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头的火光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也渐渐感觉到一种幻灭般的失落：老同学又相聚在一起，发现彼此之间比原来想象的少了许多共同语言，这使得我们有一些惆怅。现在卢瑟福在写小说，而维兰德在使馆当秘书。维兰德刚刚在特贝霍夫饭店请我们吃饭，我觉得气氛并不热烈，席间他都保持着作为一个外交官在类似场合必须具有的镇静。这似乎只不过是三个单身英国男子在外国首都不期而遇罢了，而且，我发觉维兰德身上特有的那种自命不凡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我更欣赏卢瑟福，他已经很成熟，不再是那个皮包骨头、像个小大人似的男孩子。想当年我竟在欺负他的同时又充当他的保护者呢！看来他现在挣钱比我们俩都多，生活也过得挺舒适，这让维兰德和我都有些嫉妒。
还好，那个晚上还不算太枯燥。中欧各国飞来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们好好地欣赏了一番这些巨大的飞行器。傍晚时分，机场的弧光照明灯都亮了，满眼是一片光彩夺目的辉煌景象，仿佛置身于一座富丽堂皇的剧院，其中有一架飞机来自英国。穿着航空服的飞行员踱步经过我们的桌旁，并向维兰德招呼致意。开始维兰德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想起这个人是谁后连忙给大伙儿做了介绍，并邀请他加入我们的聚会。这位快活、风趣的年轻人，名叫桑达斯。维兰德向他致歉说全身上下都穿航空服还戴着头盔的人很难辨认。桑达斯听后笑出声来：“哦，的确，我深有同感，别忘了我在巴斯库待过。”维兰德不太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很快改变了话题。
桑达斯的加入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约10点钟，维兰德便起身到邻近的一张桌子去同别人说话。而卢瑟福突然岔开话题：“哦，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巴斯库，这地方我略知一二，你刚才是不是指那里发生过什么事？”
桑达斯腼腆地笑了笑：“噢，我只不过在那里服过役，那期间曾经历过一点点令人激动的事罢了。”然而他毕竟是太年轻了，还是忍不住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个阿富汗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劫持了我们的一架客机，接着就出了些麻烦事，可想而知，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无耻的行径。那家伙拦住了飞机驾驶员，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接着，脱下他的航空服，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进了驾驶舱，甚至还给地面导航技师们发出了恰当的信号。那架飞机稳稳地起飞之后毫不慌张地飞走了，问题是，从此再也没有飞回来。”
卢瑟福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什么时候的事？”
“哦，大约一年前吧，也就是1931年5月，当时由于爆发了革命，我们正从巴斯库向白夏瓦疏散平民，你可能还记得这事，那个地方的局势不太妙，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出这种事，然而，这事确实发生了。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是衣服的伪装让他得逞的，你说是不是？”
卢瑟福仍然兴趣很浓： “我还以为那种情况下，至少会有两个人负责一架飞机呢。”
“没错，所有普通的军用运输机都如此，可这架飞机有些特殊，原先是为一些印度邦主设计的，是一种小型飞机，后来，印度勘探部门的人员一直用它在克什米尔一带的高海拔地区做探测飞行。”
“你是说这飞机从没有到过白夏瓦？”
“据我所知没有到过，也没有在别的任何地方降落过，这架飞机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当然如果劫持飞机的那个家伙是那一带的土著人，他有可能将飞机开进山里，想把那些乘客当人质去勒索赎金，我猜想他们也许都死了。在前线很多地带，飞机都有可能坠毁，事后就再没听到过任何音讯。”
“是的，我了解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个乘客？”
“我想有四个，三个男士和一个修女。”
“其中一个男的是不是叫康维？”
桑达斯似乎吃了一惊：“这么说，没错，确实如此，了不起的康维——你认识他？”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待过。”卢瑟福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这虽是真的，可他意识到这么说并不恰当。
“从他在巴斯库所做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是个风趣而很不错的小伙子。”桑达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是的，这毫无疑问……可是，那件事却那么离奇……不同寻常……”他神情恍惚，片刻之后又说：“这事好像没有在报纸上报道过，要不然我早该读过有关此事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
桑达斯突然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有些愧疚：“说实话，我似乎说了一些我不该说的东西，不过，也许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是说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事；后来事情也就没有再张扬，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发生的始末，听起来可不大光彩。政府方面也仅仅只是宣布有一架飞机失踪了，并提一提飞机的型号名称而已，这种事不会引起局外人更多的兴趣。”
这时，维兰德又回到我们当中，桑达斯有些歉意地转向他：“我说，维兰德，他们几个刚才一直在谈论‘了不起’的康维，恐怕我把巴斯库的事说出去了，希望你别介意。”
维兰德一脸严肃地沉默了片刻，很清楚他在努力克制自己，他不想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失礼，而且要保全作为政府官员的严正形象。“我倒觉得，”他慢条斯理地说，“把这事仅仅当作一桩奇闻异事的确令人遗憾，我以前一直相信你们这些空军哥们不会这样不守信誉，把事情抖搂出去。”他这么斥责了这个年轻人之后，非常谦和地转向卢瑟福：“当然，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有时，让前线发生的事情带点神秘色彩是必要的。”
“可另一方面，”卢瑟福干巴巴地说道，“人们总急于知道事实真相。”
“对于任何有真正理由需要知道真相的人，这事从未隐瞒过，当时我就在白夏瓦，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和康维很熟吧？我是说，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开始认识了吗？”
“在牛津时有过一点交往，此后也有机会见面但不多，你和他常见面吧？”
“在安哥拉，在那儿驻扎期间见过一两次。”
“你喜欢他吗？”
“我认为他很聪明，但也很懒散。”
卢瑟福笑了：“他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干得很出色，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是学生会里响当当的人物，是获得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并经常获得各种奖励。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的确，他是个不错的多面手，是那种让人觉得会像乔伊特那样成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顶尖人物。然而，说实话，牛津大学分别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当然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那时，他还很年轻，我想他多半是当兵参战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伤或是出了什么事。”维兰德回答道，“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混得很不错，在法国还得了D.S.O勋章，他后来回过牛津大学当了一段时间学监，我知道他于1921年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不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他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务。”
