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风一样疯

《像风一样疯》是一个刻骨铭心、狂放不羁的法国爱情故事。其时其景并非虚构，但已烟消云散……

法国布列塔尼青年埃杜阿，在同学雅克家的舞会上与雅克的母亲——美貌非凡的贵妇克洛蒂尔德一见钟情，由此展开了一个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伊夫·马班·谢纳维埃尔，诗人，小说家。1942年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世家，熟悉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多种东方语言。曾在法国外交部负责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大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韩沪麟，1939年出生于江苏，中国著名翻译家和编辑，曾获得法国文艺骑士勋章。

这本书仿佛是作者一生的总结，主线是他年轻时与一位贵妇的生死恋，同时也介绍了他求学时在土耳其的经历、风土人情，以及他在宗教、文学艺术及人生哲学上的一些思考。
由于这本书是我自许今生最后一本译作，作者又是我的好友，所以翻译时格外谨慎，不慌不忙，稳健推进。遇到风景名胜，就找图片来对照，否则很难译得准确。经常在路上，在半夜，想起一个更为恰当的词句，赶紧记在本子上，怕时间长了忘记。
——著名翻译家 韩沪麟

克洛蒂尔德的布列塔尼
在巴黎的求学生涯
伊斯坦布尔的经历
回国
美的诱惑
感情之秋
爱情的冬日
二十年后
午夜最后的笑声

第一章
克洛蒂尔德的布列塔尼
他写了整整一个下午。先前，莱奥蒂娜为他准备、伺候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收拾、洗刷完餐具，向他千篇一律地打了声招呼“晚安，埃杜阿先生，明天见”之后，回了自己的家。饭后，他又写了几个小时。壁炉的铁板上靠着一块柴，前面堆着助燃的柴薪，他不断地添加着，现在柴的余火慢慢熄灭了。尽管壁炉装上了扇形防火罩，为了避免任何火情，他还是没在柴上洒水，否则，壁炉里会发出轻微的干裂声，一时烟雾缭绕。他在办公桌上的一个小小的银盒子里取出一片胶囊放进口袋，在已塞进信笺的信封上写上了收信者的姓名，放在独脚小圆桌的显眼处。每天早上，莱奥蒂娜一到，便会捡起邮件送到村里的邮局去。平时在这个时候，他读几页书，或是听一段音乐之后，便上楼睡觉去了；而今天，他连大门也不锁就出去了，以前莱奥蒂娜曾为此责备他多次，说他太粗心大意了。
6月，落日的余晖挂在天边上，迟迟没有消隐，但旋即被蛰伏已久的黑暗吞噬了。仿佛日月星辰喜欢玩接力似的，当太阳的最后一点痕迹消失之后，迎来的便是一轮放出朗朗清辉的满月和无数颗星星，直到黎明时分，夏日的晨曦又使神采奕奕的星光渐次淡出。
他穿过花园，园子里的青草刚刚被割过。园丁把一扎扎青草收集成堆，等青草稍干些，入仓不会腐烂时，会有工人开车来运走的。草垛此时就像小小的灌木丛，成了夜色中无生命的哨兵。
草头、黄花草、早熟禾在一整天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酸味，与山梅花和忍冬丛散发的浓烈气味混杂在一起，在潮湿的空气中蔓延。埃杜阿缓慢而有节奏地走着，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转动被虫蛀的木栅栏，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记得小时候，总是在木栅栏上一跃而过，从未有过惧色。接着，他踏上一条干巴巴的、略略泛白的土路，在树木的阴影下，进入了一片小树林。
他的祖父，后来他的父亲，曾费尽心血培植这片树林。往日，树林里主要生长着栗树、松树、山毛榉和橡树，又添上了在当地不多见的落叶树或是长叶树种，于是就有了沙棘、桦树、槭树、白蜡树、枣树、欧洲甜樱桃树、花楸，还有几株菩提树，让它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生长。莱奥蒂娜时常摘一些菩提树的花瓣熬药在睡前服用。在灌木丛里的蕨树和荆棘之间，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他们又种上了山楂、黄杨、蔷薇、荆豆、冬青等树种，冬青树叶带刺，可以保护红色的果实——在乡间，乡民听说这种果子有毒性，没人敢品尝——而在树林的边缘，则种了一些核桃、樱桃和李树，便于采撷。夏天，年少的埃杜阿经常站在人字梯上摘果子，放满篮子之后，自己再吃个够。
他吹着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最后一首浪漫曲《夕阳红》一路走着。夜晚在林中栖身的喜鹊尖叫着飞起来。一头只于悄悄做曲线飞行的猫头鹰像一块石头似的从它栖身的山毛榉树上落下，翅膀几乎擦着了埃杜阿的发梢，他本能地举起胳臂护着自己的眼睛。飞禽又飞起来，停在榉树的上端，嘎嘎地叫着，回到它那隐秘的窝。他一向喜欢猫头鹰，眼下受到它的攻击，不禁一阵伤感。他抬起头喃喃自语道：“很抱歉，我的老朋友，倘若你……”说着，他离开了小路。几朵长长的薄云缓缓飘过月亮，树林变得更加阴暗。他穿过树林，无意识地朝他熟稔于心的方向走去，来到一株桉树旁。这是整片林子唯一的一株桉树。那是二十多年前，阿克塞勒回到澳大利亚后，在他生活的达尔文港，把凯鲁亚克的一本书中间的几页黏上挖空，藏了几颗桉树种子，作为庆贺埃杜阿三十岁的生日礼物寄给他的。除了贺词之外，他还附上了一句话：“我在里弗雷小住期间，发现缺少美妙的桉树，而在这里遍地都是，可惜你没时间来看我。这种树在气候凉爽的布列塔尼可能不宜生长，可你是一位魔术师，会让它成活的。你具有点石成金的天赋。”
所有桉树种子里仅有一颗发芽了。这株树比其他许多树种都成长得快。埃杜阿在青苔上坐下，背靠桉树树干，举起胳臂，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摘下几片散发出薄荷香味的树叶，在上面深深地嗅了几分钟。他闭上双眼，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许许多多形象，并且渐次浮现出他的双亲、克洛蒂尔德、阿克塞勒、卡罗琳、雅克、莱奥蒂娜，以及其他不太清晰的脸庞。他瞧了瞧夜光表，快到午夜了。窗户紧闭，漆成灰色的百叶木窗经风吹雨打已经斑驳，莱奥蒂娜把透明窗帘拉起，一束束阳光钻进了这间房间。雅克？德？阿尔格在一张浅色的写字台上发现一本书，书已打开到最后一页，长方形的白纸上写下了埃杜阿想念着的人的名字；在打蜡地板上，散落着未完成的诗稿，都被撕得粉碎。在独脚小圆桌上有一只写上他的名字的信封，已经封好，并且有红笔写上的一句话：请快打开。”
自从埃杜阿决定在巴黎定居之后，他就委托一位女邻——他母亲一直雇用的裁缝——照看布列塔尼乡村的这座房子，它自19世纪初就属于他的家族了。他在老家期间，莱奥蒂娜为他做家务，准备饭菜，照料他的起居，直到黄昏时分，不管天气如何，她都会徒步回到自己离里弗雷三百米开外的小屋；即便埃杜阿在巴黎定居之后，她仍住在自己的家里。她与当地的人都很熟悉。就是她打电话给雅克，告诉他，埃杜阿先生”(不顾埃杜阿反对，她坚持这样称呼)散步还没回来，出门前给他留了一封信。
