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632年出生在约克市的一个上等家庭。我原本不是英国人，我父亲本来住在德国的不来梅市，迁居到英国后，开初住在赫尔市，在那里经商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便放弃商业，在约克市安了家。住到约克市之后，他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英国一个上流社会家庭。
这样，我的名字也就叫鲁滨孙·克鲁兹纳。但由于英国话通常产生的传讹，现在人家都叫我们“克罗索”，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称呼自己或是书写姓名时，也都将“克鲁兹纳”改成了“克罗索”。这样，我的同伴们也就经常这样称呼我了。
我本来有两个哥哥，一个是驻佛兰德斯1英国步兵团的中校，这支部队以前曾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统率过。我这位哥哥后来在敦刻尔克附近一次对西班牙人的战斗中阵亡。我第二个哥哥的遭遇怎么样，我一无所知，正如我爸妈不知道我后来的遭遇如何一样。
我在家里是老三，又没学过哪一行，因此我脑子里很早就充满着各种漫无边际的想法。我年老的爸爸也曾让我受过相当的教育，从家庭教育以至通常的乡村免费学校教育。他打算让我学法律，但我除了想当海员之外，对其他工作都不满意。我的这种爱好，使得我强烈反抗我爸的意志，不，是他的命令；也不听我妈和友人们对我的恳求和规劝。我那种天生的嗜好似乎命中注定了我日后的不幸生活。
我爸是个聪明而沉着的人，他预见到我的意图，对我提出了严肃而中肯的忠告。一天上午，他将我唤到他那因患痛风病而蛰居不出的卧室里，就这个问题非常热情地对我进行了一番劝诫。他问我，除开我那想在外面东游西荡的嗜好，我还有什么更充足的理由要离乡背井到外面去混呢。他说，留在家乡，我可以被引荐去从事一项好的职业，并且有希望凭自己的勤勉和刻苦奋斗来增加财富，过上舒适愉快的生活。他告诉我说，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去经营企业而发迹，和走不平常的道路使自己在事业上出名的人，要么就是些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要么就是些腰缠万贯的大阔佬。我对这两种情况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是处于中间状况，或者可说是处于下层生活的上层地位。凭他长期的生活经验，他发现中间阶层是世上最好的阶层，最适合于人们享福。它不会遭遇劳动阶层的那种艰难、困苦、悲惨和不幸，也没有上层社会人士常有的那种因骄傲、奢侈、野心和忌妒而产生的烦恼和困惑。他还告诉我，我只要通过一件事，就可以断定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幸福的，那就是，我们所处的这种生活境况令所有不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羡慕不已，有些帝王也常悲叹因出身于高贵门第所带来的不幸后果，总希望能置身于极卑极贱与至尊至贵这两种极端之间；有的聪明人在向上帝祈祷别让他太穷也别让他太富1时，就声称中层阶级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的恰当标准。
他嘱咐我说，只要我留心观察，我就会发现，无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他们在生活中都有灾难和不幸，而中间阶层的人却很少有这种不幸，也不会经受他们那种枯荣盛衰的无常变化；不但如此，中间阶层的人还不会遭受到像那些阔佬因耽于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的不道德生活而遭受到的许许多多精神上的忧虑和不安，也不会遭受到像那些劳苦大众因终年劳累、缺衣少食而自然造成的疲劳和困乏。他说，处于中间阶层的地位，就是为了要得到各种好处和各种享受，悠闲与富裕是与一个中产家庭相陪衬的。他还说，克制、适度、恬静、交游，所有一切适意的消遣，所有一切称心的享受，全是老天爷对处于中间阶层人们的赐福。处于这个阶层的人，平静、顺利而安乐地度过一生，不会因体力或脑力的劳苦而窘迫不安，不会为了每天的面包而过那种奴隶般的生活，或为窘困的生活环境所苦恼，使身心得不到安定；也不会因忌妒的激情或为追名逐利的野心和强烈的贪欲而受折磨。