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

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年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仍然缺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增长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观察中国经济史的大视野。如今，麦迪森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在区区200页的篇幅里（英文正文只有100页，有关数据和计算的附录占去100页），为我们简略而又深刻地勾勒了跨越千年（公元960—20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线索，影响中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因素。此外，也预测了中国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所能达到的经济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安格斯•麦迪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乐观，他预测，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货币转换，中国2003年的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4%或日本的两倍以上。基于一个相当保守的假定，中国可以在2015年重新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世界经济体地位。到203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将达到23

该书有着独特的视野和深度。它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一千年中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长为世界的经济体，从而恢复它在1890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麦迪森风格”经济增长史的一部代表作。安格斯•麦迪森是世界计量经济学的名人，这本《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是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和未来的必读书。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以及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的荣誉院士。OECD的经济专家。他发展了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在国际比较中的应用，其创建的"麦迪森数据库" 惠及很多研究者。

中译者前言
序言
致谢
前言
作者第二版序言

概括与结论
为什么要采用长期的观点
中国在公元9-18世纪之间的经济表现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
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
毛泽东式的改造（The Maoist Transformation）及其后果
1978年以来的改革政策带来了30年高速增长
对未来1／4世纪的展望
与高速增长有关的政策问题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集约与粗放式增长
第一节 官僚行政管理制度及其经济后果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轨迹
第三节 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农村家庭的非农业活动
第五节 城市经济活动的表现

第二章 经济衰退与列强欺辱，1820-1949年
第一节 帝国体制的瓦解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
第三节 经济衰退，1820-1949年

第三章 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宏观经济纪录
第二节 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
第三节 工业政策与经济表现
第四节 服务业
第五节 对外关系的变化
第六节 宏观经济管理与变化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四章 问题与前景：展望2003-2030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一节 中国经验和2003-2030年的中国经济
第二节 中国仍然面临的严重问题
第三节 展望2003-2030年的世界经济

附录A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
第一节 对1949年后农业经济表现的估计
第二节 对1933年农业经济表现的估计
第三节 中国农业经济表现的国际比较
附录B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
第一节 官方工业经济统计中的价格问题
第二节 伍晓鹰对工业实际增加值的估计
第三节 关于战前工业经济表现的估计
附录C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
第一节 对1952年以前中国GDP的估计
第二节 中国官方对1952-2003年GDP的测度
第三节 麦迪森对1952-2003年官方GDP估计的修正
第四节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支出法GDP的估计
第五节 将以元人民币表示的GDP估计转换成"国际元"
附录D 中国的人口与就业
第一节 人口
第二节 就业
第三节 官方就业统计中一个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附录E 对外贸易
附录F 中国拼音和威妥玛-贾尔斯拼音法中的人物与地方名称
参考文献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化，实现了显著的加速增长。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我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我的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是采用国际标准重新估计中国的GDP增长率。

为什么要采用长期的观点

我认为有必要采用一种长期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的中国。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中国现在是，而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在此后的3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

对中国经济表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提供新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原因，进而可能有助于同时解释西方和中国的发展。过去，对经济增长过程和其决定因素的分析一直强调一种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史料的评价又一直是过于以中国为中心的(Sinocentric)。一种更加相互结合的观点可以既解释发展的特殊性，又解释发展的常规性，从而能够对导致国家兴衰的原因提供更好的理解。

从一个更远的视平线上观察，可以使发展过程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一直以来着重于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期间，迅速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以及人均收入增长处于常态。早期人均收入处于停滞状态的历史常常被忽视，因为人们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但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即在人口大量增长的前提下维持收入水平，仍然可能要求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改变。对技术进步的解释需要赋予更多的内涵。技术进步不应该局限于机器制造上的进步，而应该包括管理、组织和农业耕作方面的创新。

采取一个长远的视角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的政策和制度。遥远历史的影响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采用官僚行政体制管理国家的先驱者之一。公元10世纪时，它已经吸纳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精英作为政府官员。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在一个统一的辽阔的疆域上建立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主要手段。

就农业而言，16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产生了极为正面的影响。农业是政府可以通过税赋的形式获得剩余的关键部门。政府官员推行的水利设施使农业得到滋养。由于印刷术的超前发展，使最先进的农耕经验和技术通过农业图解手册而广为传播。政府将农民迁移到有生产前景的新地区，他们开发了公共粮仓制度以缓解灾荒的冲击。他们通过引进早熟品种促进现有作物的开发，最终导致（一年）两熟或三熟种植业的出现。他们也促进了新作物的引进，例如唐代引进了茶叶，宋代引进了棉花，元代引进了高粱，以及明代从美洲引进了玉米、土豆、甘薯、花生和烟草。

