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丛书007:BBC世界史

作者文笔优美，全书极富画面感。
内容、视角新鲜，多为我们熟知的大事件周边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相似性。
全面描述了人类科技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历程，探讨了人类未来要面对的危险和希望。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总是在不断改变，因为世界各地时时刻刻都有新的发现，并向我们的旧有偏见发起挑战。在本书中，作者带我们重游了那些熟悉的历史重大事件，从古希腊罗马到拿破仑加冕，再到21世纪的环境与人口危机，然而他向我们介绍的却是围绕在这些事件周围鲜为人知的故事，地域横跨秘鲁、乌克兰、加勒比地区。书中既检视了那些失败与消逝的文明，也讲述了当今强权的起源，并且揭示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
本书的主旋律相当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的世界，这使我们逐渐成为这颗星球的主宰，纵然今天我们已经为地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但如同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科技能力使我们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总像一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因此，本书既是一曲我们现代智人聪明才智的欢乐颂，也是一部我们现代智人政治愚行的启示录。只有认清人类境况的这种二律背反状态，我们才能警醒那些由成功引起的失败，重新调整眼前的方向。

安德鲁· 玛尔，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著名政治新闻记者，长期为《苏格兰人报》《独立报》《每日快报》《旁观者》撰稿。2000至2005 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编辑，撰写并主持多部有关历史、科学和政治的电视纪录片，著有《现代英国的创生》（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现代英国史》（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等。

邢科，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传播，以及世界历史研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汪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代史。

整本书就如同BBC的节目一样，充满画面感，同时又透着一种新闻记者式的挥洒自如。
——《泰晤士报》

这本书非常美妙，玛尔的文笔和对材料的掌控令人印象深刻。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应该读一读，甚至那些在大学里教历史的人也该读一读。
——《旁观者》

文笔生动，充满了趣闻和鲜活的人物描写。玛尔有一种罕见的天赋，只用几句明快的句子就能解释清楚复杂的问题。
——《星期天电讯报》

致谢3
导言5
第一部
走出热带，走向冰原
从7 万年前到早期地中海文明 1
第二部
为战争一辩
第一个辉煌的帝国时代，从亚述人到亚历山大大帝，战争如何推动了宗教、著述和哲学的巨大飞跃 49
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6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103
第四部
走出混乱的大熔炉
从700 年到1480 年：伊斯兰教的伟大时代，游牧民族建立帝国，以及欧洲的觉醒 173
第五部
世界走向开放
从1492 年到1640 年：欧洲的全面爆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抗争 243
第六部
自由的梦想
从1609 年到1796 年：启蒙与革命，从印度到加勒比 303
第七部
资本主义及其敌人
从1800 年到1918 年：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全世界人的生活——之后又亲自破坏了这种生活381
第八部
最好的世纪和最坏的世纪 从1918 年到2012 年：我们的时代 461
注释545

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6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耶稣诞生时，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两大帝国中。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远离大城市的农民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有限、失真的信息。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情况。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其统治的人口也大体相当：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有4500 万人；根据税收状况推断，汉帝国有5760 万人。两大帝国的领土面积也不相上下，大约都是400 万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个帝国坐落在内陆海洋的边缘，另一个帝国坐落在河流交错的辽阔平原。它们的军队看上去也很相似：统一配备了盔甲和武器，行军列队整齐划一，都有战车和骑兵配合作战。
罗马人崇拜家神和祖先，中国也是如此。他们都讲求实际，注重现世生活。他们也都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更严肃、守礼和文明。罗马皇帝宣称要统治“全世界”，中国皇帝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罗马人修建了令人赞叹的高墙以抵御异族入侵，中国人也是如此。罗马人拥有笔直的道路，中国人挖掘了漫长的运河。两大帝国就连行政区划的数目也大致相当。两国政府也都会用实际利益来激励军队——战斗结束后，中国军人可以凭敌人的首级获得金钱和更高的地位，而英勇的罗马军人则可以赢得家乡的土地。
在地中海世界的边缘，罗马帝国击败了众多敌人，崛起为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地处边鄙之地的秦国统一了六国，终结了战乱，为汉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知之甚少。他们相隔大约4500 英里，炙热的沙漠和高大的山脉阻挡了人员往来。而海路则更长，比陆路远了大约2000 英里。1 尽管如此，两大帝国仍存在微弱的交流。罗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模糊。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遥远的东方。在古罗马语言中，“赛里斯”一词可能就指中国人。
