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60周年、季羡林先生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作为季老的学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聆听季老的教诲，如同醍醐灌顶，坐受清凉；如同甘露滋心，茅塞顿开。有读者说季老“有空明高蹈之气、贯通博雅之学、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绝之悟，在多学科多领域建树卓著”，“是誉满中外的宗师泰斗，其有磊落嵌签之行、敏辨通融之理、旷达疏宕之情、槌幽击险之才，纵横开阖之笔。对中西方文化研究功德无量。……出手就是一种风范，亮相就是一座峰峦，其言其文都会在历史文化屏幕烙上耀目的印痕，都会在历史隧道深处发出绝妙的回响”。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东方学系的学子更应该感谢季老。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季老常年坚信宋儒张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十年坚守如一，如泰山之固，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并重。这也是季老“仁者寿”的秘诀。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时给先生送的花篮献词是，祝季老寿过期颐、茶寿必至。这代表了学者和民众对先生的祝愿。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7月29日去301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当听到季老说要活到108岁时，非常高兴。这是国家对先生登茶寿的期望。
季老今天已经95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砣砣，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对季老的学术贡献进行总结。非我学力所及。尽管会挂一漏万，我还是愿意对季老80岁以后提出的新观点稍加梳理。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季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先生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积5年之久，译完这部巨著，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挟，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季老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在座有很多专家比我更清楚，不容我在这里多所置喙。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蔡德贵
2006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