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带卫生巾了？我赶上生理期了。
如果恰逢生理期而自己又毫无准备，我会毫不犹豫地向陌生人大声求助。即便是在公共场合我也毫不畏惧，更不用说是在旧金山某个餐馆的女性卫生间，或是布拉格音乐节的某个男女共用更衣室了。就算是身处悉尼、慕尼黑、辛辛那提的某个派对，我也会跑到厨房里向看上去面善的人们寻求帮助。
但我碰到的情况却总是这样：女性朋友不停地在背包与钱包里沙沙作响地翻找着，仿佛做贼一样。后，她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这时发现旁边的陌生人报以善意的一笑，这种交换与金钱无关。仿佛彼此之间达成了无声的共识：今天我在翻找卫生巾。总有一天你也会有这么尴尬的一刻。
“翻找卫生巾”陷入了这样循环往复的怪圈，像诸如翻找面巾纸、香烟、圆珠笔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我曾一度思索过：会有女性觉得这种事情太过尴尬而不愿向别人开口求助吗？难道有人宁愿在底裤里塞一大团卫生纸，也不愿向满屋子的陌生人求助？我想这样的女性朋友肯定大有人在，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从不觉得向别人求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没什么能让我觉得尴尬。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我今年38岁了。
在我25岁那年，我组建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乐队—“德累斯顿玩偶”（Dresden Dolls）。我在28岁时才推出属于自己的首张专辑。从传统音乐的眼光来看，28岁才出首张专辑，作为一名音乐人，起步似乎太晚了。
在过去的13年里，我几乎都奔波在巡回演出的路上，很少有连着几个晚上在同一地方住宿。我疲于奔命地忙着各种演出，经历了各种可能的境况。
我的足迹遍布了世界各地的俱乐部、酒吧、影剧院、体育场馆以及各种庆祝日，从纽约的朋克地下城到悉尼歌剧院都留下了我的身影。我跟来自家乡的知名管弦乐乐团在波士顿交响乐大厅彻夜演奏着乐曲。我还有幸邂逅过我的偶像—辛蒂·罗波、九寸钉乐团的特伦特·雷泽、大卫·鲍伊、怪人奥尔·扬科维奇、皮特乐团的皮特、保罗与玛丽，有几次的巡回演出我们还一起登台表演过！
世界各地的录音室都留下了我的身影—我在那里创作并演唱了上百首歌曲。很高兴我终开启了我的音乐艺术生涯之旅，虽然它有些姗姗来迟。从此，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一度为缴纳每月的房租而绞尽脑汁。
在我20岁前后的几年里，我做过好多工作维持生计，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充当“活人雕像”：扮成脸庞苍白的新娘，伫立在人行道的中央接受行人的“注目礼”（您一定见过我们这样的街头艺人吧？没准您还会猜想这家伙到底是谁呢？请跟我们聊两句吧，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活人雕像”作为一种人体行为艺术，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诠释了求助的含义：五年来，我面无表情地站在一个牛奶箱上，脚边放着一顶帽子，等着过往的路人扔进一美元的硬币，然后进行我们之间独特的“人类交流”。
在我20多岁初的几年里，我也从事过其他许多很有意思的职业：我卖过冰激凌；做过咖啡吧员，薪酬是每小时9.5美元（加上小费）；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无证按摩师，“按摩房”就是我的大学宿舍（当然，结局不太圆满，当时的收费为每小时35美元）；我还做过某个网络公司的品牌命名顾问（成功一单收费2，000美元）；我还当过剧作家与导演（不但没有赚到钱，还经常因为要购买道具倒贴钱）；我还做过一家德国露天啤酒店的女服务员（每晚加小费的总收入大约是75马克）；我还从二手店回收过旧衣服然后转卖给大学校园中心（每天能挣50美元）；我还成功应聘担任过一家图片设计店的助理职位（薪酬是每小时14美元）；我还在一部探索性影片中当过女演员（没有薪酬，但可以免费吃喝，工作还蛮开心）；我还为艺术院校当过裸体模特（薪酬为每小时12到18美元）；我还组织并主持了几场地下捐赠沙龙（薪酬刚好抵消场地费与饮料费）；我还负责过恋物癖人士派对的衣物检查工作（薪酬是每场100美元），通过这个工作我获得了缝纫助理的职位—为客户制作预定的皮革手铐（薪酬是每小时20美元）；我还当过脱衣舞女（薪酬是每小时50美元，但演出基本都在晚上）。
这些工作教会了我如何去洞悉人性的弱点。
当然，我体会深的还是如何向他人寻求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归根结底是一门关于请求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向别人求助是人际关系构建的基础。我们通常会间接、无声地向别人—我们的老板、伴侣、朋友、员工—寻求帮助，借此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会帮助我吗？
我能信赖你吗？
你会欺骗我吗？
你确定我可以信赖你？
追本溯源，这些问题来自人类内心深处渴求探寻的一个答案：
你爱我吗？
2012年，我应TED之邀去做演讲，当时我真有点打怵。
要知道，我对演讲可不在行。几年前，历经与签约唱片公司的长期斗争终得以解约后，我曾暗下决心：我的下一张专辑一定要通过Kickstarter推出。Kickstarter是一个众筹平台，创业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直接向他们的支持者募集资金。
