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开国皇帝的心路历程，草根逆袭成功登上社会顶层的代表
★明史专家吴晗三十年心血结晶。毛泽东亲自批阅经典图文版
★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康熙大帝敬佩的人物

《朱元璋传》是吴晗1948年写定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因此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朱元璋传》，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鱼与熊掌兼得，结果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朱元璋惩治贪污……扫荡了腐败的既得利益者……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陈梧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

吴晗是位勤奋、正直、诚实的历史学家，他一贯爱好自己的工作，以研究明史有名于世。吴晗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多年的时间里利用余暇改写《朱元璋传》，改写宗旨在充实内容，力求成为一本翔实的科学著作，对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很用了一番功夫。
——黎澍

第一章小流氓

一小沙弥
二游方僧
三逼上梁山

第二章红军大帅

一小亲兵
二小军官
三大元帅、大丞相

第三章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鄱阳湖决战
二取东吴
三南征北伐

第四章大皇帝的统治术

一大明帝国和明教
二农民被出卖了！
三新官僚养成所
四皇权的轮子——军队
五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
六建都和国防
七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第五章恐怖政治

一大屠杀
二文字狱
三特务网
四皇权的极峰

第六章家庭生活

一马皇后
二皇子皇孙
三教养和性格
四晚年的悲哀

附录朱元璋年表

皇觉寺坐落在孤庄村西南角，规模不大。照例一进门是四大金刚，横眉怒目，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二进是大雄宝殿，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油漆都已剥落了，佛像金身披着灰尘，殿瓦上满是青草，院子里铺的石板也已坎坷不平，显出一副衰落样子。八九个和尚，穿得挺寒碜，讲佛理说不上三句，光会念阿弥陀佛。平时靠有限的一点常住田租米，加上替本乡人念倒头经，打清醮，做佛事，得一点钱，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总比当粗工垦田地出气力安逸。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职业，有的是迷信，以为当了和尚真可以成佛成祖，这类人很少。有的是做了坏事，良心不安，躲进佛门医心病。有的呢？杀人放火，怕官府刑法，一出家做佛门弟子，就像保了险似的，王法治不到。更多的呢？穷苦人家养不活，和尚吃十方，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放印子钱，多几张嘴不在乎。而且，寺院里多的是有钱人舍的田地，挖地垦田都要人力，多一个徒弟，强过雇长工，得力还省钱。朱元璋年青力壮，正是使气力的时候，高彬长老便收留了他。朱元璋没有受过戒不能算和尚，照寺院规矩叫小沙弥。至于真正要讲佛学、弄经典、说道理，那是从来也没有的事。
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支使人，又是小儿子，父母哥嫂都宠着些，就越发自尊自大，忘其所以了。兼之有点小聪明，看事情比别人准，也来得快，打定主意要弄成什么，一定要做到，也常常做到，伙伴们都服从调度。可是一到皇觉寺，景况便全不相同了，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还有师娘师姊——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19］个个都是长辈，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伺候。就是打水煮饭的长工，也威风得很，讲先来后到的规矩，支使元璋做事。这么一来，元璋除了做和尚的徒弟之外，还兼了两个差使，一个是长老家的小厮，一个是长工的打杂。事情多，闲气也就多，日子久了，堆满一肚子火气，时刻要发作，却又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闹决裂了没去处。
对活人发作不了，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气喘吁吁的，不留神绊住伽蓝神的脚，跌了一跤，没地方出气，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给老鼠咬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伽蓝神是管殿宇的，菩萨不管老鼠，害徒弟受罪，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上“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去充军。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也不说话。［20］
皇觉寺是靠租米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太大了，收不到租，师父师叔成天和佃户吵架，恫吓着要送官。眼看着地都晒白了，十成粮食还收不到半成，几百年的古寺第一回闹饥荒。师娘出主意，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接着师伯师叔也出门云游。不上十天，除了师父一家子，全各奔前程去了。朱元璋当沙弥才满五十天，末了一个被打发。没奈何，虽然念不得经典，做不得佛事，也只好学个做和尚的样子，出门行脚。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背上拳头大的包袱，拜别了师父一家子，硬着头皮，离开了家乡。
说游方是和尚的话，俗人的呢，就是叫花——见大户伸手要米要钱要饭吃，也叫化缘。大户人家多半养狗看门，狗有种德行，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为着不让狗咬，离大门几步使劲敲木鱼，高唱佛号。做大户的和狗一样，也专打穷人的算盘，可是和狗不同，为的是坏事做得太多，这辈子不好，要修来世，求佛菩萨保佑，死后免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要让佛菩萨说好话，就得对和尚客气，把从佃户榨来的血汗，匀出一星星做布施，算是对佛菩萨的贿赂。这样，一听见木鱼响，就明白是做好事的机会来了，一勺米，几文钱，绝不吝惜。主人对和尚客气，狗也落得大方了。要是主人不出来，硬赖着不走，把木鱼敲得震天响，响到邻舍四面都听见。这时候，不是大娘大母出来打发，就是主人出来，为的是他一向有善人名气，吵得邻舍都知道了，会落不信佛的坏名誉。而且，明知道和尚上门绝不肯空手走，多少总得敷衍一下。还有化缘的只要学会说谎话，明明是钟离皇觉寺的，偏说是峨眉山金顶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什么寺，反正和尚没有籍贯，无从查对；再说一套大殿翻修、菩萨开光或者装金，递上化缘簿，多少是一笔财喜。积少成多，走上几百千家，这笔钱也就够一些时候花销了。
朱元璋虽然只住了两个月庙，成天听的是这一套，见的也是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打定主意，听人说往西汝州一带，年岁比较好，反正只要有饭吃，不管什么地方都可去。也没有规定的日子，爱走多久就走多久，就往南先到合肥，转向西，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游来游去，只拣繁华富裕的地方，穿城越村，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21］软化硬讨，受尽了人生的辛苦，走遍了淮西一带名都大邑，熟识了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脉的地理，尤其是人情、物产、风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坚强的体力。这时期的景况，用他后来写的《皇陵碑》的话：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文字虽然极拙劣，感情却是很真挚的。一直到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听说家乡一带在闹土匪强盗，很不太平，人心惶惶，不由得勾起想家的念头，依然是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回到皇觉寺。