在我给你写信的当儿，我不知道自己即将做什么。倘若我走了，那是我自愿的。这是很可笑的想法，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在幻想中，我自以为掌握了我们存在的真谛。请别对我的决定太当一回事儿，因为戏剧性的成分本身就已经不那么富有悲剧性的了。我完全处于清晰明理的状态，你无须怜悯我。别浪费你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去了解其原因何在，因为分分秒秒都是珍贵的。如同所有重大行动的真正动机一样，其原因也是隐秘的，对我也一样。你在我的写字台上会发现不多的几个人的名单，以后你将我的消息告诉他们；你在抽屉里还会找到一篇长文，那是我最近几个星期里写的，直到今天晚上才完成。我是写给你的，你如愿意就看看。你的感想将是这篇长文的后续和结论，你也将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唯一诠释者，其中有的地方我本人也不知情。如同所有的生命一样，我的一生也充满悖论、矛盾、信念、怀疑，所有这一切又组成了气味、色彩、不确定和怪异的成分，并且勾出了一条直接而朦胧的线条。你看完长文之后，就把它毁了，同时也把我堆放在书架前的一摞文件毁了，除了一只黑色的文件夹，里面有我家族的档案，你转给你的儿子保尔，自他出世起，我就认定他是我的所有财产的继承人了。他将全权处理我的财产。就说是我说的，告诉他如何认清人和事，要知道，我们最大的悲哀之一就是当我们老了，才确认和发现我们身边的有些人那非同寻常的品质和魅力，我们平时没注意到，直至他们不在人世后才恍然大悟。我希望我的这些话和我的这个托付在你眼中是我始终爱你的最后的明证。我从年轻时代就喜欢上你了，对你的爱在我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你瞧，我在这座房子里的最后一个动作很可能就是封上这封信，在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拥抱你，如同我爱你那样。
埃杜阿
又及：夜晚温馨。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你都会在你熟悉的小树林里的那株桉树下找到我，我睡着了。
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我将爱她，致死不渝。我对勾引技巧、魅力陷阱、花言巧语、深藏不露的占有手段都不感兴趣，我从未担心过什么，况且欣赏谁，进而爱上谁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偶尔，我也会产生爱慕之情，但我觉得这并不影响我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那是我最珍贵的感情寄托。我情感的大门很窄，且极难得开启片刻，这就免使我受到荒唐者的侵略。我不担心自己会被欲火烧着，却担心被五光十色的火焰烧死。我父母的谆谆教导和优异表率，给我上课的基督教徒们教我翻译和热爱的希腊和拉丁古典书籍，对大自然、艺术作品和社会上的人，特别是我对小学、中学、像我一样的寄读生和大学同学的观察，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如何做出选择，默默认定，而不是说三道四；对自己没有把握而他人赞赏有加的东西绝不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我坚信我的喜好所在，对我不知道、也不愿意去看的事情丝毫不放在心上，但绝无轻蔑的意思。我注意到我是一个泛爱的人，唯一不做一个被动者的方法就是预先对人做出严格的选择，他们首先与我息息相关，而且不会听了自欺欺人的言谈之后产生降伏或俘获他人的世俗意愿。猎人与他的猎物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很少，否则就是奇迹，因为被猎物几乎在同时也成了猎人了。在这个原则之下有一个例外，尽管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还是很神秘，那就是孩子与父母亲的家庭关系，这种联系带有血缘性的，尽管家庭里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显得十分脆弱，而且有时还会因亲情不足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任何孩子的叫声都令人动容，自己孩子的叫声则伤及肺腑。
那是1963年9月的一个夜晚。我的最好的朋友，说实在的，也是我唯一的朋友雅克？德？阿尔格邀请我去他家打网球，然后在他家晚餐。他的庄园介于雷纳和维特雷之间，离德？塞维尼侯爵夫人居住的罗歇很近。17世纪，它是在一座更加古老的古堡的基础上翻建而成，基石还是原来的，厚厚的墙由灰色花岗岩砌成，有三个层面，两边各有一座塔楼，一座俯瞰柑园，另一座改建成小教堂，里面埋葬着祖先、族长，以及他们的配偶，家族的其他成员则被安葬在乡村公墓的家族墓穴里。当地的古堡在历次革命期间大都遭受劫掠，但这一座却幸免于难。古堡的大门和漆成白色的窗户都很小，与古堡整体的庄严气派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却能遮风挡雨、抵御严寒。院子的两旁是建于19世纪的附属建筑和牲口棚，并不影响整体的和谐，附属建筑的后面是菜园和农庄，牲口棚的后面则是花园、租田和树林，那是巨大栗园的延伸部分。
夕阳西下，秋天的空气中弥漫着土地收割后休整期温湿而凉爽的气息。夏日已渐老去，但还在挣扎。雅克冲了一个凉水澡后，邀我走进一排相连的三个客厅中的一个，这三个客厅外加一个图书室占据了古堡左翼的整个地面；而一个大餐厅、一个吸烟室、配膳室和厨房则分布在其右翼。二楼全是卧室，都带有卫生间，主人和主妇的卧室最重要，还配置了一个浴室和小客厅。每间卧室护壁板的颜色各个不同，以便辨认。雅克父亲的房间是灰色，母亲的房间是蓝色，他本人的房间则是绿色。他的妹妹约朗德房间的颜色是浅红色。其他客房的护壁板不是漆成茶色，就是漆成白色。
第三层均是单身仆人的房间，屋顶稍矮；已婚的仆人及其家属则在村子里住，不住在古堡。
克洛蒂尔德？德？阿尔格笑吟吟地走进客厅，向我伸出一只手，我轻轻吻了一下。我抬起眼睛，凝视着她。她没有转过头去，与我对视着。
在此之前，在我的生活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女性是我的母亲。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优雅、坚定、施舍而不求回报的典范。她的脸部线条细腻，黑色头发，淡紫色的眼睛，我一生中没见过其他人是这样的。她的脸色有点苍白，睫毛很长，嘴唇微微带点红，无需化妆。她的外形透露出她那正直的个性，对信念的忠诚，对谎言的仇恨，对虚伪、做作、赶时髦做派的厌恶。她的父亲是一位作家，一个挥霍无度的贵族，在抵抗运动中被杀害了。自她结婚以后，就一直住在我现在写作的这座名叫里弗雷的小古堡里。占领期间，一个粗野的德国军官和他的传令兵——一个傲慢无礼的下士征用了古堡，这就使她与我的父亲抵抗入侵者的行动变得更加危险。战前，她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的。女婴出生几个月就得了一种传染病，那时盘尼西林尚未发明，任何药物都没能救治她。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眼中噙着泪花，但不敢问她悲伤的原由。
