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德国的文学与艺术

《德意志论》（1810）是欧洲浪漫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德·斯太尔夫人晚年流亡期间游历德国后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结。《德意志论》分四部分，本书是其第二部分，细致分析了德国文学艺术的特点，评述了德国作家的性格和倾向，考察了德国特有的形而上学气质的根源。维兰、克罗卜史托克、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及其代表作，都在书中得到鉴赏和评价；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如施莱格尔兄弟等，更受到作者热烈的推崇。

德·斯太尔夫人（1766—1817），名重一时的法国女作家，当时著名沙龙主人之一，拿破仑的对抗者。经历路易十六末世、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执政和波旁王朝复辟等历史时期，幼年在母亲苏珊娜·屈绍的沙龙里即接触政界和文化界名人，耳濡目染，才调过人，应对敏捷，声惊四座，有“穿裙子的风暴”之称。

斯太尔夫人是法国贵族出身、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名重一时的政坛女性、才华横溢的文化名媛。……身经路易十四末世、法国大革命、革命专制、拿破仑执政以及波旁王朝复辟等动荡时代，斯太尔夫人的命运使她比一般的女性、一般的作家承受着更多的苦恼，面对更多的偏见。勃兰兑斯说得更加辩证，因此也更加深刻：“她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不得不从一个外国跑到另一个外国，而这样就使她那永远活跃的爱好分析的头脑，总是有能力把民族的精神理想和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加以比较。”斯太尔夫人成为比较文学的元祖之一。比较诞生于流亡，比较文学早年乃是比较的流亡——那是一个流亡者以异域之眼观他国斯文，镜观物色，叩显开隐，透过纷纭万象和浮华辞藻，去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命脉。斯太尔夫人的代表作乃是《德意志论》（1810年），用异域之眼，观他国斯文，从风土人情到文学艺术，从哲学伦理到宗教热情，一揽子尽纳入怀，慎思而明辨。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转引自《财经》杂志

前言

第一章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公正地对待德国文学

第二章论英国人对德国文学的评价

第三章论德国文学的主要时期

第四章维兰

第五章克罗卜史托克

第六章莱辛与温克尔曼

第七章歌德

第八章席勒

第九章论德语的风格与作诗法

第十章论诗

第十一章论古典诗与浪漫诗

第十二章论德国的诗作

第十三章论德国的诗篇

第十四章论趣味

第十五章论戏剧艺术

第十六章论莱辛的戏剧

第十七章席勒的《强盗》与《唐·卡洛斯》

第十八章《华伦斯坦》与《玛丽·斯图亚特》

第十九章《贞德》与《麦新纳的未婚妻》

第二十章《威廉·退尔》

第二十一章《葛慈·封·伯里欣根》与《哀格蒙伯爵》

第二十二章《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托卡托·塔索》

及其他

第二十三章《浮士德》

第二十四章魏尔纳的《路德》《阿提拉》《山谷的孩子》

《波罗的海的十字架》《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五章德国戏剧及丹麦戏剧的其他作品

第二十六章论喜剧

第二十七章论朗诵

第二十八章论小说

第二十九章论德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约·封·米勒

第三十章赫尔德

第三十一章论德国文学的宝藏及其最负盛名的批评家

奥·威·施莱格尔和弗·施莱格尔

第三十二章论德国的艺术出版说明

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公正地对待德国文学

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说在法国懂德文的人很少，说德语的妙处、特别是诗歌的妙处不可能迻译成法文。条顿语言相互迻译是容易的；拉丁系语言相互之间也是如此。但拉丁语却不能表达日耳曼民族的诗意。为一种乐器谱写的乐曲，换成另一种乐器演奏就不成功。何况德国文学作为完全独特的文学，其历史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十年；而最近二十年来这里提到“最近二十年来”的政治事件，表明本章定稿是在一八九年，即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整整二十年。（原编注。本书注释大部分借自法文版原著编注，少数为中译者注，除作者若干简注外，均不另注明），法国人忙于政治事件，对文学的研究已完全中止。

然而，如果说法国人对德国文学不公正仅仅是因为不了解，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不免肤浅了。法国人对德国文学确实抱有成见；但这种成见却起源于一种模糊的感觉——即感到法、德两个民族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迥然不同。

在德国，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的趣味，一切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富于个性的。对一部作品的评判是根据个人的印象，而不是根据什么规律，因为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普遍承认的规律：每个作者都有自由创立新的活动范围。法国大多数读者的激动感奋、甚或娱乐消遣，都不能损害自己的文学良知：他们在这方面有良心苛责感。德国作者自己造就读者；在法国，则是读者指挥作者。因为法国有才智的人远比德国多，所以读者的势力大得多；而德国作家则高踞于评判者之上，对之进行统治而不是听命于他们。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家很少从批评中求得长进：读者或观众不耐烦的心情并没有迫使他们削掉作品中冗长的章节；他们很少能做到适可而止，因为每个作者总是将自己的观点不厌其详地娓娓叙来。要他们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些观点已引不起兴趣，这只能靠别人。法国人是通过别人的存在来思考、生活的，至少在自尊心这方面是如此。他们的多数作品使人感到：主要的旨趣并不在于讨论的题目，而在于自己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法国作家总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甚至于创作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并没有忽略别人的评判、嘲笑，以及正在时兴的趣味，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忽略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文学权威力量。