公元97 年，中国将军班超曾派遣使节出使罗马帝国，但使节本人并未见到罗马皇帝图拉真。由于路途实在遥远，使节半途而废，返回国内。因此，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倘若如此”假设就在埃及以东某个尘土飞扬的驿站中夭折了。2 这位名叫甘英的使节搜集到许多关于罗马人的传闻。他报告说，罗马帝国有四百多座城池，都城坐落在一条大河的出海口。罗马人身材高大、为人诚实。他们从杰出的大人物中选举国王。在遭遇灾祸时，这些杰出人物会代替民众接受惩罚，毫无怨言。3 甘英说，罗马“国王”手下有 36 位大臣参与议政，他也会接受老百姓的请愿。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大致勾勒出罗马元老院的模糊轮廓。很明显，中国人对这种政治观念（同时容纳胜利者和失败者）感到既陌生，又好奇。
这不是唯一令人着迷的事情。甘英还兴致勃勃地汇报说，罗马的杂耍艺人很神奇，可以口吐火焰，并能同时抛接12 个球。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70 年后，一个罗马使团经海路抵达越南（当时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使团有可能是伟大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的。但是，使团被遣返回国，两个帝国自此只有依靠长途贸易维持联系。大约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罗马妇女开始穿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这引起罗马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些丝绸来自中国，经由长途海上航行从越南运到今天的斯里兰卡，然后再转运至埃及。中国已经发现了来自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和硬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公元前54 年，帕提亚人曾经俘虏过一些罗马士兵。之后，使用“鱼鳞阵”的罗马军团可能曾与汉帝国的士兵在吉尔吉斯斯坦兵戎相见。
两大帝国延续的时间也大体相当。起初，罗马人只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的城镇居民，默默无闻。他们的发展壮大一部分归功于能吸引移民到来，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能在血腥的战争中屡战屡胜。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多个希腊王国。当罗马崛起争夺霸权的时候，这些王国已纷纷衰落。从公元前149 年到公元前146 年，罗马人摧毁了他们在北非
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人。大约在70 年之前，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统一了列国。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世界分裂成两大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 世纪瓦解，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则一直延续到1453 年。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汉帝国于公元220 年寿终正寝，但中国直到317 年才最终四分五裂。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地区较少受到入侵，在文化上更保守。我们可以将其与历史悠久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两大帝国存在了大约500 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明相比，它们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以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两大帝国的表现令人惊叹不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学家们开始专注于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世界——统一的中国和破碎的欧洲——是否以某种方式延续了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经验？毕竟，在第一位皇帝出现后，中国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政治上都大致保持了统一；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和欧洲西部就再也没有统一。原因何在？
地理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尽管河谷和山岭将中国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但整个国家又被沙漠和海洋环绕，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政治统一的实现非常艰难。根据统计，从公元前656 年到公元前221 年，中国断断续续爆发了至少256 场战争。然而，一旦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个由漫长海岸线围绕的单一地理区域就会形成很强的地形学逻辑。道路、运河和城墙划出了交通线和防御线，这些线不会轻易变动。尽管外来入侵者不断挑战中国，但他们无法抹掉“一个中国”的文化版图。
然而，地中海和欧洲世界则截然不同。确实，“陆地中间的海”使罗马帝国的交通更加便利，但能抵御侵略者的天然屏障也少之又少。同时，星罗棋布的河流奔流四方，这些河流与纵横交错的山脉将欧洲大陆分割得支离破碎。从地理学上观察，欧洲是一个凌乱、分裂的半岛，不太可能实现政治统一。
这种解释乍看之下令人满意，但似乎又过于肤浅。因为，中国也曾分裂长达数个世纪。在中国，南、北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方言不同，有时分别由各自的皇帝统治。中国曾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整个国家几乎已走向世界。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量。在西方，东罗马帝国曾有机会统一地中海地区。在很久以后，尽管
存在河流与山脉的阻隔，但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和科西嘉岛的冒险家拿破仑·波拿巴也都有统一全欧洲的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吗？外来者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亚的游牧民族全副武装，骁勇善战。他们引发了数次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许多人稍事安定之后，下一波移民潮又迫使他们再次迁徙。在蒙古入侵之前，中国的中央政权大体能有效地抵挡游牧民族。但蒙古人最终战胜了中原王朝，快速、彻底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建立了帝国统治。从某种角度看，他