我的父亲很严肃，有先天的自控能力，对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多愁善感非常反感，认为那是轻率和神经过敏的表现，意味着失去自控能力，并且与他的父亲，以及教会学校那里接受的教育相悖；后来，他也把我送进教会学校读书，我在那里从六年级一直读到毕业。他是律师，与比他年轻的同事在雷纳开了一家事务所，形形色色的顾客与日俱增。他每天早上阅读一页荷马、塔西佗的作品，给狗喂食，在家旁边的花园散步——他定期会在那里种上一棵自己喜欢的树，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们成长，七点整出家门，晚八点回家，来回坐车各需半个小时，里弗雷的安静与事务所的繁忙交替轮回，在他看来十分必要。我的母亲爱笑，但生活缺少乐趣，不过她从未抱怨过，加上外人不明的原因，这些都成了她郁郁寡欢的根由，因此她常常会下意识地长时间凝视卧室窗外的天空、树木和飞翔的小鸟。雨天，她更会想入非非。我至今心中还珍藏着她一次又一次的笑容，感到十分欣慰：我俩在谈论邻居因从事黑市交易发了战争财而得意洋洋时她笑了；我向她转述在学校听来的笑话时她笑了；她向我朗读她的父亲让她阅读的英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时，她也笑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
我的父亲白天不在家，他认为居住在乡下就没有必要旅游了。他整天忙于业务，认为这才是头等大事，所以根本没意识到母亲的生活是何等枯燥。母亲除了我圣诞节复活节放假和两个月的暑假而外，终日与三个农妇为伴，其中一个专门打扫房间，一个打杂，另一个照料花园。母亲在巴黎上的大学，得到生物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年轻女孩中不多见；她在求学期间结交的几个女友，后来也很少来布列塔尼看她。战前，她在雷纳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我出生后，她要管家，又要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她的研究。我在寄宿学校就读后，她再无意重操旧业了。她借口说，到了四十岁，她在科研单位不再有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个说法没人相信，但谁也不知道她做出这个决定真正的动机何在。也许她在等待我的父亲劝导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希望她重新工作，以便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吧。但父亲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认为她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并没有这样说。我倒担心母亲对父亲的礼貌会误解成对她漠不关心。
她始终默默地崇拜着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他的壮烈牺牲伤透了我母亲的心。她的这位偶像人物具有强烈而执着的信念，最终却使他的女儿——忠实的女信徒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文人，浪迹天涯，凭着祖先留给他的财富，年轻时在旅途中挥霍无度，资助过许多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个转念参加了反德抵抗运动，直到牺牲；他的义举让全家人惊愕不已，除了他的女儿。他的死因是受到邻居的揭发，罪名是隐藏了以色列人和即将去德国当劳工的工人。开庭后他被判处死刑，在巴黎解放前的两个月被枪决。揭发者是法国社会党人，后来成了入侵者的帮凶。我的母亲在她房间的橱柜里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父亲的肖像，穿着休闲服，站在一架飞机前，准备登机踏上艰难的旅途，前往莫里斯岛，他定期去那里看望他的朋友马尔考姆？德？夏扎勒；另一张背景呈深褐色，是他们的婚照：母亲头戴宽边的遮阳帽，父亲额头上披了一绺头发，鼻梁上架着圆圆的玳瑁眼镜，母亲细腻而颀长的左手放在男人的右膝上。她此刻已决定离开她钟爱的城市巴黎，与她的丈夫一起到很远的乡下生活了。她的公公是一位退休上校，鳏居，喜欢住在靠海的拉波勒，便把这座家族传承的大房子留给了这对年轻夫妇，这也是一件幸事。
我的母亲从不议论自己的母亲，以免说出对她不恭的话。我曾好几次问我父亲，请他说说他的丈母娘，他都讲得很含蓄，但仅就我得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母亲有权保持沉默。我几乎可以认定自己从未让母亲伤心过，但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生病时，她就亲自做肉汤和甜点喂我吃，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母亲泪眼婆娑的模样。
对于精神分析家而言，否认就是承认最接近的表现形式，但我甘愿承担冒犯他们的风险，不得不说我从未有过占有我的母亲肉体的念头。我接受的教育使我认为母亲是圣洁的，而家族的传统又是不允许长幼不分、过分亲昵的，因此在我的眼中，母亲不可触摸，不可能对她产生荒诞的幻觉。然而，自我出生起，直至贯穿我的一生，我始终需要她，这种需要出自本能，强烈而执着，如同需要空气和阳光。这份独特而温馨的情感直至她的离世就永远定格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独一无二的需求是远远超过欲望之上的。
克洛蒂尔德？德？阿尔格正庆贺自己的三十六岁生日。雅克告诉我该为他的母亲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我送给她两位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尔特和帕韦泽的几部作品，她能阅读原文。她与布列塔尼的一位古堡主人结亲，丈夫比她年长二十岁，他们的婚礼在战争结束前夕悄悄举办了。埃里克？德？阿尔格起初认为克洛蒂尔德少不更事，是糊里糊涂嫁出去的，但他很快便明白她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雅克出生后，她就更想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克成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好学生，他比我早上两年学，在上六年级时，我就成了他的朋友，并且终生不渝。三年后，克洛蒂尔德又生了个女孩，埃里克借用他的曾祖母的名字叫她约朗德；他的曾祖母曾是一个著名的围猎队的女老板，她既是君主主义分子，同时又标榜先进的理念，劝告人们阅读蒲鲁东的著作、支持露易丝？米歇尔、每周虔诚地参加弥撒活动、总是坐在教堂家族专有的第一排、资助无政府主义分子办的一家报纸、每年组织残废军人去罗马并且为他们争得一个与教皇对话的机会、组织围猎活动，在19世纪，这两者并不构成矛盾。
她邀请我坐在一把软垫长椅上，上面的绒布已经磨损。她穿着一件白色开领上衣，一条黑色紧身裤，一双红皮短靴。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神过于大胆了，但我还是盯着她看，想把她的形象珍藏在我的记忆之中，仿佛我此后将永远见不到她似的。她的头发呈栗色，因阳光照射变得更加光滑，几绺发梢的颜色显得更深些，与她那暗红的肤色相得益彰；她的颧骨高高的，光滑的脸颊露出微微的小窝。她的鼻子有点儿鹰钩，高高的额骨上只有一道斜斜的皱纹，在她的右太阳穴上，有一个暗暗的疤痕。她的耳朵紧贴着脑袋，她年轻时耳垂打过的小洞眼已经难以辨清，如今也用不着了。她的双眼放出炽热的光芒，与她的整张脸十分相称，这一个特点在她刚进门时我就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强烈，很少眨眼，神情专注，似乎什么都不能使她分散注意力，从而迫使被她的双眼截获的人不得不报以同样的专注，或是屈从，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而我属于后一种状态。
