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经典 红楼梦论稿

在这部学术著作中，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将美学的鉴赏与理论的分析融为一体，用发自肺腑的感情、优美如画的语言，对《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艺术造诣、思想意义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匠心独具的研究风范。是书初版于1959年，曾打动了一代读者；即使今天看来，那清新流利的语言和蕴含深邃的评析，仍旧能带给人们深深的感悟。

蒋和森（1928－1996），江苏海安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任新华社记者、《文艺报》编辑。195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曾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学生时代曾发表新诗。五十年代开始发表《红楼梦》的研究论文，于1959年结集出版《红楼梦论稿》。此外，还著有《红楼梦概谈》（日文译本名《红楼梦入门》，小川阳一译），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等。

红楼梦引论1
贾宝玉论40
林黛玉论90
薛宝钗论136
探春论164
《红楼梦》人物赞188
贾宝玉188
林黛玉191
凤姐193
晴雯195
贾政198
妙玉198
焦大200
尤三姐201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203
《红楼梦》艺术论257
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
——“宝玉被打”析300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意义314
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336
塑造正面人物
——《红楼梦》散论之一375
枝叶与花果
——《红楼梦》散论之二379
人物的阶级性
——《红楼梦》散论之三384
鸳鸯之死
——《红楼梦》散论之四392
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
——《红楼梦》散论之五400
香菱的名字
——《红楼梦》散论之六406
再版后记413
三版后记422
后记426

红楼梦引论
两百三十多年以前，正是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茅屋里，却有一个“半生潦倒”的人，怀着无限的悲痛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泪尽而逝”。
这一天恰当除夕，除了几声爆竹冲破寒夜沉沉的寂静以外，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
他，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洪流不知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然而，曹雪芹用“十年”血泪写成的《红楼梦》，不但没有被岁月的尘埃掩没，反而更有生命力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里。时间——这位最公正的批评家向人们指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与伦比的杰作。它对全人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辉煌而又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贡献。
一
“古来圣贤多寂寞”，天才往往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曹雪
芹虽然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早约一个世纪就对文学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但他不仅没有资格载入“青史”，连在当时多如牛毛的野史遗闻中也找不到他的一篇小传。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仅能窥见他为人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轮廓：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生年不详（推论虽多，但无确证）①，卒年为公元1763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说为公元1764年（即次年癸未除夕）。活了大约四十多岁，正当一个人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壮年，便垂下了他那富有创造力的手。
从曹雪芹生前好友的诗中，得知他工诗、善画、嗜酒、狂放。据称他“诗胆如铁”，效法唐代奇诡诗人李贺而又“破”其“樊篱”。至于他是如何写作《红楼梦》的，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完全了解他最大的天才价值。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倒是比他本人的记载为多。据考，其先世本是汉人，后入满洲籍，世居辽阳。从曾祖曹玺到父辈，三代世袭江宁织造（有时任苏州织造）共有五十八年之久。“织造”之职是为宫廷采办丝织用品和其他一些生活用物；另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充当皇帝的耳目，凡地方吏治民情以至米价气象等都要密折上奏。所以织造的官阶虽不很高，却是皇帝的幸臣才能充任。