们的统治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
中国和欧洲都受到外来宗教的挑战。但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一神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中国皇帝有能力抑制佛教的影响力，欧洲宗教战争中的尖锐对立和以命相搏的矛盾是他们不曾经历过的。尽管遵循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一神教反复将西方社会的民众划分为“信仰者”和“异教徒”两大类。而中国则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律和保守的社会思想比宗教的影响更大。另外，中国和欧洲还存在文化差异，如中国文字的学习难度更大。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官僚精英阶层，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稍后讨论。
不过，中国和罗马世界的历史同样血腥、残酷。愤世嫉俗的统治者、国家的恐吓行动，以及对持异见者的迫害充斥在各自的历史中。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思想家和恢宏华美的建筑（但汉朝的建筑大多是用木材和夯土建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样的建筑很难保留下来），但这些体现权力的建筑都是通过暴力和恐吓才得以建成。绝大部分的建造者都是农民，我们唯有透过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脊背才能诠释这些建筑的美学和哲学意涵。罗马帝国的成就依赖于地方精英集团和军队的荣誉，而中国则更多依靠赤裸裸的武力。然而，无论那些有教养的精英是否学习过孔子或耶稣的训诫，是否向皇帝磕头叩拜，是否会阅读元老院的公告，军队都会在集权政府的指挥下屠杀叛民，也都会通过公开、令人生厌的刑罚来昭示权威。倘若权威名正言顺，集中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权力就会更加合理。
阿育王
在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臻于鼎盛之前，世界上还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故事截然不同。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的第三大帝国，可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南部的偏远地区外，这个帝国几乎覆盖了现代印度的所有版图，再加上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许多地区。据推测，在公元前2 世纪，孔雀王朝的人口大约是5000 万。在这个王朝创建的公元前324 年，罗马人尚在意大利中部艰苦奋斗，而中国人也还未摆脱诸侯争霸引发的惨烈战争。尽管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非常英明神武，但这个帝国还是在公元前185 年崩溃了。孔雀王朝创造了古典世界，随后又将其摧毁。在孔雀王朝之后，印度再无力对外扩张，主宰其他地区。今日世界的政治版图与宗教格局很大部分都是由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
在2000 年前就奠定了的。
然而，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处在可知历史的边缘地带。詹姆斯·普林塞普是18 世纪一名业余语言学家，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加尔各答经营英国的薄荷园。经过他的努力，人们才终于认可阿育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比，阿育王帝国的知名度并不高，相关史料也很少——印度历史一贯如此。关于阿育王及其帝国，
我们主要有三个史料来源。一个来自希腊历史学家麦加斯梯尼，他曾为塞琉古·尼卡特效力。塞琉古·尼卡特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他以波斯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帝国。麦加斯梯尼很可能到访过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如今，华氏城已被掩埋在现代城市巴特那地下，而这座城市无疑是世界上秩序最混乱、污染最严重的大都市之一。不幸的是，麦加斯梯尼的著述早已散佚。我们只能通过后世历史学家的引用才能略窥其内容。第二个来源是一本关于印度治国之道的手册，其中部分内容的作者有可能是孔雀王朝的宫廷谋士。第三个来源是阿育王的言论，它们被镌刻在印度许多地区的石柱上。
阿育王的祖父是旃陀罗笈多。现代人认为，他和麦加斯梯尼所说的“月护王”是同一位印度统治者。据说，旃陀罗笈多曾见过亚历山大大帝。月护王率领民众奋起反抗印度北部的王朝——难陀王朝。在一位精明、残忍的谋士的帮助下，他推翻了难陀王朝，于公元前321 年创立了自己的王朝。月护王的一贯战略是：首先在边远地区消耗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向中心地区挺进。经过漫长的消耗战，敌人的领土逐渐缩小。相传，月护王曾听到一位妇人教训她的孩子，吃饭时不要从盘子中间开始，因为中心一定比边缘烫。受此启发，他想出了这一战略。
如今，旃陀罗笈多转而进攻当时所向披靡的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303 年，他击败了塞琉古王国。很显然，希腊人并没有被彻底击垮。因为，旃陀罗笈多从数千头战象中挑选了500 头送给塞琉古王国，以此换取新获得的领土。4 亚历山大的军队是首次见识印度战象威力的西方军队。他将一些战象带回巴格达，配备到私人护卫队。对希腊人来说，塞琉古王国得到的这些礼物，相当于印度人给他们配备了几个团的“虎式坦克”或武装直升机。希腊国王们经常将这些大象用于交易、出借及馈赠。例如，埃及的国王们就曾利用印度战象镇压揭竿而起的犹太人。在此之后，这些战象还会被用来对抗日益崛起的罗马人。
旃陀罗笈多的帝国扩张到了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果有关政府的历史文献可信的话，那么旃陀罗笈多的帝国就不仅好战，而且热衷干涉别国事务，非常官僚化，且行事偏激。然而，我们对这位被描述成印度恺撒的统治者所知甚少，对他的儿子则了解得更少。公元前297 年，旃陀罗笈多退位，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据说，旃陀罗笈多是因虔诚的苦修绝食而亡。不过，我们对他的孙子阿育王更为关注。阿育王的统治从大约公元前268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33 年。他的“诏书”散落在印度各处的石柱上。在这些神秘的“诏书”被成功破译之后，现代世界才有机会倾听他的声音。而在此之前，人们主要通过佛教典籍来了解他。阿育王是何许人？我们并不很清楚。1837 年，一位英国的铸币监管员破译了一些诏书，上面记载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
