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纪(彩图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生前亲自绘图、编定的最后一本书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有魅力的作家、戏剧家和电影编剧。杜拉斯出生在法属印度支那，十九岁回到法国。殖民地的生活经历成为她的创作源泉。七十岁那年，其自传体小说《情人》荣获1984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从此，杜拉斯名声大振，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
写作与爱情，是杜拉斯生命的全部。七十多部作品、近二十部电影、诸多的情人，构成了杜拉斯美丽而传奇的一声。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作家、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模仿的女性。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杜拉斯是一位永远可以被阅读的作家，她的文字和她的面容一样，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苍茫而恒久的美。
《我的世纪（彩图版）》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个故事，作者让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视角叙述100年来有关德国以及德国同世界各国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既有独立成篇的，又有互相牵连的；全书穿越不同时空，使现实和历史互相交织。如1900年德国皇帝派兵出征中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弗兰登战役；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6年柏林奥运会；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4年德军溃退；1970年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前下跪；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海湾战争；1997年克隆羊多利诞生等，它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本书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作者亲自为这些文字创作了相应的绘画作品，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也让读者从画家这个不同身份见识到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丰富性。

君特·格拉斯（1927—2015），德国著名作家。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与《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此外还有《鲽鱼》（1977）、《母老鼠》（1986）、《蜗牛日记》（1972）等作品。1999年他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00年
叙述者：年轻士兵
叙述事件：德国派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
叙述时间：回国举行婚礼之后
我，替换了我的人，每一年都要出现。但并不总是出现在最前排，因为经常发生战争，像我们这些人喜欢撤到后方。当年去打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营在不来梅港列队受阅，我则站在中间方队的最前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施特劳宾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尽管不久前我和莱茜——我亲爱的特蕾泽刚订了婚。
我们列队待命上船，迎着太阳，背后是北德船运公司的远洋大楼。皇帝站在我们前面的一座高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声音在我们的头顶上回荡。新式的宽边帽檐水手帽又称作西南帽，可以遮阳防晒。我们这些人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着一顶特制的蓝色头盔，上面有一只闪闪发亮的雄鹰。他讲到重大的任务和凶残的敌人。他的演说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到了那里，要记住：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接着他又讲到埃策尔国王和他的匈奴大军。他赞扬匈奴人，尽管据说他们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社民党人后来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对皇帝关于匈奴人的演讲竭尽诽谤中伤之能事。最后，他向我们发出进军中国的命令：“为文化彻底打开一条通道！”我们三呼万岁。
对我这个来自下巴伐利亚的人来说，漫长的海上旅行如同炼狱。当我们终于到达天津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早就到了：不列颠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几个小国家的小部队。所谓的不列颠人，其实是印度人。最初，我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幸亏我们有克虏伯生产的五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国人则试用他们的马克西姆机关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魔鬼武器。因而很快就攻克了北京。当我们这个连开进城里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真是太遗憾了。然而，还有几个拳师不肯罢休。这是他们的叫法，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又名“大刀会”，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用拳头格斗的人”。英国人最早开始谈论拳师起义，后来所有的人都谈论拳师起义。拳师们仇恨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把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卖给中国人，不列颠人尤其喜欢卖给他们鸦片。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达的命令那样：不抓俘虏。
按照命令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就在那堵将紫禁城与北京的普通城区隔开的高墙脚下。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是逐一砍头。关于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中并未向未婚妻提过一个字，我写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国式的馒头。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而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历史悠久的斩首。拳师们宁愿被枪毙，因为他们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夹着脑袋在地狱里到处乱跑。除此之外，他们毫无所惧。我看见过一个人，他在被枪毙之前还贪婪地吃着一块用糖浆浸泡过的米糕。