“您对我们的网球场感觉如何？泥地不如合成地面吧？”
“在法国，优秀的网球手在泥地上打，英国优秀的网球手在草坪上打。我很少玩，而且打得很糟糕。雅克轻易就能赢我。”
“您与他在耶稣教的寄宿学校一起上学时就认识了吗？您也是雷纳大学的学生吗？”
“他学的是法律，我学的是文学。我很遗憾，不像他那样对法律感兴趣。”
“雅克的父亲总认为他太耽于幻想，想纠正他的禀赋。他很喜欢推理，对辩论也有兴趣，好父亲都会传授你们如何能言善辩的。我不知道他学成之后会做什么。听说法学会导致人什么都去试试，甚至做坏事。您瞧瞧罗伯斯庇尔，我的丈夫可对他不感兴趣……”她莞尔一笑又说道，啊，我听说那个‘不可腐蚀的人’被打死了。哦，我走了，待会儿晚餐见。”
我与她同时起身。雅克在一旁迅速在母亲的脸颊上吻一下。
“你从未见过我的母亲吗？”
“没有。我如见过一面，便会终身难忘。”
仆人通报晚餐准备就绪。在巨大的桃花木大餐桌上，埃里克？德？阿尔格坐在一端，克洛蒂尔德坐在另一端，她让我坐在她的右边，雅克坐在她的左边。
“我们的女儿约朗德明年就要高中会考了，”克洛蒂尔德说道，“她在于尔苏里纳女子寄宿学校就读，好像还挺用功。她一向走运，会通过考试的。我本人从不在同一所中学待一年以上，真想指责她几句。我的父亲是一位既温和又严厉的人，他有个坏习惯，就是不断换地方住，带着他的家人跟他一起走。我的母亲对这种无休止的流浪生活厌烦了，一反波西米亚人的流浪习俗，终于拒绝他，在伦敦扎根了。他们离婚判决的结果是她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这种结果并不多见。我的父亲不在家时，她偷偷摸摸带着她的情人来家，名声扫地。她一向对仆人很苛刻，他们也对她没好话说，因此，我的父亲获得了对孩子的监护权。不过在经济上她没吃亏。”
“为什么对我们的客人介绍你们家的故事呢？您平时可不这样，我不认为他对这些感兴趣，何况说这些也没什么好处。”埃里克？德？阿尔格打断她的话说道。
我既不能违背主人的意愿，又不能扫女主人的兴，于是选择了沉默。雅克出面解围了。
“不必介意，爸爸。我已经把我家的情况一五一十说给埃杜阿听过了。”
“那么，克洛蒂尔德，您不必再补充什么了。雅克会介绍得很详尽的。”
克洛蒂尔德笑了笑为自己下了台阶，我也笑了笑以示同情，以此圆场。
椭圆形的餐桌上没有桌布，不过在用各种颜色的草编织的一块块小垫上，摆放着的镶有一条金线的白磁盘、饰以纹章的餐具，以及多菱形水晶酒杯，显示出整体的高贵雅致。
先上来的是土豆沙拉，埃里克？德？阿尔格介绍说是“自家菜园种的”，后上来烤鸡，他又介绍说是“农家放养的”。餐后甜点是苹果和梨，出处明显，不用再画蛇添足了。
埃里克？德？阿尔格那年五十六岁。他的一头金发向后梳，露出星星点点的银丝，衬托着他那张皱巴巴、红扑扑的脸，因饮了几杯威士忌而泛红的酒糟鼻，倒显得很协调。他让我们饮用一瓶上面注有品牌的波尔多葡萄酒，自己用手指抓起一只鸡腿，毫不拘束地啃到骨头，并且邀请我们也跟着他做。
在他看来，从每个人的言谈举止中能看出此人是否会生活，他人是学不来的。他的双手十分细腻，与他那粗俗的动作极不相衬。他的右手无名手指上一连戴着两只戒指，一只是婚戒，另一只是刻有家族纹章的戒指，已经很陈旧了，大概相传了好几代人了吧。
“我喜欢乡村生活，尽可能让这块宅地变得舒适而又有效益。有五十多个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以此为生。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宅地经营好。我希望把它完好无损地留给我的儿子，尽管他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听我儿子说，你的双亲在里弗雷也有一块宅地，离这里不远，我好像看见过。”
“一个小小的庄园，周围有几公顷地而已。我的父亲是律师，母亲出生在巴黎，只喜欢花。连我在内，我们都不会开发宅地。”
“不管当代的历史如何变迁，我们的生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的父辈的生活没什么变化。除了农业器械和肥料而外，基本上一切如旧，似乎人们也不希望有所变化。本地人的精神面貌没变，他们与我的关系也没变。至于我的佃农，他们有时也会有所不满，我很注意他们的情绪，避免冲突发生。我的父亲是贝当元帅在凡尔登参谋总部的军官，所以我也忠于贝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上发生一些报复行动，我也招来了某种批评，但我对地方抵抗组织有过帮助，使我躲过了一劫；再说，克洛蒂尔德年轻，她在言论上又是支持戴高乐的，我的政敌对我也不那么戒备了。毫无疑问，她守住了这个家，自从她决定在这块偏僻的土地上扎根之后，便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它做出贡献。”
克洛蒂尔德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与我一样，您大概对法属阿尔及尼亚的独立感到很困惑吧，”埃里克用毛巾擦了擦手指，口气坚决地说道，“当然啦，这个共产主义化的老盟友只会变得愈来愈糟。”
克洛蒂尔德机械地切割着面包，雅克看着我把嘴里的一块苹果吞下去。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真正的抵抗者。我的父母亲一直是忠于戴高乐的，”我轻轻地说道，“他们与将军想的一样，认为当一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运动成为大多数人的渴求时，我们就不能再反对。”
“您的想法也与他们一致吗？”埃里克反问道。
“在是否支持阿尔及尼亚独立的全民公决时，我投了赞成票。”
“可这原本是法国的几个省啊？”埃里克？德？阿尔格气愤了。“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们习惯称他们为伊斯兰教土著人，难道他们就与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少数犹太人不同，不能算作公民，而只能做法国的臣民吗？我记得拿破仑三世曾经给予他们公民权，而第三共和国又否定他们这个权利，对吗？”
“他们要想成为公民，就得放弃以《古兰经》制定的法律，接受我们的民法。”
“开始会有许多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赞同，他们将对我们与这个民族的关系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倘若随着时代变迁，某些清教徒变成了法国公民了，然而不同社团的规章制度还是不同的，因此所有民族同化的计划都将成为泡影。总而言之，侵占他们的土地以使他们相信我们制度的优越绝不可行。”
“这是为了开发启智这些土著人，让他们有饭吃。”
“多好的借口啊！只是有部分道理。我们总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剥夺他们的财富，强行说是解放他们吧。”
“阿拉伯人不是也用武力侵占了柏柏尔人吗？”
