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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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 京东图书 出版时间 : 2015-01-01 品牌属地 : 中国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ISBN : 9787508648460 译者 : 颜超凡 版次 : 1 页数 : 256 印刷时间 : 2015-01-01 包装 : 平装 著者 : [英]爱德华·卢斯 用纸 : 胶版纸
编辑推荐

“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让我们看看一位知名英籍媒体人——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如何看待美国的衰落阴霾。
卢斯的另一力作《不顾诸神》销量良好,多次再版,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用词犀利,针砭时弊,诙谐幽默,发人深省。
内容简介

作者爱德华·卢斯在担任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4年时间里,遍访美国商界、政界领袖,从比尔·盖茨到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从普通教师、工人到科学家,深入剖析了美国的现实状况。
卢斯发现,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呈现出颓势:在科研领域,中国、韩国的创新者与美国科学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商业领域,像IBM和通用电气之类的企业巨头,如今日益热衷于在国外而非在美国雇用员工;至于国内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忙于相互攻讦,决策体系几陷瘫痪,说客和竞选资金控制了国家议程,政策常常沦为寻租工具;公立教育体系因公共资金投入不足而陷入恶性循环;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问题重重,改革举步维艰…….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社会似乎对此不愿正视。
《美国,醒醒!》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客观中立地分析了美国为何以及如何陷入颓势。《美国,醒醒!》是作者继有关印度的畅销书《不顾诸神》之后,又一部引人入胜的国家特写。
作者简介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系,并在伦敦城市大学完成了报纸新闻研究生课程。自1995年起,他一直任职于英国《金融时报》,其间休息一年,在华盛顿担任克林顿政府最后一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演讲稿撰写人。2001~2005年间,他任《金融时报》设在新德里的南亚洲分社社长,2006~2010年任《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卢斯现在是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他还写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力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
精彩书评

★自托克维尔以降,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经常扮演着美国社会观察者的角色。爱德华?卢斯正是这样的观察家。他书写了一部美国社会的盛世危言,描绘了美国社会的不安与混乱,以及美国精英阶层面对各类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的真实画面。该书的结论完全基于事实,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窠臼,因此其价值远高于当前的各类政治评论。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
目录

