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谈一 世间最美，属她一人
人生最是难描，犹如桃花难画一般。人世浮光掠影，最是千头万绪，无论写人还是山河岁月，都难写得静好、有条不紊。
写杨绛先生，更是需要勇气，不但难描，而且更难的是如何将先生的大美展现得恰到好处。多了显繁，少了显失，或许随心随笔最好，不拘所谓章法、理法，只随心性感知，才能将先生完美呈现。
穿过时光的荒野，她于浮光掠影里，娴静安好。
她经历的百年往事，都成了和煦的春风，带着暖意融入人们的心田。世人纷纷感叹，世间曾有她这样一个人，真好。
敬畏也好，虔诚也罢，我们都可以追随她走过的光影，来感知生命的静美。
家世
壹
民国的才女，家世多“显赫”。比如张爱玲，比如陆小曼，比如庐隐、冰心，等等，她们或出身名门，或出身书香世家，且皆为名媛、千金。杨绛先生也是如此。
她的故乡，在江苏无锡，当年的杨氏家族世居于此，虽不是权贵，却因世代皆为知识分子而“显赫”于那片富庶文明之地。不过，杨绛本人则谦逊地说，这样的家世算是“寒素人家”。
自她的曾祖父、祖父时期起，他们无外乎书生、穷官而已，既不是权贵，也没有赫赫声名。然而，他们个个秉性耿直，又酷爱读书。如果让我说，这样的书香世家，最能使一个女孩成长为内心明朗、安然若素的女子。更何况，无锡这座城素来人文荟萃、英才辈 出。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以刚正不阿扬名于 世。
晚年时，杨绛曾专门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从文字中可以看到杨荫杭令人钦佩的一面——坚持司法独立、不畏强权。
溯源而看，的确如此。
1895年，杨荫杭考入北洋大学堂（当年的“天津中西学堂”，也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只是学习十分努力的他，却未能顺利毕业，还被学校除了名。
如此结果，源于一场学生风潮。
这场学生风潮起因于伙食。那时，洋人出来镇压，将带头的一个广东学生开除以示威力，并威胁大家，谁跟着闹风潮就开除谁。一大伙人便真的被吓住了，没人敢作声。当时，杨荫杭并没有参与。然而看着一伙人都缩着脑袋的样子，他顿时火了，于是说道，还有他。就这样，他跟那个广东学生一起被开除了。
结局虽然糟糕，却足见杨荫杭刚正耿介之性情。
为了继续学业，他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公费学校由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盛宣怀一手创办，正是这所学校给了杨荫杭崭新的见识。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两年之后，适逢南洋公学挑出六名学生赴日留学，他成为其中幸运的一员。
一开始语言不通，导致交流出现很大问题，但这并没有难倒杨荫杭。他先到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很快就考入早稻田大学（当年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在这里，他开拓了视野。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他和杨廷栋、雷奋等人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专门翻译刊登欧美政法领域的名著，比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今译《论自由》）等书。
作为当年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所刊登的作品的译笔皆清丽、流畅、优美，对推动当时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极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风行一时。
1901年夏，杨荫杭于暑假回国探亲期间，在无锡老家创建了励志学会。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后因译书馆经费出现短缺问题而停办，他不得已回到家乡无锡。
这次回来，他得以和留日同学蔡文森、顾树屏组织“理化研究会”，并且专门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
曾经的游历和开阔的眼界，使得他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想法，他对当时的中国更生出了革命的梦想。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还兼职了《时事新报》《苏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 课。
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可惜，当年的社会大背景将他这个梦想击得粉碎。
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终于触犯了当时顽固的保守派，招致他们的仇恨和追捕。后来，关于这段往事，杨绛在回忆里有所提 及：
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留 学。
再度出国留学的杨荫杭，先是进入曾待过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因该校本科不授学位，所以后来他又通过论文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便去了美国。
在美国，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关于这些，无论是学位还是论文，杨荫杭都未曾向杨绛提及过。只是在一次偶然中，杨绛在家中发现了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09—1910年的注册证。后来，还是钱锺书告诉她有这回事，这件事情才得以验证：“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曾经，杨绛为此还专门写信给美国的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帮忙找下《日本商法》这本书。果不其然，李又安教授在法学图书馆很快就找见了那本书，还专门复印了封面及几页内文寄给杨绛。
再次出国四年多的父亲，在西方的文化思想熏陶下，渐渐地削弱了之前对革命的“激烈”而冷静下来。他已不再为了革命付诸言语和参与，偶尔会跟母亲挖苦一下当年自称“廉洁政府”的政府。他也跟杨绛提及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只是，他已彻底失望，也放弃了个人的革命，他说一切皆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 药”。
这样的父亲，给予了杨绛一颗清朗之心，使得她明白，尘世得失在所难免，个人毕竟渺小，付诸力量即可。
贰
那个年代，婚约都有媒妁之言。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便是经由媒妁之言而结为夫妻。他们订婚极早，两人当时都不过十二岁。
关于唐须嫈的资料很少。能获知的是，唐须嫈也是无锡人，生于1878年，与杨荫杭同龄，于1898年嫁给杨荫杭。唐须嫈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身上凝聚着的都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她曾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于当时是少有的知识女性，长得美，做事也稳妥，性情还好。
大凡优秀的女性，最为难得的品质就是内敛，唐须嫈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与杨荫杭结婚后，就此洗手做羹汤，从不愿抛头露面，甘愿做贤良的妻子、睿智的母亲，安静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喜欢看书。母亲看《缀白裘》，看到高兴处还会开心地笑。
在文学上，唐须嫈很有造诣。某天，她看了苏梅的《棘心》，忍不住跟杨绛讨论：“这个人也学着苏雪林《绿天》的调儿？”当时，《绿天》作者用的是笔名，其实苏梅就是苏雪林，唐须嫈却可以在文中读出一股独特的韵调。还有，她在读了冰心的作品后如此评价道：“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
如此品位独特、见解不凡的母亲，很是令杨绛钦佩。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有情趣，也多才多艺。这样的母亲，也使日后的杨绛温润如雨丝。
那时，母亲有个每晚记账的习惯，可是总也记不清有些钱是如何花掉的。这时候，父亲就会夺过笔来自己写“糊涂账”而不许她多费心思。账目虽然母亲从来都搞不明白，但是每月寄回无锡大家庭的家用她一辈子都没错过。这对于母亲而言是不容易的。
这样贤惠的母亲和有修养的父亲，成了杨绛记忆中最温暖的部 分。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很好。他们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典范。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如此描述过父母之间令人艳羡的融洽关系：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如此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氛围，在那个年代真的难能可 贵。
他们从不限制孩子本身的个性，所以他们的儿女都养成了很好的性情，个个出类拔萃。他们的相处方式也成了儿女将来婚姻的榜样。
杨绛自己也说，我们姐妹虽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未曾有一个似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
有父如此，有母如此，是杨绛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