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耳山歌

《佛耳山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不论作家梅里的主观倾向如何，《佛耳山歌》对当下中国农村的描写，真实、真切、凌厉、严峻。 《佛耳山歌》用淳朴的乡土叙事展示出乡村当下的复杂情态，对于乡村经验、人性刻画、乡土风情的勾画有其独到之处。小说中人物方言浓郁，民风淳朴，但乡村生活实际已然被现代文明所解构——变化中有守望，守望中生发着新的欲望。这种解构，因强调稳定和前进而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不乏文学意味和文学力量。

《佛耳山歌》讲述了郭有田携妻带子外出打工20年后，又穷困潦倒地回到了佛耳峪村。由于国家土地政策30年不变，他丧失了土地，于是，他便与贫困户马起根等联合起来激烈地上访，并把村支书蒋学仁赶下台。他们质问，旧社会把土地分给人，新社会把土地分给鬼，这是为什么？村主任贾德正独揽了党政大权，并且吃喝嫖赌，以痞治村。村两委换届，蒋学仁鼓动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宋清宇竞选村主任。宋清宇上任后明确指出，农村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石，绝不能让它落在地痞流氓手里。宋清宇与贾德正展开了激列斗争，并通过土地流转、招商引资、开发旅游等有效措施，成功化解了各种矛盾，使该村重新走上了民主、科学、法制、和谐的蓬勃发展之路。
《佛耳山歌》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突出，生活气息浓郁，揭示深刻，富有时代感。

愿一切神灵保佑你——梅里《佛耳山歌》序 冯立三
引子

《佛耳山歌》：

宋金来和韩秀芝爬上了西山坡，一抬头看见蒋学仁正坐在白玉庵门前的老槐树下抽着烟。宋金来立刻露出笑脸说：“三哥，这么早啊。”“睡不着。”蒋学仁说，又突突几下大板砖脸上的那双眼皮，脸上却是不苟言笑。
宋金来和韩秀芝感觉到了蒋学仁的不悦。蒋学仁看了看韩秀芝手里握着的香，他想起来了，今天是十五，上香的日子。不料蒋学仁却突然说：“求神儿不如求人儿。”蒋学仁当干部二十几年，现在虽然不干了，但佛耳峪人对他大都仍十分敬畏。宋金来和韩秀芝也不例外，他们明知道蒋学仁在损他们两口子，因为他们不支持宋清宇当村干部。可是他们却不敢反驳，嘴上连连说：“就是，就是。”“就是个屁。”蒋学仁骂。
“不是，不是……刚才一出大门的时候俺们俩还劝他呢，让他听他三大的话。”宋金来说。
“宋老弯儿，你别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这坏心眼儿就在你心里长着呢。去，你跪在白玉佛面前说一句真心话，说你支持清宇，看你敢不。”蒋学仁坐在树根下，一脸严肃，屁股一动未动。
“好，我说。走，你进去听。”宋金来两口子边笑边说。
“我不听，有种你们就跟白玉佛撒谎。”蒋学仁乜斜着眼瞧他们。
宋金来两口子走进了白玉庵大门，蒋学仁在后边又喊了一句：“再撒谎白玉佛还得找上你们家。”一听这话，宋金来就觉得有人在用刀子捅他的心一样。他回过头来，瞪了蒋学仁好久，差点儿背过气去。蒋学仁故意扭过头去看西边的古城门，然后掏出官厅烟点上，喷出一股白烟。
当蒋学仁把头重新转过来时，宋金来两口子已经走到了白云庵院子的深处。虽然蒋学仁言语还那么强势，占了宋金来的上头，可是，平心而论，此时他的心情远不如宋金来，他的内心世界里承载着巨大的令他难以摆脱的压力，就像眼前的佛耳山一样，死死地堵在了他的心口上，让他整天坐卧不安。
从根本上讲，蒋学仁并不是个没气量的小心眼人。一九八五年，佛耳峪村原党支部书记李二顺因身体原因把印把子交给了蒋学仁，那年他三十四虚岁，正是血气方刚气冲霄汉的时候。当时佛耳峪的全体党员一致认为，蒋学仁根红苗正，重德守义，可担此任。二十几年过去了，蒋学仁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佛耳峪虽无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但是总体上村民的日子也是蒸蒸日上的，可以说是村泰民安。时间转到了公元二○○八年，也就是北京开奥运那一年，村民郭有田从赢州市带着一家四口回来了，结果，第二年春天，他跟村里的马起根等人勾在了一起，闹起了上访。没想到，这一闹就把他给闹倒在地了。
能够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干二十多年，可谓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手腕了，那可是比当总统还难的职业呢。二十多年，什么风什么雨没经过？红的绿的黑的白的，什么没见过？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在郭有田他们几个上访的人面前栽了跟头。对于下课不下课，蒋学仁并不太在意，但是，当前蒋学仁心里还有两大熬心点。首先，他对自己如此这般下课毫无心理准备，原先他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如何交权下课，他给自己做出的设想是功德圆满后，镇党委给他一个盖棺定论的高度评价，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开个大会，对他几十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几个老党员、老姐妹还流下了眼泪，恋恋不舍的样子，新的接班人向他表决心，表示无限忠于他等等。总之他会很体面、很光荣地离职的。其次，蒋学仁的另一个大熬心点就是看走了眼，没有选出一个好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他没有选出一个好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选了贾德正那个不走人道的骚子接了班。