农业中对劳动力、水利和天然肥料的大量使用补偿了土地的缺乏。土地处于经年
的耕作中，不存在休耕。中国对饲料作物和草地的需求极低。以猪和家禽为主的食腐动物是畜牧业的主体。几乎不存在对牛肉、牛奶和羊毛的消费。蛋白质的供给主要来自广为实践的小规模水产养殖业。

农业经营处在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下，从而可以有效率地分配资源。也可能通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来适应人口的压力。地主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参与管理的出租人。生产和管理的决策是由佃农和自耕农作出的。自耕农可以自由地买卖土地，并且在本地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

中国在公元9—18世纪之间的经济表现

在公元9—13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在8世纪时，3／4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生。那里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地带，但是借助水利工程和早熟品种，它为水稻耕作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进而减少交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同时为扩张中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释放劳动力。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舒适、易洗和健康的衣着。

尽管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生产上的发展和产品的多样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对这种提高有多大并没有给过一个量化的评价。我的估计是，这种提高相对不是很大，大约使人均收入提高了1／3。这种收入的提高伴随着更加集约化的劳动力使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低于人均收入的提高。

宋代中国的经济进步，主要依赖充分利用所出现的机会转向集约式水稻耕作农业。并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证据，使我们相信中国已经出现机械工业发展的曙光。

从13—18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大致保持人均收入稳定的同时，支持4倍的人口增长。然而，人口增长的过程远不是平稳的。在14和17世纪，人口下降了3000万以上。这些人口危机主要是因为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破坏，以及诸如腺鼠疫和天花等流行病的影响。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17

在农业经济之外，中国的官僚行政体制却阻碍了一个独立的像欧洲那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帝国的官员和富绅是典型的食利者。法律上和传统上赋予他们的特权决定了他们的地位、生活方式以及处事态度。他们主导着城市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企业家行为在几乎不保护私人活动的法律框架下是不安全的。任何明显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只有国家或得到许可的垄断性组织才能从事大规模的活动。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并不像欧洲的商人那样有城市商会和法律的保护。官方严格限制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这种自我强加的国际孤立阻碍了经济增长。

在15和18世纪之间，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让给了欧洲。这并不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特别不利的条件，而是由于西方极为特殊的有利条件(Westernexceptionalism)。欧洲具有几个使它可以更好地促进现代资本主义萌生的条件。

最根本的条件是欧洲人认识到人类具有通过理性考察和试验改变自然力的能力。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帮助，西方社会的精英们逐渐抛弃了迷信、魔法以及对宗教当局的依附。到17世纪时，那些导致技术变化和发明的现代方法的科学传统已经出现，并且开始渗透到教育制度之中。而此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服从古代经典和官方行政教条。它不可能发展和奠定现代科学的基础。

欧洲由具有紧密血缘关系的民族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的思维是外向型的，他们之间具有重要的贸易关系和相对容易的知识交往。这刺激了竞争和创新。

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

用任何历史尺度来衡量，世界经济在1820—1952年期间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以上，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将近9倍，欧洲提高了4倍，日本提高了3倍以上。在除去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但是在中国，人均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 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多数亚洲国家有着同中国类似的问题，那就是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再加上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表现极为令人失望。

中国被造成人口和经济福利重大损失的内乱所折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影响了大半个中国的省份，在陕西、甘肃和新疆都出现了回民起义。在民国时代，中国又出现了长达30年的内战。

殖民入侵导致了治外法权和允许19个外国列强在大量的租界地中享有特权。中国同日本交战三次，同法国和英国交战两次。义和团运动引发了与外国列强的武装冲突，俄罗斯在19世纪50年代掠走了今天属于东西伯利亚的相当于1／10的中国领土，并在民国早期帮助外蒙古脱离了中国。在所有这些战争之后，作为胜利者的列强，通过向中国大量索赔的方式进一步羞辱了中国。

同帝国政权一样，18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正面地、有效地回答西方在技术上的挑战。清王朝曾经在自卫性的民族主义(reactivenationalism)上无所作为，因为统治者大部分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帝制崩溃后的军阀时期，军阀追求的是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国民党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几乎无法重新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有效地回应日本的入侵。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在财政上都是虚弱的，因而无法为国防和经济发展大规模动员资源。