前门广场狂风呼啸，这股来自沙漠的风，经常卷起一团团黄色的尘雾。一切都变成了黄色，我们也是如此。这些我都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并且还在信里给她装了一点沙土。义和团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我拿了一根辫子，寄回家作为纪念品。回到家乡以后，我在狂欢节时把它绑在头上逗大伙开心取乐，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这件从中国带回来的小礼物烧掉为止。“这种东西会给家里带来鬼魂。”莱茜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这么说。
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1901年
叙述者：在旧货商店找到三张旧明信片的人
叙述事件：乌泊塔尔的悬空缆车通车
叙述时间：六十年代以后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我总是在旧货破烂里面东翻西找。在沙米索广场有一个商人，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招牌，他声称卖的是古董，在他的破烂废物里的确也深深隐藏着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几件稀奇古怪的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五十年代末，我在这里发现了三张明信片，是用一根细绳子捆在一起的，上面的主题分别是清真寺、墓碑教堂、哭墙，已经失去了光泽。邮戳是1945年1月在耶路撒冷盖的，要寄给住在柏林的一位贝恩博士，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邮局未能在柏林的废墟中找到这个收信人——这一点可以通过上面的一枚印章得到证明。幸运的是，设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的收藏中心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文字贯穿三张明信片，中间用线条勾画了许多小人和彗星，字迹很难辨认，全文如下：“时代是多么令人震惊啊！今天，在三月的第一天，当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纪迈着僵硬的腿跨出引人瞩目的第一步时，你，我的野蛮人，我的老虎？，正在远方的热带丛林里贪婪地盯着肉食，我的父亲许勒用他那只厄伦史皮格尔的手拉着我，为了带着我和我那颗脆弱的心，登上巴尔门至艾尔伯费德的悬空缆车？，开始它的首次运行。越过黑黢黢的乌珀河！这是一条钢铁铸成的巨龙，千万只龙爪在河上盘绕翻腾，信奉《圣经》的虔诚的印染工为了可怜的工资，用他们染色的污水染黑了这条河。悬空缆车不时地伴随着隆隆巨声从空中飞过，巨龙的一只只沉重的环形脚爪发出阵阵呼号。啊，我的吉塞海尔，在他的甜蜜的嘴上，我曾经体验过多少永恒的幸福，你能否和我，你的苏拉米特，——也许我该是王子尤素福？——一起飘过冥河斯蒂克斯，它是另外一条乌珀河，直到我们在摔落的时候变得年轻，融为一体，烧成灰烬。不，我已经在圣地获得了拯救，并且把我的一生完全许诺给了救世主，而你则至今依旧迷失茫然，背叛了我，冷面无情的叛徒，野蛮人，这就是你。悲哀的哭号！你是否看见了游在黑黢黢的乌珀河上的那只黑天鹅？你是否听见了我在蓝色钢琴上弹奏的那首如泣如诉的曲子？？我们现在必须下车了，父亲许勒对他的埃尔泽说。在人间，我在他的眼里通常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现在，虽然人们都知道，乌珀塔尔悬空缆车第一期长约四点五公里的路段，隆重交付公共交通使用的那一天，埃尔泽·许勒？已经不是孩子，而已年满三十，与贝尔特霍德·拉斯科结了婚，并且是一个两岁儿子的母亲。但是，年龄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于她的愿望，因此来自耶路撒冷的那三个生命的征象——寄给贝恩博士，贴足邮票，在她去世前不久寄出——肯定对一切都要知道得更多。
我没有怎么讨价还价，就为这三张重新用细绳子捆起来的明信片支付了一笔昂贵的价格，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朝我眨了眨眼睛，他的旧货总是格外特别。
……

译者序
作为译者，能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而有幸与作家本人相识，并且保持多年联系，更是一种令人珍惜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最初读到格拉斯的作品，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当代德语文学选读课本里有《铁皮鼓》的章节，也从文学史和作家词典里了解到格拉斯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一九七九年九月，格拉斯偕夫人访华，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且朗读了他的作品《比目鱼》部分章节。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有幸第一次见到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大作家，可惜的是，当时笔者根本就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听众去为一个前来访问的外国作家捧场。格拉斯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散文《头脑中诞生的人或德国人死绝了》。二十年后，笔者有机会亲耳听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回忆了这次访华中的一些有趣的事。
一九八七年，笔者在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当德语文学编辑，当时编辑部决定当年重点介绍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杂志出一个作家专辑，他们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苏联作家安？沃兹涅先斯基，意大利作家意？卡尔维诺，保加利亚作家安·古利亚什基，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和联邦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格拉斯作为战后最著名的两位德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名气很大，尤其是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的影片《铁皮鼓》在我国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作为作家，格拉斯的作品除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中选译刊登了几千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恐怕有以下两点：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因此理解和翻译的难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铁皮鼓》和