”，洪门兄弟叫他“大元帅”，熟人称他为“将军”，反正是一省军事首领的意思，刘五都接受了。当这支队伍走到村口时，刘五禁不住在马背上失声痛哭，冷不防从马上跳下，随手解开勋带衣扣，扔掉插有羽翎的将军帽，大步向父亲的坟茔跑去，在痛哭中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大呀我的苦命的大！儿回来看你来啦！”（关中称父亲为“大”，音同达，下同）。众随从即刻下马紧跟大帅跑去，村民们被刘五的孝心深深感动，一时间村落里泪雨纷飞，泣不成声。痛哭之后，刘五坐在父亲坟前的土疙瘩上一言不发呆坐着，任凭寒风劲吹，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到祖屋。
……

有关《五福》的通信——代为序
莫言
P.Y.兄：
您推荐来樟叶先生所著长篇书稿《五福》用三天时间读毕。掩卷沉思时，感想纷纷，难以分条缕析，散漫道来，与兄共赏析，并盼得便时与樟叶先生面谈一次。
此书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五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节。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海临江、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使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深究其因，社会薄弱环节的链条总是不牢固的，是根本性的因素。同时作者力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这场革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近年来有关武昌起义的文学、影视作品，已成泛滥成灾之势，今明两年描写陕西起义的作品鲜有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樟叶先生的这部《五福》是一本及时的著作。我预感到此书出版之后，会引起文学及影视制作方面的注意，如有好的班底将此书故事搬上银幕，很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收视热点。
与武昌起义主要依靠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势力不同的是，陕西等中国西南西北省区则主要依靠哥老会在新军中之秘密组织，没有哥老会龙头老大们与同盟会的通力合作，就没有陕西举义的成功。这是陕西革命的独特性，也是后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之滥觞。所以欲要研究辛亥陕西起义，必先研究哥老会在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各省之活动情况，欲要创作以辛亥陕西举义为素材背景的文学作品，亦必先将哥老会这本社会大书烂熟于胸方能腹中有局、下笔有神。樟叶先生生长在古都长安，在中华文史积淀中浸淫多年，于地方风情、文史掌故、世事沿革，无不熟谙，所以《五福》几乎笔不离哥弟，就成为必然的了。但书中的哥弟，并非现代版所注释的“哥们儿义气”，而是被历史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城市最下层老百姓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称谓，变成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代名词。
不才多年前曾读过一些陕西文史资料，脑中尚留有些微印象。《五福》所着力刻画塑造的主人公刘五，似乎是以陕西举义之首要人物、哥老会中最孚众望的龙头大爷，革命后被推举为兵马都督的张云山为模特。云山出身贫寒，经历传奇，举义时指挥若定，大略雄才，目光与胆识远胜于一般的袍哥、舵主，是陕西革命之中流砥柱人物。举义成功后又率部西征，在亁县之役中力守危城，牵制敌方大量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线战役，确保了省府安全，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西路战役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为他赢得了“三秦名将”之声誉。局面初定后，他又马上能顺应历史之潮流，忍痛割爱，不惜自己多年在江湖中经营树立之威望，为公为国，取消了哥老会这一带有深厚封建色彩和极大野蛮破坏性的行帮组织在全省各地的码头，割除了赘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使众多的哥弟回归民间社会，为黎民百姓解除了巨大苦难。当然《五福》不是历史教科书，刘五也不是张云山的化名替身。辛亥革命本身已经足够波谲云诡，张云山的生平事迹已经相当浪漫传奇，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作者的剪裁融会，想象提升，所成就的《五福》，就是一部可读性甚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的应时之作了。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五福”者，按刘五之父所言，“五是天下最大的数，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地有五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间是人；情有五礼，仁义礼智信；财出五服，太爷父子孙；人有五福，酒色财气再加上终老白喜事。你的名字单取一个‘五’字，本意是希望你成人后立天地中，行规矩事，有完整人生。”这铿铿锵锵之话谈，不惟是一个封建时代乡村知识分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肺腑之言，也是那个世界之人的世界观念、道德理想之集成。刘五将父亲的临终嘱咐当作金科玉律，并为之奋斗一生。这些箴言法语，究其根源，显然是脱胎于儒家之纲常伦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究刘五一生，虽有顺乎潮流，参与推翻帝制之义举，但骨子里还是个受封建意思影响，把革命中当良将、革命后当清官作为自己最高追求的“旧人”，即便是在失意官场后所产生的那些归隐山林做隐士的想法，也未脱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他的思想与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最进步思想的孙中山等人物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是他在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全国掀起反袁浪潮时犹豫观望，只图自保的真正原因。