阿育王的名字可以直译为“无忧无虑”。起初，阿育王经历了血腥的王位继承战争。根据铭文记载，他杀死了99 个与自己为敌的兄弟，但这有可能不是事实。然而，从其父亲去世到阿育王登基，印度出现了一段“空位期”。这暗示当时有可能发生过惨烈的厮杀。在此之后，阿育王开始进攻那些自己统治之外的地区，羯陵伽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场可怕的战争，阿育王重新征服了这个地区。根据他留下的铭文，有10 万名士兵在战斗中被杀，更多的人伤重而亡。或许，战后还发生了大屠杀。此外，还有15 万人遭到流放。
罗马皇帝恺撒会吹嘘毙敌人数，中国的王侯或旃陀罗笈多也会如此。但是，阿育王的内心似乎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变化。他皈依了佛教，很可能是受到妻子的鼓励。在一段铭文中，阿育王说道，他为这场战争感到自责，“当一个独立的国家被征服时，百姓会遭受屠戮，而民众的死亡和流离令他极其悲痛……如今，倘若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民众再罹患灾难，神所钟爱之人（指阿育王自己）的心就会异常沉重”。上面这段话出自第13 块石刻诏书。在这份诏书的后文中，阿育王继续告诫自己的后代，警示他们避免新的征战，要求他们只可对民众施加“轻微的刑罚”。
假如阿育王没有再发动战争，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时刻，他将成为空前绝后的为胜利而致歉的征服者。这就仿佛是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宣称自己痛悔在政治上的肆意妄为，并将成为贵格会教徒。阿育王试图建立的是以佛教的“达摩”观念为基础的帝国，“达摩”意为美德、良善与庄重，劝谏民众善待下人和亲朋，避免杀生（既不能杀人，也不能杀死动物），实现宗教宽容。在印度，从北部冰封的山脉到南部炎热的森林，镌刻阿育王诏书的石柱随处可见。他号召人们食素，禁止献祭，尊重不同宗教教派，将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孩子。
这些语录被人们用各种语言记录下来，其中有在西北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使用的亚兰语，有梵文及其各种方言，还有一份用婆罗米文书写的手稿。最早的诏书被镌刻在岩壁和巨石之上。旅行者聚在一起，坐着听人们宣读铭文的内容。后来，阿育王又在华氏城创设了很多作坊，用于制作顶部雕刻狮子的巨大石柱。印度人利用恒河等河流运输这些石柱，将它们竖立在印度的核心地带。对早期历史的国王而言，这种宣传方法很可行，可以将抛光过的砂岩当作“扬声器”。阿育王并不是谦卑之人，他也在诏令中夸耀自己的功绩：在道路两侧栽种遮阴的树木，建立形制规整的客栈，挖掘水井以供人畜饮用。阿育王公开宣布弃绝战争和暴力。为了将这些话语传扬到更遥远的地方，他开始向国外派遣佛教僧侣，命他们将和平的信息带往缅甸、斯里兰卡和埃及，甚至是希腊。
这一切听上去太过美好，很难让人信以为真。事实或许是这样的：印度有太多相互竞争的宗教，不同的种姓和语言使社会四分五裂。因此，如果谋求长治久安，任何王朝都要依靠统一的理念。很显然，阿育王有意识地创造出了现代统治者所谓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很温和，但孔雀帝国的统治未必有多开明。阿育王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死刑刑罚。而
且，他在针对森林居民的一系列诏书中表现出的愤怒也并没有被佛教的开明思想化解。甚至他奉行的素食主义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垂涎鹿肉和孔雀肉的美味，他将这两种动物排除在禁食名单之外。毕竟，我们只能凭借阿育王自己的话来理解当时的历史。如果只通过那些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演说来理解斯大林，我们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温柔慈爱之人。不过，由于阿育王屡次痛悔早年的血腥战争，他很可能真的皈依了佛教，并力图建立一个“良善的帝国”。
这种解释似乎更合理，因为阿育王很快就失败了。他很可能在晚年散尽了家财。在弥留之际，阿育王的手中只有半颗芒果，但心中充满喜乐。在阿育王死后，大量印度社区都分崩离析。我们对阿育王的继任者知之甚少。唯一确切的信息是，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遭遇暗杀而亡，整个帝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之后最终灭亡。在此之后，印度在笈多王朝的统
治下又迎来了一个白银时代，甚至是黄金时代。笈多王朝始于公元320 年，梵文创作和十进制数学等领域由此进入了繁荣期。在穆斯林闯入印度北部地区后，佛教徒被迫流离失所。加之面对印度教的敌视，阿育王的信仰几乎在印度销声匿迹。
阿育王并不只是历史的注脚。在现代印度，不同宗教和种族之间存在着一道道裂缝，人们发现实现宗教宽容实在难上加难。因此，他们把阿育王奉为睿智的英雄。阿育王的三头狮是印度共和国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如今已被印制在货币的背面。1956 年，印度爆发了一场反对宗教偏执的抗议运动，这表明阿育王的政治性的佛教思想并没有消逝。
安倍德卡尔是印度早期民主政治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出身于“贱民”阶层，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安倍德卡尔曾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生共和国的宪法5，新宪法废除了“贱民”身份，将特别投票权赋予工人、鞋匠、清洁工及从事肮脏工作的边缘群体。但是，安倍德卡尔仍然认为印度政府未能为自己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此深感沮丧和愤怒。在他看来，无论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印度教的种姓偏见（包括宗教偏见）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在1956 年他去世前不久，安贝德卡尔在一次众人参加的仪式上公开皈依了佛教。有100 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有许多低种姓阶层的民众追随安贝德卡尔，也先后成为佛教徒，这促进了佛教信仰在当今印度的复兴。显而易见，阿育王石柱上的道德观念仍闪耀着光芒。
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与阿育王的仁慈形象相去甚远。秦始皇嬴政与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他也在山顶竖立石柱，颂扬自己的功绩。然而，嬴政并不是因其言论而被后人记住的，其偏执、残忍和无情的名声来源于后世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宏伟的秦始皇陵的部分发掘又加强了这种印象，其中最引发世人瞩目的就是兵马俑。如果说阿育王希望克制欲念和自私，那么嬴政则希望通过用泥土和青铜构造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来护卫自己。那些绘有图案的兵马俑正时刻准备击退恶魔。
嬴政的愿景源于征服与恐惧，非常现实。对罗马人，甚至埃及人来说，嬴政的愿景比阿育王的佛教避世思想更容易让人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各地，嬴政的影响力远超阿育王。然而，与那位印度统治者一样，秦始皇的王朝也很短命。汉帝国迅速取而代之，并延续了嬴秦的政治成就，但少了些许暴虐。尽管不是令人喜爱的历史人物，但嬴政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修建了伟大的公共工程，终结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内战，扩充了中国思想的内涵。就人性而言，秦始皇的形象实在糟糕，但又无法摆脱。