序言 在毕业典礼上

第1章 孤独的中产阶层

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层持续中空

第2章 一个都不能少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制在不断倒退

第3章 会下金蛋的鹅
为什么在创新领域美国不再理所当然处领先地位

第4章 格列佛的阵痛
官僚机构何以荼毒美国的竞争力


第5章 对抗自身

为什么美国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

第6章 或许我们不能

金钱政治何以深嵌美国肌体

第7章 非凡的挑战
阻止美国衰落的未来之战为何胜率渺茫

致谢
注释
精彩书摘

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很敬重美国的发明天赋。从19世纪末的电力和内燃机时代,到信息技术革命延续不断的今天,美国对人类科技进步的主宰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在许多战略性领域,美国继续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软件开发、生物科学、社交媒体和大部分计算机芯片技术。其他一些诸如航空和卫星等领域,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并列走在最前端。
然而,美国已经放弃很多领域的追求,包括机器人学、平板显示器、锂离子电池、核能、高速列车、内存芯片以及绝大多数的清洁能源研究。在某些领域,比如平板显示器的制造,由于重心移往亚洲从而导致美国逐渐丧失了领先地位。至于其他方面(如清洁能源),美国几乎故意排斥了原本相当巨大的先发优势。甚至在计算机领域,美国也无法再保持永久强势:2010年,中国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
褒扬美国的发明天赋,或者援引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现任华盛顿评论家兼作家戴维·罗特科普夫所描述的“美国乃逃脱窘境的救命稻草”,是政客安抚人们“一切都会变好”的标准方法。“一旦我们充分发掘美国这一独特天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那些机器人就连给咱们提鞋都不配。”罗特科普夫戏谑地说道。但是这话能当真吗?
许多归功于美国人的重大发明似乎并非确实就是美国人发明的。譬如,可以肯定爱迪生并没有发明灯泡,而是“改进”了灯泡。真正的功劳应该属于英国人汉弗莱·戴维或约瑟夫·威尔森·斯旺。意大利的因诺琴佐·曼泽蒂和法国的查尔斯·布瑟尔为电话的问世做出了巨大贡献。只不过是苏格兰出生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抢先获得了美国专利。英国的查尔斯·巴贝奇和阿兰·图灵建造了早期的计算机模型。而德国人菲利普·尼普科夫,才是电视的发明者。其他的还有照相机(法国达盖尔先生的发明)、青霉素(苏格兰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发明)等等。
美国的主要优势始终是把发明转为商业应用的能力。正如亚伯拉罕·林肯评述的,美国的专利制度“为智慧之火添加了利益之油”。但是今日的美国已经不再像往昔那般与众不同。譬如,认为中国人只会复制不懂创造的观点不仅被历史推翻——没有指南针、印刷术和纸币,世界会变成啥样?——而且就是现在也证明了它是错误的。
在成功发明家迪安·卡门的眼里,中国正迅速重新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英国皇家学会最近一项调查指出,根据世纪之交以来的趋势判断,预计到2020年国际科学论文引述中国的频率将超过美国。2006年,中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最多产的科学出版商。“人们安慰自己,中国文化里没有创新二字,”卡门说,“过去中国人也很少为成功而奋斗。然而事物总是变化的。”
在著作《乐善好施的坏蛋》(Bad Samaritans)中,张夏准(Ha Joon Chang)风趣地描写了1800年到德国旅行的英国人,写他们如何记述人们的“懒惰”、“马虎”和“过度情绪化”等特点。文化思维模式是会变的。今天谁还会形容英国人总是板着一副脸孔?
这条经验法则也适用于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创新文化是其政治经济的外生因素。创新已被深深烙进美国社会。华盛顿方面或许真的不了解情况,但只要美国法院坚持维护财产权利,企业家就能不断茁壮成长。这种想法的确令人欣慰。可事实是,没有哪门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能充分解释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创新。这个话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甚至就连创新一词的定义,也莫衷一是(创新是发明呢,还是发明物的应用,抑或是两者之间的某个均衡点?)