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刘五，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作者把刘五写成蔡锷。刘五的思想局限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也正因为这局限，使我们的作家顺水推舟般地塑造出刘五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典型人物。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刘五式的人物，在当今政坛依然存在；刘五式的悲剧，依然在改头换面地重演。但毫无疑问，刘五是可爱、可敬的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英勇、果断、机智、忍辱负重、以屈求伸，是一切干大事者必具的品格，乃至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时那种阴险和毒辣也呈现出某种迷人的魅力。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如此说来，刘五这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许正是作者要努力挖掘的。
关于刘五这个人的功过，以及此书中所塑造的诸多生动人物形象，读者自会判断其是非。关于此书的思想意义以及认识价值，在《五福》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梦工厂”中，我们可以看见活泼灵动的士兵，可以感觉到黄土文化的历史厚重，可以体会中华文明的不息源流，可以聆听社会进步的坚实脚步，我们都没有必要代替读者总结，我想只就此书在艺术方面的几个特色略加点评，供你与樟叶先生参考。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我感到樟叶先生继承了中国小说史上那种淳朴但以略事夸张的“讲古”风格。《文心雕龙·总论》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人针对散文所写之零碎随笔、杂记等统称为“笔记”。此种文体自由活泼、晓畅自如，亦庄亦谐，饶富趣味，后为小说家借鉴，便成为说部、演义类小说叙述风格。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讲故事的调调。讲古、论古，讲的就是过去的故事也。我等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阅读西方翻译小说，虽令眼界大开，身体力行，意欲改革鼎新，但也因“食洋不化”，一味模仿，制造出诸多克隆文章，而于中国小说之诸多传神手法，丢失殆尽。时至今日，方才觉悟，虽为时未晚，毕竟浪费了诸多时光。樟叶先生土花斑驳之小说笔法，正如百姓生活的家织棉布，看似破旧，其实正吊诡地符合了新潮。恍然意起，我们去年与樟叶先生小聚，听他谈此小说构思，说道很多是小时听老人讲故事的记忆，因而小说才有此趣味。
我想，所谓“讲古”，大概可以理解为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的源头，绝不是官修正史，而是民间口头传说。而传说的过程也就是传奇的过程。崇拜祖先，敬仰祖先，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在被儒家忠孝思想浸淫数千年的中国，此风尤炽。人们对生者无此苛刻，对死者却极度宽容。人们极不愿承认当代人的成就，却愿意把古人的事迹渲染，夸大。即是被共识为信史的《史记》，其中也多有夸大失实之处。中国人的这种对待历史和祖先的态度，为我们的“讲古”小说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特性，那就是建立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基础上的传奇。而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的可读性，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中祖先的辉煌业绩与不肖子孙苍白人生两相对照并产生激励作用的根本原因。
基于前面这些浅陋的分析，我不揣冒昧地推想：《五福》来源于热炕头上口口相传的家族故事与记录了当事者回忆并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史资料，这就使小说具备了写作者知道真假参半，阅读者全然信以为真的最佳效果。如此推想，不知兄以为然否？
除了如前所述的“讲古”调调外，窃以为《五福》还具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当然，也就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五福》的讲古腔调，择出来分析，是为了我们更具体的感受欣赏。
第一点是《五福》中的大风景描写。中国古典小说，多不做琐细风景描写，即使提到，也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西洋小说则擅长此道，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俱不吝笔墨，详加描画，直欲纤毫毕显后止。樟叶小说师承古典，不坠繁琐描写之滥套，但较之古典略加渲染，形成独特韵致：
“八月的伊犁草原草深花香，大片大片的白杨林散落在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宽阔牧场上，雪山冰川融化的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
“初冬的渭北高原丘陵沟壑，高低起伏的黄土坡上稀稀疏疏地散落着黄土垒起的村舍，大片的槐树林树叶已经脱落，苍劲的树干和盘踞断壁残垣上的荆棘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田垄里的麦苗却泛出绿色……”
“三清观背靠巍峨华岳，面临关中平原，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山河壮观……从秦岭山脚蔓延到北塬坡边，东西长百十里的杏柿林，多是百年老树，枝干沧桑，叶片茂盛。空气、流水、林木清净，一尘不染……”
“六月关中，乡间新麦入仓，伏桃上市，西瓜将熟。秦岭脚下漫延数百里的水稻田里，秧苗齐楚楚、绿汪汪，洛惠灌区的玉米刚刚破土露苗，旱塬上农夫们正忙着撒谷点豆，田间道旁的攀树在灼热的阳光下纹丝不动。军政府虽然强制禁烟，但塬背后、沟道里、人迹罕至的远郊旷野，罂粟花依然含苞怒放……”
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樟叶先生的风景描写，似乎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鸟瞰着眼底的平川旷野，这样的视角，宽广辽远，有横扫千军如席卷之势，形成一种博大壮美的风格。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于《五福》所讲述的故事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