他们只是在舒适的环境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品尝着生活的甜美而绝无苦头，感受着他们的生活幸福无比，而且每天的具体生活经历，使他们更加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说了这些之后，他又以极其慈祥的态度诚恳地规劝我，要我别逞年轻人的那种盛气，别让自己陷入苦境，而这种苦境，无论从天理来讲也好，还是从我所处的家庭地位来讲也好，都是可以预先防止的。他说现在我不必为生计问题操心，他会为我好好安排，尽力让我完全进入刚才他向我介绍过的那种生活境况。他又说，要是日后我过不上舒适愉快的生活，那只是由于我的命运或是我的过错阻碍我不能达到那一点，他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当他知道我作出的决定会危害我自己时，他曾尽到了向我提出警告的责任。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愿遵照他的指示，留在家里，他就会为我做许多有益于我的事，他绝不会怂恿我离开家，以免对我日后的不幸负有责任。说到最后时，他要我以我哥哥为戒。当年我爸也曾同样诚恳地规劝过我哥哥，叫他不要去参加同低地国家1的战争，但没有说服他，青年人的那种强烈愿望怂恿他去参了军，并在那里阵亡。他还说，虽然他会不停地为我祈祷，但他敢说，如果我要走这愚蠢的一步，上帝也不会来保佑我，而等我到了穷途末路、无人救助时，我才会有时间反思当初没能接受他的忠告。
后来，我注意到了他跟我谈话中的那最后一段话，觉得确实带有预言性质，虽然，我猜想我爸当时并不知道他那些话真会不幸而言中。我注意到了当时他脸上老泪纵横，尤其是在谈到我那位阵亡的哥哥的时候；而当他谈到我日后会因求助无人而后悔没听他的忠告时，他甚至激动得停止了谈话，他说他的心里已充满忧伤，再也无法对我说什么了。
我爸的谈话使我受到真诚的感动，确实，听到这样的话谁又能不受感动呢？于是我下决心再也不去想到海外去的事，接受我爸的忠告，留在家里。可是，天哪！没几天时间，我这个决心就消逝得精光。简单说来，在几个星期以后，为了防止我爸对我进一步纠缠，我决定跑得离他远远的。然而，我却并没有在我的决心开始怂恿我时就趁热打铁，赶紧行事，而是趁我认为我妈比平时高兴的时刻，告诉她我的想法只是一心想到海外去看世界，其他的事我都无心去过问，我爸最好答应我去，以免迫使我得不到他的同意而离开。我已经是十八岁的人了，现在再去当个商业学徒或是律师的秘书都已经太晚，要是我去干那种行当，我一定干不到头，肯定不到时候我就会从老板那里跑开，跑到海外去。要是她愿去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同意我到海外去做一次航行，等我回来时若觉得航行这玩意儿没多大意思而对它再不感兴趣，那我就不再往外面跑了，保证用双倍的勤奋来赎回我所失去的时间。
我的这些话激起了我妈极大的愤怒。她说她知道拿这类话同我爸去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我爸对答应这种事情就会对我造成极大的损害这种利害关系知道得过于清楚；我妈还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在我跟我爸进行了那样一次谈话之后，我还会产生这种想法，而据她所知，我爸平时对我的态度又总是那样和蔼、温存。总之，她说如果我自甘堕落，就没有人会来帮助我。我不指望他们二老答应我这件事情。至于她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就是她决不会伸手帮助我走向毁灭。这样，就杜绝了我以后说这样的话——当时我爸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妈同意了。
虽然我妈口头上拒绝将我的话转达给我爸，但后来我听说她还是将我的话全部告诉了他。我爸听了之后，显得十分担心，叹了口气，对我妈说：“这孩子要是待在家里，本来可以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那就会是世上最为不幸的人。我是不会答应他去的。”
在这以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从家里挣脱出来了。滞留在家里的那段时间里，我对爸妈要我确定一种职业的建议，继续顽固地不予理睬，并且经常劝告我爸妈，叫他们不要贸然决定，反对我的爱好而怂恿我去做别的事。一天，我偶然到了赫尔市。那时，我心里根本没有打算要出逃。但到了那里之后，遇见我的一位同伴，他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由海路到伦敦去。他怂恿我也跟他一道去，并且以平常船上招引水手的方式引诱我，说不收我一文钱的船费。