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文库043：鲁滨逊漂流记（插图全译本）

一部《圣经》之外版本最多的小说！
整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一部洋溢传奇和冒险的小说！

《世界文学文库043：鲁滨逊漂流记（插图全译本）》是一部具有持久魅力的小说，它出版于1719年，近3年来，它以种种不同文字的形式飞到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成为外国文学名著中的名花异葩。它是一部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书。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会兴味盎然地沉醉其中，各有所得。
《世界文学文库043：鲁滨逊漂流记（插图全译本）》是笛福受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而写成的。当时有一名苏格兰水手与船长发生争吵，被船长遗弃在荒岛上，四年后被救回英国。这个水手在荒岛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迹，但笛福塑造的鲁滨逊却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理想化的英雄。
鲁滨逊出身于英国约克郡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他一心要遨游四海、了解世界，终于不听父亲的劝告而离家去做了船员。他在非洲沿岸遭到海盗袭击成了奴隶，逃脱后在巴西开始经营种植业并发了财。为了补充庄园劳动力他登上了去非洲的航海之途。途中突遇风暴，他只身一人漂流到无人荒岛上。他从遇难船上运出粮食、衣物、工具等物，开始了在岛上的独立生活。《圣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不息的劳动，他盖起了房子，收获谷物，驯养山羊，用兽皮制作衣物。后来又搭救了一个土人，把他收做仆人。一直到第二十八个年头一艘英国船来到该岛附近，鲁滨逊帮助船长制伏了叛乱的水手，才返回英国。这时他父母双亡，鲁滨逊收回他巴西庄园的全部收益，并把一部分赠给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们。

笛福，英国作家，新闻记者。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小说之父”。其作品主要以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为构框，代做做有《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的沉思集》。

总觉得，文字之美便是美在其纯粹，不需借助其他任何多余的介质，便可让我们透过具象的白纸黑字，体会那些字里行间飘荡着的或柔软、或铿锵、或无奈、或释然、或悲伤、或喜悦的种种情绪与情怀，甚或是弥漫在空中的味道……任何生硬的图解、注释都是多余的，这时，我们想要的——只有文字。
——网友评论

孩童时期，这部书只是读来有趣，成人之后再去读，就会知道这是不朽的杰作。
——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

这本书将要成为孩子们必读的第一本书籍，它将长期陈列在他们的图书馆中，并将在馆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卢梭

序
原序
鲁滨逊漂流记

一六三二年，我出生在约克城的一户殷实人家。我称不上是当地人，因为我父亲是外来户，来自端蒙城。他先前住在赫尔城，靠经商发了一笔大财，歇了买卖，来到约克城定居，娶了我母亲。母亲家姓鲁滨逊，在当地是一个很体面的家族，于是我也跟着母亲的姓叫鲁滨逊？克鲁兹纳耶。由于外来词在英国常被讹用，人家称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也称自己或把自己的姓写成克鲁索。我的同伴们就这么叫我了。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英国陆军步兵团的中校，曾经驻扎在弗朗得，效力于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麾下，在反西班牙人的敦刻尔克战役中殉难。第二个哥哥的下落，我一直无从得知，就像我父母后来弄不清我的下落一样。
我是家中的小儿子，学无专长，脑子里很早就装满了远游的幻想。年迈的父亲把我安排在公费学校读书，家教不辍，尽其可能地让我得到充分的教育，并为我设计好了学法律的前程，但我除了航海，对其余的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和父亲的意愿、或者不如说是命令拗着干，对母亲的恳求和朋友的规劝充耳不闻，这股子钻牛角尖的脾气注定把我引向等待着我的悲惨命运。
我那睿智而严肃的父亲充分预料到我的梦想将会给我带来的不幸，对我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备受痛风折磨而不能出门的父亲和蔼地对我说，他想知道，我除了天性好游荡之外，究竟为什么非要离开自己的家和家乡。在这里，我不愁没人引荐，靠实干和勤奋，能得到一个美好的前程，过上快乐而舒适的日子。他告诉我，只有那些穷困潦倒之徒或上流阶层不安分之辈或是财大气粗之人，才会去海外游历，靠铤而走险发迹，指望另辟蹊径成名。这几种人对我来说，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能就。我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或者说是低级生活方式的最高一层，这个阶层，据他以往的经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阶层，最符合人类幸福的标准。既不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在生活的重荷之下苟延残喘，饱经不幸，又不像达官贵人那样囿于傲慢、奢侈、野心和妒忌而无以自拔。中产阶层的人幸福不幸福，仅靠这一点就能作出判断，所有的人都对这种生活方式羡慕不已。国王经常抱怨出生于帝王之家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幸，他们希望自己处于两极之中，既不渺小又不伟大。