蒋学仁陷入了沉思，松弛的眼袋就跟患上了水肿似的那么鼓胀，两只上眼皮一串突突之后，那双干涸而枯黄的眼珠子放射出的尽是忧郁、失落与无奈。他的嘴上牢牢地叼着那支将要燃尽的香烟，而且边吸边吐出烟气，显得非常熟练，非常贪婪。他的眼神落在了白玉庵大门楼顶上，瓦缝里几株散落的松塔果长得肥头肥脑，生机勃勃，发出熠熠的亮色。蒋学仁一手拄着石头，一手拾起草帽站了起来。他向前蹒跚两步，然后又回转身，向西南扫了两眼。南面是古城，也就是明朝修的围墙，现在的佛耳峪人给那里叫城里。从前的时候，那可是一座地道的古城，而今虽然城已是残垣断壁，但人们依然这样叫。城北门的门楼已经倒塌，古城门就像一位老人掉了所有的门牙，张着嘴，迎着北风，凄凄惨惨地站在那里哭泣。蒋学仁也差点掉下泪来，他想，他就跟那座城门一样老了，残了，废了，没用了。蒋学仁见证了那座城门的倒塌经历，城门也见证了他从老城墙上摔倒下去的过程。
蒋学仁不敢再往下想，他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地去想一些高兴的事，因此，他狠狠地把嘴里那个烟头吐在了地上，又用塑料凉鞋底子使劲踩了一脚，然后向白玉庵东边走去。他抬眼望去，佛耳山、青龙河、古长城，还有绿树掩映下的村庄。他太熟悉了，一切都一目了然，然而，一切又都是那么漫不经心，仿佛什么都没有打入他的眼。他靠在那两棵交叉着生长的槐树旁，对，白玉庵门口不只是一棵树，而是有好几棵，且都是槐树。门口有一棵大的，有大缸那么粗，墙外边长了一片，有十几棵，但却只有碗口粗细，那是蒋学仁等后人种下的。不知为什么，那古城门就像长了磁性，蒋学仁靠在树旁，原本朝东看的头，一会儿就被那城门给吸引过来了。
这时，蒋学仁心灵深处的一个爆炸点突然被引爆了，于是，他痛苦地突突了一阵眼皮。
那是去年的春夏之交，就在这城门东段那段长城上，郭有田、马起根等一群上访的人把蒋学仁围在了那里。郭有田横眉立目，疯狂地向他喊叫：“还我土地，我们要吃饭……”突然，人群中有人起哄，后面的人用力一推，一下就把蒋学仁给推到城墙下面的沟里去了。蒋学仁的手腕骨折了，脸和身上多处负伤，在沟里喘着粗气，呻吟着。幸运的是墙并不高，只有五六尺，蒋学仁没有生命危险。说实话，这并不是郭有田、马起根的初衷，因此，他们二人立即冲下城墙抱起了蒋学仁，同时喊道：“快，快去叫车把老蒋送医院去。”当然，看着老蒋苟延残喘的狼狈相，人群中也有无动于衷的，并且发出了冷笑。老蒋的家人、亲戚闻讯赶来，手里都拿了菜刀、铁锹、斧头等家伙。他还有一个外甥，叫猫三儿，杀猪的，他手里拿了两把杀猪的尖刀，眼睛瞪得都快冒出血。他们一群人站在长城上向另一群人瞪眼，并破口大骂那些无法写在书上的脏话。猫三儿叫号：“婊子养的，谁推的我舅，说，有种的你站出来，有种的你推我一个手指头！”人群中没一个敢出大气的。
……

刚刚为受到陈建功、阎晶明、吴秉杰、王玮、刘建东、胡学文、张辉利等北京与河北省作家、评论家一致喝彩的秦皇岛卢龙人梅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河戒》写过序，本不该再为梅里的第二部长篇《佛耳山歌》写序，但秦皇岛文学界的朋友们执意如此，我不愿拂其美意，只得应命。
《佛耳山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与其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厢情愿地描绘成既纾解人心又复苏大地的温柔的春风化雨，毋宁把它看作摧枯拉朽地扫荡已为人民所抛弃的旧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暴风骤雨。它召唤新的意识、新的人物，也激发新的矛盾、新的丑恶，新的善与新的恶，联袂而出，交相辉映，此消彼长，同存共荣。未来农村尚不能清晰逆料，但可预见的是，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常常是苟延残喘、嗷嗷待哺的中国农民必须获得休养生息之美政、勤劳致富之自由，不能再走置农民的现实生存需要于不顾，而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大跃进”式的主观冒险竭泽而渔激进狂悖之路。曾经几乎是独立地养育中华民族，现在也仍是养育中华民族的重要依恃的中国农民，不可能永远心甘情愿地、毫无作为地、自怜自叹地忍受“弱势群体”这一被现代政治强行安排的悲怆命运。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是光荣收场还是被迫改弦更辙、阿弥陀佛，最终将取决于农民的态度。
在中国农民整体性地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可能会存在问题，可能有不虞之灾、无妄之灾。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体恤农民，用新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原则重新厘定农民的劳动价值；国家规定农产品价格是必要的，但这种规定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应该向着农民劳动的特殊性和稳定中国农民群体需要，总之向着维护中国农民的利益倾斜。当在历史限制之下，农民来自农产品的收入，远不及农民应得之实际利益时，农民应当获得关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补偿，以免社会激变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整体性滑落为弱势群体，而使社会失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时性的政策，不能把它事实上当成长远的基本的方针。