于是我便不跟我爸妈商量，甚至也没给他们捎个信去，只是听其自然让他们得知我离开的消息；我没有向上帝祈求赐福，也没有请求我爸的祝福，我没有考虑当时的境况和以后的结果，就在1651年9月1日，天知道，那是个不吉利的时日，踏上了那艘开往伦敦的轮船。我相信，从来没有哪个青年冒险家一生遇到灾难的时间比我开始得更早，持续的时间比我更长。我们所乘的那艘船刚驶出亨伯河入海的河口，风力就加大，海面上掀起了骇人的巨浪。我以前从没坐过海船，因此，身体有说不出的难受，心里又有无穷的恐惧。这时我开始严肃地思考我这次的行为，我想老天爷因我淘气地离开老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对我进行的惩罚是多么公平。这时，以前我爸妈对我的所有规劝、我爸的眼泪、我妈的恳求，都重又涌现在我心头；我的良心（当时它还没有变得像后来那样冷酷无情）在不停地责备我不听忠告，不履行自己对上帝和对我爸的职责。
在这段时间内风暴愈来愈猛，在我从未到过的海面上，波浪滔天，虽然它还不及从这以后我曾经历过的多次风暴那样凶，也不及几天之后我所见到的那次风暴那样猛，但对我这个从来不知道航海是怎么一回事的年轻水手来说，这已经叫我够受的了。我料想每一个海浪都会将我们吞没。我觉得我们的船每次降到浪谷里之后，我们就再也浮不上来了。在苦恼中，我曾多次立下誓言和下定决心，表示如果在这次航行中碰上好运能活下来，如果我的双脚能够再次踏上陆地，我就立即回到家里，走到我爸身旁，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去乘船了；表示我愿接受他的忠告，以后再也不像这次这样自讨苦吃了。现在我清楚地知道了他那关于中间地位的经验之谈的优点，他一生生活得何等舒适、何等愉快，从没遭遇过海上的风暴或陆地上的烦恼。于是我决定要像个真正的回头浪子，回到家里去，到我爸身边去。
这种深明事理的冷静的想法，在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风暴过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在我脑海里盘旋。第二天，风变小了，海平静了，我对航海生活习惯了一些。可是我还是感到有点晕船，所以一整天我都是晕乎乎的。到了傍晚，天空放晴了，风也完全平息了，接着来的是一个迷人的黄昏。当天傍晚的落日和次日早上的日出，都显得清清楚楚，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漂亮极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动人的景象。晚上我睡得很好，现在再也不感到晕船了，心里只觉得高兴，
望着这大海，它在一天以前还是那么汹涌吓人，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如此平静可爱了，这使我感到奇怪。正在这时，那位引诱我离开陆地的同伴怕我心里老怀着那些正统的决定，便走到我身旁。“咳，鲍勃，”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事情过去以后好些了吗？昨晚刮那么一丝丝风时，我敢断定你给吓坏了，不是么？”“什么，你说是一丝丝风？”我说，“那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呢。”“一场风暴，你这傻蛋，”他回答说，“你把那就说成风暴？嗨，那完全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有坚实的船和有足够行船的水面，我们就根本不把昨天的那种风放在眼里。鲍勃，你还是个新水手。来，让我们调制一杯香甜混合饮料，喝了之后，我们就会把那些恼人的事统统忘掉的。你没见眼下天气多好！”将我的故事糟糕的那一部分说得简单些，就是我们走了所有水手都走过的那条老路。混合饮料制好后，我被灌得大醉，而那一夜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将我对以往行为的所有懊悔、所有反思，以及对未来的一切决心，全部淹没了。一句话，当风暴过去，海面恢复平静之后，当我那慌乱的思想过去之后，当那种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和忧虑被我忘记之后，我脑子里那原有的思潮又复位了。我完全忘了我在苦恼时发出的誓言和作出的诺言。确实我发现有时我脑子里也存在着反省的余地，这时那些严肃的想法便又不由自主地回到头脑中来，但我却尽力甩掉它们，从它们中惊醒过来，就像从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过来一样。我专门去饮酒，去参加聚会，很快我就制伏了那些旧病（我这样称呼它们）的复发。这样，在五六天时间内，我就跟任何一个决心不愿让良心来烦扰自己的青年人一样，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良心。就因为这一点，我还得遭受另一次磨难，而上帝也像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时所作出的处置一样，弃我于不顾，一点也不宽宥我。因为我要是不愿将这次的遭遇看作一种解救，那下一次所遇到的灾难就将连我们中最坏、最顽固的坏蛋也将承认是遇到了危险，而且会祈求上帝保佑。