Kickstarter平台，我的专辑《邪恶剧院》（Theatre IsEvil）已经前前后后为我募集了总计120万美元的资金。这是迄今为止音乐艺术众筹中募集资金多的一个项目。简单来说，众筹平台是帮助创业者（具创造性与技术含量的个人创业者或团队创业者）以在线形式向大众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诸如Kickstarter、Indiegogo、GoFundMe平台的出现，使得寻资人与出资人之间的交易变得更为便捷，也极大提高了此类交易的实际操作性。像其他新型的交易工具一样，众筹平台如今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它仿佛是在线版的美国西部蛮荒地区—在这里，各行各业的艺术家、创业者打着为艺术募集资金的旗号涉足进来。
众筹平台的存在引起了人们对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的思索：我们如何寻求他人的帮助？何时是寻求他人施以援手的佳时机？谁允许我们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我在Kickstarter平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的出资人—大约有25， 000人—也一直在见证着我这几年来的成长。从出首张专辑到现在，我们一路走来，他们为我们共同的成就欢欣鼓舞着。
但此时，我经受了记者们无休止的电话来访。他们奇怪，缘何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惊讶不无道理，《滚石杂志》从未对我着过一笔）。我发起的这次众筹，也刚好走进了这场论战的风口浪尖—有关众筹平台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正愈演愈烈；许多批评家竟然称众筹平台为“数字化行乞”，必须予以终结。显然，向别人开口求助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在许多人看来，我的众筹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以下种种因素：我曾经签约的唱片公司为我做了很好的宣传，我有一位出色的丈夫，我是一名自命不凡的自恋狂。在我的Kickstarter平台收获成功后的接下来数月，事情却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起来。那时，我正准备跟随乐队一起做环球巡演。我打电话给当地的志愿者，邀请他们参与我们部分歌曲的现场秀。一直以来，我跟我的粉丝们都是这样携手合作。
而现在，我受到了各路媒体的责难。众筹平台的成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TED为此邀请我—独立摇滚乐界的一个无名小卒—录制一期12分钟的现场节目。要知道，通常只有顶级的科学家、发明家、教育人士才会被邀请参加TED节目的录制。接到邀请后我便在绞尽脑汁地思索，我应该说些什么？又应该怎样来委婉地表述这个讽刺性的事件呢？
我曾想过，要不我写一幕12分钟的艺术歌剧？
用尤克里里琴与钢琴把我从出生以来的经历一股脑展现出来。
但我终放弃了，我觉得还是开诚布公地向大家讲述一下我的经历更好—我作为街头艺人的生活经历，我的众筹平台的成功之道，后续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撰写TED演讲稿时，我将范围固定在了我的社交圈子：我那群倍感尴尬、无所适从的音乐人朋友。
众筹平台令他们兴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焦虑。我曾指导过数不清的朋友们，向他们传授通过Kickstarter平台募资的经验。我抓住每一次机会，在各种场合—当地酒吧、派对、演出秀进行前的后台更衣室—跟他们交流心得。我试图向他们传达那个曾经困扰我的基本问题：我告诉我的音乐人朋友们，向别人开口，寻求经济资助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借助众筹平台顺利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诸如发行专辑、拍电影、购买新型乐器，以及举办废品循环利用艺术品大甩卖—如果不是借助这种新型的资源共享与资源交换方式，这一切恐怕只能是空谈。但我也有一些朋友为此在苦苦挣扎着。这些都是我亲历过的。
众筹平台允许发布人上传一段视频，创建人可以在视频中畅谈他们的目标，表达他们的诉求。我浏览着众筹平台的视频流，看到了我录制的那段视频：面对摄像头前或是满含期待目光或是刻意避开我视线的朋友们，我扭捏不安、结结巴巴地说道，嗨，嗨，我现在有点尴尬！大家好，呃，现在我们开始吧。我很抱歉开口向大家求助，这让我觉得很尴尬……请大家帮忙投资我们的唱片，因为……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没必要表现出羞愧和谦卑，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我想告诉这些朋友的是，有很多人热衷于帮助我们这些艺术家。
这不是一场一厢情愿的独角戏。艺术家与他们的支持者构成了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羞愧只会让信任与坦诚打折扣。而我，希望我能赋予这些面临请求的艺术家朋友们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们放弃过分的道歉、焦虑及掩饰。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只要开口求助就好。
