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长大了
福无双至，坏事却总是买一赠一。演砸的那天，因为拖欠600元房租，房东把我请出家门。
此时的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眼泪才能稀释屈辱。我哭了。一个人沿着鸦儿胡同走到后海，坐在石凳上，一直流眼泪，流完了就发呆。何苦呢？我是家里的独子，本可回家找份安稳的工作，至少有房住，有饭吃。现在却孤身一人，第一次害怕黑夜，第一次感到无助与恐惧。那晚，我沿着四环游走，就那么走啊走，一直走到天亮。无处容身的我被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淹没，悲从中来。
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过去身边有父母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如今只有自己，只能自己面对，自己解决。
但我还是想家了，急切地想见到父母。回到保定老家，一看见我妈，眼泪立马掉了下来，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很久（最少两个小时），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哭，仿佛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哭累了，就睡着了，像小时候一样。迷迷糊糊中妈妈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我坚信，谎言说多了，人们就会把谎言当成真相，我必须回到事故现场，用事实击碎谎言。那一刻，我暗暗告诫自己：别怂！
回到北京，我揣着妈妈给的600元钱，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北京的出租屋分地上地下两种，价格不同。我当然租不起地上的，就在中国戏曲学院附近找了一间地下室，每月租金210元，没有窗子，因为有窗子的要360元。安顿下来后，看着四白落地的房间，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去哪儿。思索无绪，随口诵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背完了才发现，励志名言都是书上的桥段，现实中根本没用。正所谓：“吃得苦中苦，还是平常人。”
没办法，只好继续漂泊。钻出地下室，我去了三路居旧货市场，花四十元买了一辆自行车，车子非常实用，安全到小偷都不会惦记，我就骑着它满北京城晃荡找工作。我去西单做导购，去798给艺术家刷漆，什么脏活累活都不计较，给钱就干。我还捡过废旧瓶子，有一天捡瓶子卖了七块六，来了份盖浇饭加鸡蛋汤，还剩不到一块钱，坐不起车，就走回了地下室。那也不觉得丢人，因为我在自食其力。
那时，身边的人多主持婚礼，一是来钱快，二是能迅速认识很多人。于是我就人模狗样地拍了张照片，去婚庆公司敲门应聘。由于年龄太小，怕他们不要新人，就愣说自己28了；没有经验，就声称自己主持过三十多场婚礼；不会说婚礼词，就上网吧逼着自己背。从南城到北城，从东城到西城，我几乎转遍了所有的婚庆公司。到现在很多人还奇怪——你一个外地孩子怎么对北京的街巷那么熟悉，其实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样持续了五个月左右，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主持婚礼的机会，虽说是个二婚，但这是我的处女秀。那是在娃哈哈大酒店一楼，我接过赚到的300元巨款，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终于可以阔绰地随便吃盖浇饭喝鸡蛋汤了。
很快，机会来了。北京曲艺团有演出，一个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和尤宪超当替补。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出。那时，北京市政府有个“星火工程”，就是送戏下乡，到北京最偏僻的区县去演出，很多青年演员都参与过。
此处先说几句我的搭档尤宪超。小超是我的表弟，长得膀大腰圆，体重一百公斤，身高一米九开外，别人是吃两口就饱了，他是饱了还得吃两口，并且会因饥饿而情绪失控，让你见识什么才叫愤怒。他打小学曲艺，当时担任“星火工程”演出队队长，这也是我们能有机会到曲艺团演出的原因。小超并不只是我的亲戚，还是我的死党，我俩是在交心见性之后才在一起合作的。
广茗阁风波过后，我被推到风口浪尖，小超也被人游说，要甩了我单干。当时他给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说：“哥，你道个歉，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我却一再说：“我没有错。如果错了，我会承认，可我没错，就不能认错。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头上三尺有神明，老天爷睁眼看着呢。”就这样，小超选择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和我演出。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个好弟弟、好搭档。