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曾当过康熙的“伴读”，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可见曹家当年是何等富贵豪华以及与皇室关系的亲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虽系显贵，但并非俗吏。他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勘印的。他自己也能作诗写剧，著有《楝亭诗抄》、《楝亭集》及杂剧《北红拂记》、《续琵琶》等。曹雪芹的父辈曹颙也是一位“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康熙赞语）。由此可见，曹家是个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这自然为曹雪芹提供了天才的摇篮，并带来有益的熏陶。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但为时不长，因到父辈曹任内，积年亏空，再加对曹家特别优宠的康熙死后，宫廷内部发生夺位之争，雍正一登位，曹家即受到削职、抄家、枷号等严厉惩处。从此曹家一蹶不振，并由南京遣回北京。最后曹雪芹流落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
贵族家庭由极盛转向极衰，这一人生巨大变化给曹雪芹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对贵族家庭有着难以割断的眷恋，并产生了“色空”、“梦幻”之类的虚无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贵族家庭的破败，虽然无情地折磨着这位纨袴子弟，但也使他的文学才能没有埋葬在糜烂的公子生涯里。而平民生活的切身体验，更使他对自己出身的贵族家庭以及所见所闻有了清醒的回顾和认识，从而沉入深沉的有助于创作的人生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题材。因为他所生长的家庭，集贵族、官僚、地主、皇商于一身，又与宫廷关系异常密切，因此比一般家庭更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这里，曹雪芹不仅可以看到封建统治上层内部的种种腐败，而且还可以看到各种人的遭遇和命运。这样，他所经历的一切兴衰变化和世态人情，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而为他的创作提
供了最重要的生活源泉。
《红楼梦》是曹雪芹落魄北京时期写作的，至少在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便已开始。当《红楼梦》快要完成时（前八十回已基本定稿，据说其后尚有三十回在当时即已“迷失”），曹雪芹因爱子早殇，感伤成疾，再加“一病无医”，终于抛下未竟的天才事业，死在正当成熟的壮年。“千古文章未尽才”，人们只能望着历史发出无限的唏嘘、慨叹，又一次沉入天地悠悠、怆然泪下的历史凭吊。
曹雪芹生前凄凉，死神又过早地扼杀了他的呼吸，但他的艺术生命却以永不凋谢的活力战胜了死神。在他死后不久，《红楼梦》最初即以题名《石头记》的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并受到人们的珍爱，不惜重金以求。据载：“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更有一位“好事者”程伟元对在社会上传抄了近三十年但“无全璧”、“无定本”的《红楼梦》竭力搜罗，并称收集到八十回以后的残卷，遂征得友人高鹗的襄助，对各本“细加釐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并用活字排印出来。于是，《红楼梦》第一次以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出版了（通称“程甲本”）。次年，又作了一番“广集核勘”，重新排印（是为“程乙本”）。程、高对《红楼梦》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书出版后更加风行全国，以致“遍于海内，家家喜阅，户户争购”。
根据程、高所说的“补遗”订讹经过，后四十回中似有曹雪芹的遗稿，其中有他们为了“前后关照”所作的“修辑”、增补自是无疑。经过程、高“补遗”的《红楼梦》，虽有不少缺点甚至败笔，但也去除了一些可能在传抄过程中的讹误，此外在文字和个别人物情节上也作了一些修改，显得比较顺畅。总的看来，补书基本上遵循曹雪
芹的原旨，保持了全书的悲剧主题，使很多读者产生连成一体的印象。有些情节也还处理得宜，文采笔致亦有可称处；特别是爱情的悲剧结局，表现得相当出色，以致两百多年来使无数读者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补书的最好评价。
补书的发起人和主持者程伟元（约1745—1819），字小泉，长州人（今江苏吴县，当时属苏州府治）；出身“诗书”之家，多才艺，诗书画皆擅，诗风“清润”，崇尚“情性得真”。他曾被盛京将军晋昌延为幕宾，佐理文书奏牍。有人误以程为“书商”，其实他是一个淡泊名利，并不热衷科场，颇有“东山隐士”和“冷士”之风的诗文之士。
补书的“分任”者高鹗（约1738—1815），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辽东铁岭人。据称其为人“侠气”而又“艳情”，曾一度失意困居，补《红楼梦》即在此“闲且惫”时期。后考中进士，历任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职，著有《兰墅诗抄》、《兰墅十艺》、《吏治辑要》等书。据清代档案所载，其居官曾屡获“操守谨，政事勤”考语。