“那是一千年之前的事情了。尽管他们接受了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宗教，还不是反抗不断啊。而路易-菲利普和儒尔？菲利的法国已经与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法国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您不相信我们文明的普世价值了？”“其他人也不真信，接受的同时也自我否定了。也许他们会慢慢接受其中的正面因素吧。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理由怀疑其价值的，因为连我们自己也是将信将疑。”
克洛蒂尔德一直保持沉默，在埃里克批评戴高乐之前决没有丝毫参与讨论的意思。此刻，她飕的起身说道：“我走了，你们用咖啡吧。明天要去打猎，我想整天骑在马背上的话，现在就得去休息了。马纳赫森林枝叶繁茂，荆棘丛生，到处坑坑洼洼。我每次打猎回家都筋疲力尽。您打猎吗，埃杜阿？”
“不会围猎，但我有时会与附近佃户一起去打些斑鸠或是鸽子。我感兴趣的是观察那些猎狗。猎狗嗅到飞禽之后，神情是那么专注，任何人，包括它的主人在内都无法让它分心。我不喜欢杀戮，因此很少开枪。我不愿做一名猎手，倒宁愿成为一条猎犬。”
克洛蒂尔德笑着离开了餐厅。她走得太快，剥夺了我再次吻她的手的乐趣。
在吸烟室，埃里克继续搬出土著人本性难移那套理论，认为他们是不会变的。我不再听他说了。他问我话，我也没有作答，他意识到了。雅克一个劲替我打圆场。埃里克对儿子的言论不感兴趣，一口气吞下咖啡，放下杯子，与我俩道了晚安，也上楼了。
雅克送我回里弗雷。他拿到汽车驾照之后，母亲送给他一辆福特车，他开得飞快。我默默无语，他试图善意地对他父亲的言论点评几句，但我不置可否，他觉得无趣也不作声了。他打开收音机，选择了一个频道，正在转播甲壳虫乐队的音乐会，他们在世界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把我送到我家的大门口，没有熄火。我们像平时分手时那样拥抱作别。我朝他的脸颊吻上去，霎时格外遗憾他的母亲剥夺我一次吻她玉手的权利。
次日，我写了一封“古堡来信”给克洛蒂尔德？德？阿尔格，感谢她的盛情款待。我本想请求她替我向她的丈夫表示歉意，说我有关阿尔及尼亚的言论太极端了。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写了一些礼貌的客套话。她回信给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接着她这样写道：“您年轻有活力，说话简洁而直接，让我深受感动。我应该承认这点。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再次与您见面？”
我也分析不出她写的“我们”与“您”的确切含义。
我当天就回了信，并且开始与她保持了不间断的通信联系，克洛蒂尔德后来对我说，埃里克？德？阿尔格对我们之间的通信开始感到很有趣，后来又有一些迷惑不解。他本人从不写信，要写，就以参议员的身份写给地方当局的各个职能部门为选民说话，而选民们也认为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更大的发言权，比起那些说了也没用的当选人强多了。他的某些诉求还真的被很快处理并且起到效果了，这也许与他每年两次在自家的栗园宴请每任地方长官有关吧。
这些共和国高官会见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是有顾虑的，他们宁愿与富有的古堡主打交道，认为他们是旧社会的另类代表，而他们自己却是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杰出而忠诚的仆人。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篡权来路不正，而历史也尚未做出什么定论，于是就格外关照像埃里克？德？阿尔格先生这样的人，需要他们的支持、尊重，也许还有友谊，而后者表面上客客气气——那是被战胜者的谦卑——实际上对当下的权贵还是瞧不起的。我在写给克洛蒂尔德的第二封信中，提到了埃里克在谈话中曾暗示她对戴高乐表示同情，而这与我们家族的观点是一致的。她的回信没谈及此事，而是提到了打猎。
我们整个下午都在追逐一头鹿，但无功而返。猎狗分不到猎物很生气，沮丧万分。我回到家浑身是泥，累极了。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休息，给您写信。我向您提打猎，肯定让您扫兴。我感觉到您厌恶这一类娱乐，但自我定居在你们的布列塔尼之后，我承认，我已打猎成瘾了。
您读过一位名叫汉姆生的挪威作家写的一本书吗？他同情纳粹德国，您很可能与我一样很不喜欢他，但他的作品却早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作家艺术家也真古怪，他们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伟大作品，而政治倾向却是错误的、低下的，甚至更糟糕。我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聪明才智非但不能替他们赎罪，相反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这本书的书名叫《牧羊神》。我有1928年出版的原著法文版，可借以给您看。到栗园来看我们吧。我虽然在打猎的问题上不能与您保持一致，倒愿意让您看看我的马和狗。
我立马给她回了一封信，完全同意她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并且用委婉的口气表示对围猎行动不能苟同。
秋天到了。雅克去美国两周，他母亲的朋友住在那里。他不在，克洛蒂尔德也不给我写信了，我不明白原因何在。10月，雅克回国了。我们又开始了在雷纳的大学生活，我们住在市中心的同一栋大楼里。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克洛蒂尔德又给我来了一封信。她约我在一家餐馆晚餐。大学生们在每个月的月头，生活费尚未用尽，倒是经常光顾这家餐馆的。
这天，我既读不进书，也无法消遣时光。我走出寝室，晃悠了好长时间，回房间时间尚早，之后又出去，回来时还嫌早，于是敲敲雅克的房门，庆幸他不在，给他留了一张纸条：你总是不在！”晚上到了，我怕碰见他，早早出了门，在餐馆旁的几条街上溜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走进餐馆。
宽敞的餐厅里坐满了客人，人声鼎沸，烟雾缭绕。克洛蒂尔德是常客，被老板安排在她常坐的位置上，一边帮她脱去华达呢外套，一边向她请安，为她递上菜单。
我从不迟到，这次更不会例外，早就在等她了。我起身，又重新坐下，她看也不看一眼，就把菜单递给我说：
“您是我的客人嘛。至于我么，老规矩，阿尔贝，来一小壶波尔多葡萄酒，当然是红的。”她看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仿佛在征求我的意见似的，其实纯属多余。
我要了一份牛肉，一份四季豆。
她要了通常的菜肴：两枚拌蛋黄酱的煮鸡蛋，带血牛排，番茄酱，没有甜点。
“糖会催人老。我们喝咖啡吧，我要浓的，您呢？”
“我也一样。”“您的信使我产生兴趣，现在就对我介绍您自己吧。我希望对您这个古怪的孩子了解得更多些。雅克很少向我提到他的朋友。自从他知道我们通信之后，我庆幸你们能成为朋友。他却变得更不爱说话了。我邀请他与我们一起用餐，他说急着要写一篇论文，我想是法律史吧。”