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淮西这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至少也和彭和尚的党徒接触过。几年后，这地方又成为东系红军的根据地。在这大元帝国的火药库周游了几年，二十一岁的穷和尚，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看法，嗅饱了火药气味，当然，也加入了秘密组织。回到皇觉寺以后，开始结交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时时进濠州城探访消息，同时也立志多识字、多读书。不久，便被人发觉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22］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国来的成分，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主要的经典有《弥勒降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彭莹玉生于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头目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很得一般农民的信仰，潜势力极大，碍了官府的眼，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到韩山童接手当会首后，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这两派在起兵以后，因为目标相同，都要推翻这个政府；信仰相同，都指出有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就混而为一了。教徒用红巾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红军。因为烧香拜佛，又称为香军；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23］
明教的来源可以往上推到唐朝，原来叫摩尼教（Manichaeism），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A.D.）所创。这个教是大杂烩，糅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成为新东西。主要的道理是世界有两个不同的力量，叫作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暗是黑暗，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明就是善，就是理，暗是恶是欲。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还有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和净气、妙风、妙明、妙火、妙水五明使。光明必然战胜黑暗，最后人类必然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24］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到中国，后来又传到回鹘，回鹘朝廷和百姓极为信奉。［25］教规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26］回鹘当时帮唐朝打仗，援唐有功，因此，回鹘人崇信的宗教，唐朝不敢不保护。［27］到九世纪中期，回鹘内乱，为唐军所大败，唐武宗会昌年间禁止佛教，明教也连带倒霉，教堂被封闭，不许传播。［28］从此明教便成为秘密宗教，因为没有外国力量来支持，弄的一套又和中国人的习惯不大对劲，站不住脚，只好慢慢地变，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东西，加上民间的原始信仰，成为一种杂七杂八的新宗教。
因为明教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所以有勇气、有力量，敢于闹革命，当时叫作造反。五代时首先在陈州起事，武装暴动，被政府军打垮了。［29］侥幸逃生的人一部逃到福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是明教最重要的教区，明教的经典，编进道教的道藏，安置在亳州明道宫。［30］又从福州传到浙江，光是温州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斋堂里的长老叫行者，执事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种种称呼。［31］到南宋初年，已经传遍了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地方了。［32］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全是高鼻子、凹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不惯，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呢？拜魔神。又叫作魔教。为了深入农村，适应农村的环境，明教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使贫苦农民可以稍为过得好点。同教的人互相帮助，大家凑钱来帮助新参加的和穷苦的教友。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文铜钱，给教头烧香，汇齐后交给教主做教里的经费。一家有事，同教人齐心合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被捉去坐牢，大家出钱帮着打官司，［33］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中国的农民向来只有被政府剥削、被官吏虐待、被地主绅士奴役的份儿，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救济过，甚至于怜悯过。没有组织，不能团结，当然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反抗压迫。如今，有了这么一群和自己一样的人，穿一样衣服、说一样话的力量在招手，好处多，而且日后还有大好处，不再受人欺侮，又怎么肯不参加？农民入教的愈来愈多，明教的教区跟着越发扩大，反抗政府的行动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从北宋末年起，睦州、台州、衢州、东阳（以上都属现在的浙江省）、信州（江西）、泾县（安徽）都曾发生明教徒的武装革命。［34］
明教又和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传说在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世界就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都出现，不但气候坏，庄稼收成坏，连人心也坏了，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佛在灭度前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这个佛爷一出世，你看这世界立刻变了：地面又宽又大又干净，刺人的荆棘不见了，青的山、绿油油的水，满地铺着金沙；到处是清汪汪的水池，碧森森的树林，灿烂的花，芊绵的草，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像在比赛谁更美些。人心也慈善了，抢着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寿命也长了，太太平平过日子。人口一天天加多，城市越来越稠密了。种的稻麦，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用不着拔草翻土，自会长大。［35］这样美丽的远景，有谁不想望呢？何况是吃够了苦，流尽了汗，受尽了气的穷苦农民！自从有了这个故事以后，成千万的农民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十年、百年、几百年都过去了，依然在等待，在期望。一听见什么地方有弥勒佛出世的话，十传百，百传千，抢着去跟随。从隋唐到宋元，这一悠长的世代中，历史上写满了弥勒佛教徒“造反”的记录。说起关于弥勒佛的若干部经典的翻译，是西晋时候才开头的，到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很大影响。举例说，那时代兴的风气，在岩壁上挖洞刻佛像，一个洞有几十个大佛，一个山有好多石洞，往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刻成。刻像最多的就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传说的煽动，经典的传布，佛像的礼拜，加上无数次弥勒降生的革命号召，使得这一神秘亲切的名字为每一个穷人所熟悉、所欢迎，深深扎根在农民的心坎中，甚至魂梦中了。信弥勒教的人也穿白衣服，戴白帽子，也烧香，［36］也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大体上和后起的明教很相像，结果这两个教就混合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团体创始于五世纪初年，到十二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弥勒教相近，所以三教也就合流了。［37］
……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做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年、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逸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期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需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还是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