《红楼梦》风行后，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续书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续书不下四五十种，但大多思想艺术拙劣，无非是将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即所谓“归美君亲，存心忠孝”云云，因此续书虽多，大都不堪一读。
另一巨大影响是《红楼梦》风行后，评论之盛，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曾出现多种带评夹批的本子，其中发现较迟却很有名的是“脂砚斋”评本。脂评并无特别高明的见解，有些批语且不免流于陈腐，但从某些批语的口气看来，因批者似与作者关系甚密，提供了一些与素材、佚稿、创作过程等有关的迹象，故对《红楼
梦》研究不无参考价值（但亦不必过信过拘）。除那些沿袭旧习传统的评点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种诗文笔记中的评语，当时有人戏称为“红学”。在那些庞杂的评论中，表现着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其中也可看到一些可取的见解，有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卓识；如谈到《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比较时，指出：“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这比某些胡乱吹捧《金》作的见解真不知高出几多。可惜那些评语大都支离琐碎，不成体系，且多旧时文人谐谑游戏的笔墨。也有些见解陈腐不堪，如把《红楼梦》诋为“淫书”，主张烧毁禁绝；又如把《红楼梦》曲解为“祖《大学》而宗《中庸》”；或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书中的人物情节，以证“全书无非《易》道也”，等等。
发展到民初，《红楼梦》评论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两派，一是“索隐说”（通称“旧红学”），以蔡元培为代表。此说早已有之，其特点是通过猜谜拆字等法，把书中人物附会成当时历史上真人的影射（如说影射顺治与董小宛或宰相明珠家事等等）。蔡氏不同于旧索隐的是：他提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根据是“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此类说法实属牵强比附，但由于种种原因曾流行一时。发展到后来，更有流于极端荒诞者（如说林黛玉是潘金莲的“化身”等等）。
牵强附会的“索隐说”，终于被“自传说”（通称“新红学”）打破，这一说的代表人物为胡适。“自传说”其实也不是胡适首创，早在清代已露端倪，但胡适根据历史记载和新发现的材料，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考证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本来，如果说曹雪芹在创作时主要取材于自己的家事和经历，原是无可厚非，且有助于
证明文学创作与生活的联系；但由于胡适沉迷于“考据癖”，把他所谓的“自叙传”说成是“《红楼梦》为记叙曹家事实之书”，将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这样就不仅在很多问题上解释不通，而且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常识，因为创作总是离不开虚构、想象、综合等基本法则，从而取消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创作而不是呆板实录的伟大文学价值及其概括深广的思想社会意义。其后不久（1925年），连最初同是坚持此说的俞平伯也富于自省精神地提出：“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应当说，“自传说”在打破不科学的“索隐说”方面是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的，但它本身所存在的缺点也长期流弊学术界。如这一说的继承者，为求考证之“新”，曾编成“世系表”或“年表”之类，把书中贾府说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这就比胡适更加考据成癖，成了胡适的“俘虏”了。当然，考证家也是作出不少成绩的，对考证自是不可一概反对，需要反对的是那种以主观推测甚至猜想代替证据的考证；或斤斤于细碎、堆砌故实的烦琐考证。总之，谈艺不是解经，亦非稽古。以汉学代替诗学，将创作混同史传，这也是旧学术界（包括红学在内）长期存在、溯源甚古的痼习。
对《红楼梦》评论造成不良影响的还有庸俗社会学。其特点是机械教条、生搬硬套，且每以简单粗暴的“批判”姿态出现，故又常与过左思潮有关。其弊害已为世所共知，不在这里多论。
《红楼梦》的续书之多和评论之盛，正说明这部小说具有不同一般的深远影响，影响之巨遍及社会文化各界。早在清代其影响已不限于国内，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被部分译成英文。此
后各种外文译本陆续出现，有近二十个国别语种，几乎遍及全世界。此外，有关《红楼梦》的外文论著也有十多种，它的世界意义已经日益被人认识，以致形成这样的看法：不了解《红楼梦》就几乎等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二
《红楼梦》的最大价值是表现在文学上。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了解《红楼梦》。