不论作家梅里的主观倾向如何，《佛耳山歌》对当下中国农村的描写，真实、真切、凌厉、严峻。我不敢说小说中频频描写的关于失地农民所谓“伺机闹事”、“要挟行政”、“穷凶极恶”诸场面，属于官逼民反还是属于刁民滋事，但那是对农村社会矛盾的集中的、强烈的、尖锐的现实主义描写，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一时偶然得利的，还是终究必会受损的，对于农民而言，失去土地，便意味着丧失安身立命的前提，丧失灵魂和归宿的毁灭性的灾难。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有时作家对生活的主观评说，远不及作品对生活的客观的、毫无讳饰——不因作家主观好恶而加以丝毫歪曲的现实主义描写，来得重要。我们常常忽略作家笔下的价值连城的生活描写，而津津乐道于作家的支离破碎的、自相矛盾的、言不及义的政治告白。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从根本上动摇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的“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保王党的——引者注）伟大胜利”。岁月不居，时势变异，那些议论有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而那些铁铸般的真正来源于生活的生活图景，却不因时局动荡、历史浮沉而改变其认识和审美的价值。
游民阶层，即毛泽东主席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论述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或转型时期——是中国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过去他们曾经建立过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割据王国，或取代旧政权的新朝代。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曾成为中国武装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佼佼者甚至逐渐演化成中国革命传奇式领袖人物而彪炳史册。当前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游民，已是弱势群体中的极弱者。他们的思想动向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和某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小说深含规劝并且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现实境遇：作为游民，他们身份尴尬，心理失衡；作为穷人，他们处境艰难，自感卑微。二者相激，他们心有不甘，不平则鸣，但还说不上是野心勃勃，图谋不轨。作家不把他们涂抹成一群卑劣的社会渣滓，而是不乏同情地表现他们虽处悲凉屈辱境地而仍不失个人尊严的人格自爱。既是具有流氓无产者色彩的“死硬的上访专业户”，又是内心世界沸腾着劳动者的尊严感的可悲悯的人物。郭有田这个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佛耳山歌》的重要成绩。
一般来讲，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并不存在无理纠缠聚众要挟的上访者。没有人敢跟政府无理纠缠。聚众要挟形同自蹈死地。所谓“死硬的上访专业户”，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迭经冷落、哭诉无门的一腔冤屈。
我们常常见到的是这些人蓬头垢面、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宿不庇寒，满面愁容，有病硬扛，瑟缩在各级政府上访接待站门前，排队等候各级官员应付式接待，随时可被收容、驱遣的凄凉的情景，而不是这些人如何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目无政府、藐视王法、穷凶极恶、铤而走险、编造案情、捉弄地方的流氓无产者的小丑式跳梁。
到处存在的大量上访者，不是社会的福音，有权、有责、有办法、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们，不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把他们看成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反感、厌恶、遮掩、敷衍，或变相驱赶、无理镇压，这显然是与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与安定团结的政治期许背道而驰的。
