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中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中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国民、媒体须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的态度，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中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中国企业、国民“走出去”构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发布后，有关该倡议的信息时时见诸中外媒体，成为世界各国热议的话题。毋庸置疑，该政策可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建立“命运共同体”，携手发展共进。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巨大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近期已有不少国家公开质疑中国此举是“朝贡制度”的翻版，是建立新的霸权主义，甚至是“围堵”他国。
因此，中国的国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举措和言论，以避免沿线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惑，否则容易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障碍，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对此，中国民众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注重提升自身大国国民的风范，进一步向沿线国家释放善意、消除误解，展现中国人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从而扩大中国与各国之间人文交流的深度、广度。
首先，中国国民应避免表现出文化、经济上的优越感。
其实，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炫耀优越感大都有害无益。以美国为例，美国常以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从高高在上的角度对众多国家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指手画脚，常遭他国民众的诟病、反感和抵制。
再以德国为例，当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原西德大举经济援助东德，西德的民众、媒体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不但以“恩主”的心态与原东德民众交往，更对前往柏林旅游的原东德游客，打出“柏林不爱你”标语及出言侮辱甚至是投掷物品攻击游客，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不少东德民众至今心灵伤痕仍未抚平。
随着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部分国人信心也开始膨胀，对于前往港澳地区旅游、购物这种互利互惠的举措，他们也出现了“恩主”心态。这不仅引发茶杯里的风波，在遭到国际媒体大幅渲染后，对国人形象更是有所损害。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中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中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国民、媒体须以美国、德国等的教训为鉴，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以及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 （ C u l t u r a l T o l e r a n c e），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中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中国企业、国民“走出去”，构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其次，中国国民要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真正支持与合作。
不少国人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理应通过这一倡议获取他国资源、能源，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这种想法和做法，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西班牙、英国都曾有之，美国现亦有之。如果中国的国民继续模仿之，不但不能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主的和平发展、携手共进之路，也会令原本对中国有期望、渴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国家失望，更容易令沿线国家对该战略的动机产生怀疑。
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议题上，如果国人表现短视，言必谈中国自身的利益，言必争中国所能获取的利益，而对他国的利益、他国的关切冷漠置之或者没有实际贡献，久而久之，沿线国家会视中国这种举措为狭隘、自私的，它们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也会逐渐丧失耐心、信心，“一带一路”这个“合唱团”，不免会沦为中国的独角戏。
“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国国民更须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包容，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做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人更应照顾和重视各国合理的、正当的、实际的需求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中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别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最后，国人要以身作则，发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传播中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进一步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和尊重。
英国、美国的崛起，分别以“自由贸易”“民主人权”作为价值体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带给世界何种价值规范？不少国人认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中国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该如何把中国的价值规范完整展现在世界各国民众面前？对此，欧盟的经验可资借鉴。
欧盟的核心价值规范可归纳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官方机构的对外活动，运用“五扩散”（无意识扩散、信息扩散、程序扩散、转移扩散和公开扩散）的方式，有意识地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展示自己的规范力量，此举不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令世界各国看到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也为欧盟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因此，要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价值规范，除了国人须进一步在人类和平与安全、国与国之间平等与团结、经贸上的自由与公平以及人类权益的捍卫等方面，展现出胸怀天下的雅量、气度和以身作则之外，中国的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也应在对外交流、合作中，通过“五扩散”发挥“规范性力量”，以此推广该战略的核心价值观。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要与沿线诸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和实现共赢，充满挑战，也藏有变量。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及其国民应尽力展现大国国民的风范，构建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助力该战略的成功实施。
“一带一路”下如何寻求文化共生
今天，互联网与大众社交媒体快速发展，令全球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度和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西方，源于拉丁文的“文化”一词，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与尊重，但在实际的文化交流中，却常常出现文化对抗、文化冲突。尤其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优势，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习惯于贬损和牺牲其他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全球文化达到多元并存、多元共生的理想状态，殊为不易。
中国政府自2013年推出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为主旨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便有少数西方国家抹黑这一倡议，污蔑中国此举是希望恢复朝贡体系，进行经济殖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出于政治目的、现实利益冲突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化冲突。追求“和而不同” 是中国一贯的文化理念，这与西方的理念有很大不同。
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的阻力。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寻求文化共生，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其一，不应只强调多元文化，文化共生更需要创新。如果一味疾呼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因自身私利、个人局限，让文化冲突加剧。我认为，在强调文化多元的同时，应该更加强调共生。因为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联结的共同体，才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不同。