毛泽东式的改造（The Maoist Transformation）及其后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决裂。它带来了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一批新型的社会精英人士和经济上明显的改进。然而中国受了苏维埃模式的极大影响，创造和推行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指令经济。相反，日本的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统制型变异。这两个国家都推行它们自己的发展战略，并不打算给外国资本利益提供任何发展的余地。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在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地方胜利地崛起。它有能力推行内部秩序，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自卫性民族主义，而且它可以为防卫和经济发展进行资源动员。这个政权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方法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殖民主义入侵。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没能终止这种入侵，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带上了反西方的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组织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帮助共产党的军队对当时的东北三省实现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这意味着苏联成为中国唯一的技术和资金的来源。

尽管中国坚定地在意识形态上遵循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拒绝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可是它同苏联的结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政治需要。俄罗斯过去曾一直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殖民入侵者。苏维埃政权也曾多次支持国民党，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新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它不是苏联的依附国，在长达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它大大发展起自己的自主意识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中国的新政权具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改变社会政治秩序，第二是加快经济增长，第三是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恢复中国的民族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策上和增长表现上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到1978年为止的毛泽东主义阶段（the Maoist phase），第二阶段是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阶段。

从1952—1978年，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经济结构被改变了。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8％提高到30％。增长的加速来自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投入。资本存量每年增长了7.7％，劳动投入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改善得益于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显著进步。然而，生产率方面的表现令人沮丧。这是一个在世界很多地区，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都出现经济繁荣的时期。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加速，但是仍然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与世界平均每年2.6％的人均收入增长相比较，这个期间中国的增长率是2．3％)。造成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阻止了经济的发展。19中国先后经历了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冲击，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自我创伤。所有这些使增长失去了稳定性，以致效率和生产率下降。

再者，生产单位过于庞大。这尤其表现在农业方面。1957年的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了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这完全是灾难性的变革。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农业管理又退回到以600万个生产队为基础，平均每个生产队有30个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同样过分强调大型化。至1978年，中国平均一个工厂的工人人数要相当于日本一个工厂的11倍。

另外，中国被隔离在当时日益繁荣的世界经济之外。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在下降，将外国直接投资拒之门外。政府依靠指令和规定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市场的力量微乎其微。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这反映在庞大的存货上)，消费者的福利受到忽视。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通过主要政策变化成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资本存量也出现了迅速增长。不过，这种进步的主要原因是对资源的更有效的利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度提高。

1978年以来的改革政策带来了30年高速增长

有几个因素促成了1978年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率的改善。

农民重新获得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家庭又变成了普通的生产单位，平均使用1．4个劳动力，耕种不到半公顷的土地。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农民有较大的自由参与市场交易。这些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善了生产率。

小规模的工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出现了迅速的扩张。国有企业的规模并没有改变，但是，到1995年时非国有部门企业的平均人数由112人降到了8人。非国有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快于国有部门是因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不存在的社会负担，较小的规模，以及对资本的更有效的利用。

中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实现同世界经济的接轨。它在1978年后放弃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和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政策。外贸决策实现了分权。从1980年至1997年，官方让人民币贬值了80％，同时以经济特区的方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随着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强，竞争出现了，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消费的满意程度也提高了。在1978年至2006年期间，出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0．8％上升到了8％。如果包括香港地区的出口额，中国在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1286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10．7％)。同时，德国以11260亿美元位居第二，美国以10360亿美元位居第三，日本和俄罗斯分别以6500亿和3050亿美元位居第四和第七。这种同世界经济的融合，因为中国主动降低自身的贸易障碍，以及加入
WTO所带来的进入外国市场的更大的安全保证而进一步提高了。

1978年时，中国既没有外债，也不存在外国直接投资。到了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增长到每年35亿美元，但是，到2005年，已经提高到每年60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5年的外资总流入为6200亿美元。中国的外债不很多，在1979年至2005年期间累计为14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中长期借款。它的债务结构几乎不会受到外国投资者信心变化的影响。20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拖欠过债务，到2007年初，它拥有高达1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今它也成为举足轻重的对外投资者，并且已经向对它输出石油及资源的国家提供外援。值得注意的是，同其他亚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相比，中国同世界经济的接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

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至2003年间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大大快于欧美国家每年1．8％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4倍。中国的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到74％。它在世界GDP中的份额由5％上升到15％，这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追赶的过程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它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