她说话的口吻自然大方。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说真话。雅克根本没有事，因为他方才邀请我陪他去电影资料馆看一部奥松？威尔斯的电影。我谢绝了，借口说我也要赶写一篇有关索福克勒斯诗剧的论文。我们都说了谎。我们的交谈虽然漫无边际，却是非常诚恳的。
“雅克可能已经对您说过，在文学系，我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古法文。我喜欢读书，读过很多。这是必须的。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历史也有兴趣，特别是拜占庭王国的历史，了解它是如何被奥斯曼人征服的，也对四十年前征服者王朝的兴衰史感兴趣。除了读书，我还喜欢音乐，就是人们说的古典音乐，从杰苏阿尔多到梅西昂，特别喜欢室内乐和唱歌。我不大看文艺演出，倒不是完全不感兴趣，而是没有时间。就这些，您几乎知道我的一切啦。”
“列数自己的爱好往往是掩盖自己主要特点的最隐蔽的手段。您已经打开了便于我们交流的多个途径了。”
她把方才要的波尔多红酒斟满了自己的酒杯，又把我的酒杯斟满了，然后做了个鬼脸说道：
“还有更好的酒呢……”
“您呢？”我壮大胆子问道，除了围猎，我能了解您的爱好吗？”“喜欢听您的议论，我知道您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薄荷烟，没等我效劳，自行点燃了，又给我一支，我谢绝了。“您又少了一个缺点……您总该有几个缺点吧，”她打趣地说道，“完美令我不安。”我的脸红了，对她一番亲近的话没有接下去，这倒不是我清高，而是我不知如何接茬。我一直像个昆虫学家似的在注视克洛蒂尔德，她让我有些胆怯，而她本人倒很坦然。她身上用的一种香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
雅克把您说成是一个社会的孤独者。”
“他讲的没错。在上中学时，他虽然是我唯一的朋友，但我也没有敌人。后来一直如此。其他人不妨碍我什么，我也不怕他们，就是不愿主动接近他们。在大学，雅克仍然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们有几个共同的要好同学。他与我情同手足，但不是双胞胎。我比他大两岁多呢。”
“那么您出生在战火纷飞之时。”
“1942年7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冬季自行车赛场事件，太屈辱太可怕了，人们回避这件事是怕再次蒙羞。”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原籍是犹太人。1935年，她嫁给了一位法国工业家。她被捕后流放，再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是她的婆婆，即从事慈善事业的可尊敬的老太太揭发了她，因为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不是门当户对的妻子。”
“您的丈夫不也支持贝当的吗？”
“他的父亲是军官，在凡尔登受了伤，那是他出于对父亲的尊重而已，他可从未与他们合作过。他是民族主义者，但与他的大部分亲属不同，他不排斥犹太人；倘若有谁干揭发告密的勾当，即便是针对自己敌人的，他也会蔑视这个人。他认为维希政权落入了一帮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和平庸的人手中。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抛弃了维持他这个圈子既得利益的许多陈规陋习，当然不是全部。他知道我的那位美国女友的事情之后，不明白种族仇视从何而来，他说道：说到底，基督还是犹太人呢。’他实际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哪种观点，一旦为多数人接受，他一概反对。我如向他点明这些，他就会生气。”
“您是美国人。我想冒昧问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认识他的？”“也许说来话长。”她又点燃一支烟，斟满酒杯，喝了一口，注视着我——之前，她一直回避盯着让我看——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我整个人生就像是一场决斗。我的思想成分很复杂，常常是对立的，明显是一个矛盾结合体，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了。这与我的遗传有关吗？我的父亲出生在瑞士加尔文教徒的家庭里，这个家族在18世纪就创办了一家银行。我的祖父送我的父亲去美国读书，指望他将来管理自家的日内瓦银行在美国的子公司。他成功了。在这个严肃认真又充满活力的日内瓦家庭里，服从祖父就自然成了家规。我的母亲是法国人，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祖籍在波埃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莱蒙湖畔的依云镇。一天，父亲和母亲各自驾驶的汽车发生了一次轻微的碰撞，于是他们相识了。母亲很美。阿尔卑斯山的空气十分宜人嘛。后来他们结婚了，定居在纽约。我的哥哥与家族传统彻底决裂，参了军，死在珍珠港。我出生在1927年，那年，林白横越大西洋，但不幸的是后来他又站在纳粹德国一边了。我的父亲经常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穿梭，常常带我们一起旅行。我的母亲没有继承家族的传统习俗，与父亲终于分手了。我跟着父亲过。战争期间，他在美国接待了许多欧洲的流亡人士。这样，我就有机会在这些莫测高深的人居住的房子里遇见了让？莫奈、阿莱克西？雷热、玛塔、杜桑，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我的父亲收藏了他们不少作品，既为了帮助他们，也出于自己的爱好。我对现代艺术发生兴趣多亏他，而我的母亲长期住在伦敦，也有此爱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栗园家里的墙上，挂着马克斯？恩斯特、保尔？克里、韩泰伊、苏拉热的油画和马蒂斯、马尔盖、吉安考梅迪的素描，虽然埃里克喜欢古代作品，但也不计较了。我的房间里则挂着比加比阿的油画，我每天睡觉前会看上最后一眼，而在起身前，也会先瞧一瞧。您喜欢当代艺术吗？”“我像大家一样在展览馆参观画展，但对现代的东西所知甚少。我的爱好不出奇，无非就是马奈、德加和塞尚。我想，以后我会对当代的东西更感兴趣的。”