中华文化要与其他文化长期共生，需要有创新思维，澳门特区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在澳门，不同种族、不同习俗、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众，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孕育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将中华文化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也不应刻意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胜之处，而是要以“双向车道”的平等、互利的态度，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各美其美，共生共荣。要采用创新的思维，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他多元文化进行大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文化。
其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应加强双向沟通。由于文化认同、文化共生，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中已多次被证实。中华文化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同，进而推动各方文化走向共生，我国媒体在海外宣传中，就要摒弃过去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式”传播模式，加强双向互动、双向沟通，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具体而言，我国可先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传播、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中国故事。同时，要激发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未来的信心。我们在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应多向国内传播、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
其三，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智库及文化产业界等机构相互结合的作用。具体而言，学术界、智库首先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其次，政府及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些知识，以此进一步促进、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产业界的任务，则是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领域的合作和贸易。近些年，文化产业不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不但比单纯的海外宣传更能推广中华文化，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还能扩大双方文化产业的国家贸易额，通过加强双方在文化商品上的物质联系，以提升其中附加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力度。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应建立在文化共生而非文化冲突的立场之上。在文化交流上进行创新、增强双向沟通及增进文化产业合作，才能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共生疏通渠道。进一步利用文化上的交融和共生，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担当桥梁角色，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
“一带一路”须注重保护中国企业知识产权
在“中国制造”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国品牌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关注提高知识产权、品牌商标的保护意识，合力构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施机制，这样既有助于推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助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部署下，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企业要“走出去”，除了“思想先行”“粮草先行”，做好前期规划、风险评估和以雄厚财力作为后盾之外，还需要有“知识产权先行”的意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商标战略实施机制，提防中国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到侵犯。
中国企业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商标遭恶意抢注，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常被外界忽略的，但这又是较迫切需要解决的环节。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过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商标遭国外企业抢注而失去商标经营的自主权，例如“飞鸽牌”自行车商标被印度尼西亚抢注、“海信”在德国被抢注、联想因“Legend”在很多国家被注册要改用“Lenovo”等。
众多中国企业品牌商标遭外国抢注，固然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外的声名鹊起，关注度越来越高。似乎可以用法国名牌“Chanel” 始创人CoCo Chanel的名言——“被人仿造是一场灾难，没人仿造是更大的灾难”——来阿Q式地安慰自己。但在现实中，那些被外国抢注的商标，中国企业无论是要通过法律手段向国外企业赎回这些商标，还是另起炉灶开张新设商标，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非常昂贵，这也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带来不少障碍。
中国企业商标被抢注的原因很多，在用一只手指指责外国企业恶意抢注的同时，另外四只手指需要指向自己，深入检讨被恶意抢注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常常等到自身出口业务形成一定规模时才想到海外注册，却可能为时已晚。二是企业对投资所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了解不足，缺乏品牌商标的防御思维，在部分商标法不太健全的国家，的确常常发生商标原所有人无奈放弃品牌的案件，或是至少要付出高额的经济补偿。三是企业常常过多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成本（由于海外商标保护、维护等费用较高，增加中国企业的负担，导致不少企业放弃商标保护），而且在商标遭外国企业抢注后维权意识不强，助长了抢注的坏风气。四是目前在国内企业中，拥有专门知识产权保护队伍的企业为数甚微，企业制定品牌商标保护战略时，缺乏知识产权人才，而且也缺乏官方相关的数据和专业指引，因为后知后觉导致未能抢占先机、提前部署品牌商标保护程序。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知识产权领域的争夺，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布局全球、直面环球商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在前车之鉴下，企业更须具有强
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光是中国企业，还包括中国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在以下几处发力。
对中国政府而言，政府一方面可考虑从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储备，加强对品牌商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认证、诚信机制建设及规范管理，以及增强培训机制等方面着手，开展前瞻性规划，组建系统的、完善的品牌商标服务专业队伍，为到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商标遭抢注问题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政府应提供更多资源，对到海外注册商标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国企业提供资金补助，解决注册费用高昂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品牌商标行业组织、协会的建设，加强发
挥他们的“三自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多提供一层保护网。
此外，政府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商标领域的合作备忘录，通过这一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协助遭抢注商标的中国企业，能在相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妥善解决商标
问题。
最后，政府也应考虑设立对知识产权、商标保护不力的国家黑名单，供中国企业参考。与此同时，政府可通过每个季度发布有关哪些国家对品牌商标侵权情况比较严重，中国企业在哪些国家需经常申请注册保护，同一行业在哪些国家已有注册等最新信息，以及提供各主要国家中国企业商标注册程序、商标注册数量、侵权诉讼数量和企业维权平均成本等信息，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可掌握相关权威资料，提前部署。
对企业而言，它们既要培养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海外思维模式，也应考虑创新商标保护模式。例如采取家族品牌策略（Family Brand Strategy）、多元品牌策略（Multi-Brand Strategy）和联合品牌策略（Co-Branding Strategy）三结合的新模式，在“走出去”时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消费人群，采取不同的品牌策略，不但可避免一旦商标遭抢注就全军覆灭的窘境，还可通过与投资所在国的知名企业合作，共同推出产品，并冠上共同品牌，为中国企业在竞争激烈的海外投资市场中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制造”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国品牌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关注提高知识产权、品牌商标的保护意识，合力筑建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施机制，这样既有助推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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