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长期以来，经贸往来都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关系着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大局。中美经贸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贸易到投资、从双方往来到多边合作，是对合作共赢最好的历史诠释。以史为鉴，放眼未来，我们对中美经贸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2012年以来，为促进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探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更好地为两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连续举办了四届学术交流研讨会，就中美贸易及投资、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美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走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后，CF40组织出版了《大碰撞》系列文集，详细记录了丰硕的交流成果。
2015年5月，CF40联合PIIE在京沪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本书将完整记录与会专家就“中美经贸新格局”“‘一带一路’与区域均衡发展”“TPP/FTAA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亚太自贸区）：中美及亚太地区贸易新格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发展多元化”“全球经济与货币政策分化的趋势与对策”等重要议题展开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锋。
中国正在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过去两年中进行了重要的会谈，这是中美两国加强互信的重要成就，使得两国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达到了新水平。但是，中美之间的信任仍需加强。“二战”之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尊重这一事实，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应该在国际舞台上被听到，这同样是尊重事实、尊重国际局势变化的表现。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需要去共同完善而非抛弃它。来自中国决策咨询部门的专家认为，中国无意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与美国一较高下，相反，中国在积极融入这一体系。
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指出，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对于中国政府的意图仍然存在一些不信任，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部分美国专家，包括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已经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正在上升的国际经济角色应对失当。珀森认为，中国已经在遵循国际体系中的规则，以TPP为例，如果中国能够达到相关标准，那就应该将中国包括进来。此外，美国公众长期对于国外投资存在恐惧，这种态度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以前对法国投资者、日本投资者都出现过。
中国市场依然广阔，中美应避免贸易摩擦恶化
中美经贸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第一，中美的投资关系正在从以前的单边投资变成双向投资。第二，中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正在缩小，而且这个趋势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有鉴于此，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和以往相比有很大改变。以往，美国对华的经贸政策是极力地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体系之中。但是，最近几年美国的政策似乎发生了改变，一方面，美国仍要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推进TPP等区域贸易安排时，又将中国排除在外。虽然中美不一定是背道而驰，但至少是各搞各的。
PIIE的专家则指出，TPP谈判将中国排除在外与美国国内的两种观点有关。美国部分人士希望以TPP来遏制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TPP是一个高标准的谈判，而中国的实践标准还未达到要求。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力推的亚太自贸区的谈判更注重囊括更多的国家，而不是谈判标准。从这一分歧来看，短时间内美国不会太关注该谈判。但是这种政策的潜在危害很大。据对参加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
2000多位政治家、学者、企业家所做的调研，影响亚洲经济、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因此，中美需要避免贸易摩擦的恶化，深化经贸合作。历史上，在日本的贸易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美日有过严重的贸易摩擦，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美国会针对中国采取何种措施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为避免出现类似美日的贸易摩擦，中美需要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客观来讲，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会给美国企业更好的分享中国市场的机会。虽然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不同产品的进口增速会出现差异，但是中国的市场潜力仍然巨大。比如，中国的消费结构在升级，以前很多人出国购物，现在则出现了诸如“海淘”的购物方式，这会促使电商线上线下相结合，使得国外消费品更好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升级，这就给发达国家的高端设备、环保技术与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主观来讲，中美也要尽可能地建立经贸合作新机制。除了让现有的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内容不断丰富，中美需要有新的机制、新的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
美国对中美贸易的顾虑并不正确
很多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人士认为，外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当涉及中国崛起时，很多人都不那么确定了。
美国民众主要担心的是就业机会。当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更多的加工品（如中国）和服务（如印度）来实现迅速增长时，这些经济体便引发了美国公众对失业和减薪的顾虑。
PIIE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贸易与投资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的分析表明，这些顾虑并不完全正确。首先，许多美国人因制造业就业萎缩而指责进口与贸易赤字。但事实上，赤字更重要的诱因是美国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美国人的消费选择。其次，劳伦斯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并没有与美国大部分出口行业进行竞争，而且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低廉。
可以肯定，贸易带来了挑战。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进口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贸易相关行业的失业。但从长远来看，与这些代价相比，美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应不该是提高贸易壁垒，而应是提高对失业工人的救助，帮助其获得竞争技能提高。
劳伦斯还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和美国有很大不同，数据也
显示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出口上的弱重叠性。大多数中国出口产品不是和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而是在和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竞争。
美国期盼中国延续上海自贸区的实验
为了加深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美国和中国需要解决或缓解阻碍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键问题。美国最关注的问题包括商品和劳务非关税壁垒歧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滥用知识产权、农业和国有企业补贴、限制性的政府采购政策以及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等。中国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高科技出口限制、频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以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审查中国在美投资时采用的国家安全标准。
美方专家认为，目前为止，中国达成的一些贸易协议没有美国期待的那样“野心勃勃”。中国官员利用这些协议来积累谈判经验，缓慢开放不同部门，同时维持其他部门的受保护状态。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重要的一步。
中国对很多商品的关税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得多。最近中国和澳大利亚、韩国的自由贸易区协议比先前的协议更加丰富，但中国对很多贸易改革事项态度仍然保守。
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唯一的双边磋商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正式访问华盛顿。从此次访美成果清单来看，两国领导人同意强力推进中美BIT谈判，在当前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双方9月改进各自负面清单出价的基础上，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这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
PIIE高级研究员杰弗里·斯科特（Jeffrey Schott）指出，BIT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中国能延续自2013年以来在上海自由贸易区（SFTZ）放宽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尝试。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首次采取负面清单的试验，中国的计划是，在新的自由贸易区开放新领域的试验，然后将新的负面清单纳入新的外国投资法。2015年1月，中国公布了一部外国投资法草案，且该草案正在按照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进行修订和调整。
这对于BIT谈判意味着什么？一种情况是，BIT囊括的负面清单有望为修订后的外国投资法中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领域提供借鉴。在美方专家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会持续以审慎和增量改革的方式在全国人大开会之前完善负面清单。鉴于2016年的美国大选可能会分散一部分精力，BIT随后在未来的18个月里只会以缓慢方式推进。
中国没有操纵汇率 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减弱
PIIE的专家指出，中国没有进行货币操纵。这种观点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的观点相吻合。PIIE所长亚当·珀森指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外汇汇率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小。这是因为，企业有大量的转移定价行为，即把利润和成本转移到世界上不同的公司以达到避税目的，而这些实质上都是汇率避险行为。
珀森还指出，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将注意力放在国内价格的稳定性上，而央行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意味着央行难以偏离价格稳定这一目标。过去几年的教训就是货币政策作用越来越小，各国很难简单地通过货币政策达到预定目标。中国发展了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它们可以发挥货币政策发挥不了的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汇率。名义汇率一旦改变，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就会被抵消。
中美认同基建投资的重要性
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极为落后，比如港口的货物吞吐效率很低。中国并非不关注这些沿线国家的私有企业，但只有建好基础设施，这些企业才有发展的前提，才能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和前沿的信息。即便如此，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容纳能力不同，渴望程度也不同，因此投资需要力求从正确的领域获得适当的回报。此外，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与多国通力合作，打造一个契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规则体系。
美方专家认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因为这些国家将会是中国进口原材料的重要渠道。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同时也是战乱、宗教问题的高发区，投资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被进一步“分化”出来，进而带来政治不稳定的隐患。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中国需要考虑让当地的各个民族之间获得均衡发展。美方还建议，在基础设施项目的选择上应该有战略性眼光，例如，推动全球气候友好型的项目将有助于加强中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