在海上航行到第六天，我们来到了一处叫作雅茅斯的海上停泊港口。由于是逆风行船，气候稳定，因此自那场风暴之后我们航行得并不远。我们不得已，只好在这里抛锚。停留在这儿之后，接连七八天都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逆风；在这段时间内，大批从纽卡斯尔开来的船只都来到这同一停泊处抛锚，因为这港口是来往船只的必经之地，它们都要在这里等候能开进泰晤士河的顺风。
我们本不该在这里停泊这样长的时间，而应当乘着涨潮的当儿驶进河口，怎奈风确实刮得太紧，而且当我们停下来四五天之后，风越发刮得紧了。然而，我们停泊的这个地方素称良港，我们的锚抛得好，船上的基本装备又结实，因此我们的人一点也不担心会有什么危险，只是按照海上生活的方式休息、娱乐来消磨时间。但在第八天早晨，风力加大，于是我们全船人一齐动手将中桅落下，将每样东西都藏好或捆紧，这样船就可以尽可能容易地驾驶了。到晌午，海面涌起很高的浪头，我们的船首几次没入水中，装入了好几个浪头的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我们的锚要被海浪掀脱了。这时，我们的船老板命令抛下紧急备用大锚；这样，我们的船头便抛下了两只锚，而且将锚索放到最大长度。
一时间海上刮起了可怕的风暴，这时甚至在那些水手们的脸上，我也开始看到了惊恐的神色。船老板虽然警惕地留心着保护船只安全的工作，但当他在我身旁的船长室进进出出时，我听到他几次自言自语地轻声说“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遇难了，我们都要毁灭了”这样的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大伙儿这样慌张忙乱时，我发愣了，呆呆地躺在船尾我睡的船舱里，当时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我这时思想上并没有再一次产生前次遇险时产生的那种懊悔，因为我思想上已经轻视它，并且顽强地反抗它。我认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将不会像上次那样使人惊恐难挨。但是，当船老板本人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从我身旁走过，并且说我们都将遇难时，我又感到恐惧万分。我翻身起床，走出船舱，往船外一望，只见到一副我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海面上的浪涛涌起像山一样高，每隔三四分钟，浪头就要朝我们的船上冲击下来一次。我向能见到的周围一望，除了笼罩在我们周围的那种悲惨景象之外，我什么都见不到。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由于装载过重，已将甲板边上的桅杆砍断。我又听到我们船上的人喊道，停泊在我们前面约一英里处的一艘船沉没了。又有两艘船，由于锚被大浪冲脱，已离开停泊的港口，胡乱地向大海漂去，船上一根桅杆也见不到。那些轻便小舟倒最好过日子，它们停在那里，随波逐浪地漂浮，不用费什么气力抢险；但它们中也有两三只，只挂着斜杠帆，被风催促着经过我们的船旁，向大海漂去。
快到傍晚时，大副和水手长要求我们的船老板让他们砍掉前桅，但老板不同意。水手长对他说，要是他不同意，船就会沉没。这样他才答应了。他们将前桅砍掉之后，主桅立在那里，疏松而不紧实，使船身摇晃得十分厉害，他们不得已，只好将主桅也砍掉，这样甲板上便空空如也了。