《猫与鼠》，内容较多涉及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德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格拉斯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一九五九年德国不来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予的不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猫与鼠》出版之后被指责有“淫乱”和“色情”的描写，最后作家和批评者只好对簿公堂，法院作出裁决禁止批评者继续发表有损格拉斯名誉的言论，一九六五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在颁奖的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因此，格拉斯只有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文学》根据刊物的篇幅选定了格拉斯的大约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并在一九八七年初向外界发布了六个作家专辑的主要内容。编辑部先后约请了几位知名的德语翻译家，但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落实，一拖就到了年中，再确定不了译者，恐怕就连本年度最后一期都赶不上发稿了。《世界文学》当时的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大胆地选择我和友人石沿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合作完成此任。我们俩临“危”受命，诚惶诚恐，经过三个多月的通力合作，终于按期完成了这项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的任务。“格拉斯专辑”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作家。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请格拉斯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不久，笔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写道：“在完成了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想写一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体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项详尽的史诗般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了。”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发表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的最前面。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专辑”的装帧设计，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先生将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格拉斯的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成一张独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选用了格拉斯本人设计的《猫与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则是格拉斯的四幅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作品。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笔者第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新作《辽阔的田野》。朗读结束后，笔者递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当笔者询问他如何评价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很满意”，并请笔者转达对高莽先生的致意。
笔者以后虽然又曾几次见到过格拉斯，但都是时间短暂、环境嘈杂。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笔者应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STEIDL出版社之邀，来到哥廷根参加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一书的翻译研讨会。为了保证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著译成外文，格拉斯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这种活动。在整整三个工作日里，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乌特、《我的世纪》一书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格拉斯的学术顾问和《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务负责人海尔梅斯、《我的世纪》一书历史顾问米舍尔，向来自丹麦、挪威、荷兰、芬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伊朗、韩国、希腊、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译者解答了翻译《我的世纪》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在举办翻译研讨会的时候，《我的世纪》这本书尚未出版，当时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好几家甚至计划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绝大多数译者也是由各国的出版社资助赴会的。译者们大约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长条清样，许多译者都是据此翻译初稿，然后再按照最后一稿的校样进行校对。翻译研讨会的第一天，参加者得到一份作者在此期间又作过许多修改的长条清样。在研讨会上，作家甚至还对个别地方字斟句酌，然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他的慎重和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看见译者们在个别词句上犯愁的样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当译者”，同时也坦诚地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考虑译者，因为那样将会使作品失去色彩。这种作者和译者的聚会就像是一种补偿。”