人们越来越有理由怀疑,美国的创新优势能否免受日益凸显的社会健康问题的影响。这只生金蛋的鹅不会无视她周围发生的事。不赞成记者虚构寓言的读者可以跳到下一段落(这类虚构保证不再发生)。想象一下在艾奥瓦州有那么一处传统庄园,农场庭院的中央,是鹅妈妈用来下金蛋的一座小谷仓。她身边的大家族正在争吵不休。大家各自搬进了不同的厢房。他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分享金蛋。争执愈演愈烈,鹅妈妈的蛋越下越少。各种安抚她的努力,都平复不了家庭分裂造成的伤害。
最令许多美国观察家迷惑的,是这场家庭纠纷的激烈程度。除了那些故意视而不见的人之外,大家都会承认,美国为冒险家孕育了历史上最友好的文化,而且目前很多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此。这种文化不仅仅是社会能够接受失败;在美国某些地方,它也是一枚荣誉徽章。更重要的是,美国还营造了世界上最浓烈的创新氛围。其中的关键品质包括: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的能力,资助最佳创意的大量风险投资,最慷慨的私人和公共研发资金供应,务实的公共政策传统,最健全的专利保护体系,以及最好的大学。
除大学系统外,大部分其他优势正日渐削弱。而且,如今亚洲大学的投资规模实在不容小觑。美国不少最棒的技术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都把分校建到了东亚等其他地区。“你得跟着市场走”,新英格兰区一所著名的私立学院院长表示,最近他们在新加坡开办了一所分校。
倘若这么多最聪明的学生都毕业回了国,那就算拥有最好的大学也不足以阻止衰落。根据世界顶尖大学的排行榜,美国有13所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而排在第二位的英国只有4所。鉴于美国人口为31100万,英国为6100万,一个英国公民上顶级大学的概率差不多是美国公民的2倍。美国的读者也许知道,英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甚至比美国更加严峻。但是在创造力方面,美国的风险资本、研究资金和政府质量正在下降。
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引力磁场。从出生于苏格兰的安德鲁·卡内基,到来自匈牙利的英特尔的缔造者安迪·葛洛夫,或谷歌公司的俄罗斯裔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外籍企业家在美国就像比萨和百吉饼一样普遍。硅谷的初创企业中,几乎一半是由来自其他地方(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的人创建。移民过来的科学家也是同样情况。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到“曼哈顿计划”中一大批致力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再到当今美国的大学和企业研究小组,外籍科学家多如美国好莱坞电影里的特技镜头。超过70%的美国物理学博士学位由外国学生获得。今天,略多于一半的美国专利都颁发给了外国人。
一项项研究均表明,在任何一个社会,移民者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土生土长的本国人。在美国崛起的最初150年里,开拓精神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60年代,当国会解除非白人移民的种种障碍后,国家再次充满活力,国民更是积极进取。然而,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十年间,美国丢弃了它作为归宿地的大部分吸引力。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毕业后都必须回国。只有少数幸运儿能拿到外国技术工人的年度配额,领取H1B签证(短期性工作签证);到了2011年,这类技工已经减少到68000人。由于国内出现不少发展机遇,很多外国学生原本就打算无论如何都要回国,即使绿卡早已和他们的学位证书钉在一起。
就说阿吉特·罗哈吉吧,这位美国顶尖光伏科学家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分院院长。罗哈吉应允担任博士生导师是为了进入一个能参加全球科学峰会的阵营。全世界大概只有另外两位太阳能科学家与罗哈吉属同一研究领域:澳大利亚的马丁·格林和德国的斯特凡·格隆兹。刚刚迈入花甲之年的罗哈吉很有企业家潜力,他已经把他的大学专利授权给Suniva——美国仅存的少数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罗哈吉的实验室微型(纳米)检测设备纵横交错,就坐落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该学院主校区一所不起眼的新分院内。附近有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建造的游泳池,其电力供应由罗哈吉的太阳能电池板技术支持。
