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路

一个人的遭遇，照见了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坎坷人生路》为《人民文学》前主编程树臻先生自传。家庭之忽尔变故，社会之动荡起伏，人生之艰难莫测。。。作者恳切面对自己的内心，以平和心态叙说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文字苍劲质朴，意蕴深远，引人深思。

程树榛，1934年7月生于江苏省邳县（现邳州市）；先后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文学创作一级。

第一章：凄苦伴随的少年时期
第二章：悲，喜，荣，辱？
第三章：走向北大荒
第四章：形势一片大好的动乱年代
第五章：顺心也有九曲十八弯
第六章：冰城八年
第七章：出任《人民文学》主编
第八章：经受文学期刊在转型期的阵痛
第九章：进退维谷
第十章：我快乐的源泉

1、“甜蜜”的折磨不幸的“幸运”
（1）长影要拍我的小说
那是1971年冬季的某一天。那天和平常日子一样，早晨上班之后，我换上工作服，在机床上用扳手紧上了活儿，打开电门，机床转动起来，我怡然自得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聆听着刀具切削工件的沙沙声，眼瞅着铁屑像一道细小的彩色喷泉在涓涓流淌。那时，我非常庆幸我离开知识分子成堆的设计处，和普通工人一样干活。我很欣赏这样的平凡劳动场景，幸福地享受这样的生活待遇。
忽然，车间的人事干事来到了我的身边。他向我招呼一声：“老程，你跟我到车间革委会来一趟，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我大吃一惊。我又犯什么事了？那年头，不知何时何地是何缘故便会祸从天降。我不情愿地按下了机床的电钮，马达也不情愿地停止了转动，我拿过棉纱擦了擦满是油污的双手，怀着惊恐万状、忐忑不安的心情，紧随着人事干事来到了车间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委会的办公室。
办公室内坐了几位衣冠楚楚的陌生人，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车间革委会主任郑重地把我向客人做了介绍并介绍了客人。原来他们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的编辑人员，是来工厂组稿的。落座之后，客人向我说明了来意：
原来，万马齐喑的文艺界，最近也因林彪集团的垮台有所复苏，早已被造反派砸得稀巴烂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得到了“解放”。在周恩来总理号召下，他们也跃跃欲试地想重整旗鼓拍摄电影，以填补一下早已成为空白的银幕，满足一下群众起码的对文艺的需求。要拍电影，首先得有剧本。可是，这时有名的很多剧作家都被打趴下了，现在还没有站起来，没有写作的权利；文革中新发现的工农兵剧作家，一时也难以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于是，他们只好翻箱倒柜在“老皇历”中寻找线索。但是，找来找去也是无所收获。在失望之余的偶然间，忽然在被造反派砸烂之后、多年已无人问津、落满灰尘的资料室里，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现一本崭新的、从没有人翻阅过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初看，作者程树榛，乃无名之辈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大概与刘少奇的“文艺黑线”挂不上钩；再一认真阅读一下，觉得小说的内容颇为可取：它既未有牵涉久远的历史问题，也没有触及敏感的政治人物。主要写一个边疆的大工厂自力更生制造尖端产品的故事，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相差甚远；掂量来掂量去，觉得搞这部作品，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于是，初步决定，先拿这本书探探路。
几经调查研究，寻找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最后，竟然把《钢铁巨人》的作者的我，从茫茫人海中“打捞”到了——此人是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一名年轻的技术员，正在下放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虽有错误，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便派三个年轻的编辑，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这里……
听了他们如此这般的介绍和说明来意后，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下来：他们是对我构不成威胁的陌生文化人。
不过，我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我“炮制”的那株大毒草居然能够搬上银幕了？我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这几位不速之客，半晌没说话。
编辑同志似乎觉察出我的心意，忙做解释：我们来找你，是受“长影”革命委员会的委派、经过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批准的，不信，齐市文化局还专门派人和我们一同前来落实呢！果然，旁边那位正襟危坐、表情极为严肃的客人立即证实道：“是这样！我是受市革委领导委托而来。”
噢，原来如此。这一下，我倒真有点受宠若惊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应对。还是市文化局的那位干部认识水平高，思想敏捷，又站得高，也看得远，当即严肃地向我指出：“长影”交给我市的这项任务，是关系到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大事，你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决不可掉以轻心！经市革委会和厂革委会慎重研究决定：从现在起，把你从工厂里正式抽调出来，参加电影《钢铁巨人》创作组工作。同时，他又从提包里掏出一张打印的文件向我宣布说：市革命委员会研究批准，成立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革委的政治部主任、市文化局长、工厂的革委会主任和宣传部长，另外还附上我们车间的革委会主任，以及一大串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员，再加上创作组组成的人员，其阵容之大，足可构成一个“加强排”。
宣布完毕，车间革委会主任立即向我命令道：“你现在就回工段交代工作，准备正式接受新任务！”
当然，我只能听从命令。
当我回到我的机床旁边时，工段长早已等候在那里，车间领导已经通知了他，因此，没费多少唇舌我便把工作交代完了。离开相依为伴三年之久的机床，我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喜是忧；摸不清前边是祸是福。
我木然地回到家里之后，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仍在休产假的妻子，她这时正在为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哺乳。听了我的话她大吃一惊，还没等我说完，便停止哺乳，把孩子抱转过来，冲着我问：“你答应了？”
我说：“不答应，现在还能怎么着？”
她叹了一口气说：“这就像是要你在刀尖上跳舞啊！”还没等我回应，她又接着说：“就怕你将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连我们娘儿几个都得跟着倒霉！”
我哑然无语。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决不是危言耸听。试看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都是些什么人？老一点的文艺工作者有几个站得住脚的？哪一个不是闹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的此举会有好下场吗？
当晚，我的几个老同学和知己朋友也闻讯赶来了。他们虽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但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怕你这样做等于“飞蛾投火”。
可是，事态已逼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有解救的良方。最后，比我年长的一位老同学沉重地说：我看树榛已经别无选择了，那就听天由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