“我上中学时换过好几个学校，最后在纽约的一所法国中学通过中学会考，那年我十五岁，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自满的。那时，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位车手，他是拉力赛的冠军，我就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疯狂地爱他。他同时又热衷赛马，玩马球，在一次去阿根廷的比赛中摔断了脊梁骨死了，我伤心不已。父亲为使我散心，把我送到刚解放不久的巴黎，学习艺术史。我的计划是日后成为纽约一家博物馆的管理员，因为我的母亲认识该馆的创始人。我住在父母亲的朋友家中，就在圣日耳曼区的大学街，我是在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知道有这个地方的。我不爱与人打交道，就像个孤独的寡妇似的。他们很为我担心，于是常常在家举办派对，让我打发时光。在一次晚会上，埃里克？德？阿尔格也参加了，他那时常与日内瓦银行打交道，也常去日内瓦，也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他比我大二十岁，很有教养的样子，有些滑稽，长相不错，有点儿像我的初恋情人。他不惜一切展开攻势，我被感动了，随随便便就与他结了婚，因为我心里明白，我不会有第二次真爱了。他具有一切说服我的父亲的优势：他的年龄虽大，但父亲并不在意；他出身世家，高雅体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体棒棒的，还拥有一座古堡，而我的嫁妆正好用来做维护古堡的费用。他是庄园主，为我上了所有种类的保险。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从欧洲去美国的富有而体面人家的子女与欧洲贵族的后裔联姻是很普遍的。”她喝了一口葡萄酒，点燃第三支香烟。“我得到特许，十七岁就结婚了，十八岁成了母亲，我的新婚丈夫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做了父亲。雅克出生，埃里克很高兴，因为他的姓氏和封号能得以传承，而我对我那英俊的车手的怀念也淡漠了。眼下，我在提到他时，我仍然相信，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被彻底遗忘的。”
她看着我，似乎要我对她的这番话发表意见，我就是默不作声。
“我的母亲在十年前得癌症去世了。她在伦敦慢慢咽气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我经常去看她，尽可能待在她的身边。雅克、比他小两岁的约朗德，以及栗园，都不能长时间没有我。在母亲的请求下，医生没有尽可能延长她的无谓的痛苦，我也没阻止。她的儿子在珍珠港牺牲、离婚之痛、她那失败的感情生活，这些早已让她灰心丧气了。她的不幸麻木了她的感情，以致我有时怀疑她是否真正爱过我。我错了。不幸和痛苦是爱情的两个仅有的真正竞争者，性质完全不同。”
她戛然而止。眼泪开始涌上她的眼眶，她不停地眨眼，试图把眼泪咽下去。我为她又斟满了酒，她一饮而尽，再点燃一支烟，以掩饰她的失态。
我激动极了，在她把打火机放在餐桌上的当儿，迅速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抬起眼睛，注视着我。她的另一种性质的失态倒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我不停地讲述我自己，平时我可不这样。天晚了。您是大学生嘛，我以前也是，但很少想起；我送您回去吧。我的车子就在餐馆前面。”
这个城市外国车很少，因此很显眼，而她开的是一辆白色美国车，就更显眼了。本地市民们为了避免露富而招来嫉妒和闲话，也为躲开税务部门的麻烦，都不买这种车，认为太夸张且俗气。
克洛蒂尔德磨蹭好久才在包里找到车钥匙，我开门请她上车，再把门关上，然后坐在她的右边。她没有径直朝我与雅克住宿的那栋楼开去。我们住的那栋楼是老房子，没有电梯，房主就是埃里克？德？阿尔格。那时我正在找房子，雅克向我推荐时，没向我讲明，我通过中介付了房租。他故意让我住在六楼带淋浴的房间，隔壁就是他自己的房间。
克洛蒂尔德的美、她的性格、她的魅力、年龄，以及她那淑女般的生活方式都使我神往，迫使我保持天性的矜持和羞怯，但我喝得太多，顾不上这些了。我一直在观察她的表情变化，她的手势，就像考古学家发现宝藏那样，在我的脑海里记录下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次声调的起伏、每一个情绪的变化、每一回戛然而止的沉默。
她开了有十多分钟，最后打开红灯，停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大教堂门前。我正在想着如何恰当而真诚地展现我的魅力时，不禁悚然一惊，原来她正向我倾身，吻我的嘴唇，我合上双眼。我感觉到她的红唇离去后，情不自禁一把把她搂在我的怀里。我们坚持了片刻，她挣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对我的冲动一无所知似的，她语调平缓，微笑着说道：
“快去睡吧；不久再见，我会招呼您的。”
汽车轰然而去。像她这样开车的速度，我担心她没开到栗园就会出车祸。我进入自己的房间之前，先在外面转悠几圈，等心平静下来。眼下，我回想起自己初见她时的感受，相信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她了，看来当初我的直觉是没错。我敲了敲雅克的房门，门没上锁。他没有作声。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睡着了。我长时间凝视着他，以前我从没这样做过。自从我与雅克相识以来，我如此激动地凝视着他熟睡时的模样，这还是第一次。我抚摸他的头发。他醒了，睁开眼睛问道：“几点啦？”
“很晚了。没事，睡吧，明天上午见。”他闭上眼睛，还没等我走出去，又睡着了。
我接到克洛蒂尔德的一封信，很简短，以“啊！多么美好啊！”作为结尾。后来她告诉我说，这句话表达她遇见我、认识我有多幸福。可她不知道的是，当时在我看来，这可是通常的表达方式。
雅克，你很早就知道你的母亲和我相爱了。可你从不向我谈起，我对你也只字不提。在我这篇长长的叙述中，你将读到她给我的许多信，你会吃惊，心里也许会难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经历的感情，希望你能更好地认识这位杰出的女性，她出于对身边的人，特别是对你和我的关心，强烈地压制住自己最大的欲望：离开这个家，去别处过别样的生活。倘若她给我写的信让你不快的话，请原谅我，也原谅她吧。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无论白天黑夜。她的脸庞的细节成了固定的形象，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形象非常温馨，不会让我在学习时分心。相反，以前我在阅读古法文的课文时，觉得它没什么用处，有时厌烦到极点，现在可好，变成了一种乐趣，好似古文字学者在破译刚出土的碑文一样。我在古玩商那里买了一匹从亚洲进口的蓝色釉陶小马，寄给她时附了一封信，结尾表达了我的崇敬之情。回音很快有了，我忐忑不安。
……

作者与我
——译序
韩沪麟
一、与中风后的马班重逢
2010年4月，我偕同老伴赴巴黎，住在博斯凯夫人的工作室（她的业余爱好是雕塑），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灶台，上面有四个电炉，一台冰箱，一只微波炉，一张大床，几个柜子和书橱，外带一个卫生间。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周围环境可了不得：博斯凯夫人自她的丈夫——著名作家博斯凯先生去世后，就在靠近埃菲尔铁塔的一个别墅区买了一套房子，在房门对面租下了这个工作室。这是一个高档别墅区，有风格不一、气派非凡的大房子不下二十栋，从外表看年代已久，一定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之前的达官贵人购置，相传至今，成分就复杂了，据说非洲外交官也在里面居住。最值得称道的是，别墅内主干道和岔道两边的高大树木，繁花似锦、绿荫如盖，清晨鸟儿啾啾，特别是远近的鸽子，几乎整天咕咕叫个不停，四周幽静，声音显得格外清脆悦耳。如今博斯凯夫人已经去世近半年了，我无论在哪儿，一听见鸽子的叫声就想起她，不免一阵伤感。因本文的主题是马班，就此打住。以后有机会再叙叙这位温厚善良、睿智明理的老夫人吧。
