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廖尔省人跟卡卢加省人有着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这也许会让那些从波尔霍夫县前来日兹德拉县的人大为吃惊。奥廖尔省的庄稼人个头不大，略显驼背，郁郁寡欢，老是愁眉不展。他们住的是窄小的白杨木屋，身服劳役，不事经商，饮食粗劣，穿的是树皮鞋；而卡卢加省的交田租的庄稼人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住的是宽绰的松木房子，个子高高的，神情快活而胆大，脸孔白白净净，做奶油和柏油买卖，逢年过节便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间，在那种稀里糊涂变成了污水塘的溪谷边上。除了寥寥几棵随时供人派用场的爆竹柳以及三两棵瘦巴巴的白桦，方圆一俄里内不见树木。房子鳞次栉比，房顶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恰好相反，大部分都是林木四绕；房子的间距显得较为宽松，排列得也较为齐整，房顶是用木板盖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也不见东歪西倒，不往外倾斜，不会招那些过往的猪来登门做客……对于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比较称心。过上五年六载，奥廖尔省最后一批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将会荡然无存，沼泽地亦将无处可寻；相反，在卡卢加省，几百俄里内林木连绵不绝，沼泽地也占几十俄里，依然有高雅的松鸡在此栖息，和善的大鹬也常常光临，忙忙碌碌的山鹑猛地腾空而起，令射手和猎犬又惊又喜。
我曾以猎人身份去过日兹德拉县，在那边野外遇到了卡卢加省的一位小地主，并跟他混得挺熟。他姓波卢特金，是个猎迷，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实话，他还是有一些弱点的。比如说吧，凡是省里富裕人家的闺秀，他全求过婚，结果到处遭人拒绝，被逐出门外，因此，他常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各个朋友和相识苦诉衷肠，可是照旧把自家果园出产的酸桃子和其他不熟的果子当作礼品奉赠给那些被追求的对象的高堂。他对趣闻非常津津乐道，叨咕个没完，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认为自己说得多么情趣盎然，可惜从未赢得人家一笑。他叹赏阿基姆·纳希莫夫① 的文章和小说《平娜》② 。他说话结巴；将自家的狗美其名曰“天文学家”。他把“可是”念成“可希”，他家里吃的是法式菜肴，据他家的厨子的理解，烹调这类菜肴的奥秘就在于把各种各样食物的原汁原味来个彻里彻外的改造：肉食一经这位巧手料理，其味便变得像鱼，鱼变得像蘑菇，而通心粉则煮出了火药味；可是放进汤里的胡萝卜又全成了菱形或梯形的玩意儿。不过，撇开这些屈指可数的而又无伤大雅的缺点不谈，波卢特金，如同上边所说，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我跟波卢特金相识的当天，他便邀我前去他家过夜。
“离我家大概有五俄里地，”他说，“步行去很远；我们先去霍里家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他的口吃方式来转述吧。）
“霍里是什么人？”
“是我家的佃户……他家离这儿挺近的。”
于是我们便前去霍里家。在林子中间的一块经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里的独家宅院。院里有几间松木建造的房子，用篱笆圈在一起；正房前方有一敞棚，是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我们步入院内。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儿，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
“喂，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那小伙儿答道，一边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吩咐备车吗？”
“对，伙计，备车吧。再给我们拿些克瓦斯来。”
我们进了房子。由洁净的圆木组装的墙壁上没有挂一张苏兹达尔① 的画；房角处摆着一尊沉甸甸的裹着银服饰的圣像，圣像前燃着一盏神灯；有一张前不久被刮洗得干干净净的椴木桌子；在圆木间的缝隙里，在窗子的边框上，既无机灵的茶婆虫在那里游荡，也无疑虑重重的蟑螂在那里藏身。那个年轻小伙儿拿着一只盛满爽口的克瓦斯的大号白杯子，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放有十多根腌黄瓜的木盘快捷地出来了。他将这些食品在桌子上通通摆好，然后倚身门上，面露笑容，打量起我们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小吃打扫光，台阶前已传来马车的响声。我们起身出来。驾车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头鬈发，两腮绯红，他使大劲勒住了那匹肥实的花斑牡马。马车四边围着六个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彼此很相像，而且都像费佳。“全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全是小霍里，”费佳接过话说，他也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正在林子里，西多尔跟着老爸进城去了……要小心，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继续说，“尽量跟快点，送的是老爷呢。不过，到了高坡那儿可得留神，悠着点儿，别把车子搞坏了，不能惊扰老爷的肚皮！”旁边的几个小霍里听了费佳这句有点越轨的逗趣话都轻轻地笑了。“把天文学家放上车！”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喊了一声。费佳开心地把那只强露笑容的狗举了起来，放到马车底板上。