我为我的TED演讲足足准备了一个月，我在租住的地下室里来回踱步，在朋友与家人面前一遍遍反复练习，尽量确保我所要讲的内容浓缩为12分钟。之后，我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市。演讲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演讲结束后，听众给予了我长时间的站立鼓掌。我走下了演讲台，一位女士在会议中心的大厅拦住了我，并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刚才的演讲占用了我太多的脑细胞，我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我是这里的演讲顾问。”她打开了话匣子。
一霎那，我愣住了。我的演讲时间应控制在不多不少刚好12分钟的。可是演讲过程中，我停顿了几次，忘记自己说到哪里了，结果演讲时间超过了13分钟。真糟糕，我暗暗想到。TED会将我“炒鱿鱼”的，当然，他们不会真的将我“炒鱿鱼”。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我跟她握了一下手。
“嗨！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竟然超时了。太抱歉了，我太激动了！我刚才的演讲还可以吗？我是不是被“炒鱿鱼”了？”
“不，小傻瓜，你没有被“炒鱿鱼”。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毫无道理嘛！你的演讲……”她说不下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为什么这位TED演讲顾问看起来想要哭出来了呢？
“你的演讲让我意识到了多年来我一直苦苦挣扎的一些问题。我也是一名艺术家，一名剧作家。曾经，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我，可我却……其实我只要……我从来都没有开口……”
“开口求助过？”
“是的，就是开口求助。你的演讲打开了我多年以来的心结。真见鬼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开口求助是那么地令人难以启齿呢？尤其是在别人主动给予帮助时，我会觉得更加无所适从。所以，我要谢谢您，太感谢您了，您赐予了我一份宝贵的礼物。”
我拥抱了她。她是第一位对我的TED演讲发出感触的人。两天后，我的TED演讲被发布到TED网站与YouTube上，一天之内就被点击了100， 000多次，然后这个数字迅速飙升至了100万。一年后，点击量已高达800万次。
令我称奇的不是点击量，而是点击量背后的故事。无论是在线评论，还是在大街上偶遇的人们—这些可爱的人儿会要求我逗留几分钟，跟他们聊上几句。而他们，不是通过音乐了解我的，他们是因为观看了我的在线演讲视频而认识了我。护士、报社编辑、化学工程师、瑜伽老师、卡车司机，这些人告诉我，“他们好像曾经跟我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过似的”；建筑师、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自由摄影师，他们告诉我，“曾经他们是多么地羞于开口求助”。很多人拦住我，拥抱我，声泪俱下地感谢我。
我的演讲引起的共鸣远远超出了我预定的目标群：原本，我的TED演讲是为了启发我那些羞怯的摇滚界同行的—他们曾一度羞于在Kickstarter上向观众寻求哪怕只是5美元的资助（当然，如果在他们脑袋上套个袋子，没准他们也会大胆地开口向观众求助！）。
我跟形形色色的人握着手，倾听着他们的故事。这些人有小业主、太阳能电池板设计师、学校图书馆员、婚礼策划师、外国援助专家……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这些人不是心怀恐惧的音乐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我的神经被刺痛了，但到底是哪根神经被刺痛了呢？我苦苦思索，一直想不出答案。直到我回忆起尼尔的家，回忆起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我终于有了眉目。
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的几年前，我遇到了尼尔·盖曼（Neil Gaiman）。尼尔是一位享誉盛名的作家。这些年来，因为各自行程安排的缘故，我跟尼尔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城市，却总不能碰面。我，继续着我漫漫的摇滚之路；而尼尔，也为寻找创作灵感去各地采风。然而我们却很快相知相恋了。但终因承办盛大婚礼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逃到了朋友家里。基于对双方亲属的尊重，我们向他们承诺：我们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正式的婚礼，婚礼就定在几个月后。我们打算在英国举行婚礼，因为我俩的大部分亲属都居住在英国（尼尔是英国人，我的大部分堂兄弟姐妹也是英国人）。
