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附《生死场》全本）

★鲁迅先生最欣赏的女作家萧红的扛鼎之作
★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
★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夏志清语）

《呼兰河传(全本)》收录了萧红的两部中篇小说，包括《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鲁迅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呼兰河传》以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还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与张爱玲等并称“民国四大才女”，是鲁迅眼中优秀的女作家。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使用笔名萧红）。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从未被忽视或冷落，但多少都被低估了。至少她的作品如《商市街》、《呼兰河传》、短篇如《后花园》、《小城三月》等，无论从艺术成就、内容层次或社会内容的涵涉面来说，绝不逊于同代的丁玲或张爱玲。
——香港中文大学 陈洁仪博士

当许多民国时代（1920-1940）的作品，因受时间限制而遭受读者唾弃时，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美国学者 葛浩文；萧红的文学成就一点也不比张爱玲逊色。
——夏志清

序
呼兰河传
生死场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得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半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

萧红本名张迺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表现东北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篇小说《生死场》震惊文坛，被称为抗日作家。她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至今仍然感动着读者。
一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城一个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出任过小学校长等多种职务，是个兼容新旧善于变通的矛盾人物。萧红从小在祖父的溺爱中长大，和家族中其他的人感情上都很疏远。她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思潮，呼兰的小学刚一设立女生部，就被送进学校读书。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升学和父亲发生了最初的冲突。经过一年的持续斗争，她得以进入哈尔滨东省特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她在这里接触到有着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背景的教师，也接触了鲁迅等一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域外左翼作家的许多著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她在课外练习写作，学习绘画，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和有思想的男同学交往。她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大都市中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有了切肤的感受，获得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她立下独立自主的人生理想，向往富于创造的艺术生涯。由于接受了更激进的左翼思潮而和父亲发生了思想的分歧，终于因为婚姻问题爆发为不可调和的对抗。
一九三年秋，萧红离家出走，和表哥陆宗舜到北京，进北师大女附中学习。由于家庭的经济制裁，被迫退回家中，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精神濒于崩溃。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再度离家南下，希望恢复北师大附中的学籍，终因经济等原因未果。三月，被追到北京的未婚夫汪恩甲带回了哈尔滨。之后她被家族软禁在阿城的张家老宅中近半年之久，趁“九一八”之后的混乱才逃了出来。经过一段寄寓的生活，在寒冬来临的时候，她去找未婚夫汪恩甲，和他在旅馆中同居。两个人在旅馆中住了多半年，欠下数百元的食宿费，汪恩甲说回家取些钱，回去即被家人扣下。旅馆老板断绝了对她的供应，扬言交不上钱就把她卖到妓院。临盆在即的萧红，在万般无奈的处境中，投书《国际协报》，得到裴馨园和舒群等左翼文人的同情与帮助，由此结识萧军并和萧军迅速陷入爱河。趁着哈尔滨发大水，萧红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乘一只送柴草的小船逃出了旅馆。她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旋即送人。出院后与萧军一起住进了欧罗巴旅馆。为了纪念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邂逅相爱，朋友在《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上，发表了他们的爱情诗专刊。萧红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走上了左翼文化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萧红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作《王阿嫂的死》，是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一九三四年中秋节之后，她和萧军出版了合集《跋涉》，很快就被日伪法西斯当局查禁。在精神的大恐怖之下，他们逃离伪满洲国，投奔时在青岛的朋友共产党员舒群。在他们离开一周以后，他们的朋友共产党员罗烽被捕，在此后残酷的斗争岁月里，不少朋友为国捐躯。
萧红在青岛参与编辑《新女性周刊》，并且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原名《麦场》）。不久，青岛的党组织被破坏，舒群全家被捕，萧红与萧军再次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之中。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投书鲁迅，在迷惘中请教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很快回了信，这对于他们是极大的鼓舞。年底，他们坐在四等舱的杂货堆里，离开青岛奔向上海。