这是一部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创作出来的小说。强烈的生活气息，看似“平淡无奇”而实高超卓特的形象表现，是这部小说所以是天才创作的特色。这部小说虽然强调“亲见亲闻”，但它一开始却又假托一块“石头”，因无才补天幻形人世，从而把读者带到书中主人公所生活的“红尘”世界，经历了一番梦幻情缘和荣衰变化。在这里，也只有在现实生活里，才显示出曹雪芹驰骋天才的力量。他以其所特有的自然、逼真而又蕴涵甚丰的艺术笔力，把封建社会里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隐微曲折之处都多彩多姿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书中着重描写的荣国府，像一面透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在这个贵族家庭里，少数主子统治着数百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每天所忙碌的可说只是为了一件事——如何满足封建主子极端豪华但仍感到厌腻的享乐生活。
奢侈，惊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家庭首先令人触目的特征。单是吃一顿螃蟹，就使刘姥姥惊叹：“这一顿的银子，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其实，这还只不过是为了又“便宜”又“有趣”举办的一次
家常小宴。更可叹的是那些花了很多银子和人工制作出来的美味珍馐，上上下下都吃腻了，以致吃不了就倒掉“喂猫”，连丫头们都习以为常。至于在穿的方面和用的方面，这个贵族家庭也是极端奢华。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和高贵穿戴，简直使人眼花缭乱，连丫头们都是浑身绫罗包裹。“通房大丫头”袭人获准回家一次，外面穿的是青缎灰鼠褂，已经够讲究了，但管家少奶奶凤姐犹恐有辱贾府门面，立刻赏了她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连那个花绫包袱也嫌寒碜，吩咐换了哆罗呢的。
以上说的是日常生活，如碰到婚丧喜庆，更是肆意挥霍。为孙媳妇办丧事，一口棺材就“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送殡的行列“浩浩荡荡，一带摆了三四里远”，如“压地银山一般”。
更加奢靡铺张的还是元妃归省。为了庆祝这场只在一个晚上归省两三个时辰的“隆恩大典”，贾府特地建造了一个“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的大观园。园中景致馆院的“搜奇夺巧”，竟使贾政等人走进去“都迷了路”。归省之日，更是“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以致元妃看了也不禁深叹：“太奢华过费了。”
对贾府这些富贵豪华的描写，在书中可称比比皆是。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楼梦》并不是单纯铺写“风月繁华”，否则它和那些徒以追华逐丽取悦读者的浮艳之作就没有多大分别了。《红楼梦》所以深刻，是在那些豪华的描写背后，还写出这个封建家族正是在那种“烈火烹油”般的繁华热闹中，加速地走向衰败。正像书中见过“接驾”世面的赵嬷嬷所说，那不过是“虚热闹”，“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但这“罪过”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因为在那些富贵豪华描写的深处，常常使人感到隐伏着一层悲凉。这种感觉，随着情节的运行而在不断加深、显露。
当元春的鸾舆在一派“香烟缭绕，花影缤纷”中来到贾母的正室时，书中写道：
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①
这段文字虽然不足二百字，但却很有分量，很有内涵，它把许多“说不出”的话都说了。原来，充满在这个贵族家庭里的笙歌笑语，并不是真正的欢乐。那如“鲜花着锦”的“非常之喜”，其实是非常之悲。而以喜写悲，或者说寓衰于荣，这正是《红楼梦》的表现特色。元春说的“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其实是没有再见的时候了，剩下的一次见面是死别。这个少女为什么死得这样早？是很耐人寻味的。这是一个被幽禁在嵌满珠宝的囚笼里，被看不见又说不得的折磨毁灭了的年轻生命。
《红楼梦》通过这个取得特殊尊荣、但却因此带来更多眼泪的少女，把笔锋伸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
《红楼梦》还进一步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必然离不开残酷剥削。这个贵族家庭的浩大开支，主要是依靠向农民榨
取数量惊人的地租。这种情形曾生动地表现在书中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遇雹灾的坏年成，但黑山庄农民向这个贵族地主所缴纳的东西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除常米一千石外，还有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之类，甚至连贾府“哥儿们”玩的活鹿、锦鸡等等，都由农民“孝敬”到了，另外还加租银二千五百两。
以上，不过是歉收之年，一个庄子向贾府长房（宁国府）所缴的租子。从乌进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还“现管着那府（荣国府）八处庄地”，那么整个贾府向农民剥削的数量就更惊人了。
可是，当贾府的珍大爷看过那张长长的租单后，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他说得好像很有“理”似的，连那个乌庄头也不断道歉赔笑。原来，他今天踏着四五尺深的雪，走了“一个月零两日”赶来缴租，就是为了“怕爷心焦”。
缴租这一段描写，其意自明，似乎毋需多说。但却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特点，即作者特意把它紧接在前一段描写——即贾府去领了皇上的“春祭恩赏”之后。这样的情节安排，是有着深含的艺术构思的。