马班是我在法国最重要的朋友，与他相识近二十年来，我俩通信不断，每次我去法国，也要与他见面许多次，自2004年我们泪别后，就一直没见面。这次去看他当然成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了。
说起马班的家，这里不惜花一些篇幅从头讲起，我觉得不是没有意义的。
记得1992年，我第一次上他家时，他住在市中心特洛加特洛广场附近的一幢高级公寓楼的顶层。法国四层以上的老房子绝大多数都有一架建成后安装的小电梯，他们的楼梯面较宽，楼梯弯道也较大，安得下这种电梯。我乘坐仅能容一两个人的老电梯摇摇晃晃到了第八层，打开电梯门迈出两三步便是马班的家了。门启，一只小猫先来迎接，我进门后它也不肯回家，马班费了好大劲才把它赶进去，原因很简单，动物也怕寂寞，由于马班是单身，早出晚归，小猫实在太厌气了。他的家也就是比较气派的单人套间而已，除了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小卫生间而外，一个大房间隔成两间，小的很小，仅够放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床脚位置放一台电视，四周墙上钉满了放书的搁板；大房间也就二十平米左右，角落放一个普通写字台，一张小圆桌几把椅子，倒是墙上挂了许多画作和家族成员的照片，几个书柜里堆满了书，还有一些名人手迹（有列宁、波德莱尔的亲笔信等），他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哦，我想起来了，一面墙上还有一个壁炉，他好像还生了火，是他特意为我准备，否则我真能忽视，因为感觉不到热度。招待的东西也不外乎这几样：茶、咖啡或饮料，几碟子小食品，与其他法国家庭待客大同小异。说法国人浪漫当然有其道理，其实大部分居家过日子的家庭还是很传统，很刻板的。
他邀请我上他家也就是让一个外国人看看法国单身汉的家，他自己从不起火（早饭在固定咖啡店喝咖啡吃半圆形面包，中午吃食堂，晚上瞎混。数十年如一日。”他如是说）。当然也不会烧饭给我吃，我们聊了几句我就走了。
有个小插曲。我见小猫太瘦挺可怜的，回国后仍念念不忘。我在给他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一句：猫太瘦，多喂些。”想不到数年后我再去他家时，看见这只猫不仅硕壮，而且威风凛凛。他笑了笑对我解答道：“只是把袋装猫粮换成罐装猫粮而已。”
又过几年，我知道他搬到巴黎六区。2000年我去看他，觉得这条名叫斯塔尼斯拉斯的小街不仅地段不及从前，房子也是新建的，哪有旧式公寓那么气派扎实，而他的单身套间又比原先小了一圈，布局还是那样：一间大房间隔成两间，大的十五平米左右，小的仅能容一张单人床，任何什物放不了，脚头照样放了一台电视机。反正每况愈下。
到了2010年我和太太去看他，只见他家的地段、式样、面积又下降一个等级，我悚然一惊。我估计他家的全部面积也就三十平米吧，但他改造得非常合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进门是一条仅容一人走动的过道，迎面是一个马桶间，宽度大致就是马桶的宽；右边安放一张三尺宽的床，与过道一帘相隔，脚头照旧放着一台最小尺寸的平面电视机，顶头与过道垂直的一小块面积作沐浴、盥洗、堆放杂物之用；另一端与过道垂直的一块稍大些的面积，就是他的“书房”（一张写字台，上面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及两张椅子）、厨房（几个电炉、一个小水池、一台迷你冰箱，墙上钉着几个橱柜），厨房边上还放着一张折叠床，以便他发病时有人照应。“书房”和“厨房”之间有一张折叠餐桌，他的亲人来看他时，餐桌展开，勉强可以容三四个人吃饭。马班自2007年退休前夕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才搬到这里，照他的说法，肯定死在这里了”。实事求是地说，对一个行动不便，整天坐在写字台前的残疾人而言，房子虽小也应有尽有了。
他给我们介绍说，每天写些东西，听听音乐，一个葡萄牙钟点女工每天来打扫房间，做两顿极为简单的饭菜；出门必有人陪伴，如有一些社会活动，就请外交部派人接送。下午医院会派专业人员来为他做康复治疗。每星期六，他的女儿会带他的小外孙来看他。他最苦恼的是天气晴朗时，只能在窗口看看，连出门喝一杯咖啡的乐趣也被病魔剥夺了。
这次见面两个小时，尽他一个人在说，政治时事、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我插不上嘴，他说得累，我听得也累。后来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他哈哈大笑，说下次去一定会给我惊喜。我想还是我们请他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喝杯咖啡吧，好在有我的太太扶他，他像以前那样婉拒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着想，其实我的经济状况与九十年代初与他相识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离开他家后，我一直琢磨一件事情：马班是单身，近四十年在外交部工作，还是个干部（约相当于我们的处级），一生节俭，不抽烟不喝酒，何至于晚年却落得这么一个住处呢？固然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认作干儿子的非洲青年要他不时接济，但按现在中国人的标准，也不应该啊！我又如何好意思为人家算经济账，因此这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谜了。以我在法国的观察，住好房子的有产者大都是遗产继承人，一般打工者或公务员，凭其一生积蓄在巴黎能买到一个单身套间或两居室，也不错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到法国国际翻译中心——古城阿尔勒住了十天左右，然后回巴黎参加在伽里玛出版社举行的博斯凯诗歌奖年度颁奖仪式。马班在一个年轻同事的卫护下，拄了一根拐杖颤颤巍巍也到了，会上他请我们择日再去他家。
进他的家门后，看见写字台前的两张椅子中间的小茶几上已经放上了两副刀叉和两块精美的蛋糕，他行动不便，请我们自斟咖啡。那是钟点工特地在转角的大街上买的。用完点心，他就请我们听音乐，光盘早已精选出，摞在写字台上。我们一张接一张听，都是古典音乐，他不时向我们介绍作者、演奏者和作品的内涵，我尚知一二，交谈能勉强进行。余下时间，他总是神情忧伤地静静听着，当他放到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名曲《夕阳红》时，他告诉我们准备在他的葬礼上放，曲调悠扬，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感染力很强。我先前一直与他轻松交谈，这时也不禁黯然神伤，我的太太却已泪流满面了。他与我们告别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二、友谊从1992年开始
20世纪八十年代末，《追忆似水年华》（下称《追忆》）在出版过程中资金面临很大困难，我想到请求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资助，好在我的老家在上海，顺便去那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