写作的首要条件，乃是具备生动活泼而又强劲有力的感觉方式。从别人身上来研究自己应当感受些什么、自己获准说些什么，这样的人就文学观点而言是根本不存在的整个这句话以及类似语句，都是影射拿破仑帝国政权强加给法国思想运动的约束。。无疑，我们天才的作家们（哪个国家比法国有更多这样的人才！）只服从无损于自身特点的那些约束：但只有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才能弄清楚为什么它们难于相互了解。

在法国，阅读一部作品大抵是为了议论它；在德国，大家几乎是孤独地生活着，因而要求作品本身给读者做伴；作品本身只是社会的反映，却又要求作品同人的灵魂搞“社交”，这又如何行得通！在僻静的隐居之地，没有比社会上的思想显得更单调凄凉的了。孤寂的人由于缺乏外部运动，便需要内心的激情来代替这种运动。

……

前言

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由本国的专家来评论，自不难有恰到好处的效果。但有时也并不尽然：它的精神面貌的一些细微特征，本国人未必不因司空见惯而有所忽略，而在善于比较、分辨的外国人的眼光中，反倒往往毫芒毕现。海涅评论法国的文化，是一个例子；德·斯太尔夫人评论德国的精神生活，又是一个例子。

本书作者德·斯太尔夫人（1766—1817），全称为安妮·路易丝·日尔曼妮·内克·斯太尔-霍尔斯坦男爵夫人，系日内瓦银行家兼法国财政大臣内克之女，名重一时的法国女作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当时少数左右政界和文化界的沙龙主人之一，拿破仑意志的强项的对抗者。

她的主要著作《德意志论》（1810），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她晚年流亡期间旅游德国后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结。当时法国正经历着一七八九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浪，拿破仑已经把革命的成果推向了国外，在欧洲大陆向封建势力提出了挑战；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如《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正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取得胜利，《拿破仑法典》已奠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当时的德国恰巧相反，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黩武主义并没有打破封建小邦林立的局面，政治上散漫而沉寂，对于近在咫尺的法国大革命，只能由一些哲学家从理论上发出微弱的回声；而在文学方面，影响深远的狂飙突进运动刚刚过去，古典主义正借异教希腊的宁静形象抒发着泛神论的艺术感情，同时又兴起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德·斯太尔夫人站在法国流亡者的立场上，在这样的德国找到了一个牧歌式的理想世界，她的《德意志论》不可能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

《德意志论》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漫谈德国的风土人情，第二部分专论德国的文学艺术，第三部分概述德国的哲学、伦理学，第四部分探讨德国的宗教热情。本书就是其中的第二部分，作者在这里细致地分析了德国文学艺术的特点，评述了德国作家的性格和倾向，考察了德国特有的形而上学气质的根源。一些重要的古典作家如维兰、克罗卜史托克、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人和他们的代表作，都在本书中分别得到了鉴赏和评价；同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人物，如施莱格尔兄弟、历史学家米勒等人，更受到作者热烈的推崇。在各个不同的论题下，作者通过同法国文学艺术的比较，不断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言德国人之所不言的见解。

在德·斯太尔夫人的眼光中，德国人性格纯厚、诚实、热情，但缺乏法国特有的机智和风雅；德国人谈话冗长乏味，她认为应归咎于德语本身的框形结构。她敏感地指出，在法国是读者指挥作家，因此作家写作不得不兢兢业业，不敢越社会法规的雷池一步；而在德国，作家却置读者于度外，我行我素，充分发挥自我。她不理解因而厌弃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说，于是击节叹赏康德、费希特、席勒等人作品中的精神性和理想主义，并从中发现以精神反抗物质统治的勇气。她称颂德国人道德上的真挚和智力上的独立性，谴责当时法国作家迎合社会的低级趣味。她赞美德国作家强烈的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抨击她认为当时法国压抑和禁锢天才的政治环境。她努力抬高德国式的热情在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非难法国作家惯于挑剔和排外的冷淡态度，鼓舞天才勇于表现自己的本色。……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法国贵族女作家通过德国浪漫派的导游，对德国的精神现象所作的观察和分析。作者出身名门望族，并不一般地反对革命，而是温和的吉伦特派的同情者，但她的贵族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使她长期不能见容于拿破仑。她流亡德国期间，从德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中发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精神武器，这是不足为怪的。正是这样，《德意志论》既反映了她作为一个文化修养高深的法国女性对于德国文化的独特见解，同时处处流露了她对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现状的不满和期望。作者严肃认真地对比了德、法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生活和客观环境，她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免不了种种偏见，却包含了一定的不可抹煞的学术价值。她所敏感到的两国一些彼此差异的精神现象，尽管她本人还不能从两国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但却为后人准备了进一步研究的丰富材料。由于作者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德意志论》当时在欧洲文艺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热情推荐，先后启发了法国作家拉马丁、贝朗瑞、德文尼、雨果等人，从而促进了浪漫主义在法国及其他国家的胜利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除了《德意志论》，还有一部同样重要的理论著作，即《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这部著作不同于以往流行的文艺观，不主张按照一个固定的、绝对的客观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反之，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批评方法，即评判一部作品，必须考虑到作品写作期间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环境；它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上和历史上的真实。这种认为文学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文学观，同孟德斯鸠关于法的观点十分近似，所以作者曾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文学批评上的孟德斯鸠”。须知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欧文学一般还没有显著的民族特点，以致歌德后来提出了统一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斯太尔夫人的这部著作及其后的《德意志论》，却努力从人类社会和民族环境来探讨决定文学艺术面貌的内在因素，可以说正是后来圣伯甫、泰纳等人所正式开创的比较文学的萌芽。