卢瑟福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么说，这理所当然地说明一切喽！历史是绝不会透露荒废在破译野战指令情报密码这种机械的例行公事以及公使馆里的茶水舌战之中的横溢才华的。”
“他是在领事馆工作，不是在外交部。”维兰德冷冷地说道，很明显，他无心打趣，而且，听到这些类似嘲弄的话，也不做任何的异议。这时卢瑟福起身要走，毕竟时候也不早了，我说我也得走了。道别时，维兰德仍旧是那种官里官气的冷静和彬彬有礼，而桑达斯却很热诚地表示希望再见到我们。
天还没亮，我就去赶火车，在我们等出租车时，卢瑟福问我可否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消磨这小段时光。他有间起居室，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我欣然应允，于是他说：“好吧，我们可以谈谈康维，要是你愿意，除非你对他的事已经完全厌倦。”
我说尽管我对康维并不太了解，但对他的事丝毫没有厌倦。“在我大学第一学期的期末，他就离开了学校。走前他确实很关心我，我是个新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些很平常的琐事，但我总也忘不掉。”
卢瑟福表示同意：“没错，我也非常欣赏他，虽然以时间衡量的话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显然，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又远非仅仅通过这么偶然碰面时的三言两语能够评说得出。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遇到过康维，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会对他留下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青年他确实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印象便更富于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很优秀，而且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的成绩时用“了不起”一词来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这一雅号，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流演员；他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讲给卢瑟福，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个贬义词‘万事通’来形容那些广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像维兰德这样的人。对维兰德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他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抖搂出来’，就像是皇帝写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沉默了许久，车子已驶过几个街区。这时，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白熬。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的经历，听桑达斯说起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以前也曾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点儿。而现在有两条小小的理由相信这件事了。我敢说你会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很多时候都在走南闯北，也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是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不会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与维兰德讲知心话，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珍闻》杂志一样。我更愿意跟你谈谈心里话。”
“也许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专家的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应光顾的），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还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想法都说给他听。卢瑟福说道：“没错。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维的烦恼。”
我们到了酒店，他去办公室取来了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都不着边际，而事实上，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活着。”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合时宜。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说到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时常也会不自觉地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喋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其他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们交谈，而且口音很纯正。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么能够判断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是否说得纯正，我们拿这件事和别的事情开了不少玩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这当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那样不太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握手道别之时却真感到一种遗憾，我们偶然的巧遇就到此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几小时之内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就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抛了锚，之后非常艰难地把我们推回火车站，在那儿我们了解到临时替代的发动机不可能让火车在12小时之内到达上海（终点站），中国的铁路上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只好在重庆待上半天时间——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了热诚的欢迎，很自然地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而言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把十足正统的刻板、严肃与非正统的随意宽舒的心境统一在一起，这也未免太复杂了吧？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妨碍，那些修道的人们还不是组成了很快乐的社团群体。到那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坐到我的旁边。席间，他风趣地把法语和英语混用起来与我聊天，然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他们那所引以为自豪的医院。我告诉她们我是个作家，他们也够天真的，竟然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中去。我们从病床的边上走过去，那位医生就向我们介绍每一个病例。那儿非常干净整洁没有一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 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他是康维，我敢肯定是他。不过，要是我稍稍犹豫，稍稍疏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会下结论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是凭着那一时的冲动去冒昧地把他叫醒。