有关嬴政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史料。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司马迁，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他也是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堪称亚洲的普鲁塔克。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与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一样，司马迁很清楚，逾越雷池批评统治者的后果就是流放或死亡；抑或像他那样，被迫遭受腐刑。不过，司马迁似乎也意识到，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评价过去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失败的统治者）而对现实的统治者进行劝谏。因此，司马迁将有关嬴政的负面传言保存下来。他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根据这部史书的记载，嬴政很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儿子，这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是卫国人，而非秦国人。吕不韦的一位美妾赵姬受到秦国公子异人的垂青。于是，他将怀有身孕的美妾送给了这位秦国公子。赵姬则谎称这个孩子是异人之后。待异人继承王位后，赵姬就成了王后。婴儿随后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嬴政。因此，秦始皇是个私生子，其出身就是一场骗局。13 岁时，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异人）去世，他登上了王位。故事进展到这里已经很糟糕，但随后的情节发展就近乎猥琐了。大商人吕不韦重回旧爱的怀抱，但身为太后的赵姬已然心生倦意。在这里，我们最好直接引述司马迁的原话，（太后）“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 6如此行径确实骇人听闻。为禁绝流言，吕不韦罗织罪名对嫪毐施以宫刑。但在行刑过程中，嫪毐得以蒙混过关。他小心翼翼地刮净了胡子，以太监的面目示人。嫪毐被留在宫中，继续与太后纵情淫乐。太后赏赐嫪毐许多礼物，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此时，围绕在嬴政身边的是一位举止荒诞的母亲、一位老奸巨猾的“谋士”（根据传言，是他的生身父亲）、一位假冒的太监，以及两位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都是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是时候解决这个荒谬的局面了！嬴政放逐了自己的母亲（尽管最终又将其召回）和吕不韦，而后者宁愿服毒自尽，也不愿面对刑罚。他还杀死了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对性欲旺盛的嫪毐施以车裂之刑。这些人的党羽或是被斩首，或是被流放。假使电影制片人昆汀·塔伦蒂诺亲自指导拍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其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血腥。
……

引言
人创造的，人才能理解。
——以赛亚·柏林，引自维柯
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
——德里克·沃尔科特，《赐福》
撰写世界史有点自不量力。因为信息量太大，任何个人都难以消化。作者需要阅读海量文献，并可能犯下无数错误。写作和阅读世界史的唯一理由是，人若缺乏对世界史的了解会更加荒谬绝伦。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如果能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何以会脱离现实，革命催生出的独裁者何以会多过它们带来的福祉，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何以会比其他
地区更富裕，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这个课题规模庞大，充满风险：一方面可能陷入乏味的抽象观念；另一方面则可能让生动的故事众声喧哗，混淆视听。我挑选了一些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主题和时刻，并尝试将它们与更宏大的叙事串联起来。不过，我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主题和时刻来写这本书，在那之后，无疑还可以再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世界史。
本书的主旋律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世界。凭借这项能力，我们人类的技艺与思维都在加速发展。尽管存在局限，这种发展趋势仍使人类在数量和力量上加速累积。如今，我们已破解许多难题，如地球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我们甚至开始探索人类的自我意识。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在“逐渐觉醒的世界”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就好似一颗闪亮的星星。今天，人口数量太过庞大，地球也许根本无法长久承受（当然，这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但是，科技能力至少能带来一线生机，就像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根本无法与科技上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想象一下，你可以复活耶稣时代的农妇或阿兹特克族的勇士并与之交谈。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拿给他们看，并尝试向他们解释手机的工作原理（假设你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你首先要向他们描述一个由闻所未闻的概念组成的世界——这就是一部历史书的容量。但如果你给他们讲斯大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败，或谈论当今阿拉伯世界人民与独裁者的斗争，他们会很快了解个大概。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暴力事件都比先前的社会少了很多。尽管有联合国存在，贫穷仍似脓疮般腐蚀着人类肌体，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令世界不得片刻安宁。但与帝国争霸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还是祥和了许多。然而，一旦牵涉欲望、怒火和权势，我们所谓的进步就不值一提了，完全无法与科技发展相提并论。唯有更深入了解历史——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及世界贸易与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历史（将我们带入现代社会），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最后，我希望本书随后的内容不仅能促使读者思考那些早已逝去的帝国和遥远的异邦世界，也能促使读者思考此时此地的问题。
