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花(张晓风执笔50周年纪念版)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张晓风

☆ 华语十大散文家之一张晓风，执笔50周年全新精选集。

☆ 余光中、蒋勋长文推荐：以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写满人生世事的美好与温暖。

☆ 精选《遇见》《行道树》《我喜欢》《初心》《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等名篇，其中《行道树》《我喜欢》等文章被多次选入语文教材。

☆ 张晓风的文字像沸水中复活的春茶，洋溢着空灵温暖的情感，蕴含着对人生美好的珍惜，以及领悟尘世之后的执着。

☆ 从一朵花中识得生命，也发现心中涌动不息的力量。愿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不知有花》是张晓风执笔五十年的全新散文精选集，收录了《不知有花》《遇见》《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等文学价值极高的文章，还特别挑选了《行道树》《我喜欢》等被选入语文教材的佳作。

张晓风的作品往往洋溢着一种空灵而温暖人心的情感，主题内容包括自然的美丽和对万物的敬仰，家的温馨和对亲人的牵挂，生活的美好和对生命的珍惜，有温暖，有感恩，有领悟，有释然。

余光中称其为“华语世界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蒋勋更盛赞她的文字像沸水中复活的春茶。

张晓风，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国学及文学创作五十余年。2009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创作荣誉文艺奖章，为享誉华人世界的古典文学学者、散文家、戏剧家和评论家。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你还没有爱过》《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星星都已经到齐了》《送你一个字》《玉想》等，戏剧《武陵人》《和氏璧》等。

这些近三十年前都读过的文字，在春茶的新新的喜气得意的滋味里，一一在沸水中复活了。

——蒋勋

在风格上，晓风能用知性来提升感性，在视野上，她能把小我拓展到大我，仍能成为有分量有地位的一流散文家。

——余光中

晓风的智能是一种洞悉与悲悯的智能，她的爱是一种执着与坚毅的爱，她的同情是一种无私与绵远的同情，她的力量，是一种收敛自如的光芒。

——席慕蓉

我们周遭，有多少奇事异人，只须用慧心一照，用彩笔一挥，宇宙大千，嫣然多彩多姿美不胜收，晓风教授这册佳作在这要点之上启发无限，功德无量。

——李霖灿

01 序一部分的我

壹 种种有情

002 遇见

005 我在

011 种种有情

019 种种可爱

026 当下

029 我喜欢

038 戈壁行脚

049 步下红毯之后

055 一句好话

贰 生命丰盈

062 遇

068 我有

072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074 错误

079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081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086 描容

093 初心

叁 万物有灵

100 不知有花

102 行道树

104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123 雨之调

126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130 星约

140 一山昙华

143 春之怀古

145 月，阙也

肆 厨房与爱

150 大型家家酒

160 初绽的诗篇

177 母亲的羽衣

183 不识

187 绿色的书简

195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197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202 矛盾篇之一

伍 人世几回

208 给我一个解释

217 劫后

221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224 半局

235 皮，多少钱一片

238 矛盾篇之二

243 矛盾篇之三

陆 特别收录

250 亦秀亦豪的健笔 / 余光中

260 重读晓风《玉想》，兼怀李霖灿老师 / 蒋勋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而今日，我只能与当世之人在时间的长川里停舟暂相问，只能在时间的流水席上与当代人传杯共盏。

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

果真可以活一百万年，你尽管学大漠沙砾，任日升月沉，你只管寂然静阒。

七月的山色如江南荷田，那绿色是上天一时的恩旨，所以格外矜贵。

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异物。

蝉鸣浮在市声之上，蝉鸣浮在凌乱的楼宇之上，蝉鸣是风，蝉鸣是止不住的悲悯。

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它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理解它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唯一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

是的，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否则我们不会在春天勤生绿叶，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

当夜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红灯绿酒。而我们在寂静里，在黑暗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无论如何，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如果别人都不迎接，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

这时，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了过来，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这就是我们最自豪的时刻了。是的，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了，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视的清新。

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最快乐的，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虽然我们放弃了它。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

故事说完了，四下寂然，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可是，我听到了它们深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故事至少感动了它们自己。然后，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

序

一部分的我

我不喜欢写小传，因为，我并不在那里面，再怎么写，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

一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但对它颇有好感。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叫香榧子。

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对这个生日，我也颇感自豪，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所以年年放假。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忌日，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几天后才被发现，算来也就是三月底吧！

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

二

父亲叫张家闲，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但在这以前，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小张庄在一九八○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一九九一年被联合国授予环境保护“全球500佳”——编者注）。

母亲叫谢庆欧，安徽灵璧县人（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据说灵璧的钟馗像最灵。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族人，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因藏在壁中，得避一劫，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一九九七年，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那里有个解家村（谢、解同源，解姓是因避祸而改的姓），她听她父亲说，几百年前，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

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仲秋时节，有位解姓女子，家有一株柿子树，柿叶和柿子竞红。她强拉我们坐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吃”的，而是“喝”的，连喝了两个柿子，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

家谱，是找不到了，胶南之行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是解姓女子送的。吃完了花生，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

三

我出身于中文系，受“国故派”的国学教育，看起来眼见着就会跟写作绝缘了。当年，在我之前，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不料在我之后，情况完全改观，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我大概算是个“玩阴的”改革分子，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就作旧诗，就填词，就度曲。谁怕谁啊，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艺多不压身。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都为我所用。

四

在台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山文艺奖、台湾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前两项是官方的，后一项是民间的，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我的丈夫笑我有“得奖的习惯”。

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幼狮文艺”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

台湾刚“解严”的时候，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不知怎么找上我，他问我“解严”了，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我说没有，我写作一向自由，如果有麻烦，那是编者的麻烦，我自己从来不麻烦。

唯一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剧本叫《自烹》，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出了事他们准丢官。其实身为编剧，我对讽刺时政毫无兴趣，我想写的只是人性。

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和氏璧》在北京演出时，座中也有人泣下，因为卞和两度献璧、两度被刖足，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其实，天知道，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

五

我写杂文，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不免十分得意。

龙应台的《野火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不过在《野火集》之前，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算是一种闷烧吧！

六

我的职业是教书，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

我教两所学校，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前者是所医科大学，后者是我的母校。我在阳明属于“通识教育中心”，在东吴属于中文系。

我的另一项职业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占掉我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如今他们一个在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读化学，一个在美国东岸纽约大学攻文学，我则是每周末从长途电话中坐听“美国西岸与东岸汇报”的骄傲母亲。（这篇文章是十几年前写的，现况是，他们皆已得到学位回台就业了。）

我的丈夫叫林治平，湖南人，是我东吴大学的同学。他后来考入政大外交研究所，他的同学因职务关系分布在全球，但他还是选择了在中原大学教书，并且义务性地办了一份杂志。杂志迄今持续了四十多年，也难为他了。

七

最近很流行一个名词叫“生涯规划”，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道理，无非是每隔几年换个名词唬人罢了！人生的事，其实只能走着瞧，像以下几件事，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

1. 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

2. 我生为女子；

3. 我生为黄肤黑发的中国人；

4. 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

至于未来，我想也一样充满变数，我对命运采取不抵抗主义，反正，它也不曾对我太坏。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写什么，一切随缘吧！如果万一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呢？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哪有酿酒之人在酒未酿好之前就频频掀盖子示人的道理？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会跨步而行，或直奔，或趑趄，或彳亍，或一步一踬，或小伫观望，但至终，我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