出生于印度的罗哈吉和许多同侪一样,也是到美国来学习和研究的。他说他指导的博士生大多来自国外:12个博士生里有9个是外国人。与20世纪90年代罗哈吉开设实验室时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想回国。2011年我和罗哈吉在他的实验室会面时,他才刚刚送走了回国的三名韩国学生和两名印度学生。“他们在自己国家的薪金高得令人咋舌。”罗哈吉说。这位婆罗门(印度北方邦的上层阶级)在印度一所著名的理工学院完成本科学位课程后,旋即就读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美国里海大学。20世纪70年代罗哈吉以学生身份访问印度时,参观了德里的一所研究实验室。这次经历坚定了罗哈吉加入美国国籍的决心。“那儿靠的不是你懂些什么,而是你认识谁,”罗哈吉说,“我想在当时的印度开展科研工作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回到美国后,罗哈吉在西屋电气公司的研究实验室找了份工作。80年代慢慢过去了,罗哈吉逐渐意识到,美国的企业研发正不断发展成为添砖加瓦式的常规活动。“我没有料到注重季度业绩的股东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他说,“我们从做研究的科学家变成了筹资人。”于是,依靠政府能源部的赞助,他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立了实验室。
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仍然保存着这个领域的实力。美国依旧占据全球主要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和大部分的需求(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而从那时起,美国光伏产量和产能的世界占比垂直下降——两方面都跌到了10%以下42。美国已经从小池塘内的一条大鱼,变成了一尾小鲤鱼游在不断扩展的大湖里。“在美国我们不再拥有任何供应链,”罗哈吉说,“你甚至找不到一家美国硅晶片供应商。”
我是从美国商务部在华盛顿举办的晚宴上了解到Suniva(美国太阳能创业公司)的。当时商务部打算向人们展示一下仍然在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实际上,Suniva已经在勘察是否要把公司的经营扩张到国外,也许是中国。几天后,我来到亚特兰大向南约30英里外气派又时尚的Suniva工厂。运用生产方法的“秘密武器”,Suniva可以每三秒制造出一块晶体硅电池。他们一年365天都在运作,昼夜不息。这家工厂是最先进的;罗哈吉的美国合作伙伴也是世界一流的。然而公司还是想往其他地方发展。
高级行政人员布赖恩·阿什利(Bryan Ashley)向我解释说,和其他几个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按“跳楼价”向Suniva提供高质量的设备。华盛顿特区——甚或亚特兰大都无法给予这种支持。“你知不知道如今在美国找一个好的制程工程师有多难?”阿什利问道。正如罗哈吉一直强调的,那些人都准备回国发展。罗哈吉是一个激情洋溢的美国爱国者,他在办公室墙上做了张图表,标记出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在美国一生能挣得多少钱:总计将近300万美元。他经常把这个事实反复向美国学生灌输。
越来越少的人攻读理科类的博士学位。读工商管理硕士的美国人,是工程学研究生和本科生总和的2倍43。直到不久前,这种情况还不算麻烦,因为很多外国工程师毕业后都留了下来。但是现在越来越难说服他们留下。“你看看我这一代人,最优秀的太阳能科学家几乎都是美国人,”罗哈吉说,“而我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却都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他提到了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其蓬勃发展的光伏学系几乎完全归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公司——中国的尚德所有。“一旦你失去市场,就会失去人才,”罗哈吉说,“接着你还会失去创新能力。”
这便是华盛顿方面常常搞糊涂的一个关键所在。由于清洁技术的企业家缺乏煤、石油、天然气等对手行业那种游说力量,他们当然只有靠实际行动来说话。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参观过的一家晶片公司歇业了\[硅谷的索林瑞达(Solyndra)44\],另一家公司如今正在中国拓展业务\[北卡罗来纳州的科锐(Cree)\]。还有一家公司Evergreen Partners则宣布,要把公司一砖一瓦统统搬到中国去,尽管马萨诸塞州已经让它享受着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之后它还申请了破产保护。阿什利说:“既然咱们的企业都走了,华盛顿当然任由化石燃料的游说团体摆布。”他还指出,许多立法委员甚至连一点太阳能的基本知识都不懂。“有个参议员问我他该怎么用太阳能电池板烧开水”,阿什利说,他要我保证绝不透露这位政客的名字。
……
前言/序言

