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老沈：其人、其事、其诗
◎霍俊明
还有谁能比沈浩波更具争议性和话题性？如今诗歌之外的争吵、骂架早已经让这位曾经浑身斗志和戾气的家伙厌倦了。沈浩波对于当年的自己高调认同但也不失调侃和自我嘲讽精神——“近期因方韩大战，很多人挖坟挖到我当年这个博客了，只好再到此宣布一下，这个博客已废弃。剩下的，只是一座骂架博物馆，供观瞻。”
网络搜索“沈浩波”，给出的相关链接是“沈浩波的下半身”“沈浩波一把好乳”“沈浩波沈老总”。是的，诗歌归诗歌，生活归生活。在作为一个书商和出版人之外，他多年来最为关注的事就是如何让自己写出好诗——“这是一个/羞于对人言的/小秘密/每次我去雍和宫/或者潭柘寺/双手合什/祈祷完幸福平安之后/总要匆匆忙忙地/加上一句/祈祷我的诗/越写越好/之所以将此心愿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我/有些害羞/今年春节/去潭柘寺/在菩萨面前/想了又想/把这最后的祈求/咽了回去/老天待我/已经太厚/它既然给了我这条命/就一定准备好了/那些藏在命中的诗。”向命要诗！我喜欢老沈这样在写作上有“野心”的诗人。每次酒后高兴的时候我摸着沈浩波后脖颈上肥嘟嘟的肉就提醒自己——我能容忍现实生活中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那些在诗里掺水掺沙子弄虚作假的人我却不会把他当作朋友。
2015年6月，台北的夏天阳光炽烤，溽热难耐。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和沈浩波横躺在台湾海峡北海岸一块巨大的焦黑色岩石上。岩石是温热的，深蓝色的海水在身边拍打、冲涌。这一时刻刚好适合来安睡。同来的冯娜坐在远处礁石的一角，她留给我们的是穿着淡绿花裙子的后背。
不远处，一只白色的水鸟静立在大海的一根漂木上，漂来荡去如神祇安排在这个下午的一个小小神性的启示。半眯着眼望着天空，沈浩波对我说他以前有一句诗写的就是这片海岸——“连大海的怒涛都是温柔的回眸”。而差不多是在五年前，“话痨”胡续冬在淡金公路上也写下了这片北海岸，“转眼间的盘桓/转眼间的风和雾/转眼间，旧事如礁石/在浪头下变脸//一场急雨终于把东海/送进了车窗，我搂着它/汹涌的腰身，下车远去的/是一尊尊海边的福德正神。”
老沈和冯娜被大海迷住了，不想走了。我打趣地说那你们留下来看夕阳吧我自己回台北去了。
在来台湾之前，我曾经在一张废旧的报纸上写下几个字：“海岸聆风雨，江涛正起时。”
一见面就谈诗的朋友基本快绝迹了，而沈浩波是例外。已经记不清我和沈浩波到底见过几次面了，反正在北京我们是见得比较多的，在外地的时候我们见面大体有内蒙额尔古纳、云南蒙自、福建武夷山、台北和花莲……我们甚至计划着要一起重走当年老杜甫走过的路。
第一次见到沈浩波是2007年1月零下30多度的内蒙额尔古纳雪原。深夜赶来的沈浩波被层层的衣服包裹着，还蹬着一双高帮皮鞋。他的光头在寒夜里闪亮，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能和很多人一样，“又圆又秃/是我大好的头颅/泛着青光/中间是锥状的隆起/仿佛不毛的荒原上/拱起一块穷山恶岭/外界所传闻的/我那狰狞的面目/多半是缘于此处。”（《自画像》）
2010年2月21日深夜，我和沈浩波以及欧亚在鼓楼大街附近的酒吧谈论沈浩波的长诗《蝴蝶》以及他刚刚编选出来的《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这一直是一个怀有先锋诗歌情结的人，但是对于“先锋”的理解和看法沈浩波是有敏识和自省意识的：“我也曾因这种先锋的执念，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凌晨从酒吧出来，一只乌鸦惊叫着从屋檐向不远处的槐树飞去。几年后沈浩波在诗歌中写道：“有人在北京看雪/鼓楼东大街的槐树/每年都会压断一些枝条/落在泥泞的街道。”2012年是我和沈浩波见面最多的一年，大约十来次。这年深秋，我和沈浩波在云南蒙自的青春诗会上再次相遇。9月27日一大早，离开碧色寨火车站，我和他结伴徒步24公里的蒙自铁路。最初太阳酷晒，随后暴雨呼啸着席卷而至。按我的说法，这帮诗人上辈子肯定欠了什么债。中途走在黑漆漆的隧道里，他拿着几乎没有什么光亮的手电筒不停模仿着舞台剧演员的声音——“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
2015年6月6日，台北，正午。我看到一个瘦削的老女人穿着红上衣拉着那种买菜用的便利车缓缓地向巷子深处走去。这情形有些恍惚。突然大雨如泼而至。沈浩波发现附近一个绿荫掩映的两层日式建筑，他说：“我来过这，很有名的。”于是匆促进来，一看吓一跳，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紫藤庐。我们在东侧挨着窗户的位置坐下来，木质桌椅和地板都是老旧的颜色。座椅可以随意转动角度，屋内屋外的空间就很舒服地纳入眼底了——窗外大雨如注。隔着玻璃窗看着三棵盘绕的紫藤还有稀疏的竹子在雨水中闪亮，那个小小的水池中几尾肥大的锦鲤游来游去。水溅在石板上有巨大的水线。院子里有石桌石凳，如今都袒露在雨水中。进来喝茶的人主要是为了避雨。这里也卖普洱茶，当然很贵，我和老沈点了两种台湾高山茶。我负责沏茶，玻璃水壶不断有咝咝热气冒出，提起来壶口处还是熏手的。我发现来紫藤庐的茶客女性居多。