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世界的经营者

被误读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一代大师，德鲁克留给人类最后的财富。

企业被毫无觉察的通货膨胀榨干——在利率高达17％的情况下，超过4年的投资已经毫无价值；
成长需要投资，而利润只是错觉；
中小企业必须专注于技术、产品和市场，避免分散精力；
一个投机的时代通常总是会导致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变革；
未来在能源、环境、食品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所需的资本投入长期来看非常可观；
良性增长与恶性增长——人们曾对增长顶礼膜拜，任何增长都被认为是好的。企业不一定要争做第一，但是企业必须在自己的市场中有足够的领导地位。

彼得·F·德鲁克，社会思想家，集作家、顾问、教授于一身。1909年11月1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一生著有41部巨作。1939年出版《经济人的末日》，受到丘吉尔高度赞赏。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则奠定其大师级的不朽地位。之后的一系列著作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因而他被尊称为“管理学教父”。但其本人则坚持以“社会生态学家”自居，通过管理的哲学思想贯彻落实“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 愿景。
2002年获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2005年11月11日辞世。享年95岁。

导读 前言
第一部分 经营者日程表
管理他人的时候，以身作则远比说教和各种规章制度更为有效。如果缺乏榜样的示范作用，再动人的说教和再高明的政策也无济于事。“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我做的做”是门外汉和顾问们的座右铭。高效的经营者知道他的下属会按照老板的做法去做事，却未必会按照老板的说法去做事。
第一章 让企业规避通货膨胀
第二章 管理计分卡
第三章 小企业如何避免“成长的烦恼”
第四章 经营者的薪水过高吗
第五章 论强制性的执行官退休制度
第六章 董事的真正职责
第七章 信息爆炸
第八章 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

第二部分 企业绩效企业绩效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标准答案应该是盈亏状况。但人们又是怎样衡量盈亏呢？每个人都会提到利润——在一些人看来它是经营者的“圣杯”。在另一些人看来它是个肮脏的世界。但利润到底是什么？对于一个企业，它的经营者、投资商以及雇员如何知道企业账面利润是良好还是不足？实际上，很多企业管理层吹嘘的利润新高都没有包含真实的可辨认成本、通货膨胀影响，以及滞留成本——已经产生但要以后才偿付的成本。第九章 利润的假象
第十章 十年投机的后果
第十一章 资本生产率的管理
第十二章 六个持久的经济神话
第十三章 对经营绩效的测评
第十四章 为什么消费者不消费
第十五章 良性增长和恶性增长
第十六章 美国的“再工业化”
第十七章 劳动者收入过高的危害

第三部分 非营利部门大部分人没有听说过“管理”这个词，但他们听说过“企业管理”。管理作为一个功能，作为一种权力和职责机构，作为一个学科，最初是被当做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定义和研究的。但这只是历史的偶然，并且主要是在美国。事实上，管理是任何现代组织都具有的一种特定机构。虽然从事管理的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例如在学校和医院，他们被称为行政人员。但是无论称谓是什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管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管理活动。
第十八章 管理非营利机构
第十九章 管理知识工作者
第二十章 意义重大的政府机构重组
第二十一章 工会的衰落
第二十二章 医疗保健事业的未来
第二十三章 任闲职的教授
第二十四章 1990年的学校

第四部分 工作中的人们古往今来，人的本性基本上不会改变。但是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工作和岗位、期望值，以及寿命和健康状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30年中，劳动力领域发生的巨变是没有任何领域可以匹敌的，即便是技术领域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也不可能有任何领域像劳动力领域那样变化如此剧烈或者迅速——包括它的构成、工作习惯以及工作生涯。记住，“人是我们唯一的资源”。
第二十五章 超越19世纪
第二十六章 退休政策第二十七章关于68届学生的报告第二十八章有意义的失业数字
第二十九章 婴儿潮问题
第三十章 冗员规划
第三十一章 工作成为财产权

第五部分 变化的世界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国内政策无法再真正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时，“需求管理”理论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就像日本人在20年前首先发现的那样，国家政策必须集中到投资上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国内主要货币，各国必须转向新的货币形式，这种新形式的货币具有跨国性。而不是国家主权的延伸。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迫使我们从传统的物资贸易转向以生产阶段划分和生产分工为特征的国际整合，也将进一步把世界经济推上统治地位。
第三十二章 生产分工的兴起
第三十三章 日本的经济政策转变
第三十四章 关于联合决策的斗争
第三十五章 陷入麻烦的日本式集大成者
第三十六章 印度及其适用技术
第三十七章 能否出现一种新的货币形式
第三十八章 日本人有多西化
第三十九章 我们需要一个充分投资型预算
第四十章 重新面对艰难的选择后记商业伦理问题致谢