在毕业典礼上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樱花烂漫的暮春时节。世界显得分外美好。或者,至少在齐聚大学钟楼下参加毕业典礼的300多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眼里,景光定然如此。乔治敦大学2011级的大部分毕业生,包括我妻子的表弟比克拉姆·巴苏(Bikram Basu,他是我出席毕业典礼的原因),都强烈意识到他们即将一头扎入波涛汹涌的经济深海域,前途难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肯定要重点强调那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吧。然而,那场毕业典礼的著名演讲人罗伯特·索洛,却另有主意。“很抱歉,”索洛在短短几分钟振奋人心的致辞中对毕业生们说,“我不做励志演讲。”
索洛年近九旬,出生于1924年,是少数经历过大萧条且依然健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索洛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确定和测算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世人已经见证,在他生命中的几十年里,这些技术基础打造出了迄今为止最庞大、最富有的中产阶层——被消磨、被忽略了近一个世代,直到最近才重新受到重视。真切体味了大萧条导致的极度匮乏,并看到了个中差异,索洛无疑可以为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注入一针定心剂。
但是,索洛以真正学者特有的温和而抑扬顿挫的语调,展开截然相反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财富显著从工资和薪金所得转变为营业收益。索洛评论说,企业利润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目前已经攀升到自大萧条前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工资占比则降至最低。这意味着,当顶部1%的富裕阶层正在重温“镀金时代”的曼妙生活时,大多数美国中产阶层遭遇的是长年的收入持平甚或下降。索洛认为造成这种扭曲的原因既错综复杂又根深蒂固。但是,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他以经济学家钟爱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补充道。
“这也许是因为社会力量均势正在永久性地转向(极富有人群),”索洛说,“若果真如此,这种转向就很难发生逆转——甚至根本就不可逆转。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我和你一样,也拿不准整个社会将做出什么反应。”撇开社会反应不说,我倒是很好奇听众会如何响应索洛的话。在索洛教授结束演说之前,大体等分的美国学生、留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属当中,没有多少人流露出任何感想。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跻身最受青睐的群体”,索洛让大家放心。然后,仿佛是为了调和这个说法,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能从哪里融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结束语同样经济实惠,他说,“祝各位好运,谢谢聆听。”片刻令人尴尬的寂静之后,人群里才传出20秒稀里哗啦的掌声。
几天后我找来比克拉姆,想问问他有什么感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还没毕业比克拉姆就已经在辛苦地寻找工作,尽管他拥有各种底气十足的证书(加工程学背景)。“我们几乎被一视同仁。”他说。大部分外国留学生,包括比克拉姆,都喜欢索洛那段坦率的讲话。而多数美国学生则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想获得稍多一点的鼓励。”比克拉姆认为。和那些美国朋友不同,如果比克拉姆在美国没什么光明前途,他大可轻松回到飞速发展的祖国。“我想在美国工作两三年后再返回印度,”他表示,“但也未必非得如此。”
曾经有一段时间,绝大多数在美国读书的外国学生,尤其是占海外留学军团很大比例的亚洲人,都会施展浑身解数争当美国公民。现在,实际情况变得多样化起来。不仅他们的国家已经能够切实提供相称的、有时甚至收入更丰的就业机会,而且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外国留学毕业生越来越难继续留在美国。
这种剪刀效应——国内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留在美国则机遇越来越小——已经明显减缓了人才流失;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正是借助这些外来人才而获益匪浅。人才流失减缓的实际效应,相当于美国大量补贴她的全球竞争者。因为美国高校收取的费用,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高等学位的真实成本中仅占一小部分。印度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得好:“如今,每位签证官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害怕一不留神就会放进下一个穆罕默德·阿塔。结果,被他拒之门外的很可能是另一个比尔·盖茨。”
有人(譬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将后“9·11”时代的美国制度称为“国家的自毁”,主张采取“重要行动”,给每个大学学位自动附上一张绿卡。但是很少有人(无论带有何种倾向)希望华盛顿方面在不久的任何时间彻底改革“9·11”事件后的国家体制。巴拉克·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内只是就此说了些漂亮话,做做门面功夫。就连小布什,虽曾试图在他的第二任期促成一番革新,但也未能调动大部分共和党同僚的积极性。而奥巴马的第一任重磅级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老早就说过,制度革新将是“第二任期的一个重大优先项目”,这像极了不追求连任的总统(包括小布什在内)所承诺的神风特攻队式的使命。
如果美国想直面越来越可能发作的衰落症,就必须正视移民问题,更应该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进行反思。人们时常讨论美国不尽如人意的公立学校体系,这些学校的科学和数学教学目前在国际一直排名20位之后。另外,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已经退化到第二世界的水平。而且,虽然美国本土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诸多创新,但她至今未能摘取这些创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果实——不仅仅在迅速扩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域,还有机器人技术、喷气式飞机、机械工具、核能、显示系统和电瓶电池设备等领域。美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混乱的移民政策,从理论上都很容易把握。可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问题都越来越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美国人本能地瞄准了华盛顿,把它当成弊病的渊薮。