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南渡记 东藏记 西征记（特装本）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南渡记 东藏记 西征记（特装本）》中国最难得的抗战小说
国难之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大爱大恨，温情和刚勇

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先生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她从这段生活中得到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深刻的心灵感受，也得到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经过长期的酝酿、构思，宗璞于1985年开始写作《南渡记》，历时两年而成。这部小说厚积薄发，出手不凡，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西方文学的叙述方式自然融合，创造出浓郁的艺术氛围。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对北平知识阶层的巨大震动，刻画出他们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气节和品格，宁可以逃亡或一死表示对侵略者的抵抗，对其中一些人懦弱苟且的灵魂也给予无情的揭露恰切的表现。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十分生动，孟弗之的沉稳、吕碧初的贤惠、吕老人的刚直以及峨的古怪、嵋的善解人意、（王玄）子的率性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凌京尧变节行为的描写，细腻得体，尽在情理之中，极有说服力。寄人篱下的吕香阁，在《南渡记》中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其乖巧伶俐掩盖下的心机欲望，已见端倪。吕贵堂和赵莲秀两个小人物，心思举止，无不合乎其身份地位。由于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和对人物的深刻洞察，刻画人物的技巧十分圆熟，仿佛在不经意间，一两句话便点透了人物的性格，而且为其以后的发展埋下伏笔，使小说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小说对人物众多的家族生活、对孩子们和下层人物的描写，脉络清晰，有条不紊，颇有《红楼梦》之风。
《东藏记》1993年开笔，写作历时七年。它继续《南渡记》的故事，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师生们艰苦的物质生活和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小说的背景从北平吕家宅院扩展到大后方的昆明城郊，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对人物的刻画更加深入，小说也更加有趣好看。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被作者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独立人格以及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的果决与无奈，都有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描写。面对日益逼近的战争、腐朽的时政和艰苦的生活，孟弗之不畏当局的压力、流言的干扰、安逸的诱惑，以爱国学者的良知，发正义之言，尽育人之责。他稳重宽和，谨严自守，是一个既有传统道德修养，又有民主意识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庄卣辰、萧子蔚、江、李涟等人物，或超脱、或优雅、或豪放、或拘谨，都具有一种知识分子求真求实的精神气质。作者对钱明经和尤甲仁夫妇的刻画可谓神来之笔，一勾一划，便将他们共同的聪明傲气和骨子里不同的本性挖掘出来，自私尚能容忍，虚伪不可宽恕。另一个角色白礼文，也是个令人叫绝的人物，虽是另类，不可或缺。青年知识分子卫葑，在《南渡记》中颇有神秘色彩。他一直处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之中，北平、延安和昆明的生活仿佛都不属于他，“他信他所不爱的，而爱他所不信的”，为了做到爱自己所信的，他也许得用一生的功夫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作者给予这个人物的笔墨虽不很多，却贯注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他离开昆明之前向玹子托孤，是极有深意的一笔。玹子是小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从北平到昆明，从他人与我无干到我与他人处处纠缠不清，她的心性逐渐成熟，高傲的公主成了勇于承当的女侠。在她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会有太多的未知因素。
《西征记》的故事紧接《东藏记》，写的是远征军在滇西和日本鬼子作战的故事。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大战别有一种气韵和境界，与我们以往看到、听到的完全不同。在读这本书之前，你很难想像，一位年过八旬、视力极弱、靠口授写作的女作家，将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战争故事，将怎样讲述这个故事。澹台玮、孟灵己、李之薇、严颖书、殷大士、澹台玹……这些在《南渡记》《东藏记》我们已十分熟悉的少男少女，在与侵略者以命相拼的战争里，将经历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严亮祖、吕素初、荷珠、吕香阁……这些从不同的角度参透世事、看尽人生的人物，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做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宗璞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但草蛇灰线，出处伏笔，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作者描写少男少女间纯真的情感，简洁细腻，委婉自然，充满诗情画意。对抗日军人严亮祖及其超乎常情的家庭关系的描写，也使小说的色彩更加丰富。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二、三卷。第四卷《北归记》抗战胜利、返回家园的情景（待出）。这四部作品既是一体，又各自独立。
《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宗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哭小弟》、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四季流光》、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小沙弥陶陶》、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总名《野葫芦引》，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北归记》待出）等，出版了多种小说童话散文选集。

《南渡记》后记
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
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又从无倚马之才、如椽之笔，立志写这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实乃自不量力，只该在挣扎中度日。
挣扎主要是在“野葫芦”与现实世界之间。写东西需要全神贯注，最好沉浸在野葫芦中，忘记现实世界。这是大实话，却不容易做到。我可以尽量压缩生活内容，却不能不尽上奉高堂、下抚后代之责。又因文思迟顿，长时期处于创作状态，实吃不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疏亲慢友，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怡悦自得的时候。
别的挣扎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我深深感谢关心这部书、热情相助的父执、亲友，若无他们的宝贵指点，这段历史仍是在孩童的眼光中，不可能清晰起来。也深深感谢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还不知要增加多少挣扎。
小说第一、二章以“方壶流萤”“泪洒方壶”为题在《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五、六月号连续发表。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不少朋友不喜此名，因改为《野葫芦引》。这是最初构思此书时想到的题目。事情常常绕个圈又回来。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
又一年年尽岁除，《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终于有了个稿子。不过想到才只完成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也许竟是浪费纸张和编者、读者精力的祸端，又不免沉重。
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东藏记》后记
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
《东藏记》是《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至于书中人物在我头脑中活动的时间，就无法算计了。一九八八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问世以后，我全部的精力用于侍奉老父，可是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一九九○年父亲去世，接着来的是我自己一场重病。记得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写《三松堂断忆》时，还是十分不支。一九九三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一九九五年发表了第一、二章(载《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写了第三、四章，一九九七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从一九九六年起，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这两年写作全凭口授。再加上疾病的袭击，外界的干扰，我几次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但又不能甘心。亲友们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南渡记》，认为不写完太可惜。他们说：“你不能停，写下去是你的责任。”
是的，写下去是我的责任。
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他们中有些长者已经离去。我对他们深怀感谢。我希望，我所酿造的可以对得起花粉，对得起那段历史。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
近年来，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第一读者。堂姐冯钟芸教授曾读过全部《南渡记》原稿，又读了《东藏记》前五章，细心地提出意见。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柳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耐心守候着这部书，这样的编辑不多见了。
记得写《南渡记》后记时是在严冬，现在正值酷暑。此卷虽完，还有《西征记》《北归记》，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严冬。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距第六个本命年生辰前二日，时荷花盛开
《西征记》后记
二〇〇一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二〇〇四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二〇〇五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一九四三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一九八八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
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她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如果没有她，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东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它最初的面貌而言)，成为现在的《西征记》。时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