当年的紫藤庐曾经成为台湾文化史上重要的公共空间，比如小剧场运动以及各种文化人、政治异议者都日日聚集于此。1980年此地才由周渝先生改为茶艺馆。过一会儿，进来两个外国人，一个穿碎花旗袍的中国女孩负责翻译。老沈立刻双眼放光，不断对着那个女孩拍照——机关枪一样连拍。我们和那个女孩的桌子隔着一排，桌子上是一个花瓶，里面插有数枝百合。老沈正好以花瓶为背景拍照。我说“你把闪关灯关掉”。他忙着在微信上发这个女孩的照片——按照老沈的说法这个女孩身材好、有气质，表情丰富，还有点像当年的演员沈傲君。老沈环顾四周突然看到墙上镶在镜框里的一幅字，他说老霍这个字不错。我一看，那是于右任写给行灼先生的——“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另一面墙上有陈运通写的“无何有之乡”。陈运通是台湾著名学者，曾经主编过《客家菁英》。喝茶到了五点多，雨渐渐小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霍俊明沈浩波紫藤庐雨中”。
在一个愈加碎片化、个体膨胀而精神疲软的吊诡时代，我看到了一个“中年”诗人变得逐渐柔顺但又不失陡峭的内心——不安、易感、焦虑以及犹疑和某种挣扎。在一个精神涣散而物质世界的油彩五彩缤纷的情势之下，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位叫沈浩波的诗人保持沉默。“下半身写作”“一把好乳”“心藏大恶”作为标签一直贴在沈浩波的光头上，而从诗歌的阅读与评价、传播来说，时至今日他仍然被有限度地认可——尽管认可沈浩波诗歌的诗人和读者不在少数。而沈浩波的诗歌状貌尽管在诸多人看来还处于多变期，但是其创造力和写作的持续性在同时代人当中是罕见的。他的诗歌写作从风格学上而言几乎从未“执于一端”，任何优秀的诗人都不希望被归类和得到风格学上的固化认可。尽管他曾在上个世纪末的诗歌运动中嗓音突出、姿势怪异且最终赚尽眼球引风骚一时——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写作策略和运动心态而已。1999年沈浩波开始和巫昂、尹丽川、南人、李红旗、朵渔等谋划创办一个同仁刊物，当时侯马反对沈浩波用“下半身”，而沈浩波更牛——当场就否定了侯马。这让侯马颇感意外。不久《下半身》就如火如荼地创办起来。从眼球效应和写作策略来看，沈浩波的聪明才智在《下半身》及后来创办磨铁公司上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从写作自身来看，沈浩波很快摆脱了青春期的模仿而没有让自己陷入到唯一化的伦理和自我刨的形式化、姿态化的“先锋”泥坑之中——“我出生于温暖湿润的南方乡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乡村抒情者；我出身于学院，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语境下开始写诗，但我没有成为一个热爱修辞的学院派。”沈浩波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尽可能回避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伦理判断和道德认定。没有在个人与整体、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沉落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恰恰相反，他的诗歌一直在美学与道德上具有双重的冒犯和僭越性。多年来沈浩波一直对廉价、低幼阶段的“乡土抒情”抱有警惕：“大部分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诗人、作家都有过一定程度的乡村经验——因此能否获得写作的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喜欢那些带有乡村抒情特点的江南才子式的诗人，也不喜欢那种乡绅式的试图在诗歌中恢复古中国农业文明荣光的诗人。”好多次见到我，沈浩波就说你不要再写乡村了，显然在他看来我和那些写乡村的诗人大抵可以归入“纯情的小白们”的幼稚园行列。2009年我乘汽车经过江苏一个地方，街上一个店铺写着“黄桥烧饼”，原来这里是光头老沈的故乡啊——他的“沈家巷”应该就在不远处。沈浩波近几年一直对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情有独钟——“现代性是一条标杆，跃过标杆者，才能真正与世界诗歌汇合，才能构成评价体系。”他在评价海子和侯马等诗人时就是以现代性为标杆来衡量的。而对于诗歌的现代性暂且搁置不谈，因为现代性本身就太过复杂了。但是一个仍然不能绕开的路径就是乡村和现代性的关系。尽管沈浩波对一些低幼的乡土抒情不屑，但是对于这个出生于苏北平原的人来说，“乡村”是他的写作宿命之一——无论你以何态度来面对和抒写——“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曾轻狂得妄图割去黏糊糊的连接在我身上的乡村生活的脐带，彻底逃离子宫，隔离母体，向更大的世界飞去。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那是属于我的乡村，属于我的故乡，过去属于我，现在仍然属于我，它的疼痛包含着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强烈的现代性。太现代了，现代得你无法描述其荒谬与虚无。”