智者就声称既不贫穷也不富有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要我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生活祸患不断，而中产阶级却少有灾难，也不像前两个等级那样沉浮不定。中层人身心平静，而前两类人呢，一类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堕落生活，另一类则辛苦劳作、衣食不周，这两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身心动荡不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囊括了所有的美德和快乐。平和、富足伴随着中产阶级，中庸、宁静、健康、友谊，所有这一切美好的消遣和乐趣都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可以怡然自得地度过一生，不必劳心费力，为糊口而挣扎，也不会因陷入复杂的环境而被剥夺身心平静，更不会在嫉妒、野心的阴暗欲火中备受煎熬。相反，这类人在悠然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活着，有节制地吸吮生活的甜蜜而不是苦汁，品味着自己的幸福，这种幸福感随着每天的过去，会有愈来愈深的体会。
言毕，他极为动情地要求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把自己抛入与自己出身背道而驰的悲惨世界中，我无需自己挣面包，他会为我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努力让我过上他刚才所说的那种生活。如果我仍旧郁郁寡欢，那只能说明我是因为自身的缺陷和命运注定了我无福消受，那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硬要自讨苦吃，他也无可奈何。总之，如果我照他的吩咐留在家乡安居乐业，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他决不会鼓励我闯荡江湖，也不会为我将要得到的不幸推波助澜，他要我看看我的哥哥，他也曾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参加低地战役，可他不听，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从军出征，谁知战死沙场。他说他虽然会不停地为我祈祷，但他敢断言如果我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上帝也不会保佑我的，今后我有的是时间为自己的冲动蛮干而后悔，但真到了那时，就没人帮我跳出苦海了。
他的话预示着我的未来，虽然我敢说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注意到，他的谆谆教诲临近尾声时，已是热泪盈眶了，尤其是提到死去的哥哥，提到我将在懊悔中孑然一身地度过余生时，言语哽咽，最后他告诉我他心里堵得慌，不能再谈了。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样的氛围中，谁能无动于衷呢？我暗下决心，决不再谈出国的事，按照父亲的意愿留在家中。真是见鬼，还没几天工夫，我的决心就慢慢消融了。几个星期后，为了躲避父亲喋喋不休的纠缠，我打算偷偷溜走，不过我没有凭一时冲动悄然离去。我趁着母亲心绪不错，告诉她我满脑子都是想周游世界的念头，硬要我留下来，什么都做不好，父亲最好同意我出去一趟，不然的话，我不等他点头就走。我已年满十八岁了，学做生意或到律师事务所实习都晚了一点，非要我去的话，我相信自己等不到实习期满，就会独自去远航。如果母亲能说服父亲给我一次机会，回来后，我再也不会外出了，会以双倍的勤奋挽回我损失的时间。
母亲听完后情绪非常激动，她告诉我，和父亲再谈此事已毫无意义，他太知道什么对我有利，决不会同意我去做于己不利的事。她不懂为何父亲和我长谈之后我依旧执迷不悟。父亲当时是多么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啊。当然，如果我要毁了自己，没人能救得了我。有一点她要我记住，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她是决不会将人推入恐怖的深渊，也不会留下什么母亲愿意而父亲不愿意的口实。
虽然母亲拒绝传话给父亲，但我后来得知她把我俩的谈话内容全部告诉了父亲。父亲忧心忡忡，对她叹息道：“这孩子如果呆在家里，日子不知有多好过。但如果去海外，恐怕是个最不幸的倒霉蛋，我决不同意他去。”
我固执地拒绝听任何要我学做生意的建议。不管父亲怎样不理睬我要航海的心愿，我还是坚持不懈，死缠硬磨。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挣脱他们的羁绊。这天我闲荡到赫尔，压根儿没想到要擅自出走。我的一个伙伴准备坐父母的船去伦敦，他怂恿我一起走。挡不住航海的诱惑，又无须买船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我终于登上去伦敦的船。天知道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时间！我没有请示父母，甚至都没托人传个话，由他们猜我上哪儿去了。我没有祈求上帝的福音和父亲的祝福，不计一切后果，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冒险家像我这般快、这般持久地遭到报应。船还未离港，风已经起来，海面上涌起层层大浪，叫人胆战心惊。我过去从未出过海，晕得昏天黑地，心里不知有多害怕。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上帝对我离开父亲、放弃责任的劣迹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双亲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历历在目。当时我的心肠还不像后来那么硬，为自己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蔑视忠告的行为而深深自责。