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水手，在前回那么一点点的风浪中都被吓成那种样子，那么，在这次这样严峻的局面中，我的心情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得了的。但事隔这样久之后，如果我还能表明当时我的思想，那就是，当时我对自己本已悔罪但后来又让我的邪念死灰复燃这件事情的恐惧，比我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还要大十倍。这些恐惧，加上对风暴的恐惧，使我处于一种无法描述的境况中。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这时猛烈的风暴还在继续肆虐，就连水手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再也不会见到比这更糟糕的局面了。我们的船是顶棒的，可是它装货太多，现在深深地陷在海水中颠簸摇摆，水手们不时叫喊船要沉了。从这一点来说我有优越性，那就是我稀里糊涂，连他们喊沉船是什么意思我都弄不清，直到后来问了别人才弄清楚。这时风暴确实猛烈至极，一种平常少见的情况出现在我眼前：船老板、水手长和其他几个比较有理智的人都在祈祷，时时刻刻都在料想船要沉到海底去。到半夜时，真是祸不单行，到船舱下面去检查的人员中的一个叫喊起来，船底漏水了；另一个说，货舱里，已经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所有的人都被安排去排水。我一听到船已进水这句话，就觉得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身子往后一翻，就从我坐着的床上跌到船舱里。人们将我唤醒，告诉我，我以前什么事都干不了，现在跟别人一样去排水是能干得了的。这时，我振作起来，走到抽水机旁，一心一意地排起水来。正在排水时，船老板见到几只轻便煤船，由于敌不过风浪，被迫随风向大海漂去，正要从我们的船旁经过，便命令放一枪，作为我们的船已遇难的信号。我不知道鸣枪干什么，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一句话，我吓得昏倒在甲板上。这时人们都在自己顾自己，没有人想到我，或认为我怎么了；另外，有个人向抽水机这边走来，以为我死了，便用脚将我掀开，任由我躺在那儿。好久我才恢复知觉。
我们继续排水，但货舱里的水越来越多，船看来就要沉了，虽然这时风暴已减弱了一点，但要使我们的船能开往一个港口，那还是不可能的事。于是船老板便继续鸣枪求救。一艘轻装船这时正好驶过我们前头，他们冒险放下一只救生艇来救我们。那救生艇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我们近旁，但我们却没法上去，它也无法靠拢我们的船。后来，救生艇上的人全力划着桨，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我们船上的人又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标的绳子给他们，并且尽量将绳子放长，他们费了很大的力，冒了很大的险才将绳子抓住。我们将救生艇强拉到靠近我们的船尾，所有的人才全部登上去。上船之后，艇上的人或我们的人都无法使小船靠上他们的大船，于是我们一致同意让救生艇随波逐流，不过要尽量使其离岸边近一些。我们的船老板还向救生艇上的人保证，如果救生艇碰在岸上撞破了，他决定给他们的船主付赔偿费。就这样，一边划桨，一边让小艇随波逐流，我们的小艇斜对着海岸转向朝北漂去，一直漂到温特顿海岬。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就眼睁睁地见到它沉下水去，这时我初次懂得船沉下海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得承认，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没有心情去看它，当时我上那救生艇，与其说是我自己走上去的，毋宁说是被人扔上去的，我的心脏好像已经不管用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次灾难使我受到的惊骇，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不知今后自己前途如何时所产生的恐惧。
当我们处在这种境遇时，救生艇上的人还在奋力划桨，使小艇向海岸靠拢。当我们的小艇被掀到浪峰上时，我们便可以见到海岸，而且还可以看见一大群人沿着海岸奔跑，他们是要在我们的小艇靠岸时来帮助我们的，但我们划行的进度却非常之慢，总是无法抵达岸边，直到后来小艇划过温特顿灯塔，海岸线往西折向克罗默，这样才将风的威势减弱了一些，但我们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小艇划进海湾，大家全都安全地上了岸。上岸后，我们徒步走到雅茅斯。在那儿，我们作为难民被给予极其人道的待遇，镇上的行政长官给我们指定了好的住处，一些大富商、大船老板们给我们筹集了许多经费，足够使我们上伦敦或者回赫尔，只要我们认为合适，哪里都行。