第一次在北京曲艺团演出的节目是《打灯谜》，效果不错。为了能够留在团里演出，我俩努力当孙子——搬音响，拿道具，支话筒，各种琐事，都抢在前头。曲艺团觉得我俩演得还行，又能干活，演出费也便宜（当时一场一百），就一直用着我俩。
就这样，一个村落挨一个村落地演出，我俩负责开场，就是把观众聚拢过来。人多的时候几百人，人少的时候几条狗而已。山村僻静，偶尔能听到鸟叫，在这样的环境里说相声，不知是诗意，还是凄凉。
我俩每场都会换新节目，都会挖空心思创作、排演，有时候是正经演出，有时候只能做替补。无所谓，给我们演出机会就好。
话说一天凌晨五点多，小超狂敲我屋门：“快，快，演出去，夜里1点，团里来电话，谁也去不了，要求咱们这对老替补去救场。”我睡眼惺忪，惊问：“你怎么来了？”小超一脸气愤：“废话！打得通你电话，我至于来吗？”也是，地下室，人能钻进来，信号不能。
在北京曲艺团断断续续演了一年半，加上平时主持婚礼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还行。虽然演出费经常被克扣，虽然上的税都快赶上演出费了，虽然小超帮别人演出了N场没有得到一分钱只换来了一个二手包，但比起过去，日子过得真心不错。我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虽然落下了风湿病，但能够说相声，我已经很满足了。
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调进北京曲艺团成为专职相声演员。那时曲艺团的团长崔老师找我谈话，答应把我和小超调进来，我俩甭提多高兴了，这么多年的漂泊终于有了归属感，这么多年的孙子没白当。
可一天过去了，没信。一月过去了，没信。半年都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去问团长。我赔着笑脸，团长却面沉似水，向我披露了一个重大“敌情”。原来，就在团长决定要办我俩进团的时候，有个叫“人民群众”的家伙跑来揭发，说我是相声界的害群之马，头号坏人，若我这个十恶不赦的人入了团，将长江倒流、泰山崩颓，曲艺团非垮不可！（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对者那里享受着巨大殊荣，他们这么高看我，让我自信，也令我练就一身不畏人言的本事。）就这样，我和小超进团的事被无限期搁置，而说这话的居然是小超至亲至近的人。这就是相声圈。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曲艺团，因为一离开收入就没了。我们选择沉默，继续当孙子，因为实在是谁也得罪不起。他们师出名门，有权有势，在野兽经常出没的丛林里能量非凡。
最后让我没忍住的是一场车祸。那次曲艺团演出，团里的车上坐满了人，我只能开自己的车去，顺便还捎上了几个演员。那天，下着小雨，我开着二手QQ汽车，跟着团里的车往前走，到路口赶上黄灯，团里的车一个急刹车，我追尾了。二手QQ的车鼻子完全瘪了进去，几近报废，好在车上的人没大事。为了不耽误演出，团里的车先行离开，说一会儿回来处理，由团里负责修。我一个人等着，等了好久，也没人过来，我被他们遗弃在了车祸现场。我问团里该怎么处理，他们说追尾我负全责，和曲艺团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修。我说修理费5000块怎么办？他们说，你替团里开车拉人，那是你自愿的，冻豆腐，没法办。
5000块对我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就在这个时候，坏事又是买一赠一，坐在副驾驶的人找我要医药费，说责任在我。我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总是拿弱者开刀。当时的女友哭得不行，问我为什么这么受人欺负，我说：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本事！
就这样，我离开了北京曲艺团。
理想分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一种是成人世界做好后派发给你的。
我的理想就是独自拼搏，自己选择。
在艺校的时候，我非常快乐，那是一种在应试教育下因犯禁而带来的快感。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如同茂盛的小树四肢伸展，志在高空；而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技艺，却是拿着大剪刀，嘁哩喀喳地剪啊剪。原来，所谓园丁就是把小树成长的一切可能性全都剪掉。
我跟老师一板一眼地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教导时时回响在耳畔。社会倡导苦中作乐，成人们暗示我不服从者不得食。可我却满心不解：为什么学习这件事这么苦逼、这么功利？如果学习不能让人快乐，不能带来追求真理的愉悦，那我宁可不学习。
于是，我拒绝按老师的方法学，捣乱、翘课，一会儿是整蛊少年，一会儿是检讨大王。老师摇头叹息，我却逍遥自在，体会着野蛮生长的快乐。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很短。社会是个成长速成班，总要劫掠青春，消灭野种。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孩子也是。我年龄幼小，不明就里，对大人们的一惊一乍甚感困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问题少年。
等上了大学，北漂打工，再也没有装嫩的理由，我必须长大，保持天真才是罪过。