物不平则鸣，同时寄希望于各级政府，是上访者之所以为上访者，乃上访者的存在的合理性。这里不存在脱离宪法、法律的无政府肆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与喜欢文过饰非的官僚政客与随声附和的堕落文人沆瀣一气。我们的任务是与人民一道创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世界，而不是用瞒和骗，用围追堵截制造所谓安定和谐的假象。
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为广大农民提供任何利益。不！毫无疑问，农民是改革开放时代和政策的极大的受益者。中国农民从作为劳动力的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出发，最早提出关于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的设想。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奠基人和基本力量之一。中国农村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不是农民的错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农业，发生着向着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的巨大变化。中国农民的“绝对贫困化”状况基本结束了。问题是中国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状况依然严重。“绝对贫困化”使农民根本无力走出自己封闭的村庄，“相对贫困化”使他们中的活络分子有可能走进城市，个别政治敏感、长期蛰伏民间善于捕捉机遇的农村拔尖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转眼间变成“乡镇企业家”，一跃而为新农村的名门望族。命蹇福薄者则在天灾人祸、威逼利诱下，丧失土地而成为游民。广大的农民阶层沦为持久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我们必须严肃正视的严重社会问题，它是需要我们杜绝空话、埋头苦干、千方百计，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和智慧，予以根本性扭转的一项重大的、复杂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郭有田有这样两段重要的政治言论：“可以这么说，蒋学仁、贾德正、陆希顺等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你、陆峥嵘、秦勉、李松山等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新产生的腐败分子；我们就是无产阶级，是穷人。综观全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贫富分化日趋突出，两个阶级的矛盾还在加剧，迟早，无产阶级会对你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实行彻底的革命……”；“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我相信还会有驴党、马党来领导我们闹革命。我就是《暴风骤雨》里的那个赵光腚，我们就会重新拿起枪杆子革蒋学仁、贾德正你们这些小韩老六的命，只要有那一天，我郭有田一马当先，万死不辞……”。
这是同时体现着时代性、民族性、阶层性、个体性，又强烈地显示其政治视野、政治判断、政治谋划的某种类型人物的典型语言。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过去，也不可能出现在未来，而只能产生在当前，是当前时代一个特殊群体愤激的心声，很能表现作家体察、提炼人物思想及其语言的勇气、敏感和概括力。这在当前小说创作中几乎是空谷足音。文学创作以作家对生活有所发现为前提，不以图解他人思想为能事。此乃适例。
但这不是科学的表述。郭有田所代表的走投无路的失地农民群体，至今还没有他们的成熟的政治思想文化代表。郭有田这些激烈的情绪化的语言，代表的有可能是他所从属的阶层的，最为偏激的主张，他所使用的概念，是从被现实政治所淘汰的过时的，但在某种情势下易为部分农民群众所接受的概念中搜索而来的应急之物。郭有田从极左的角度抨击当前的社会弊端，以过去极左政治的幻影和手段权充自己的社会理想，显得荒唐可笑。但其要害是不满并试图终结自己不幸的现实处境，而不是真的要为反叛社会酝酿其理论主张。就此而言，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由失地被迫走上上访道路的农民群体，又是令人同情的。作家在描写他的铤而走险，对社会实施报复的同时，不时表现他的无奈、犹豫、忏悔、善良本性，这时，恶便成为对于美的一种有力的烘托了。
