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十七岁

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耶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一个人住在密歇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
——白先勇

白先勇，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名将白崇禧之子。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舞台剧剧本《游园惊梦》，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重新整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并撰有父亲白崇禧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2004年之后大力投入昆曲经典《牡丹亭》的制作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目前已演出超200场，在华人世界造成极大轰动，启动了台海两岸昆曲复兴的契机。

★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台湾不少比他享誉更隆、创作更丰的小说家，很惭愧我都没有机会详读，假如他们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质”更精，我当然会更高兴，为中国文坛庆幸。但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夏志清

★我一直说，先勇是华文文学当今第一人。
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
白先勇写时代更写感情，但是在他笔下的世界、人生，无一不耐人寻味。他特别擅长在政权更迭、新旧交替时的人物和故事，无论是公馆里的少爷还是大公司的小职员，他写得都非常真实感人……
——章诒和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欧阳子

【白先勇作品总序】
《牡丹因缘：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白先勇的小说】/ 欧阳子
一般的作家，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文才有限，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因此，对一般作家，我们常常可以轻易而明白地分类，说他们是“写实派”、“超写实派”、“心理派”、“社会派”、“新派”、“旧派”，等等。
但是，我们却无法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香港——一九六〇》里的文字，立刻传给我们一种混淆杂乱的感觉，使我们体会到香港这一小岛的可怕的混乱与堕落。《安乐乡的一日》里，在寥寥几行描写安乐乡景色的一段（小说第四段），作者用了三个“死”字（死角、死水、死寂），两个“灰”字（淡灰色、灰茫茫），此外还采用“枯竭”、“滞住”、“静寂”、“没有中断”、“没有变化”等词句，来象征女主角依萍内心的沉滞与隔世感。而作者使这故事发生在名叫“安乐乡”的地点，当然不无讽刺的效果（ironical effect）。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白先勇的小说，几乎全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总是跟着人物跑的。（只有《香港——一九六〇》是例外。在这篇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丽卿，不是她吸鸦片烟的情夫，而是香港这一个小岛）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写作技巧方面，一直在进步着。他较早的作品，像《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岁》，虽然人物如生，故事动人，但结构方面，似较松散；有些细节，虽能使故事更显丰润，却未见得与小说的主题有切要关系。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但他近来的作品，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每一篇，都像一张密织的网，那样完整。若是从故事里删去任何一个插曲枝节，就可能像剪断网之一线，伤害了全体。
特别是在近作中，白先勇总是以故事里人物的动作，或该人物与他人之对话，来明示或暗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直接告诉读者，该角色感觉这样，感觉那样。譬如在《一把青》里，作者要表达朱青经过战乱丧夫的惨变后，由于心死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但他不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却采用朱青对两次事变（郭轸与小顾之飞行失事）不同的反应，做个强烈的对比，以衬托出朱青的改变与麻木。这种写作技巧，若以主角为第一人称来写，就很难于运用。因此，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外，白先勇的小说，若非用第三人称下笔，便是取一个次要角色，为第一人称，从旁观的角度写成的。这使得作者与主角之间保持距离，因而易于保持客观。
白先勇的小说中，剧景的转换与上下文的连接，非常畅顺自然。这在他的传统叙述中，固然如此；在他运用“意识流”时，更是如此。《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眼看程参谋和蒋碧月两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在瞬间逆流，回溯到过去的一幕类似的情景。于是，“现在”与“过去”流为一体，纠缠不清。但正当她再一度经验着过去那段痛苦的往事——
“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 （《游园惊梦》）
以上是白先勇擅于连接上下文的一个好例子。蒋碧月说这句话，别无他意，只是叫钱夫人上场唱《惊梦》这一段戏。但这句话紧跟在钱夫人的回想冥思之后，就明显地产生了双重作用。
白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最后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于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炼、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