瓦夏松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轱辘便滚动了。“这是我们的办事处，”波卢特金忽然指着一所低矮的小平房对我说，“要不要去瞧瞧？”“好的。”“目前它已撤了，”他说，一边下了车，“不过还值得一瞧。”说是办事处，不过是两个空房间而已。看守人是个独眼老头儿，他从后院儿跑来了。“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哪儿有水？”独眼老头儿跑了开去，不一会就拿了一瓶水和两个杯子回来。“尝尝吧，”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里的水可是上好的泉水呀。”我们各饮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躬身施礼。“喂，看来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我的这位新朋友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卖出四俄亩林子给了商人阿利卢耶夫，还算卖了个好价钱。”我们坐进了马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抵达主人的宅院了。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这位霍里跟您的其他佃户分开住呢？”
“原因是这样的：他是我的一个挺有头脑的庄稼汉。大概二十五年前吧，他家的房子烧了；于是他前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济米奇① ，请让我搬到您的林子里的沼泽地上住吧。我会给您付高额租金的。’‘你为什么要迁到沼泽地上住呢？’‘我思谋着这样好；只是请您，尼古拉·库济米奇老爷，别派我去干任何活了，而租金吗，由您来定。’‘一年五十卢布！’‘行。’‘当心，我可不许拖欠！’‘那当然，我不会拖欠的……’就这样他搬到沼泽地住下了。打那时候起，大家都管他叫霍里② 。”
“那么，他发了吧？”我问。
“发了。如今他付我的租金是一百卢布。我也许还要提价呢。我曾对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我说：‘赎身吧，霍里，哎，赎了吧……’可是他这个老滑头硬是咬定赎不起，说是没有钱……这怎么可能呢……”
第二天，我们一喝过茶马上就去打猎了。马车经过林子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所矮房子旁停一下车，并大喊一声：“卡利内奇！”“就来，老爷，马上来，”院子里传来答话声，“我在系鞋子呢。”我们的马车慢慢地向前赶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村外赶上了我们，他瘦高个子，小脑袋稍稍后仰，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张和善的、带点麻斑的黝黑脸孔，我一见就感到喜欢。卡利内奇天天都陪伴老爷去打猎（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背着他的袋子，有时还扛着枪，探察鸟儿在何处栖息，打水、采草莓、搭棚子、跟在马车后面跑；离开他，波卢特金真可谓寸步难行。卡利内奇这个人的性格是顶乐呵的，也是顶和顺的，他不断地低声哼唱歌曲，无所思虑地向四处东张西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的时候便眯起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不时地捋捋那稀疏的楔形胡子。他走起路来不急不忙，可步子迈得老大，还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拐棍。这一天他跟我聊了好几回，伺候我时不见他低三下四，然而他照料老爷真像照料孩子一般。中午时分，天气酷热不堪，我们不得不找个庇荫地方，这时候他领我们到他的设在林子深处的养蜂房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了那间挂着一捆捆冒着香气的干草的小屋的门，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他在自己头上戴了一个袋状的网罩，拿起一把刀子、瓦罐和一块木片，到养蜂房去给我们割蜂蜜。我们喝着掺了泉水的透亮的温蜜汁，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不停的簌簌声中睡着了。一阵清风吹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坐在那扇半开半掩的门的门槛上，用刀在削一柄木勺。我盯着他的脸欣赏了好一阵子，那是一张如傍晚天空一般的温和而明朗的脸。波卢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没有立即起来。在走了很久的路和一阵酣睡之后，安然不动地躺在干草堆上是颇为惬意的：身体显得既舒坦又疲倦。脸上冒着轻微的热气，甜蜜的困倦使人懒得睁眼。最后我们起来了，又一直闲逛到傍晚。晚餐时我们又谈起了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卢特金对我说，“他又热心又殷勤，可惜他没法正经八百地干农活儿，因为我老拖着他。他天天要陪我去打猎……哪还干得了农活儿呢，您想想看。”我很同意他的话，接着我们都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波卢特金先生要进趟城，是为同邻居皮丘可夫打官司去的，听说那个叫皮丘可夫的邻居抢耕了他的田地，还在这块耕地上殴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便独自前去打猎，傍晚前拐到了霍里家。一个老头儿在门口接待了我，他谢顶、矮个儿、宽肩膀、身体壮实，这就是霍里本人。我怀着好奇心打量了这个霍里。他那面容活像苏格拉底：同样的带点儿疙瘩的高额头，同样的小眼睛，同样的翘鼻子。我们一同进了屋。上回见过的那个费佳给我端上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在凳子上坐下来，安详地抚摩着他那拳曲的胡子，同我攀谈起来。他显得很有自尊，言谈举止慢条斯理，不时地从他那长长的小胡子下露出微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