与此同时，历史又变化不止。对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是个黄金时代。每年，出版社都会出版大量主题新鲜、细节丰富的历史书，涵盖领域从货币史到欧洲已被遗忘地区的历史，从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的比较研究到对斯大林与“二战”进程的重新解读，不一而足。没人会期望读完所有书，但本书已经从各个领域的出版著作中获得大量养分。我已经压缩了尾注，只留下基本的参考信息。不然，冗长的“补充书目”对读者来说将是沉重的负担。我统计了一下，小册子和期刊除外，本书正文大约参考了2000册图书。
我还有幸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有关世界史的8集纪录片。借此机会，我走访了大约60处历史遗址。从秘鲁沙漠到乌克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踏访历史发生地——如托尔斯泰的庄园和埃及修建帝王谷的工匠所居住的村庄——确实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而且，纪录片的拍摄也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电视叙事具有放大效果：它会强调某人做的某件事或说的某句话造成了某种后果。电视节目最忌讳抽象表述，它需要具体的人物、日期和事件。结果，尽管吸收了新兴的环境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本书的主体内容仍遵循如今已不再时髦的写作方法，即以“伟大人物”为切入点的写作方法。
历史不是抽象的，任何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其中一些因素与人无关，如气候变化、火山喷发、疾病传播、潮汐运动、气流转变，以及动植物分布等。这些因素都能影响人类。但是，大部分历史都是由人的选择和人的力量塑造的。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社会中的人创造的。其中，有些人的影响力超越群伦，成为“伟人”。由于我们生于其中的民主文化有些病态，人们都在大声叫嚷平等，避谈财富与权力上的鸿沟，因而对谈论伟人的作用有些神经过敏。农业家庭生产的细微变化或近代早期商业网络中妇女的作用会比皇帝或发明家的所作所为更“真实”吗？
简言之，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学关注变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伟大的变革者身上。当然，在尊严和潜能上，所有人都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也平等。不过，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在平淡中流逝。倘若说每个人的经历或成就没有不同，拥有相等的价值，那就滑稽可笑了。一个依靠耕牛的勃艮第农民，他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为人清清白白。在他42岁去世后，村民们都为他掬一捧泪。尽管如此，他的历史重要性肯定比不上一些历史人物，如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或佛陀悉达多。阅读欧洲水手的故事非常有趣。他们在欧洲近海发现了新渔场，在捕捞鳕鱼时会航行到越来越远的陌生海域。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会改造船只，虽然只是小小的改进，但很有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依靠他们积累的知识跨越了大西洋。不过，就个人而言，哥伦布的故事要重要得多。
考虑到行为与思想的局限性，所有“伟人”都植根于身处的社会和时代。除了宗教领袖，没有历史人物会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他或她，某件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倘若詹姆斯·瓦特早生了100年，或生活在西伯利亚，他就不会发明蒸汽机。正是站在其他发明家、机械师、教育家和商人的肩膀上，他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倘若瓦特没有发明分离式冷凝器，其他人早晚也会发明。不过，他确实发明了新型蒸汽机，至于他如何发明及为何发明蒸汽机才是问题的关键。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早已意识到马匹是一种重要武器。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会经常袭击周边的定居社会。但是，假如成吉思汗没有统一争斗不休的各个部落，没有建立残酷无情但鼓舞人心的领导权，亚洲许多地区的历史恐
怕都要重写。
因此，本书内容必然是精英的历史。因为，唯有出身特权阶层的人才有能力、金钱，或闲暇去改变社会。有时这指的就是“国王和王后们”。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家族中，只有一人能成为印度皇帝，就像奥朗则布那样。事实上，也正是奥朗则布深刻影响了印度，而不是他的某位兄弟。因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使莫卧儿王朝走向衰落，并在无意间向英国人打开了国门。克利奥帕特拉出身于统治埃及的希腊家族（其血统并不纯正）。在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时代，是她主宰了埃及，进而影响了古典世界，而不是她的兄弟。
后来，高度文明的社会相互融合孕育了更多的人物，变革者的出身阶层背景日益扩大。但是，唯有具备智慧、勇气或运气的“伟人”才能取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突破。“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比同时代的杰出物理学家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无缘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没有希特勒，德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与那些在啤酒馆发表演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相比，希特勒的故事要重要很多。因为前者所属的党派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在历史中。所以，我想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伟人”为中心讲述历史并不是说他们脱离了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毋宁说他们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才是成就或扼杀他们的社会时刻。而且，使用“伟人”一词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无比混账。