我喊了他的名字，还有我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看着我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明确表情，但我可以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轻轻地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这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而且他那双眼睛与当年在巴里欧我们常开玩笑说剑桥蓝的成分比牛津蓝多得多的那一双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是那种让人不会轻易就认错的人——是那种让人一见如故的人。当然，此情此景使医生和修道院长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还告诉他们他认不出我只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愕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我们一起对他的病情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然而他们却说不清康维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个多星期，希望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诱导他恢复记忆。然而却未能如愿，不过他的身体渐渐得到康复，而且，我们谈了很多。
“当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是谁而他又是谁的时候，他很顺从，甚至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显出一种含糊不明的兴奋表情，甚至看上去很高兴与我做伴。我向他提出我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没意见。这的确有些失常，他很明显地缺乏任何一种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准备离开的安排。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的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
“确实，在我看来，看在康维的情面上，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使之成为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拥挤堵塞，当然是指新闻报道的堵塞。
“我得说，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正常的途径离开了中国。先是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刚好当天晚上有一艘客轮要到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去上了船。”
“你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是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的。”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也同意，“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这美好的印象至今也能够很容易让人记起，我仍然把他想作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板球运动鞋的‘青年学生’。 ”
“真可惜，在牛津你没有认识他，他真是棒极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可战后有人说他变了，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可我又禁不住地认为以他的天赋，他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做一个英王陛下手下的小职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伟人的事业，而康维是一个伟人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你我都认识他，我认为当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经历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重逢之时，虽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过去的经历也非常神秘，可他身上那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却依然存在。”
卢瑟福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在客轮上重新找回了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着，那神态似乎有点可笑。
“他清楚地记得他来到重庆以后的一切事情，另外有点让人玩味的是他并没有忘记那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说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兴都斯坦语（也说印度斯坦语）。
“到了横滨，轮船已客满，在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清上近素的钢琴家，途经这里到美国巡回演出，他与我们同桌吃饭，有时就用德语和康维交谈，从这就可以看出以前的康维是怎样外向的一个人，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如果只是一般的接触交往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毛病。
“离开日本数天后的一个晚上，旅客们把清上近素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去听他演奏。当然喽，他弹得十分精彩，他弹奏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施卡拉迪的作品和许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正神情专注地欣赏着音乐，那自然是他过去对音乐有一定素养的缘故。
“到最后，音乐会在听众们一次又一次‘再来一首’的一再请求中延续着，钢琴家也非常和气地迎合着他们，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热情的乐迷围拢在钢琴周围。他又弹了几首肖邦的作品；他看来特别钟爱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向后门走去，身后还跟着一群崇拜者，显然他感到已经为这些乐迷做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时，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康维走过去坐到钢琴前，弹起一段节奏明快的音乐。我听不出是谁的作品，而音乐声却吸引了清上近素，他激动地返回甲板问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康维有些古怪地沉默了半天，然后回答说他不知道。
“清上近素几乎是叫喊着说这真叫人难以置信，而且显得更加激动。康维看上去在全身心地努力回忆着，最后说那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清上近素坚决否认这曲子出自肖邦之手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然而，康维对此事却突然变得愤怒不已，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未曾对任何事情表露过丝毫的情绪。‘我亲爱的朋友，’清上近素辩解道，‘我知道肖邦的任何一件作品，我敢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也许可能写过这首曲子，因为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但他的确没有，请你给我看看有这曲子的乐谱的任何一个版本好吗？’康维认真地回道：‘噢，对了，我想起来了，这曲子从没有印刷过，我曾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所以才知道有这首曲子……我还跟他学到另外一首未曾发表过的曲子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