风声呼啸，波涛汹涌，虽然风浪还未大到后来我司空见惯的那种，但也比我几天后看到的要小得多。不过，这已足以叫我这个初涉海上的年轻水手吓破苦胆。我默默地等待着每一层涌浪将我们吞噬，当船跌入浪谷，我总以为再也不会漂出水面。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我指天发誓，如果这回上帝垂怜让我偷生，如果我能再次踏上干燥的陆地，我保证回家，决不回头，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登船出海。我一定听从父亲的忠告，再也不走这条自取灭亡的道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他对中产阶级的一番见解是何等精辟，他一生过得何等舒适，既未遭到海上风暴的蹂躏，又未受到陆上艰难困苦的折磨。总之，我决心做个幡然悔悟的浪子，回家投入父亲的怀抱。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海面趋于平缓，我慢慢开始有点适应这种动荡颠簸，但我还未完全摆脱晕船的困扰，整天恹恹不振。临近傍晚，天空放晴，风停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呈现在我眼前，夕阳西坠，玉兔东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跳跃着层层金光，那景致是我平生见到的最赏心悦目的一幕。
夜晚我睡得很香，晕船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情欢畅，惊讶地注视着大海，搞不懂为什么前一天还那么狂暴的大海，一眨眼就能变得如此温顺、如此宁静，好像惟恐我的誓言会继续影响我。那个诱我出走的伙伴出现在我面前。
“喂，鲍尔，”他拍拍我的肩膀，“还好吗？昨晚起了点小风，我敢说你吓坏了吧。”
“一点小风，这可是你说的，”我说，“那可是大风暴啊。”
“风暴？你这笨蛋！”他回答道，“你叫那是风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给我们一条好船和畅通无阻的海面，我们根本不会把这点风放在眼里。也不怪你，你是第一次出海。我们弄点酒来，把这一切都忘掉吧，你看现在天气有多好呀！”
于是，我们做好甜酒，像所有的水手那样借酒浇愁。我被灌得醉醺醺的，就在这个邪恶的夜晚，我把自己的悔悟、对这种行为的反思和对将来所下的决心全都化成了杯中物。不用说，随着大海的安宁，我的脑子里不再思绪万千、汹涌澎湃。那种害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感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去冒险的念头又上来了，曾在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和作出的郑重许诺早就抛到了脑后。偶尔我会有一阵迷惘，一阵悚然，那些严肃的人生思考竭力想钻进我的脑海，但我努力去摆脱它们，喝酒，聊天，一切都不复存在。五六天之后，恐怕已没有哪个年轻人像我这样洒洒脱脱，不受一丝良心的牵挂。但我又将面临另一次严峻考验，上帝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不让我有任何侥幸心理。如果我不悬崖勒马，那么等待我的将会是使最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恶棍都心胆俱裂、跪地求饶的厄运。
在海上走了六天后，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暴风雨过后，天气晴朗，我们一直处于逆风，行进缓慢，不得不在雅茅斯锚地停泊。西南风，也就是逆风持续了七八天，许多从纽加塞耳来的船也在此停下来，这是一个通向泰晤士河的港口，船都在此等待顺风进入河道。
我们打算不停多久就顺流入河，但风很大，四五天后，风势更加强劲。不过，锚地素称良港，是理想的抛锚之地，我们的锚泊装置又很结实，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在悄悄地来临，仍旧像在海上那样，饮酒作乐。第八天早晨，风势增强，所有人都忙着出来降下中桅，东西捆扎结实，以便船能快速移动。到中午时分，排山倒海般的巨浪蜂拥而来，一下吞没了船头，海水倒灌进船舱，不止一次，我们以为要脱锚了。船长命令启用备用锚，这样靠两只锚拉住，船仍停在原地，锚绳被拉得吱吱作响，快要崩断了。
可怕的风暴终于来了，我开始注意到水手脸上的惊骇之色。船长虽然一直机警地布置护船工作，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听到他好几次悄声自言自语道：“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要完了，要完蛋了！”
在一开始的忙乱中，我傻乎乎地躺在统舱室内，心里满不是个滋味，我不再忏悔，那是我不屑一顾的事情，我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一次跟上次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当船长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完蛋了时，我真的吓坏了。我起来走出船舱往外一看，多么可怕的一幕啊。山一般高的海浪扑面而来，每隔三四分钟就会砸在我们头上。我环顾四周，满目凄凉。我们旁边的两条船因超载已经砍掉桅杆，我们船上一个水手突然惊叫起来，在我们前面一英里的一条船已经沉没。两条脱锚的船滑离锚地，冲向茫茫大海，船上一根桅杆也没剩下，凶险万分。轻型船的境况最好，不像其他船那样苦苦挣扎，可也有两三艘轻船与我们擦肩而过，漂向大海，船上只剩斜杠帆吃风。
临近黄昏，大副和水手长求船长允许他们砍掉前桅杆，船长犹豫不决，水手长争辩道，如果船长不这么干，船很快会沉没。船长只好同意。砍掉前桅杆之后，主桅杆摇摇欲坠，船也随之颠簸不止，他们不得不把主桅杆也砍掉，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