最初的写作冲动和模仿期是每一个诗人都要经历的。对于沈浩波而言当然有属于自己“学徒期”的秘密，比如他早期对欧阳江河以及其他中国“先锋”诗人的模仿。沈浩波有一个至今从不示人的学步期蓝色笔记本，如今正躺在书柜的某个角落。我几次严肃地让商震带给我看看，但老奸巨猾的他都不做声——看来他和沈浩波早已达成了攻守同盟。很快，沈浩波由早期的学步、语言狂欢、表演性、抢占座位和青春期荷尔蒙的冲动转向了个人心灵与繁复现实的碰撞——当然他自己一贯看重的诗歌技术也在最初的几年得到全面的锻炼。因为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现实甚至自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写作可以不依赖任何公共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自我。沈浩波留给我们的是多变的诗歌气象和精神征候，他是一个难以用诗歌概念和某某主义进行框定的诗人。当很多诗人在近些年目睹了沈浩波那些并不那么“口语”、并不那么“下半身”甚至有些“知识分子”的“忧愤”和“不耻”，他们就惊呼沈浩波已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成为“上半身诗人”了。尤其是2012年夏天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甫一公布名单，刺眼的“沈浩波”三个字立即引起诗坛震动。在蒙自青春诗会活动期间，饭桌上有一个诗人敬沈浩波酒，说你从下半身走到上半身很不容易啊！结果导致老沈极为不满。这实际上正是对沈浩波的误解——将一个诗人整体性的写作割裂开来。不管是“下半身”时期的沈浩波，还是近些年来“转身”“变型”的沈浩波，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不管是戏谑不恭的方式还是“一本正经”的忧愤，这都体现的是沈浩波基本的写作态度——在“现实”中说话，说“人话”。
说说老沈的先锋性。沈浩波的诗歌总能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不期而遇的震惊体验。他不同阶段的诗歌都带有强大的个体精神势能、生命意志、“现实感”、爆发式的想象力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先锋精神和担当意识。当然，沈浩波早期的诗歌确实有某种运动心理和因为过于宣扬诗歌立场而导致写作的不纯和某种畸形。先锋对于任何一代人而言都不能不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的前提又恰恰在于很少有诗人能够维持这种恒久的创造意识与先锋精神。这是一个多年不改初心的“先锋诗人”——“多年过去了，多少当年和我一起先锋过的青年已经完全无力为继的时候，我自豪于自己没有背离写作的初衷。也曾经犹豫和停滞过，也曾经由于乡村生活的背景而放任过那种浪漫主义的软弱抒情的一面，但最终我却更为坚定的成为一个年近中年的‘先锋派’。”（《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沈浩波是真实的诗人，是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诗人。
他的诗歌是真实的——不伪善，不隐恶，一切都在明处（比如《慢慢就不知羞耻了》《你的乳房》《我想你了……对不起》）——而不像一些诗人扮演圣母、上帝、道学家、英雄以及广场上振臂一呼的启蒙者。他曾自我解嘲称自己为“心藏大恶”的诗人。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尽管在题材和用语上有明显的“冒犯”，但是他的诗绝不藏污纳垢——这实际上是诗歌一种特殊的“还原”方式，有时候“现实”要比沈浩波的这些诗更荒诞更残忍更不可思议。他在冷峻、讥诮和戏剧化中压榨出的人的“小”和生存的“恶”以及历史的“黑”，甚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痛彻心扉。沈浩波越来越自觉地承担起个人化视阈中对现场的勘察者和自我发问者的责任。
由“真实”的诗歌还必须提到诗人的“求真意志”（比如《老黄和丁美凤》这样的诗）。
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城市化语境下诗歌写作有回到日常生活的趋向，但实际上这种日常化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有着乡村经验的沈浩波没有成为一个廉价的乡村抒情诗人和城市批判诗人，而是凸显了真实的生命体验、家族命运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正是“求真意志”的体现。从关系和场域来说，沈浩波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现场进行毫不犹疑的介入，社会的晦暗与骨刺被真实和尖锐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2004年完成的组诗《文楼村纪事》。在这点上来说沈浩波的诗无疑具有强大的“现实性”和“历史感”。