随着故事的推展，我希望读者会喜欢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细碎情节，所有事实都是我从真正的历史学家那里“抢”来的。在一本新近出版的有关意大利的著作中，作者告诉我们：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初，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会说所谓的意大利语。1另一本书告诉我们，为考取功名，15、16世纪的中国官员要记住431286个汉字。2第一个例子说明，意大利正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第二个例子则提醒我们，中国为何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数量庞大的知书达理的中间阶层。假如中国像意大利那样运用二十多个表音字母，中国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来描述人类的历史形态。地球人口不断增加：上一次人类几近灭绝的时候，人口总数只有几千人；但到了今天，世界人口规模已达70亿，不久将会跃升至90亿。如果我们用图表来表示，将时间轴当作横坐标，那么人口增长就是一个加速跃升的过程。
在开始阶段，当人口总数几乎不变的时候，图表上只是一条长而平缓的线。此后，狩猎—采集部落开始慢慢从非洲向外迁移，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7万年。人类发明农业生产大约经历了1万年。在这一阶段，部落社会和小型城镇逐步发展，人口曲线才开始缓慢上升。
随后，文明出现了。大约5500年前，人类在农耕之后又创造了文字。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贸易和工业革命先后成为主角。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人口数量直线上升，这主要归功于清洁水源和医药。人口为何会激增？为何缓慢增长之后会出现人口爆炸？这源于现代智人［Homosapienssapiens，这是个多么自吹自擂的词，竟然用了两个“智慧”（sapiens）］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其他物种也在努力适应环境，并不断改进自身的特性和习性，以获得自然界中的一席之地。仅仅为了生存，它们会改变环境。凡是见过白蚁巢穴或观察过河狸在河流上筑坝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所有生命都在改变世界，世界在不断变化。
然而，人类拥有更高级的大脑和交流技巧，他们利用这些能力在截然不同的水准上塑造世界。我们捕捉或驱赶其他哺乳动物，直至赶尽杀绝。我们还圈养并驯服一些动物，使它们完全变换了模样。看看现代奶牛的祖先或苏格兰高地猎犬的祖先，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改变了植物的模样。以玉米为例，起初它们只有指骨大小，后来则发展成营养丰富、籽粒饱满的圆柱形。如今，通过渔场养殖，我们甚至改变了鱼类的大小、形状和肉质。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能量，这是其他猎食者难以想象的。利用这些技艺，人群由家庭演变成部落，由部落演变成村庄和城市，直至形成国家。利用这些技艺，我们还改变了最初的生活环境。我们通过使河流改道获取能源，还通过开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利用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古代植物储备（活着的和灭绝的）获取能源。在现代，我们通过积累的知识发展医药科技，目的是大幅延长生命。
再次强调，上述种种情况均是人力所为，是无数人类行为累积的结果。人们都在为眼前利益奔忙，就像一个个微小的生物筑成了巨大的珊瑚礁。当然，这些小生物都没有自我意识。否则，它们也会连续记录评论自己的所作所为。一项人类史的研究得出了直白的结论：“驱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的野心。为达成愿望，人们会改变生存境遇。”3一种更易咀嚼的根茎、一只更肥美的山羊、隐藏在森林中躲避入侵者、一首欢快动听的乐曲、一段更有趣的故事、一种新调味品、生育更多子女颐养天年、一种避税的方法、一块手表、一台轧布机、一辆自行车和一张飞向太阳的机票都是诱惑和鞭策。正是这些诱惑和鞭策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直到下一位领袖为我们带来新飞跃。
在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内，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特性或本能发生了改变。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确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例如，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上下齿的咬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当然，由过多咀嚼谷物导致的“覆咬合特征”要到很晚时才出现。为摄入牛奶，部分人类群体开始饲养奶牛，他们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消化系统。相较而言，亚洲人则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所以他们的消化系统也稍有不同。走出非洲后，人类沿不同方向行进。最终，他们都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彼此分隔开来。因此，人类形成了不同的外貌：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形状和颅骨都有细微的差别。当远隔千山万水的种族再次相遇时，相互猜疑是必然的。但是，人类在体型、力量、想象力、理性、交流能力、使用手的方式、处事方法和辛勤劳作等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
如果没有变得更聪明，人类数量何以成倍增长？我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何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简单，我们是一种善于合作和学习的物种，不断积累前人的劳动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永续发展。我们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站在我们祖父母及曾曾曾祖父母的肩膀上。例如：近期有一个聪明的研究者试图制造一台简易的烤面包机，这台面包机要依靠电力驱动，可以将面包片自动弹出。如果他希望从头做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首先了解石油勘探和塑料等工业材料的历史。随后，他还要学习专门的工业生产知识。