对未来1／4世纪的展望

中国仍然是一个收入较低的国家。到2003年时，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
的17％，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任何处于这种相对落后状态、远离现代技术前沿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其条件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把外国技术与国内要素协调，并且能够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专业化。中国在改革时期已经表现出它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假定这种能力将会消失。

这种追赶的过程可能在随后的1／4世纪中持续。但是如果假定未来的增长同1978—2003年的增长一样快是不现实的。过去这个时期的增长是巨大的，但却是不可持续的，它来自农业上因重新配置资源而提高的效率，外贸方面迅速的扩张，以及通过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吸收的技术。随着逐渐接近技术前沿，中国增长的步伐就会放慢。我假定从2003—2030年人均收入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长，但在此期间增长率会逐渐下降。具体地说，我假定在2010年前人均收入增长率为5.6%，在2010—2020年之间为4.6%，而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略微高于3.6%。按照这样一个假设的情况，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达到西欧和日本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也就是它们的追赶过程终止的时间。当中国在接近这一收入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将要变得更高，这是因为创新将要取代模仿。然而，到2030年时，世界技术前沿还会进一步外移，所以中国在那之后仍然存在一些追赶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时，它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1／4。它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在1990年的水平。虽然这只是美国水平的1／3，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它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肯定会大幅度地上升。

有兴趣翻阅本书的读者很可能已经读过作者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自2001年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人们可能还记得，安格斯·麦迪森教授在那本著作中，既高度评价中国在宋朝晚期领先于欧洲的经济繁荣，又扼腕惋惜拥有世界先进航海技术的明朝竟然坐失开发世界贸易的良机。然而，在那部世界经济增长史中他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增长史多少篇幅，只是建议读者阅读他1998年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我们现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的就是这本书的2007年新版本。

本书是“麦迪森风格”经济增长史的又一部代表作。历史学家关注人物和事件的故事脉络，热衷微观史实的反复考证。所以，即便是卷帙浩繁，也不免失之偏颇。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年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不再事事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但是仍然缺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增长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观察中国经济史的大视野。如今，麦迪森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在区区200页的篇幅里（英文正文只有100页，有关数据和计算的附录占去100页），为我们简略而又深刻地勾勒了跨越千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线索，影响中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因素。此外，作者预测了中国在未来1／4个世纪中所能达到的经济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本书涉及很多数据估计上的问题。很多结论同估计方法的选择、假设的建立、原始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再有，为了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计算上的问题还扩大到进行比较的国家的数据问题。显然，追溯的历史越长，能够得到的数据就越少，在估计中也就更加依靠假设。这些方面的修改很可能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及现有的结论。对此，作者从来不回避，而且欢迎批评和挑战。他在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完全透明的方式，实际上为挑战者准备了条件。事实上，数据的问题从来是不难提出，但不易解决。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瑞利克斯（Zvi Griliches）直到晚年还反复告诫，我们过多地注意了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忽略了这些技术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他认为这既同政府统计部门的资源有限有关，也同我们在研究生培养中一直忽视基础数据的价值以及它们的搜集和处理方法有关。像麦迪森这样到八十高龄仍然在数据的处理和计算上亲力亲为的经济学大师并不多。应该说，他的确是我们的楷模。

读者可以对麦迪森的分析、数据和结论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但是，批评不是真正的挑战。挑战者需要提出全新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支持。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作为译者的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本书的中译本能够促使国内有志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青年学者，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认为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大学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发展课程的必读书；同时，它也可以成为在标准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应用购买力平价理论研究国际经济比较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也颇费周折。第一版曾经由新华出版社在1999年根据与OECD的协议翻译出版。后来因为技术用语欠规范和准确而在作者要求下停止发行。直到2006年才决定2007年同时出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第二版。所以，我们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在不断修改的英文稿上所进行的翻译工作。其中的一些片段多次需要重译，我们也需要反复校对。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疏忽、错误或遗漏，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岳希明的该书第一版附录C译文（载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编著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楚序平、吴湘松的第一版译文的个别章节（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在翻译中我们得到了袁伟鹏、张小帅多方面的帮助，也得到了OECD发展中心Sheila Lionet和Ly Na Dollon（陈丽娜）女士在图表上的帮助。吴绮萍女士仔细地阅读了全部正文的译文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伍晓鹰的夫人慧珍，不仅感谢她自始至终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感谢她所承担的大量的译文录入、修改以及校对工作。


伍晓鹰（于香港）、马德斌（于伦敦）

2007年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