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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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牌 : 京东图书 出版时间 : 2013-08-01 品牌属地 : 中国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语言 : 中文 ISBN : 9787508640969 版次 : 1 页数 : 248 印刷时间 : 2013-08-01 包装 : 平装 著者 : 周其仁 用纸 : 胶版纸
编辑推荐

《城乡中国(上)》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关于中国城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鼎力之作。
在《城乡中国(上)》一书中,作者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
他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城乡中国(上)》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本质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众。
陈锡文、文贯中、李培林、李铁等各路专家学者强力推荐!

内容简介

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城乡中国(上)》。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上)》中指出,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因此,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5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上)》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上)》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

作者简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间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精彩书评

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之一。本书更不同寻常之处是,作者不光是个目光如炬的旁观者,更是历史上值得记载下来的几次土地制度试验的直接参与者。现有土地制度的各种演变,包括从彻底私有到走上强制性集体化,这段历史在实行分田单干30多年后的今天,早已成为陈旧往事,为人忘却。可是,只有看了本书的人们才会知道,不但这一集体化制度的残留仍顽强存在,而且现今的城里人和乡下人,每人的命运都仍时时、处处受到这种制度的拨弄,也是为何至今中国仍在为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苦恼的制度性原因。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美国三一学院教授

目录

“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第一部分 城市的功用
城市的能耐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
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城市化滞后拖累经济转型
重工轻城,由来已久
城市偏向导致城市化滞后

第二部分 自由乃城市之基
录以备考的迁徙自由
限制迁徙自由的理由
老大哥的坏榜样
制度安排非同小可
城乡分 割影响深远
经济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
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动
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抽象的目标很重要
用抽象的原则保障具体的自由
城市化的权利不平衡

第三部分 地权的演变路向
土地产权的变化线索
先国有化、再市场化的由来
土地急就章的得与失
香港地制的另一面
民地是如何转为官地的
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
城市土地国有是全盘土地国有第一步
国家权力与国民财产的边界移动
城市设立程序与城市边界
国家进入居民私产的跳板

第四部分 主导机制的分 叉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呼之欲出
征地权是行政主导城镇化的一把利器
这又是哪一门“市场竞争”
画地为牢的土地资源配置
“还权赋能”,意义不凡
说说“还权赋能”的来历
从放权到还权
如何应对改革触发的深层风险

第五部分 确权走新路
“确权”究竟何难之有?
“血战到底”的悬念
兰田村的重要一课
数目字的城乡差别
土地不准流转的由来
“土地转包”开了第一个口子
厘不清使用权,何来转让权
湄潭的贡献(上)
湄潭的贡献(下)
告别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
拖泥带水的新体制