这时要是我还有些理智，决心返回赫尔，回到家里，那我就会很幸福了。而我爸，正像神圣的救世主耶稣的比喻中的那个象征，也会为我宰杀肥牛犊，因为他们听说我离家出走所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港口沉没以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我没淹死的确实消息。
可是现在我的厄运却以一种谁也阻挡不了的顽强力量驱使我向前走去。虽然有几次我也曾在理性上和沉着的判断力上喊出过要回家去，可我却没有力量付诸行动。我不知道该把这种情况叫作什么，我也不极力断言这是一种神秘的、支配着人们的天意，它驱使我们去做自我毁灭的工具，虽然它就在我们前面，可我们却偏要眼睁睁地向它冲去。它确实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它对我来说是无法逃脱的，它驱策我一直向前，不顾沉着的理智和极端的与世隔绝的思想对我的劝告，不顾我在初次尝试中遇到的两次如此明显的教训。
我的同伴，就是船老板的儿子，那个曾经帮助我把心变得冷酷起来的人，现在倒没有我那股积极往前闯的劲头了。我们到达雅茅斯以后，过了两三天他才第一次跟我交谈，因为我们的住处是分开的，我跟他隔着好几栋房子。他第一次见到我，我就听出他讲话的调子变了，而且他显得面容忧郁，摇晃着脑袋，问我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并向他父亲介绍我是谁，说我参加这次航行只是做一次试验，目的是要到更远的海外去。他父亲用一种庄重而关切的口吻转向我说：“年轻人，你再也别到海上去了，你应该将这次遭遇作为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你不适合当一名水手。”“这是为什么呢，先生？”我说，“那你也再不出海了么？”“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所以那也是我的责任；但是当你把这次航海作为一次试验时，你知道老天爷曾给了你什么滋味尝，而这种滋味就是你再坚持下去所希望能够得到的。也许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这一切灾难才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约拿在去他施的船上一样。请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出海呢？’”对此，我跟他谈了一些我自己的故事，他听完之后，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激情大发脾气，说：“我是怎么搞的，竟让你这倒霉的家伙来到我船上？下次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再跟你上同一条船了。”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发这种脾气，这是由于他受到损失而激起的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可接着他又用极其庄重的口气跟我谈话，力劝我回到我爸那儿去，不要激怒上帝使自己遭到毁灭；他告诉我，我可以看得出，老天爷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反对我，“年轻人，”他说，“的确是这样，要是你不回去，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遇到的都不会是别的什么，而只是灾害与失望，直到你父亲的话在你身上得到应验。”
我对他的话没作答复。不久我们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至于我自己嘛，口袋里有了些钱，便由陆路到了伦敦。在伦敦，以及还在路上时，我在内心都曾有过不少的斗争：我到底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回家，还是去当水手？
回家么，一想到这点，就有一股羞耻感反复出现在我思想中，而且立刻就使我想到，我将会怎样被邻居们所耻笑，我将不仅无颜见父母，而且无颜见众人。从此我就经常注意到人类——特别是青年的一般脾性是多么不适宜，多么荒谬，以致使他们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行事，那就是：他们不以罪过为可耻，而以悔改为可耻；不以那种正好被别人称为傻瓜的行动为可耻，而以可使别人称自己为聪明人的醒悟为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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