对于一些非常具有德国地方特色的词句，作家鼓励大家“比较自由地翻译，选择各国的可以产生联想的词汇”，但是他在一些自己特有的语词的用法上则显得非常固执，甚至要求译者们做出选择：是愿意相信他还是相信《杜登词典》，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大家都更愿意信赖这位作家，而不是那位语言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文学名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的发展，事实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用法已经被收入新版的德语词典或者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他结合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了部分章节，七十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朗读的，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早年学过石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真是眉飞色舞，令人大开眼界。每天，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除了午餐和短暂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们这十多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译者在一起。作为一个名气很大的作家，格拉斯丝毫也没有名人的派头，对译者们表现出的尊重和理解，让大家尤其是几位初次认识作家的译者颇为感慨。晚上，他和夫人同我们一起晚餐，总是到午夜才散。席间，作家幽默、睿智的谈吐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译者，而且吸引了邻桌的客人，就连跑堂的几位小姐也忍不住驻足旁听，最后为我们每人免费送上一杯酒水以示感谢。参加过历次翻译研讨会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代表所有译者向作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奥尔加德先生本人也是作家，兼任国际笔会丹麦分会主席和嘉士伯基金会主席，他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并且曾经受到作者本人公开的感谢和赞扬（见《格拉斯选集 小品和讲演》第三卷，第449页）。他的讲话是一篇按照《我的世纪》的风格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短短千把字，交代了这次翻译研讨会的由来以及进行过程中发生的给每个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巧妙地引用了书里的一些典故，含蓄地批评了德国文坛曾经出现过的将《辽阔的田野》一书“撕成两半”的往事，同时还很诙谐地把自己一家和格拉斯夫妇多年的交往拿来调侃了一番，引起在场者的阵阵掌声，也可能因为他是从一本像“中国的袖珍笔记本”似的薄薄的书讲起的，所以格拉斯当时就建议笔者将这篇“优美的散文”（格拉斯的原话）译成中文发表。
这次聚会自然也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哥廷根日报》在头版版面提示栏目中以衬底粗体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读者阅读文艺版对这次活动的专题报道：“关于义和团起义，来自中国的蔡鸿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当君特·格拉斯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纪》里写到Mousseauchocolat（法式巧克力甜点）、Pflümli（李子酒）、Kalbsgeschnetzeltes（切成小块的小牛肉）时，这位中国人则需要得到欧洲同行们的帮助。……每一位译者都必须克服不同的难题，欧洲的背景给来自韩国的金亨起带来了最大的困难……而正在将该书译成加泰隆语的皮拉尔？艾斯特里希则认为最困难的是各种不同的方言。”3-SAT电视台以及全德性的报刊《时代》周报、《焦点》周刊、《明星》周刊等都作了报道，因为格拉斯正巧坐在笔者和韩国译者金亨起先生之间，因此我们两个译者也非常荣幸地多次登上了德国报刊。由高莽先生根据照片以传统中国画技法精心绘制的格拉斯肖像画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译者留影。有位记者抓拍了一张作家站在这幅画像前回答提问的照片，后来被登在德国最大的时事周刊《明镜》上面。高莽先生已经为近百位中外著名作家绘制了肖像画，绝大部分还有作家本人的题词。受高莽先生之托，笔者请格拉斯先生在画上题词，他略微迟疑后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在翻译研讨会的第三天，格拉斯将《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人”，题写在自己的肖像画上。告别的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同操一种语言同格拉斯夫妇话别祝福。短暂的相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笔者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早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就将《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安排在漓江出版社。当时漓江出版社的社长是聂震宁先生，是他亲笔签下了这份版权合同，并且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媒体和读者的高度赞扬。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笔者从STEIDL出版社得知格拉斯即将出版新作的计划，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收到出版社寄来的长条校样，有幸成为读到这部新作的第一个中国读者。在三月下旬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格拉斯首次朗读了《我的世纪》的部分章节。《我的世纪》正式销售的日期定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同时推出两种版本：即三十二开本的文字版和大十六开本的插图版，插图版中的一百幅配合故事内容的彩色水彩画全部由作者本人绘制，格拉斯年轻时曾立志以绘画为终生职业，上过艺术学院，他的版画、水彩画、雕塑作品均属专业水准，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文字版首版印了十万册，立刻成为德国文学类十大畅销书之一，在瑞典科学院宣布将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拉斯之前就销售了近二十万册，这一消息发布之后，该书的销量飙升，曾经有好几周排名第一，以后徘徊在第三位或第四位，到年底为止销售量已经超过四十万册。《我的世纪》瑞典文本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在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瑞典售出了一万六千册，这本书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均曾排名文学类畅销书榜第一位或第二位。《我的世纪》的插图版也很受欢迎，并且因出版社印刷能力的限制一度脱销。