此外，这事说起来也相当有趣：尼尔在苏格兰一座小岛购买了一所小房子，而这里恰恰是我外祖母的出生地。这个小岛终年被狂风肆虐、人迹罕至，高耸的岩石周围蔓生着野草。在20世纪早期，我的祖辈们为了摆脱贫困的梦魇，逃离了这里。他们希望能在海外找到一个更光明更富饶的居住地，于是，他们选择了布朗克斯的某个社区。婚礼前一夜，我和尼尔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希望能美美地睡上一觉，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特殊日子。估计婚礼当天够我俩忙活的，要组织协调婚宴、陪客人吃喝，还要介绍双方的亲戚朋友互相认识。尼尔的三个孩子都已成人了，他们跟我们待在一起，另外还有尼尔的妈妈和他的亲戚。因为卧室数量有限，这些亲戚们临时在客厅里、楼上打了床铺，此刻他们都已经上床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堂兄弟姐妹只得将就着在后院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居住。
我跟尼尔睡在二层的卧室里。此刻，尼尔就睡在我身边，我内心却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我忽然对我即将开始的婚姻产生了恐惧，面对这么多亲戚朋友，这一切似乎太突然了。天哪，我在做什么？那个男人是谁？但深层的恐惧还是来自于我对金钱的担忧。
我的Kickstarter募资项目就要发起了，我也很自信它会给我带来滚滚财富—这些我都预估过—可是，我现在却不在巡演的路上。我身处苏格兰北部，正在举办着一场盛大婚礼。我在这里忙忙碌碌却挣不到一分钱。
我刚刚跟我的会计通过电话，会计告诉我，账面已经入不敷出了：现在的账面资金已经不足以支付办公人员薪水、乐队人员薪水、路演人员薪水，以及日常开销了。除非我马上抛下手头的一切开始巡演—或者先贷款，以缓和在Kickstarter募集到资金或是巡演支票入账之前几个月面临的资金困境。
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我一次次地令我的经纪人失望。曾经多少次，一旦有所盈利，我就会马上将资金投到下一张唱片或下一个艺术项目里。在我的摇滚艺术生涯中，我富裕过也贫穷过，也有过收支刚刚平衡的日子……只要不是不名一文（这种尴尬的境地基本都是因为一笔未预料到的税单或是一场糟糕的巡演引起的），我没有在意过钱多钱少的问题。但对我而言，这都不算什么难事：我会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一笔资金来暂渡难关，一旦下一笔支票入账我便会迅速还钱。我很好地把握着这个限度，当我亟需资金时，我也会毫无愧意地向亲朋好友借钱。我很自豪我的个人信贷上没有污点。我也很欣慰，我的很多音乐人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是生意伙伴）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
总之，这种方法非常奏效。但这次的情况却明显不同，这次是尼尔想借钱给我。而我，不想接受他的帮助。虽然我们结婚了。我仍然不想接受他的帮助。
这十年来，我都是作为一名音乐人来赚取个人收入，为我的工作人员支付薪水，自己支付各种账单，我一向经济自立，坚持不向我的枕边人获取经济上的资助。当然还不止这些，我还因是一名毫不矫饰的女权主义者、DIY女王而声名鹊起—我公然与签约的唱片公司解约，自己打理着乐队。如果我从我丈夫那里获取帮助，人们会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向我的人生信念……屈服了。
之前，我总会巧妙地处理这类事情。譬如，我跟尼尔在一家精美的餐馆共进晚餐后通常是尼尔买单，我便会开玩笑说，“我不介意啊，你可比我有钱多了。”然后，我会支付第二天的早餐费与去机场的打的费。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我内心深处便会觉得宽慰：虽然我俩的花费不可能分得很清楚，但我不需要花他的钱。我知道，这次遭遇的资金困境不算很大。我很快就能通过众筹平台发布新唱片募集到资金了。我会马上投入到巡演活动中。这些事我完全可以告诉我亲爱的丈夫—我们结婚了—他会借给我钱的。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婚礼前的几周前，我邀请爱丽娜和乔希去咖啡馆小聚，顺便聊起了这件事。他们是我高中以来的密友，我当过他们婚礼的伴娘（我们共同的朋友尤金被邀请作了婚礼的伴郎）。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互相分享着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期间，他们四处搬家—从霍博肯到曼哈顿再到布鲁克林—我总是惬意地躺在他们公寓舒适的躺椅上，静静地聆听着。这次小聚，他们还带来了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小佐伊。
我们三个人轮流把小家伙放到自己的膝盖上，颠簸着、逗弄着。我告诉他们，我暂时遇到了资金紧张，但我不想用尼尔的钱。他们听完后，像看白痴似的盯着我。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奇怪了吗？”爱丽娜说道，爱丽娜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作家。她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你俩结婚了。”
“那又怎么样？”我有点局促不安地说道。“这样做我心里会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或许我太害怕朋友们会因此看扁我。”
“可是，阿曼达……我们是你亲密的朋友，”爱丽娜说道，“我们都觉得你这样想非常疯狂。”乔希，这位终身哲学教授，表示赞同地点着头。然后，他皱着眉头盯着我—皱眉头可是乔希经典动作之一。“你准备维持这种情况多久呢？一辈子吗？譬如说，在你们结婚50年后还保持着各自的经济独立，是吗？”我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