我第一次坐海船，上次那点风浪已经把我吓了个半死，可想而知，这次我有多糟。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自己服罪之后又出尔反尔的恐惧比对死亡本身还要厉害十倍。这种心情与风暴的恐怖交织在一起，将我抛入难以描绘的境地。最坏的局面还未出现，狂风怒吼，连水手们也意识到情况到了极端危急的时刻。我们的船性能优良，但载货过重，摇晃的幅度愈来愈大，不时有水手尖声怪叫船要沉了。幸运的是，我不问还真不知道“founder”（沉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暴风雨无情地肆虐着，我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船长、水手长和其他一些还有点理智的人一边祈祷，一边战战兢兢地坐等船沉入海底。犹如雪上加霜，半夜时分，一个下底舱查看的水手喊道：“有裂缝！”另一个在叫舱内已进了四英尺深的水。所有人都被集中起来去抽水。一听到喊叫声，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一下子从床上仰面摔下来。这时候有人摇摇我，告诉我，我这吃白食的家伙抽水还是干得了的。我爬起来，跑到底舱，卖力地干起来。此刻，船长已经发现一些小型煤船抗不住风浪，直向大海深处冲去。在它们经过我们身边时，船长下令开枪求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以为船体开裂，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惊骇至极，晕倒在地。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根本没人理我。另一个人马上过来接替我的工作，一脚把我踹到一边，任我躺在那儿，大概他以为我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不停地抽水。舱内的水依然毫不留情地往上升高。沉船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风浪渐渐减小了，但我们已无法让船浮起来驶回港口。船长只得继续鸣枪求救，在我们前方行驶的一艘船冒险放下一条小艇来营救我们。小艇在浪谷波峰中艰难穿行，可是小艇没法靠上我们的船，我们自然也到不了小艇上。最后，还是小艇上的人冒着危险，拼命向我们划过来，我们向他们抛去一个带救生圈的绳索，尽可能将绳索放长，几经周折，他们总算抓住了绳索。我们把小艇拉到船尾，大家都上了小艇。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回到他们的船，大家一致同意干脆让小艇任意漂流，只是尽量使小艇向岸边靠拢。我们的船长向他们保证，如果小艇有所损坏，我们一定赔偿。就这样，我们半是朝北划着，半是漂着，几乎一直到温特顿？赖斯才得以靠岸。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大船就沉没了。我第一次理解了“founder”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得承认水手们告诉我船在下沉时，整个人已经糊涂了。与其说是我自己登上小艇的，还不如说是他们把我拖上小艇的。从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像上次一样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感觉，半是因为受了惊吓，半是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的恐惧。
我们向岸边费力划去的时候，看到（小艇被送上浪尖时能瞧见海岸）许多人沿沙滩跑着，准备在我们靠岸时帮一把。我们缓慢艰难地向岸边靠，直到过了温斯顿灯塔才成功。这一带海岸突然朝西拐向克罗马，低陷的陆地稍稍阻挡了一点强劲的风势。我们花了吃奶的劲才靠上岸，大家终于丝毫未损地登上了陆地，步行去雅茅斯。在雅茅斯，我们这些天涯沦落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地方长官为我们安排了住处，一些商人和船主慷慨解囊，赠给我们足够去伦敦或赫尔的钱。
假如我此时明智地回到赫尔，然后回家的话，我会很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寓言中的那个父亲一样，宰一头肥羊欢迎我回家。自从听说我乘的船在雅茅斯锚地失事后，过了许久他才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厄运不可阻挡地驱策着我，虽然好几次理智和冷静的头脑呼唤我回去，但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把这称作什么，这种君临天下般的神秘力量促使我一手制造了自我的毁灭，明知前面是火坑，还眼睁睁地往里跳。显然劫数难逃，我不顾理智和冷静头脑的规劝，对前两次遭遇视而不见，一味地踏上毁灭之路。
我的朋友，以前怂恿我出海的那个船长的儿子反而不如我那么勇往直前。到雅茅斯两三天后，我们才联系上，因为我们分住在不同的营地。再一次见到我，他的声调都变了，神情忧郁，不住地摇头。他问我情况怎样，把我介绍给他父亲，说明我参加此次航行只是为了实习实习，以便以后远游海外。他父亲用一种严肃而关切的语调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这次经历显然提醒你，你不是靠海吃饭的人。”
“为什么？”我问道，“难道先生您就不再出海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说，“这是我的使命，我的义务。而你只是把这次航行当做尝试，你也看到上天借此给了你一点教训，如果你执迷不悟，以后不会有好结果。说不定我们因你的缘故跟着倒霉，你就像去他施船上的约拿一样。《旧约？约拿书》中说，上帝命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抗命逃往他施，途中遇上风暴，船员占卜得知约拿是起风的原因，就将其投入海中，上帝命大鱼将约拿一口吞下，约拿在鱼腹中不停祈祷，大鱼把约拿又吐到了岸上。”请问，他继续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出海？”
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相告，听完后他大发雷霆，无法自制，简直叫我莫名其妙。
“我做错了什么？”他说，“让这个倒霉蛋出现在我的船上。给我一千镑我也不跟你踏上同一条船。”
他可没有权利对我如此发作，显然因为损失惨重，迁怒于我罢了。不过，他随后还是很郑重地规劝我回到父亲身边去，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取灭亡。他告诉我，我应清楚地看到天意难违。“年轻人，”他说，“相信这点，如果你不回家，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会遇到灾难和绝望，正如你父亲预言的那样。”
……

序