原来，贾珍派人去领那“恩赏”时，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只是淡淡地说：“咱们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的天恩。”可是当他一听禀报“乌庄头来了”，真比“天恩”下降要高兴十倍，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他嘴里虽然骂着，其实是兴奋得骂，所以接着便和乌庄头有说有笑地诉起苦来：“再省一回亲，只怕精穷了。”这一笔看似不经意，然而却很有力地点出：“天恩”不但没有使贾府的内囊充实起来，反而更加枯竭了。这个贵族
家庭所以能那样热热闹闹地过年、祭宗祠、庆元宵，并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洒满农民血汗的大地。高悬在贾氏宗祠上的那副对联：“兆姓赖保育之恩，百代仰蒸尝之盛”，正好是事实的颠倒；其实这也是千百年历史的颠倒。在这里，曹雪芹继元春归省之后，又一次以他所惯用的深婉笔法，指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
《红楼梦》还进一步表现出：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和社会动乱。当荣国府厨房里的燕窝汤煎熬正浓的时候，在大观园围墙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沸腾岁月。当农民的血汗已被榨干而供应不上这个贵族家庭尽情挥霍的时候，连专供贾母享用的红稻米“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了。精明能干的凤姐也不断叫苦：“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弯儿来。”发展到后来，这个家庭不得不依靠典当、借贷、变卖等办法，来维持那虽经一再紧缩但依然是阔绰的生活场面。这个“花柳繁华之地”，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苍老的封建社会一样，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那“树倒猢狲散”的趋势，不仅压迫着封建主子，连丫头小红也有所预感：“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干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即使是局外之人，那个古董商冷子兴也看得很清楚：“外面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外表煊赫、内里干枯的荣国府，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当时统治思想、精神道德的集中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提倡“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等伦理思想，因此，这个上通宫闱下连农村的“诗书簪缨之族”，最是贯彻着那一时代的道统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讲究虚伪冷漠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封建大家族里，父子叔侄之间，姑嫂妯娌之间，嫡庶亲族之间，都没有甚么真正的亲热，而是被冰封在礼教之中，经常处于机心四伏、明争暗
斗的状态。在表面的彬彬有礼和笑语融融中，暗藏着算计和倾轧，甚至连奴婢也卷入各种利害关系的漩涡。难怪探春不无愤慨地说：“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若出得去，必早走了。”
是的，时代还没有提供冲出封建家庭的出路；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却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先于五四时代透露出这一历史的呼声。
《红楼梦》还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统治者一面高谈诗书礼义，一面却又道德败坏，尤其是淫欲的放纵已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当贾敬服丹毙命，贾珍、贾蓉一闻此耗立刻急急忙忙奔丧回来。谁知这两个“孝子贤孙”一见尤氏姐妹便淫心顿起，哪管热孝在身，恣意谑浪调笑，种种下流丑态连丫头们也看不下去，不得不出来劝阻。但贾蓉却振振有词地说：“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引起凤姐大闹，谁知闹到贾母那里，这位宗法家庭的“太君”只是一笑置之：“甚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然而也是这位“太君”，却又对人间正常的爱情管制甚严，如防盗贼，连丫头们都不准听“凤求鸾”之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那一社会里，就是存在这样奇怪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纵容通奸，甚至卖淫也可以合法，就是禁止爱情。为了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红楼梦》还着重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书中一开始就写到贾、史、王、薛这四大封建家族互相勾结所造成的熏天权势，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四句歌谣：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