如果这套机制顺其自然发展（不被战争、自然灾害或饥荒打断），必然会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明文字之后（中国、美洲和印度也都独立发明了文字），一旦在地中海地区传播，那里的人们就会迅速运用和改进，并不需要由法国人、土耳其人或丹麦人重新发明文字。在1.2万年至5000年前，世界不同地区曾七次发明了农耕技术。但是，正如刚才所说，蒸汽机并不需要发明七次才能传播到世界各地。4
而它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则会使人感到畏惧。无数人各自独立研习农作物的形态、管护方法和灌溉手段，农业生产由此产生。这种变化内嵌于人类的家庭经验，因此具有谨小慎微的特点，尽管它会带来重大且意料不到的后果。工业革命迥然不同，蒸汽动力的获得需要煤矿工人、冶金学家、律师和资本家的通力合作，但搭乘火车的旅行者或身穿由蒸汽动力机器缝制的衣服的人则根本不需要领会这项技术。总体而言，专业化意味着生产进步不再依赖个人，大部分人只要信任他人即可。人类文明日益复杂化，但我们对其原理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因此，大部分人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似乎正在消失。今天，数十亿人依靠数字技术和现代医学生活，但没几个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原理。作为个体，我们几乎不能控制任何事物。这就是为何政治依然重要的原因，但就是这唯一的杠杆也并不可靠。
当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能源去构建更大的社会时，人类历史就成为一个充满颠簸和挫折的故事。纵观早期历史，自然灾害会导致重大挫折：剧烈的火山喷发足以毁灭庄稼、气候和生态系统；气候系统的剧烈变化可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危害较小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及河流改道也会造成大灾难。在早期大部分宗教信仰中，恐惧和疑惑的人们都在祈求神祇多降雨水或停止大地的轰鸣。一旦人类拥有了应对之策——如建造堤坝、灌溉系统或迁往他乡，历史就变得更加有趣。
后来，自然灾害仍会阻断人类的发展进程，但这时的罪魁祸首已是人类自己。在定居之后，人类迅速成为懒惰和无知的牺牲品。他们将容易捕获的动物斩杀殆尽，毁坏森林以种植庄稼，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古希腊人和日本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都找到了弥补过失的方法。随着人们贸易范围的扩大，他们就将某些疾病传给了那些体质较弱的人。疾病传播影响了晚期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发展进程。在欧洲人抵达美洲时，两大种族已经隔绝了1.3万年，欧洲传染病造成的后果就更加可怕。
我们再看看篇首引用的加勒比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悲观反思，他认为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战争。新研究表明，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极其好战：王国和帝国仅仅意味着参战人数更多，武器更先进，战争规模更大。
战争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战争也催生了新发明，促使人类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战争摧毁了一些国家，但也孕育出新的国家。浴火重生者更加强大。由于容易捕捉的鱼或鹿逐渐绝迹，人类被迫发展出新的捕鱼方式和狩猎方式，而洪水则迫使人类设计出新的防洪堤坝和灌溉系统。由于抗险的需要，各个村落逐渐联合在一起，人类就此踏上了缔造国家的道路。瘟疫除了导致人口锐减，也能使幸存者自由冒险，踏上不同的人生，15世纪的欧洲就是如此。战争不仅仅传播恐惧、制造毁灭，也能促进技术、语言和观念的发展。
在如此之多的大胆论断中，我们需要谨记：绝大多数历史故事都已湮没无闻，唯有少量历史碎片残留至今。历史进程中大部分闪光时刻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何人首先意识到那些杂乱的线条可以作为表音文字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其他事物的微小摹画？何人首先意识到不大声朗读也能阅读文字？何人发酵了谷物获得芳琼，并一饮而尽？这些问题都已无从获知。从中国南方到阿拉伯半岛，潮湿的土壤和移动的沙漠掩埋了盛极一时的文明，我们永远无法明了它们衰败的缘由。
我们无法获知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希腊青铜时代的壮丽宫殿为何会遭遗弃，他们如何遗忘了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大部分历史而言，遗存下来的东西都是偶然所得，都是那些不会腐烂或能经受时间淘洗的东西。在大多数地区，木质建筑、夯土建筑、彩色织物、语言、绘画、诗歌、音乐和故事都永远消失了。主要由木头和羊毛、歌曲和故事塑造的文明已很
难复原。
正文部分的结构极不平衡。史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人类社会演化的漫长稳定期都只在一两页中简单述及。但在小片地区于数十年间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则会被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如大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和1500年前后的欧洲。变化有时循序渐进，有时则会一蹴而就。革命爆发的根源可以被回溯至几百年或几十年前，但革命爆发的时刻才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不过，在开始讲述世界史之前，我们要先停下来，向99%的人致以敬意。这些平凡年代的无名英雄为生计埋头苦干，从不停歇。他们是驱赶耕牛的庄稼汉；他们是辛勤劳作、养家糊口的农夫，没完没了地缴税，直至被蒙古骑兵杀死或被拿破仑征召入伍；她们还是在千百万村庄中生育儿女的妇女。本书的内容是伟大的变革者及其时代，但是倘若没有他们身边的余下众人，这场人类剧目将无法上演。
苏联时期的伟大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我们在以后会具体介绍）在其名著《生活与命运》中曾这样写道：
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亲手创造的城市并非自然界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他想自己的文化免遭狼群和暴风雪的侵袭，如果他想让自己的城市不被野草吞没，他就必须时刻准备着扫帚、铲子和步枪。一旦入睡，或花费一两年的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他就会失去一切。狼群走出森林，蓟草四处蔓延，所有东西都将被尘埃和积雪掩盖。
想想看，有多少伟大的都城被尘土、积雪和野草摧垮。在写作过程中，这段出自非专业历史学家之手的箴言时刻在我的脑海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