作者和时代背景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近代长篇小说的开创者之一。笛福诞生在伦敦一个中下层家庭中，父亲从事屠宰业，信奉不同于英国国教的长老会，是一个加尔文教（清教）教徒。由于家境并不宽裕，笛福未能进入大学学习，只受过中等教育。他从一六八三年起开始经商，先后经营过服装、烟酒、羊毛制品和砖瓦等生意，但都不成功；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受雇于政府，充当秘密情报员；他还办杂志，为许多杂志撰文，写了大量的政论。
笛福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从历史上讲，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和英格兰国教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日趋激烈，终于在一六四二年爆发了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领导、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力的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国内战争。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一月被送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的共和政体。一六五三年，克伦威尔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逃亡国外的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策动王党叛乱，形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笛福出生的那年正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基的第一年。从经济上讲，英国从十五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北美、印度和非洲等地殖民地的相继建立，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海外扩张和掠夺的欲望，也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异常活跃时期的笛福，对社会政治问题十分敏感，参与政治的意识也极为强烈。
笛福家庭的宗教背景是长老会，因此，在社会上是不受重视的。这些被压在社会的中下层和主流宗教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民自然成了革命的主力，而笛福由于家庭和宗教背景属于这个阶层，其政治态度也必然与这个阶层的政治立场接近。事实上，他不仅反对斯图亚特封建王朝，倡导变革，而且成了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笛福在一七四年之后的十余年间，一直为辉格党领袖哈利办一份题为《评论》的杂志，为辉格党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舆论支持。同时，他还为许多杂志报纸撰文。据说，与他有关系的杂志有二十六家之多。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政论和报道性的文章，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他称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
直到晚年，笛福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转向文学创作，在写《鲁滨逊漂流记》之前，也许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一七四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尔柯克因为反对船长，被抛到智利海外的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在那里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后，才被一个航海家发现，救回英国。这件事披露后，给年近六旬的笛福带来了灵感，他遂以这一事件为原型，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于一七一九年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进一步鼓舞了笛福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他相继写出了《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罗克萨纳》（1724）四部小说。
笛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观念在他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以《鲁滨逊漂流记》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分析与评价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第一部“现代小说”，也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为什么说它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呢？因为和过去的“小说”相比，它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了新的面貌。首先，它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只写宗教的寓言或神奇浪漫的传奇故事。例如，十六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写的《巨人传》和后来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夸张变形的人物，他们的言行都是荒诞、滑稽的。