萧红与萧军初到上海的日子是贫困的。在鲁迅的帮助下，他们逐步叩开文坛的大门，并结识了茅盾、聂绀弩、叶紫和胡风等一批左翼作家，和他们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一九三五年，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和叶紫组成了奴隶社，自费出版了《奴隶丛书》，包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两萧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日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抗日文学的经典。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胡风为《生死场》写了后记，高度评价了她的思想与艺术。在鲁迅身边，萧红受到了多方面的熏陶和启迪，思想和艺术更加成熟，完成了记叙自己在哈尔滨艰难生活的《商市街》。她结识了冯雪峰、史沫特莱和鹿地亘等左翼文人，增进了对中外文化的了解，对于文学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和萧军的情感纠葛，一九三六年夏天，萧红独自一人东渡日本。她在东京安顿下来，一边学习日文，一边坚持写作。她受到了日本刑事的无理骚扰，对于这个民族有了更切近的观察。不久她又经受了鲁迅逝世的巨大悲痛，这是继至爱的祖父去世之后，最大的精神打击。西安事变的爆发，又使她惊惶了一天。由于和萧军“没有结果的恋爱”，她改变在日本居住一年的计划，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和萧军的关系恶化，她一度出走，进一家犹太人开办的画院学习，很快就被萧军的朋友找了回来。春天到来的时候，她又独自到北京小住。她和在北京搞学生运动的老友舒群一起，登上长城，被雄伟的景物和精美的艺术震撼，缓解了个人的悲伤情感。回到上海之后，她和萧军的关系有所改善。时局的迅速变化，也使她很快从个人的情感创痛中解脱出来。“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历史帷幕。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的第二天，她就写下散文《天空的点缀》。为了援救日本友人鹿地亘，她置生死于度外四处奔走。她和朋友们一起，支持胡风创办以抗日为宗旨的文学刊物《七月》，这个名字就是她起的。在组稿会上，她结识了东北来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由于战火的不断蔓延，萧红和萧军九月底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在这里，萧红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家务的间隙中，开始写作《呼兰河传》。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他们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乘坐简陋的铁皮车驶向临汾，担任该大学的文艺指导工作。不久，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临汾，两个杰出的女作家便历史性地在此会面。二月，太原失陷，临汾局势吃紧，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撤退，作家可以留下跟学校走，也可以和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一起走。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两萧蓄意已久的离异，爆发为激烈的争吵。最后是萧红独自跟随丁玲走。她原打算到运城之后去延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她和同行的艺术家受丁玲的委托，在行进的列车上集体创作了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三幕话剧，到达西安后演出，场场爆满，轰动一时。不久，萧军从延安到西安，两萧在这里彻底分手。萧红此时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四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乘火车回到武汉，并且在这里结婚。萧红想打胎，因为财力不支而作罢。他们的结合几乎受到所有朋友的非议，带给她的感受是不愉快的。六七月间，武汉形势也危在旦夕，端木蕻良先去重庆，萧红等到九月中旬才起身。
到达重庆的时候，萧红的临产期已近，就住到江津的朋友白朗家。十一月，萧红在医院中产下一个男孩儿。几天后她告诉朋友孩子死了，可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死婴，很可能是悄悄送人了。她回到重庆，在这里完成了《纪念鲁迅先生》等一批精彩的文章。一九三九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在频繁的警报声中，萧红坚持写作，但体力和精神都有些不支，迫切希望有一个安静稳定的创作环境。
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到香港。这里是她人生的终点，也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她参加了文化界的各项活动，用自己的笔呼应着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写下了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她为纪念鲁迅先生，创作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发表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后花园》，还完成表现哈尔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学生维护路权的反日爱国运动的长篇小说《晚钟》。正当创造力旺盛的高峰期，她却被病魔缠身。《马伯乐》的第二部刚刚写完，她就一病不起。她辗转病榻，住在英殖民地的医院里，备感被人冷视的凄凉。而战争的炮火又催逼而来，使她的精神也饱受惊吓和折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在炮火中仍然和照看她的友人骆宾基探讨文学，计划着胜利以后约上几个朋友，重走红军长征的路线，完成冯雪峰表现长征而没有写完的“半部‘红楼’”。可惜法西斯的战争魔爪撕碎了她的文学之梦。由于日军占领后的军管，她颠簸在频繁迁移的路途中：从自己的家到医院，从医院到旅馆，从旅馆到朋友家，再到另外的旅馆；从英国的医院到法国的医院，从私人医院到临时的医疗站……终于她死于庸医误诊，终年才三十一岁。临终前的遗言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一生是逃亡漂泊的一生，也是反抗战斗充满创造精神的一生。她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最终还是死于战争的戕害；她反抗父权制的精神奴役，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陷落在男权文化的话语陷阱中，感叹作为女人的不幸。她把自身的解放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人民的苦难、屈辱、悲愤与抗争。她在遍布荆棘的不归路上跋涉一生，生命转换在神奇的语言文字中，焕发出超越时空的灼人艺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