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问题。任伺答案都必然会引起争论，而且很危险。
但是，盲目地附和过去50年来的经济政策而回避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危险。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她没能正视英国的结构性缺陷。她依靠货币主义政策的万灵药，其政策重点完全放在生产性部门，却没有触及英国经济中的非生产部门，包括臃肿的政府机构、工资过高的公务员系统和庞大的破产补贴。无论是德斯坦的供应学派政策，还是施密特的凯恩斯主义，其效果也都和货币主义政策一样是失败的。
“人为的高利率”并不能解释欧洲资本为何到美国投资，实际上，高利率反而可能对投资起到某种抑制作用。欧洲资本在美国投资的真正原因，是里根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且正在做出抉择。在里根的一系列政策方案中没有多少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至于降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是任何政府都会采取的措施。但是，里根先生正在做出切实的努力，试图限制政府的作用，大幅度削减开支和项目。
至于这些选择是否正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则希望看到政府在社会保障和食品券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上不重要但是经济上很重要的领域，比如支持科学研究。然而，里根的预算方案所引起的最大骚动并不是那些抉择本身带来的，任何其他的方案都会激起同样强烈的抗议，这与是否接受现实、是否认为有必要做出抉择有关。经济学再次成为忧郁的科学，成为一门关于限制、风险和抉择的科学。
过不了多久，欧洲也将不得不效仿美国，让经济学再次成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这种改变对经济学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但是，经济学家将不再受欢迎，不再是政治家的朋友，因为没有人喜欢给自己戴上枷锁。然而，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在物质匮乏条件下做出理性选择的学科。这样的一门学科也许更适合作为人们的良心，而非密友。
德国人是迟到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实施的是“需求管理”政策，试图通过大量补贴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消费，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政府财政赤字失控。现在，法国在新总统密特朗的领导下，经济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实行了比德国更为主动的凯恩斯主义：政府注入大量资金，大幅度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行高退休金的强制退休制度，而且大幅度增加政府消费。西欧的这些做法无一奏效。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人仍然认为经济政策可以是相对无痛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大西洋两岸都把经济学当做“快乐的科学”。不管备经济学派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说可以实现无痛苦的经济繁荣，而无须面对各种令人厌恶的政治选择。
托马斯·卡莱尔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经济学是“忧郁的科学”，因为它时刻提醒我们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因此也都有价格。另外，任何东西只有先生产出来才能消费，如果不工作、不付出的话就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东西。总之，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对立的欲望之间，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目标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经济学——至少是那些非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理解的经济学——一直在鼓吹那些相对简单、没有痛苦的解决经济抉择问题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凯恩斯主义的万灵药就是对消费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政府消费来增强购买力。货币主义的灵丹妙药则是保持货币供应水平的稳定性。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降低税率可以在刺激消费增长的同时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税收收入。
欧洲人到现在仍然相信这些药方。无论他们的现行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政策还是供应学派政策，他们都抱有同一个希望：一个国家及其政府无须面对痛苦的政治选择。
其实，欧洲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欧佩克，也不是美国的利率。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结构上和政治上的抉择。有多少国家收入能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非生产者那里？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应该到什么程度？有多少国家收入可以转为工资基金而非资本基金，同时又不会引起失业和经济萧条？什么样的奖励和刺激才能促进健康出口整个工厂或整个产业。日本通产省最近宣布的首要优先出口项目就是整个工厂的出口。在1975年，工厂的出口达到了60亿美元，1976年的目标是翻一番。日本的一些规划者希望到1980年工厂出口能达到600亿美元（1981年注：这个目标差一点就达到了）。同时，日本的贸易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为工厂出口的主要市场显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石油生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拉丁美洲的原材料供应国和食品生产国；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其石油生产业务有可能迅速发展（1981年注：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
最后，日本进口的产品也有可能发生改变，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将是最困难的一个改变。对于原材料匮乏、粮食供应不足、能源匮乏的日本来说，通过扩大出口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满足现代经济生活所需的基础，这仍将是日本商业政策的头等大事。但是，日本也将越来越依靠大量出口，以便从劳动力充足的国家进口消费品，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自己无法生产这些消费品。例如，一家日本公司正在东南亚某国修建一个鞋厂，建厂的成本将以该工厂产品的形式收回，连续20年以10％～20％的产量抵消日本出资方的成本。这样，一方面使得建设一个经济规模超过其所在小国吸收能力的工厂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为日本的国内市场和日本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建立在充足劳动力供应和较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消费品来源。
这样的政策转变能否奏效，目前尚无定论。在日本，它将会遭到工会以及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小型企业的激烈反对。这就要求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通产省进行彻底的转变。因为通产省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日本在技术上能够生产的东西就必须在日本生产，绝不能从国外进口。通产省的这种观念反映了日本根深蒂固的民族信念，这种信念几乎可以追溯到400年前。

在20世纪，社会已经组织化了。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绝大部分社会工作——从提供商品和服务到教育以及照顾老人和孩子——是由家庭完成的，地点可能在家里、商店或者农田。但是到了现在，这些工作越来越多地在大型组织内部、由组织来完成。这些组织——无论是企业、医院、中学还是大学——都设计得环环相扣，并且由专业的管理者来运营。因此，经营管理者就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领导者阶层。过去的领导者阶层——无论是贵族、牧师、地主还是企业界大亨——都已经彻底消失，或退居其次。
经营者的首要任务是让他的组织运转起来。收益总是产生于组织的外部，组织的内部只能产生成本。即便最高效的制造工厂也依旧是一个成本中心，除非有消费者花钱购买了它的产品。因此经营者一直都在致力于提高组织的绩效，以免成果被各种内部因素耗尽，也就是在跟官僚主义进行抗争。企业经营至少要在市场的控制之下，因为市场可以迫使最强大的企业将其内耗置于外部效应和绩效之下。但是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由于缺乏市场的考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尚未建立市场模型。所以通常存在着官僚主义吞噬经营绩效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