《巨人传》里的巨人从娘肚子里一爬出来，就要吃掉一头母牛，家里人赶快跑来制止，结果还是让他撕下了一条牛腿；《堂·吉诃德》里那位疯疯癫癫的老骑士，骑一匹瘦弱不堪的劣马，拿一支长矛，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到处打抱不平，到处去济困扶贫，结果把风车和羊群都当成了妖魔鬼怪去乱打一通。这样的人现实生活中哪里能找到呢？尽管两位作家的目的都是反对当时现实生活中流行的“骑士传奇”作品的，但他们采用的手法却是不现实的。再后来英国作家班扬写的《天路历程》中虽然也有讽刺现实的目的，但作者采用的手法却是宗教的、寓言的，与班扬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生写的《痴儿西木传》，主人公痴儿的经历离奇荒唐，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第一次把描写的对象从天上或神奇的世界搬到人间，开始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他们不再采用反讽的、怪诞的手法，不再采用夸张的、变形的描写，而是用实时真切的笔触来叙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普通事件。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中，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最早的也是影响深远的一部。
《鲁滨逊漂流记》的情节是建立在一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的。主人公鲁滨逊既不是那个撒泡尿就能淹死二十六万多人的巨人卡冈都亚，也不是把风车当做妖魔而与之大战的那个骑士堂·吉诃德；既不是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天堂的那个“基督徒”，也不是遭遇种种荒唐经历，甚至和精灵漫游地球中心的那个痴儿，而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他在海上的冒险和在荒岛上的经历都有真实的依据，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并不是纯粹的虚构。可以说，这部小说的题材和情节都是现实主义的，作者描写他的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
许多评论家都把鲁滨逊看做一个“经济人”的典型。什么是“经济人”呢？要弄清这个概念，就得先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当时的西方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英国，造船、纺织、煤铁的开采都十分发达，手工业高度发展，已经到了大机器生产的前夜。海上贸易，到海外掠夺，建立和扩展殖民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都在疯狂地聚敛财富，甚至中下层老百姓也希望通过劳动、做买卖或其他手段发财致富。当时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强调民主、自由和个人的权益，基督教中出现的一个新教派“加尔文教”又鼓励个人通过勤奋、艰苦的劳动和节俭获取财富。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提倡个人进取，宗教上的清教主义鼓励个人发家致富，这就为当时的个人以自私自利和不折不挠的精神去奋斗、去进取，采取各种手段，为生存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与这种思想和行为相一致的个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经济人”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精神的形象写照。鲁滨逊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当时出现的航海热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最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早期那种开拓和进取精神，鲁滨逊不遵从他父亲为他指出的富足和安宁的生活道路，不安于在家乡过小康的生活，却以顽强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加入到海外扩张的大潮中。尽管，笛福并没有明确指出他那种扩张的动机，但他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无疑是暗含着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在内的。他贩卖黑奴，是为了经济利益；他在荒岛上的一切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始时是为了生存，但很快就流露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他的思维是彻底地经济化、数字化了的。他总在不断地计算他的所有，随时记录他的“财产”状况（我的粮食现在已经增加到这样多，差不多有二十斛大麦和二十斛以上的稻谷了）。他初到荒岛时虽然发过一些金钱无用的慨叹，但实质上却对金钱的重要性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把从大船上找到的所有钱币收藏起来，最后一个不舍地带回了英国；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当他回到欧洲后，里斯本那位曾救过他性命，后来做了他的代理人的老船长，拿出金币归还他的债务，他一面感动得热泪盈眶，一面却理性地收下金币，并忠实地履行借贷义务，一丝不苟地写收据给他。最令人深思的是，他居然把在荒岛上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巧妙地化作了借贷关系，他按照商业簿记的格式，把自己的幸与不幸一一对应地填写在“贷方”与“借方”两栏中。