精彩书摘

城市的能耐
城乡中国以“城”字打头,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让我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谈起。这场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的世纪嘉年华,全部300多个参展主题展示,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馆、18个企业馆、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馆以及香港馆、澳门馆、台湾馆,还有近8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演绎的中心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自己没有看成世博,除了开馆前,应王石之邀参加过万科馆的开建仪式。很想去的,只是那超级排队的纪录让我到最后还是裹足不前。有同学看了回来兴冲冲地讲见闻,我问那主题演绎得如何。回答是,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异,似乎看不出演绎的究竟是哪一个。
看来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条件的含义很明显—(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
难怪引出了一场热闹的插曲。那是在世博开幕前,主办方举行世博论坛阐释本届主题。应邀前往讲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韩寒。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小老弟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刮起一股寒风。他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看了网上的记录,他无非是把大都会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数落了一通。看来看去,顶多算与世博主题的中文翻译唱了个反调。要是冲着英文去的,韩寒再寒,怕也只能说,“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么主题的中译会出破绽?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现场了,就找背景资料来读。原来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主题。“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履历说,他曾是北大荒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大学任教,自上海申办世博第一天起就参与工作,从申博到办博,前后历时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的主题演绎,所以当记者问及主题的中英文“两者内涵似乎有差异”时,由他出面阐释:“中英文在深层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英文则是并列的关系。当然,现在有人说城市根本不美好,你为什么要说它美好?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是怎样?不能说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质疑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方向。”
麻烦还是挥之不去。如果强调方向与目标,直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结了?独独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还是让人觉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让城市更美好。不讲条件,定论“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把天下对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评、有指责的人们,统统推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来,这不是容易弄懂的学问。可是再读下去,我却从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国际展览局做出的说明中,得到一个新的启发。原来,国际上投票通过2010年世博的主办方之后,上海世博会还要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注册报告》,明确定位,才能向参展各国发出邀请。报道说,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对中方最初文本不满意,提出180多个问题要求修改。季路德带领团队用两周时间昼夜苦战,最后终于在国展局执委会会议上让中方《注册报告》顺利过关。个中细节,报道语焉不详,但其中提点到的一句话,却让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只此一招,执委会的专家们就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得通了。
当然说得通。不管言语、议论、牢骚、抨击还是认真系统的批评,选一个角度问,从实际行为看,人们究竟是不是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确,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选择在城市生活,尽管城市生活不尽如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很糟糕。世博官网上列出的数据可以为凭:在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一点,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
拿韩寒来说,他当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依据。不过若问他自己在哪里生活,怕还是城市。乡下倒有赛马赛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国际大都会不敢问津。文化上的“韩寒现象”呢?以我的外行之见,也以为那纯属城市现象,离开了巨大的人气积聚,才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发一句话让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说,互联网让城乡之别再不重要。错了—那玩意儿是城市的产物,也只有城里人才鼓捣得出那玩意儿。它当然可以向乡村扩散,却注定要把乡村改变为城市!
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认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骂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儿都痛的人们。后者一般不会同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他们自己生活于城市、离不开城市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在事实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题的中译表达。认为乡下不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常待的人,可以选择进城,可是进了城又不满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乡。他们多半边批评城市、边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City,去过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较中确定的。五六年前,有则报道教我记住了这一点。当时刚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威福茨先生访华,在甘肃省永登县秦川镇东川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沃尔威福茨行长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大爷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行长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行长再问:“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大爷想了一想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我当时就写有短文对此评说。现在看,甘肃农民马大爷讲的就是城市的能耐。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趋势不可抗拒的关键。本书的系列文章由此展开:为什么城市有如此特别的能耐?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长了眼光来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照,以下简称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美国人口占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美国人口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汇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一看,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城市改造—“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的城市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的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直观的常理,不证就可以自明。这也是本书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个不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

前言/序言

“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城市国家”(city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像美国和法国,2012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唯我中华独有。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不是吗?2012年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再往上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留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可怕。
当然,过于沉重的题材,也不适合拿来连续开专栏。幸好,“城乡中国”不是这样的题目。讲过的,天下人不是城里人就是乡下人,或者像农民工,可算在城乡之间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因此估计,对城乡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少。其次,“城乡中国”看来严肃,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试举一例:你要怎样让一个老外很快明白什么是“小产权”呢?“smallproperty”肯定满拧,“informalrights”又多半误导。也不要以为老中就个个都知道,看新闻,“国土部又要清理小产权房”云云,那标题里有一个概念是混搭出了错的——从来只有“小产权地”,没有“小产权房”。此说何据?看本专栏吧,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是的,在城乡中国的大题目之下,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
所以,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些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城乡成都,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一回头时间还过得真快:2008年1月一起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住在老乡家里的几位同学,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本专栏算我开个头,希望逼我们的后起之秀写出更好的著述来。
一如既往,写系列专栏一概不预定计划。2012年元旦刚刚结集成册的《货币的教训》,起于2010年4月20日那篇“口水能决定汇率吗?”原本的写作冲动,就是为自己,也为同学和读者对吵得(一天世界上海话,即一塌糊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出个头绪来。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篇一篇写,没想到一共写了50篇,其间忙过几个其他题目,还有几次断稿,前后居然持续一年半。再上一个系列是医改评论,开工的时候是冲着所谓新一轮医改方案形成时的辩论而去的,本以为新方案不久可以面世,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我写到40篇的时候,那个医改方案还没有出生。要讲的都讲了,停就停吧,说起来也是“止于当止之处”,不违作文之道。倒是2002年写的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起笔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口气打出十多个关键词,似乎是预备讨论的题目。可是一旦开写,笔下似乎自有展开的逻辑,就不管预想的计划了。有此经验,写系列评论恐怕还是没有计划的好。若问城乡中国会写100篇吗?答案是不知道,听其自然算了。可以让读者放心的是,在下生性愚钝,却还不算蠢笨,同学、编辑和读者略有提点,我就知所适从,懂得就坡下驴的。顺便交代一句,读者来信我不会一一都回,但看还是会看的。骂我的也会看,就是看得飞快些,除非真的骂出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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