幸福是什么？快乐在哪里？教育为什么那么面孔生硬、虚情假意？我不明白。
相声是古老的传承，也是大胆的创新，可为什么年轻人一创新，老先生们就害怕？
流言蜚语的目的是什么？是误解，是嫉妒，还是一种深深的自卑？
我还年轻，想法很简单——我渴望在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按照自己的样子活着。我想，我的存在不会伤到任何人，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的期待。
法国艺术家杜尚25岁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决心退出艺术界，不再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尤其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杜尚认为，任何艺术团体在成立之初都信誓旦旦、野心勃勃，充满了前卫与先锋的念头，但时间一长，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压制新生、抵抗新潮的力量，人类在这方面没有长进，也看不到希望。我厮混的相声圈也有大量的团体请君入瓮。学校、曲艺团、协会是有形的组织；此外，无形的职业、事业与功名都引诱你投怀送抱。我虽不能免俗，但还是想保持距离，不被俗名所累。
青年剧团演砸了，没人要我，只得另起炉灶，我要用事实击碎谎言。几年之后，相声界对我的驱逐并未得逞，我三寸气在，活出了他们没有的模样。
大仲马说：人生是一串忧患的珠子串成的项链，有人却微笑着数完它。我，一直在微笑。
父母让我学相声是想让我有一个能安身立命的职业，如今，相声不仅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理想。我知道做一个娱乐明星的好处，可我不想只得到眼前的好处，我还想说出相声的好处。
在没有忧愁时看到忧愁，在没有苦恼处感到苦恼，我情感丰沛，志气高扬，在经历了人间的种种可笑之后，我发誓要越过陷阱奔向理想。
“何以解忧？”我举头问天。
“唯有单干！”天空回答得响亮、干脆。
东城区有个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许多年轻演员都想到那儿去演出。年轻人嘛，机会不多，给点儿机会就灿烂。
“我也想去。”
“你去？谁去都行，就你不行！”
那位知名的相声演员判了我死刑。
可我还是去了，这得感谢孟凡贵先生。孟先生是俱乐部核心组成员，与主席李金斗先生的交谊非同一般，没有他的推荐，演出是不可能的。
我那叫一个激动啊！拿到节目单一看，是《夸住宅》，排在第一个。演出前，孟先生认为老段子第一个出场，效果不会太好，就把我调到了第二场。很简单的一次调场，却被一位老先生说成挑剔，说我挑场口演出。
十八九岁的我多希望遇见一些美好的东西啊。我承认自己还未得到过任何名利，但我觉得那位知名的老先生名利心也太重了些。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背后对我干的那些事：他拦着他的徒弟不让参加我的青年相声剧团；在琴书泰斗关学曾的葬礼上，他拉着曲艺团团长说“这个孩子不能进团”；他发狠死活不让我参加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演出。每次见面我都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却对我赠以白眼，并在每个人面前抓住机会羞辱我。前辈本该春风化雨、大度为怀，可这一位却处处咄咄逼人，恨不得把我掐死。
我没有退缩，我要澄清谣言。如果离开，谎言就会变成侮辱我的现实，我并不准备上当。
此时，郭德纲正火，火了的郭德纲不只收获赞誉，也频遭非议，甚至威胁。面对这些风刀霜剑，郭先生咬着牙说：“如果不让我说相声，我就一头撞死在天桥乐门口！”这是用生命去捍卫相声。我能体会郭先生的难处，也就更有勇气正视圈里的流言蜚语。
对一个热爱相声的人来说，死在舞台上是件幸福的事。记得一次演出后，我躺在小梨园的舞台上，不愿离开。我抚摩着舞台，它平滑如水，又十分安静，我的心也安静了许多。我想，我一定要在舞台上留下属于我的故事。
马季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喜欢相声，但不喜欢相声这支队伍！”
我是相声界的小字辈，对相声队伍不敢说什么，但人情冷暖的事也算经历过一些，深知马先生话中的深意。相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没有传承，很难发展，但所谓发展是要去除相声界的劣根性。老先生那一代也许习惯了“气人有、笑人无”，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要习惯学习人家的优点。我们这一代说相声的就是要“体制内没位置，市场中找位置”。我不想卷入派系斗争，不想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无聊的人际关系上，我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活着，都是人在做，天在看。成长不就是一个试错并允许犯错的过程吗？老先生们的不宽容反倒成了助我长进的动力。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去面对，哪怕我只是一只刚刚出洞的小老鼠。
小老鼠说：我要把老鼠夹子当成健身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