鲁滨逊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这种殖民者的特征极其生动地体现在他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上。当荒岛上还只有他一人的时候，他就明确地宣称：“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君主，对这地方具有所有权。”而且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一切”作为遗产留传给子孙后代。当他从野人的追捕中拯救了“星期五”的性命后，立即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奴仆。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是无限膨胀的，当他后来又救出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之后，那种控制和占有的欲念更是溢于言表：
现在我的岛上热闹起来了，我看上去像个国王，手下臣民不少，我时常回味这段快乐时光。首先，整块地方都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具有无懈可击的领土权。其次，我的臣民对我俯首帖耳，我绝对是他们的君主和立法者，因为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搭救的，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都愿意为我牺牲。
后来他帮助来到荒岛附近的那艘英国船船长制服叛变的水手，事前就向那船长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你们在岛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能跟我争权夺势，我给你们的武器，随时有权收回，不能在这个岛上对我和我手下的人有任何歧视和偏见，同时，一切服从我的命令；第二，大船一旦收复，你得让我和仆人免费搭船去英国。
鲁滨逊这种不同寻常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可以说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人和殖民者典型品格的表现。
从宗教的角度看，鲁滨逊还是一个浸透了清教主义精神的人。尽管笛福并没有明确宣称鲁滨逊是清教徒，但他的内心生活却充满宗教的自省，他的宗教思想与清教徒的思想毫无二致。他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圣经》的崇拜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他“天天阅读上帝的语言”，总是在反省自己，是否亵渎了神意，是否没有对上帝为他创造的奇迹而感恩，他引用《圣经》经文达二十节之多，而提到《圣经》的地方就更多。他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看做是神意的指引，庄稼抽出了青绿的茎叶，那是上帝赐予“保命”的“神迹”；他得了重病，那是上帝的“惩罚”；身体终于奇迹般的复原了，那是上帝的“拯救”。从此，他开始祈祷，开始感恩，开始赞美上帝，开始用宗教的内省去规范他的生活，指引他的行为。鲁滨逊的精神生活和他的日常活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二者潜在的丰富性和道德内涵正是当时主宰西方的清教精神的体现。
“经济人”、“殖民者”和“浸透清教精神的人”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鲁滨逊的形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归根结底，鲁滨逊又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品格。难道不是吗？你看，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随时都可能被饿死、被野兽或野人吃掉的、极其危险的处境中，他既不悲观，又不失望，却以十分冷静的头脑，分析有利与不利因素，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以令人惊叹的毅力和奋斗精神，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创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对苦难与艰险有着巨大的承受能力，在危难面前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理性精神。此外，他从不保守，永不安于现状，富有进取和开拓精神。他还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灵，他仇恨野人吃人的残忍，随时准备救助处于危难的人。他救了“星期五”，把他当做自己的仆人，但他对待“星期五”却没有一般主子那样骄横，而是像朋友和父亲一样善待他，教他学说话，教他摆脱野蛮的习俗，开始像文明人那样生活。他还知恩图报，慷慨仗义。当他后来具有了一份丰厚的产业时，他首先报答了那位最初救他命的葡萄牙老船长，他归还了老人给他的一百葡萄牙金币，又免除了他所欠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还委托了他做他在巴西种植园年息的管理人，并保证每年奉送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奉送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他还给在英国时曾经替他保管钱财和管家的老寡妇一笔巨款，并接济生活并不富裕的两个妹妹。并还向修道院捐助了一笔善款。
正如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鲁滨逊基本上是“普通人”的典型，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热爱劳动，肯定个人奋斗的精神，他的所做所想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大差距。可以说，鲁滨逊的形象闪耀着基本人性的光辉，也许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