只是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呈现方式是属于沈浩波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或者满眼清泪一往情深。沈浩波诗歌呈现给我们的场景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可感而又怪诞夸张。这必然让我们一再追问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沈浩波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声调，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但又极其日常化的场景来对应城市化时代的精神症候。这使得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呈现出某种病历性的特征，呈现了语言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摩擦力和临床一样的病理特征。病态城市文化的癫痫症状以及日常状态的琐屑、平庸的后遗症和并发症成了诗歌写作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种“求真意志”还与诗歌空间密切关联。而就诗歌空间而言，沈浩波的诗歌容积和相应的精神势能很大，比如近年来他诗歌中高密度的各种国家、地区、宗教（比如亚细亚、太平洋、叙利亚、布拉格、非洲、日本、台湾、教堂）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区域政治和族群身份的戏剧化呈现（代表性的如《台北故宫挤满了人》，我当时亲眼看到这个光头在身份纠结的吵架人群（比如诗中出现的“台湾人”“东北人”“美国人”“大陆人”“中国人”“操台湾人口音有东北人父亲的美国人”）中激动地晃来晃去——这就是诗人的敏感和好奇）。这样的诗更需要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而不是平面描摹和仿真写作——“布拉格的街角/迎面走来的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巧克力做的坦克/在阳光下/滴着甜浆/令我失神了片刻。”无疑，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诗人就是能够将历史中钢铁的坦克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巧克力坦克的重新命名者。
沈浩波说“向命要诗”。是的，没有生命感的诗歌该是多么可怕——这样的诗根本配不上“诗歌”的称号。就生命感而言，在沈浩波近年来的写作中我感受到中年般的“秋天气息”已经开始出现。时间就是凶年，比如沈浩波写作“父亲”等年老者的那些诗——这些诗是残忍的，更是真实的！时间的焦虑一旦与死亡想象牵扯在一起就必然是“奏鸣曲”的敲击——“刚下过一场小雨/木制的十字架/纹理清晰得/像死亡抬起/干净的脸/每一个小小的墓床/都是蔷薇编织的花园/那些永恒的祈祷者/死后仍然/匍匐在大地上”。是的，这让我想到2016年春天我在希腊和布拉格的雨中看到的墓园一样，一切都被雨水淋湿，而在众多的死者之间一个生者却要更为孤独——因为他要如此真切地面对自我和近在咫尺的逝者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而在现实生活中，光头老沈也变软了，变得平静、和善、慈祥了，话语方式更为干脆、直接、朴素，但是语言世界中的沈浩波有时仍然是狞厉强硬的（比如《理想国》《在圣方济各圣堂前》）——这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护精神自我的真实和完整性。但是诗歌的变化也正由草蛇灰线成为瓷器上的金丝铁线——曾经的欲望化叙事转化为知性内倾的幽深质地，诗歌的视角也在当下的日常景观中逐渐转向历史纵深和精神自我的深层矿脉——我在你和神之间。布拉格的查理大桥曾经被洪水淹没，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墙上的数字标记。是的，时间的洪水必然冲刷一切，而诗人就是在坚硬的墙体和桥墩上能够标记出时间和历史的见证者。
2015年夏夜，我和沈浩波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蜗牛。两只蜗牛在雨后交配，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而在花莲的一个校园里，深夜仍然轰鸣的机车却将那些体型硕大的蜗牛瞬间碾压得粉身碎骨——难道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吗？总得有人或事物付出代价。在那个深夜阔大无比的校园里，沈浩波将那一声声近乎雪山崩裂的“嘎嘣”声写进了诗里。一个中年人在一个并未为可知的生活面前仍然会咬紧牙关惊出一身冷汗。
寂静的
海风吹拂的夜晚
宽阔
无人的马路
一只蜗牛
缓慢的爬行
一辆摩托车开来
在它的呼啸中
仍能听到
嘎嘣
一声
正如沈浩波自己所说“诗是我与世界的距离”。近年来沈浩波不断在各地造访或偶遇教堂和寺庙，在这样的空间他是一个虔敬者。光头老沈，你在时间的重负中已经看到神迹出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