《我的世纪》这本书，从体裁上来说，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作者本人称之为“故事集”，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九九年每年一章，以“我”的口吻，或者通过当时的对话、书信、广播等形式，回顾或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涉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体育各个领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一幅二十世纪德国的全景图。作者在翻译研讨会上对译者们说：“《我的世纪》这本书是否对读者要求过高？普通的德国人会有许多地方读不懂。这本书促使老年人回忆，也让年轻人从历史中有所得到。我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历史，后半部分是后果。这本书里有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对德国政治、历史、文化、技术、体育的直接或间接的思考。”的确，书中涉及到德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其背景之复杂大大超出普通读者的知识范围，尤其是因为作者有意在文中隐去了很多当事人的名字，德文原著里又没有任何注释，因此就连很多德国读者也很难完全读懂，对于外国读者，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读者，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每章篇幅很短，文体各异，个别年份整章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句话，如果按习惯做法在正文中加注释，势必破坏叙述的连贯性，所以作者多次重申反对外文版在正文中加注释。因此，欧美的一些外文版本干脆放弃注释，亚洲的一些译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借助各种资料，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在正文之后增加注释的做法，这样，读者可以先读完正文，然后再通过参考注释增加对作品的理解。
在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安排上，可以说，作者是煞费苦心的。他根据历史顾问米舍尔提供的资料，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历史事件并且加以仔细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没有一页没有研究过出处”，许多细节均以事实为据，不少人物还是作者本人熟悉的，即使在书中没有引用历史人物的原话，也都是根据他们的作品剪辑组合的。每章涉及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该章标明的年份，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编排，而是根据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提前或推后，或在一年里叙述前后相隔长达数十年的相似的事件，通过在叙述中提到的其他事件和有关人物，向读者作出提示，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是在内容上却前后呼应，相互映衬，让历史自己“证明自己是反刍动物”，或者将一个历史时期分成几段，比如，通过瑞士某研究所的女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中期安排反战作家雷马克和美化战争的作家容格尔之间的一次见面，让这两个对战争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追述了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战地记者回忆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一次战友聚会，转述了这些前战地记者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自当年所在的战场上目睹的重要事件，六十年代后半期，大学生们从要求进行高校制度改革发展成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进而成为一次对联邦德国战后的文化思潮、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史称“大学生运动”，“六八年”成为这一运动的代名词，作者安排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的“激进的六八分子”，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一堂“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由讲课内容产生联想，反思了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的迷惘和转折，这三组由好几章叙述一个历史时期的编排在书中显得十分独特。
格拉斯的作品，从语言上来说，即使是对于那些以德语作为母语的人也是很难读懂的，不仅遣词造句独具一格，而且往往是一个句子套着一个句子，在《我的世纪》里有些篇章甚至全章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连环套句，为了区别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突出不同的时期，作者刻意选择了许多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有些篇章则全部使用方言，个别单词即使是在词汇最全的德语词典里也查不到，幸好有作者本人的权威解释，否则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读过格拉斯德文原著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第一句话往往看似简单但却很难翻译，有几部作品甚至可以把这一句话当成是全书中提纲挈领的句子，据格拉斯的学术顾问诺伊豪斯教授介绍，格拉斯几乎总是在整个作品完成之后才决定这部作品的第一句话。《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的德文是“Ich，ausgetauschtgegenmich，binJahrfürJahrdabeigewesen”。在哥廷根的翻译研讨会上，译者们首先就问到这句话，在听了作者的详细解释之后，大家相互介绍了拟用各自的母语翻译表达的方式。笔者经过反复推敲，在多种表达方式中间选择了现在的译法，老实说，笔者对这样翻译并不满意，但在交稿之前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法。笔者敬请读者提供更好的译法，以便将来再版时修订，在此预先表示感谢。
……
因为本人德文水平有限，因此，虽然竭尽全力，但对原文的理解尤其是对作家故意采用的某些方言和古词的处理，仍然和原著存在一定差距。欢迎读过德文原著的读者不吝赐教。
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世纪》（彩图版），笔者对全书又做了一次校订。
中文版注释由译者添加，参考了由奥拉夫·米舍尔（OlafMischer）先生提供的《我的世纪》德文注释、达尼艾拉·赫梅斯（DanielaHermes）女士提供的《我的世纪》德文年表、达尼艾拉？赫梅斯女士整理的“《我的世纪》作者-译者研讨会（1999.3.29-1999.3.31）纪要”。特此谨表谢意。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中文版在每个章节的前面添加了说明文字，交代了“叙述者”、“叙述事件”、“叙述时间”，特此说明。
蔡鸿君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日 写于德国奥芬巴赫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修改于德国尼德多费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