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点评本（京东特别收藏版 含收藏证）

《大秦帝国》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凡六部十一册，作家孙皓晖毕十六年之功，创作了煌煌五百万言。这部作品，与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在艺术品质上是大异其趣的。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他的大秦史观：“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孙皓晖，1949年生，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长。

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起，在《文学评论》、《花城》、《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刊发表当代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近百万字，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文学评论集）、《活在真实中》（思想随笔集）、《我们并不孤单》（文学评论集）等。主编有《文学新人类》、《爱情档案》、《新媒体女性》等丛书。2001年2月获“冯牧文学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现居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这样的学者独立而不倚，了不起。

——知名国学大师 南怀瑾

★《大秦帝国》运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时代，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自然而然地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得了到双重满足。且不说作者十几年潜心创作的执著精神，单看《大秦帝国》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所立足的文明史的创作高度，就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认真研究、思考、沉淀而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知名作家 二月河

★大秦帝国这段历史需要写，又很难写。鲁迅当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难。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前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煤

《第一部 黑色裂变（上、下卷）》
《第二部 国命纵横（上、下卷）》
《第三部 金戈铁马（上、下卷）》
《第四部 阳谋春秋（上、下卷）》
《第五部 铁血文明（上、下卷）》
《第六部 帝国烽烟》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
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队没有任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轺车。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黄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逢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便成了中原地带最大的物资集散地。魏国当年其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不想自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的得了一回天时地利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便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的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便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儿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儿。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等王侯将相的隐私逸闻。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至极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邑人面前羞于开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财富与享受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
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富而不贵，心里总是悻悻的不是滋味儿。
然而，十多天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诏令，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的希望，竟是全城沸腾了起来。
魏王特使的宣谕是：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战国会盟将在逢泽之畔举行，大梁城便是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在逢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并将大梁最好的美酒与美女囤积到魏王行辕。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的传过来一则王宫秘闻：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逢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
旬日之间，秘闻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的议论。随着安邑商人不断的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询证实，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中夜收市的夜市变成了彻夜大市。各色酒铺饭馆灯笼高挑，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街市。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那由四十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社神雕像缓缓行进，和善的看着在他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总角小儿也一群群涌上街头又唱又跳。外商们则站在街边檐下兴奋的的指点议论，或面带微笑的听身边老人感慨的评介大梁的民俗和社舞的优劣。起先，最令外商们心跳的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五六成，有的甚或跌了八成！每家铺面前都高高挂起大幅红布，大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跌六”。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又不能开罪于天下第一水陆大市的父老，只好随行就市的跌四跌三。然则更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梁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喜庆之日抢沾小利，他们彬彬有礼的走进大店小店，只买些许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就是这些，也是尽量在大梁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们和外地商人们的店面。一时间，外国外地商人们钦慕不止，相顾惊叹“文哉大梁！”惊喜之余，不知哪国大商带头，外商们竟是大跌九成以谢大梁父老。一家齐国大商，竟然将喜庆之物与酒食甜饼摆在店门口馈赠市人，一天竟也没送出几件去。外商们既惭愧又高兴，便将店面生意交给账房先生们看管，纷纷走上街头与大梁人同欢。
……

中国人的文字传统中，一直有着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三重信仰，其中又以对历史的尊崇为核心。尽管林语堂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但就着一种精神信仰而言，历史叙事比文学表达还要重要。哪怕像“春秋笔法”、“史记传统”这种用来形容文学书写的说法，其背后参证的也是历史——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作品写成《春秋》和《史记》。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红楼梦》，名为小说，很多读者也是拿来作为历史文本来读的，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曹操、诸葛亮、宋江等人的形象，即便与历史中的人物大有出入，多数读者仍然愿意相信小说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中国人“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湖上闲思录》），这是确实的；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信仰，正是这种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现。
中国文化以经、史、子、集四部相传，其实各部均通于史，即便先秦诸子之学，也都源自史学。史有正史与稗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官所为，一代一代下来，记录完整，稗史则流传于乡野传说之中，后来也散见于《左传》等著作。后世所说的小说家言，虽多依凭稗史，但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文学也是一家之言，此一家之言，其实是一人之心迹，也是一人之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像《离骚》、《出师表》、《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作品，照史家之见，既通于子也通于史；这种一人之史、一人之精神自传，照样可纳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道统之中，甚至文学所昭示的，比一些机械的历史记载更有见地。
中国的史学，强调要有治史的心情和抱负，甚至一度把史学称为是圣人之学，不仅在于史学重要，更在于像《西周书》、《春秋》这些最早的史书，都出自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之手；它们不仅记录史事，更寄托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生命观——个人的小生命，寄托在历史的大生命之中，每一个人都生在历史中，也死在历史中，所谓的人生不朽，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的历史，记人重于记事，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的写法，大体有几种，或记言，或记事，或记人。此三种，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奇迹。《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但这些似乎都不如司马迁所开创的记人为主的《史记》，也就是所谓的列传体。列传体后来成了正史，自西汉至今，共积存了二十五史，蔚为壮观。史学一路演进下来，虽有伪造、美化之处，但后来者也有辨别、考证、纠错；治史和疑史之风并重，使得中国历史即便不全是信史，也迹近信史，自有其书写的传统所在，即便是小说，源自虚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参证《史记》，而不能全然信口开河。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就在于人，也重在写人，所谓“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学诚：《浙东学术篇》）。明史，既明天人之际，也知古今之变。宋代写史最多，明代略少，清代多考证历史，惟有章学诚写的一部《文史通义》，但传承的仍是经世明道的史学精神。只是，章学诚有感于《文史通义》偏于理论，“空言不及征诸实事”，后又撰《和州志隅》二十篇。他在《志隅自序》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章学诚之“史意”，也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史识”，实为一种精神，一种见地，近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则用“史心”一词名之，似乎更为准确。“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导言》）有了这一种研究历史的心情，才会真正关注国家、民族、个人的当下处境，才会在记录历史的公正中，贯注一种历史精神。
而诠释历史精神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以人写事。虽然中国的历史也写自然风俗、制度礼仪，但终归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是人在做事，事无论大小，都在于人为。“不论一切事，先论一个心。”这是钱穆的话。他之所以反对笼统地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之家谱，就在于他能因人见事，以心论史。事实上，二十五史写的人物千千万，简单地称之为帝王家谱，确实是偏见。每一段历史，除了讲帝王，也讲群臣，讲各类贤达，甚至也讲小人物。写忠臣，也写奸臣，写圣人事迹，也记草民之乐，并不全然是政治或宫廷之事。《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既编年纪事，也为历史群像作传，有褒有贬，据义直书，后人也不能轻易推翻前人，这种史识、史心，并不是一味地逢迎或谄媚，而是有自己的坚持和标准。按照《左传》的写法，孔子的篇幅也不比别人更多，而写宋史不避写文天祥，写明史不避写史可法，这些例证，也足以说出中国历史的写法，在知人论世上，已形成自己秉直、公正的传统。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起，在《文学评论》、《花城》、《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刊发表当代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近百万字，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文学评论集）、《活在真实中》（思想随笔集）、《我们并不孤单》（文学评论集）等。主编有《文学新人类》、《爱情档案》、《新媒体女性》等丛书。2001年2月获“冯牧文学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现居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