关于《德意志论》，德国大诗人海涅曾在他的名著《论浪漫派》中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我要奉劝诸位，使用该书时必须相当谨慎，这完全是一本同人书籍。值得怀念的德·斯太尔夫人仿佛在这里用书本的形式打开了一个沙龙，她在这个沙龙里接待德国作家，并且趁此机会把他们介绍给富有教养的法国人士；这本书里人声鼎沸，纷乱嘈杂，可是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优美的高音听起来总是最为清晰。凡是这位胸襟开阔的女士以她整个光辉的心灵、全部智力的火花和辉煌的狂想直接现身说法时，这本书便异常出色，无与伦比。可是她一旦受到别人的影响，效忠于一个对她格格不入、难以理解的流派，并且由于赞美这个流派而助长了某些和她新教的明朗倾向针锋相对的教皇派的倾向时，她的书便显得极端贫乏，不堪卒读。”

海涅的《论浪漫派》，如作者在初版序言中明确宣称，正是针对德·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而写的。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上（虽然他本人在序言中郑重地否认这一点），力图通过对德国浪漫派的分析批判，矫正德·斯太尔夫人在她的著作中对于德国的一些偏见和曲解。《论浪漫派》的中译本已于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德意志论》第二卷现在单独译印出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两方面的资料，对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德·斯太尔夫人跟着德国浪漫派贬低歌德和他的《浮士德》，吹捧魏尔纳的戏剧，一味颂扬精神至上以至天主教，这些都是本书中一目了然的糟粕；但是，她的另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观点，如主张扩大古典主义的题材范围，关心现代生活，提倡反映本国的特色，欣赏现代各国的文学成就，以及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新颖见解，都未始不值得后世的作家和批评家们思考。特别是《论喜剧》《论朗诵》两章，作者根据自己对于表演艺术的实践和理解，比较了欧洲当时几位名演员（如伽里克、塔尔马、伊夫兰、施罗德等）的演技，其中不乏精湛不磨之论，对我国戏剧家亦当颇有启发。

德·斯太尔夫人一生经历了路易十六末世、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执政和波旁王朝复辟等几个历史时期，她的文艺思想是同她的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幼年在母亲苏珊娜·屈绍的沙龙里即开始接触政界和文化界名人，耳濡目染，才调过人，应对敏捷，声惊四座，后遂有“穿裙子的风暴”之称。一七八六年（二十岁）嫁瑞典外交官斯太尔-霍尔斯坦男爵。一七八八年出版成名作《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一七九二年革命专政时期逃离法国。一七九四年回巴黎，其沙龙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一七九六年出版《激情对个人与民族之幸福的影响》。一七九七年与丈夫分居。一八年出版《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八二年出版小说《黛菲妮》。一八三年因强烈反对拿破仑再度流亡；在德国魏玛会见歌德与席勒，在柏林与奥·威·施莱格尔一见如故。一八七年去意大利，写小说《柯莉娜》。一八九年写《德意志论》，巴黎第一版为拿破仑销毁，一八一三年在英国重印。她因此书获“非法兰西”罪名，被逐出法国。一八一五年退休于日内瓦湖畔高培别墅，吸引不少欧洲名人，英国大诗人拜伦常为其座上宾。路易十八复辟后回巴黎，对政局失望，一八一七年卒。遗著《十年流亡》于一八二一年出版。经过时间的考验，她在文艺创作上的成绩，不及在理论著作上重要。她的出身、经历和才学使她在从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过渡时期充分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晨光熹微的十九世纪整理了遗产，扫清了道路，这就是她的历史功绩。

关于德·斯太尔夫人的生平、作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详见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流亡文学》。

刘半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