然而,正如本书所要探索的,华盛顿的行事风格植根于美国社会。指摘政客已经成为美国现代生活的一种懒散积习。甚至政客之间也相互推搪、责备——抨击华盛顿便是美国两党所剩不多的热门话题之一。极少有候选人会在竞选时承诺要改变美国文化。然而,任何懂得自我保护的候选人都宣誓要改变华盛顿的文化。有时,美国人似乎热衷于某种形式的勾结:选民装模作样地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则装模作样地治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越是迟迟不能就相对衰落症的发作达成一致意见,就越难以推行适宜的政策。大约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已是时间紧迫、资金短缺。但美国人依然克制不住玩弄时间和金钱的欲望。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曾发表卓见指出,美国人很少研究哲学。但他们往往以“哲学的方法”来生活。换句话说,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痴迷的是理论上的东西,美国人则痴迷于实践。托克维尔写道:“因此,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之一,而笛卡尔的各种训诫却得到了最好的应用。”半个世纪后,美国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绝非偶然地创造出新词“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表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这种哲学方法。这个词语极具美国特色。但本书志在阐释:至少在治理自身方面,美国已经不再那么务实。
不少自由派人士都心怀一种无奈的恋旧情结,向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黄金时光,那时,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联邦政府还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养家糊口的人们在工厂一天工作8小时,可以寄希望于“凯迪拉克式的”医疗保险计划,过上殷实的市区或郊区生活,另外每年还有5周的假期。而在许多保守派眼里,情况则较为玄虚:昔日的时光浸渍着开国元勋们的神圣美德,虽然目前国家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们的期望。过去,人们自强自立,坚定地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曾经是由稳固家庭组成的小城镇聚集地,人们敬重军人,积极参加社区的教会活动。
怀旧情绪总是愈演愈烈。但这两派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抹杀了事物的阳光面。当人们叙述一个国家时过于流连它的历史,就会丧失对现状的恰当审视,继而还会对未来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过去,美国习惯于向前看——我们曾经很擅长计划未来。”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CEO)克雷格·贝瑞特对我说,英特尔一直称得上是美国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巨擘。“现在,我们整日缅怀‘最伟大的一代人’(即‘二战’时期的那代人)。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查看历史后视镜。”
序言
在毕业典礼上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樱花烂漫的暮春时节。世界显得分外美好。或者,至少在齐聚大学钟楼下参加毕业典礼的300多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眼里,景光定然如此。乔治敦大学2011级的大部分毕业生,包括我妻子的表弟比克拉姆·巴苏(Bikram Basu,他是我出席毕业典礼的原因),都强烈意识到他们即将一头扎入波涛汹涌的经济深海域,前途难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肯定要重点强调那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吧。然而,那场毕业典礼的著名演讲人罗伯特·索洛,却另有主意。“很抱歉,”索洛在短短几分钟振奋人心的致辞中对毕业生们说,“我不做励志演讲。”
索洛年近九旬,出生于1924年,是少数经历过大萧条且依然健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索洛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确定和测算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世人已经见证,在他生命中的几十年里,这些技术基础打造出了迄今为止最庞大、最富有的中产阶层——被消磨、被忽略了近一个世代,直到最近才重新受到重视。真切体味了大萧条导致的极度匮乏,并看到了个中差异,索洛无疑可以为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注入一针定心剂。
但是,索洛以真正学者特有的温和而抑扬顿挫的语调,展开截然相反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财富显著从工资和薪金所得转变为营业收益。索洛评论说,企业利润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目前已经攀升到自大萧条前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工资占比则降至最低。这意味着,当顶部1%的富裕阶层正在重温“镀金时代”的曼妙生活时,大多数美国中产阶层遭遇的是长年的收入持平甚或下降。索洛认为造成这种扭曲的原因既错综复杂又根深蒂固。但是,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他以经济学家钟爱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补充道。
“这也许是因为社会力量均势正在永久性地转向(极富有人群),”索洛说,“若果真如此,这种转向就很难发生逆转——甚至根本就不可逆转。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我和你一样,也拿不准整个社会将做出什么反应。”撇开社会反应不说,我倒是很好奇听众会如何响应索洛的话。在索洛教授结束演说之前,大体等分的美国学生、留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属当中,没有多少人流露出任何感想。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跻身最受青睐的群体”,索洛让大家放心。然后,仿佛是为了调和这个说法,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能从哪里融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结束语同样经济实惠,他说,“祝各位好运,谢谢聆听。”片刻令人尴尬的寂静之后,人群里才传出20秒稀里哗啦的掌声。
