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GDP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

形成GDP的经济行为，一次是对财富的破坏，另一次才是对财富的建设：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犯罪、资源稀缺、房价高企、酝酿泡沫……GDP构筑了经济增长的美梦，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它是一个重要经济指针，但它不是万能的。从重视GDP，追逐GDP，到污染GDP，直至最后在GDP上做手脚，在“唯GDP论英雄”的同时，我们被掠夺、扭曲、过度消耗和毁灭的东西也许更多。
目前，各国政要及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反思GDP，《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费尔拉蒙蒂对GDP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GDP从何而来，它测量什么、不测量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GDP成为主宰当今经济的重要指标背后隐藏的政治利益。

导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数字
什么是GDP
GDP的政治对抗赛
GDP及其批评者
第一章GDP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数字与政治：GDP的前史
作为“战争机器”的GDP
以GDP来操作和“统计战争”
国民收入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
盛名之下的GDP
第二章科学怪人综合征
GDP对收入不平衡的掩盖
社会、环境与GDP
什么让生命有价值
第三章全球探索废黜GDP
寻找替代指标
公共机构对GDP的反思
变革的阻力
GDP的反击
有毒的啤酒
第四章来自下面的变革
向一个“逆增长”社会的过渡
反思货币
三明治模式
结论霸权和阻力
参考书目
索引

GDP的政治对抗赛
毫无疑问，GDP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数字”和极为强大的政治工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都占主导地位。在冷战期间，GDP竞争集中体现了两个阵营之间像军备竞赛一样的两极对抗。
这个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神奇数字，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当时的总统、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是凭借“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当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积极的经济趋势。但是胡佛初期遏制危机的政策被证明根本无效。上任仅仅八个月之后，他就被拋入到以1929年10月黑色星期二为标志的毁灭性经济衰退中，当时美国股市崩溃，触发了整个世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总统深信，市场自己会找到摆脱经济衰退的出路，而无须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干预。但是当危机进一步恶化时，他试图实行一些可行的纠正政策，这时候他就需要某种经济指标，以此来衡量刺激经济复苏的能力。他积极地向统计学家求助，但遗憾的是他的政府没有找到可靠的、一致的经济状态衡量指标。当民主党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2年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选举，寻求一个衡量国民收入的方法，就变得更加紧迫了。因为罗斯福总统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整个新政理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政府能够密切监控经济状况，定期评估其政策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GDP的原始计算第一次得到开发，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自上而下地控制经济生产的巨大需求，封闭了GDP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对工业生产的优劣势做定期的、详细的有效统计，不但帮助美国政府在军火生产方面超越它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它允许民用经济转化为战争机器而不妨碍国内消费，这被证明是美国从战争赚取收入的一个主要优势（从而避免像希特勒的战争经济那样遭遇瓶颈），并且推动了战后大规模消费。但是GDP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表现的测量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两极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导致了一场涉及秘密情报部门和经济专家的“代理人战争”，这种争斗在苏联解体后才结束。
尽管有着明显的中立性，但GDP已代表一种社会模式，不仅仅是经济的进程，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也受其影响。GDP推动宏观经济的政府政策，并设置社会领域中的优先级。例如，根据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各国政府可投入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公共产品的资金数量，一般与GDP的增长相互“捆绑”，这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等式：GDP越少=社会投资就越少。道德原则诸如公平、社会公正和再分配也受到GDP计算的影响，它们只有符合以GDP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才会被决策者采用。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布什减税政策”1，就是以促进GDP增长的需要来充分证明其是合理的，而争取增加联邦最低生活工资的努力，却被持续悲观的整体GDP绩效预测击败了。2我们的地理（从城市化进程到公共/私人区域的管理）是由GDP的政治支配的；营销策略、广告、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都渗透了GDP的影响；甚至慈善也依赖于GDP，公共和私人慈善事业通常与经济增长的绩效相关联：由经济产生的钱越多，可用于“做善事”的资金也越多。
GDP及其消费模式的言论在政治话语中也取得了胜利。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第一反应。其中著名的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敦促美国人“登上飞机，到各处去做美国的生意”；他的英国同行——首相托尼·布莱尔，则鼓励同胞们“旅行和购物”3，重振经济；同样地，当时的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声称，击败恐怖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持续性的消费：“现在是走出去和申请抵押贷款的时候了，是买房子、买小汽车……的时候了。世界经济需要人们回到他们的生活……这是反击的最好方式。”1袭击事件发生10天以后，在一次接受电台采访时，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说得很清楚：“有一种方法能让每个人都帮助我们纽约人和整个国家。到这里来花钱……去逛街，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购物者。”2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保守派和进步派，国会议员和地方管理者都因为同样的信条团结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信件充斥美国报纸，它们鼓励人们回到往常的消费习惯。“爱国的表现是：持有你的股票并再多买些；登上飞机继续去各地做生意；重新开始购物。”恐怖袭击一周后，一封给《迈阿密先驱报》的信这样写道：“美国，你喜爱购物，那就赶紧去吧。”3
作为设计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GDP的发明还给技术专家和业务专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没有经济顾问的持续支持，政治家们再也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离开教室，开始了成功的（和有巨大报酬的）政治生涯，许多经济学院、系不再是自由思想的竞技场，而变成为经济顾问的组装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在专家的手中被定型，它的目标和目的已从日常的政治主张中剥离了出去。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掌舵的那些人知道什么对大家来说是最好的。个人作为公民被剥夺了权力，作为消费者获得了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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