几天后我找来比克拉姆,想问问他有什么感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还没毕业比克拉姆就已经在辛苦地寻找工作,尽管他拥有各种底气十足的证书(加工程学背景)。“我们几乎被一视同仁。”他说。大部分外国留学生,包括比克拉姆,都喜欢索洛那段坦率的讲话。而多数美国学生则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想获得稍多一点的鼓励。”比克拉姆认为。和那些美国朋友不同,如果比克拉姆在美国没什么光明前途,他大可轻松回到飞速发展的祖国。“我想在美国工作两三年后再返回印度,”他表示,“但也未必非得如此。”
曾经有一段时间,绝大多数在美国读书的外国学生,尤其是占海外留学军团很大比例的亚洲人,都会施展浑身解数争当美国公民。现在,实际情况变得多样化起来。不仅他们的国家已经能够切实提供相称的、有时甚至收入更丰的就业机会,而且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外国留学毕业生越来越难继续留在美国。
这种剪刀效应——国内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留在美国则机遇越来越小——已经明显减缓了人才流失;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正是借助这些外来人才而获益匪浅。人才流失减缓的实际效应,相当于美国大量补贴她的全球竞争者。因为美国高校收取的费用,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高等学位的真实成本中仅占一小部分。印度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得好:“如今,每位签证官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害怕一不留神就会放进下一个穆罕默德·阿塔。结果,被他拒之门外的很可能是另一个比尔·盖茨。”
有人(譬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将后“9·11”时代的美国制度称为“国家的自毁”,主张采取“重要行动”,给每个大学学位自动附上一张绿卡。但是很少有人(无论带有何种倾向)希望华盛顿方面在不久的任何时间彻底改革“9·11”事件后的国家体制。巴拉克·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内只是就此说了些漂亮话,做做门面功夫。就连小布什,虽曾试图在他的第二任期促成一番革新,但也未能调动大部分共和党同僚的积极性。而奥巴马的第一任重磅级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老早就说过,制度革新将是“第二任期的一个重大优先项目”,这像极了不追求连任的总统(包括小布什在内)所承诺的神风特攻队式的使命。
如果美国想直面越来越可能发作的衰落症,就必须正视移民问题,更应该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进行反思。人们时常讨论美国不尽如人意的公立学校体系,这些学校的科学和数学教学目前在国际一直排名20位之后。另外,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已经退化到第二世界的水平。而且,虽然美国本土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诸多创新,但她至今未能摘取这些创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果实——不仅仅在迅速扩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域,还有机器人技术、喷气式飞机、机械工具、核能、显示系统和电瓶电池设备等领域。美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混乱的移民政策,从理论上都很容易把握。可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问题都越来越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美国人本能地瞄准了华盛顿,把它当成弊病的渊薮。然而,正如本书所要探索的,华盛顿的行事风格植根于美国社会。指摘政客已经成为美国现代生活的一种懒散积习。甚至政客之间也相互推搪、责备——抨击华盛顿便是美国两党所剩不多的热门话题之一。极少有候选人会在竞选时承诺要改变美国文化。然而,任何懂得自我保护的候选人都宣誓要改变华盛顿的文化。有时,美国人似乎热衷于某种形式的勾结:选民装模作样地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则装模作样地治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越是迟迟不能就相对衰落症的发作达成一致意见,就越难以推行适宜的政策。大约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已是时间紧迫、资金短缺。但美国人依然克制不住玩弄时间和金钱的欲望。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曾发表卓见指出,美国人很少研究哲学。但他们往往以“哲学的方法”来生活。换句话说,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痴迷的是理论上的东西,美国人则痴迷于实践。托克维尔写道:“因此,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之一,而笛卡尔的各种训诫却得到了最好的应用。”半个世纪后,美国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绝非偶然地创造出新词“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表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这种哲学方法。这个词语极具美国特色。但本书志在阐释:至少在治理自身方面,美国已经不再那么务实。
不少自由派人士都心怀一种无奈的恋旧情结,向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黄金时光,那时,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联邦政府还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养家糊口的人们在工厂一天工作8小时,可以寄希望于“凯迪拉克式的”医疗保险计划,过上殷实的市区或郊区生活,另外每年还有5周的假期。而在许多保守派眼里,情况则较为玄虚:昔日的时光浸渍着开国元勋们的神圣美德,虽然目前国家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们的期望。过去,人们自强自立,坚定地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曾经是由稳固家庭组成的小城镇聚集地,人们敬重军人,积极参加社区的教会活动。
怀旧情绪总是愈演愈烈。但这两派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抹杀了事物的阳光面。当人们叙述一个国家时过于流连它的历史,就会丧失对现状的恰当审视,继而还会对未来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过去,美国习惯于向前看——我们曾经很擅长计划未来。”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CEO)克雷格·贝瑞特对我说,英特尔一直称得上是美国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巨擘。“现在,我们整日缅怀‘最伟大的一代人’(即‘二战’时期的那代人)。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查看历史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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