相对于城市来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是缓慢的、滞后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也明显较低。农村不能永远固守老一辈传统不放，只能适应新形势、新观念，这是小说显示的环境与背景。蒋学仁、贾德正在任期间，村里矛盾突出，危机四伏，时不时爆发冲突，整个村子呈现一种病态、乱象。在这种前提性背景映衬之下，宋清宇走马上任。这是现实矛盾呼唤出来的可以寄托希望的新的农村领袖人物。作为新一代大学生村干部，宋清宇无疑是有见识的，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厚重的乡土情结。他说：“中国的农民，他不可能一步就走进城市，他需要几代人才能真正地融入。因此，在你没有真正走进城市的时候，永远不能放弃土地，否则就是自掘坟墓。”以为无论途径和手段如何，只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镇化，便是中国农民解放的福音的理论和实践，是危险的。它应当被认真论证，认真实践，认真证明，而不能成为一种如当年合作化、公社化那样的盲目的政治潮流。于是他以新的农村理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领导体制、新的政策，带领佛耳峪走出低谷。这既是对于作家的理想人物，一种新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性格及行状的真实描写，又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形象言说。
宋清宇提出的佛耳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领袖人物的广阔眼界和深刻思想。
小说中特别写到宋清宇等热血青年不仅致力于解决村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还着力发展新农村文化事业，办起了“山鹰文学社”。这样的情节虽然略觉生硬，但既可显示人物有别于过去村社干部的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养，又隐含着作者对农村文化问题的关切，寄寓作者对农村文化事业未来的憧憬。小说业已呈现出诸多亟待解决的当下命题，严肃而尖锐。单纯靠现代文明来拯救乡村文化，这种文化想象未免失之偏颇。
乡村文化事业发展是一个让人忧虑的命题。改革大潮冲击带来的传统文化要素的丢失，使乡村文化沦落到根基衰弱、前途迷茫的灰暗状态。拆解、破碎后的文化道德重建，从何下手？这是问题，也是理念。理论上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理应得到满足，但事实上，将一切人民的需要和一切文化物质生产予以整合，使农村社会真正步入民主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那样一种状态，绝不会一蹴而就，其间要经过无数矛盾、摩擦、斗争、冲突。但只要宋清宇这种农村新的领导人诞生——不是孤立的诞生，而是团队式的涌现，且做集团式冲击，不再救世主式地做拯救下界状，而是显示民主政治、人道主义聚合人心、兴利除弊的力量，那么，不仅佛耳峪，整个中国农村都会日益光明起来。
人道主义观念，以及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执政方针使宋清宇形象具有某种理想色彩。
我们在很长时间中曾经将人道主义这一人类文明的现代之花，这一调整人类关系的普世原则，当做洪水猛兽，严加防范，使我们社会的文化组成及精神含量日益浅陋、稀薄、窳败，以致无法与世界沟通。从当年的文艺理论权威批判张炜《古船》“用人道主义观点描写土改”，到今日我们欢迎梅里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优良政治文化素质来刻画宋清宇，这显示了中国人在精神文明与人类意识方面的长足进步。不妨这样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当中，如果毫无人道主义精神渗透其中，则人必定显得缺乏教养，行为必定显得粗鄙，而社会公仆将不成其为社会公仆——如果此类公仆还能勉强存在，那也是因为动用了不该动用的政治力量，乃至国家机器的结果。
中国是个大国，是个有悠久历史、辽阔地域和灿烂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的国家。自周秦以来的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苏联模式，自1979年以来的逾三十年的风雨坎坷的改革开放历程，由上述一切形成的国家目前的辉煌灿烂与矛盾重重，既充满生机又举步维艰，既令人振奋、鼓舞，又令人纠结、忧虑，甚至不乏恐怖的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面对历史，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正在从事的，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事业既无现成的前进道路，又已经绝无退路。上下一心，披荆斩棘，借鉴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切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勇敢开辟自己的前途，有可能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崛起、新的辉煌，和新的伟大，如果不幸而被迫后退——不是战役性的、局部性的、一时性的，机变的后退，而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后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万劫不复，再无可能希求自救、自赎，乃至自我保全了，那时中国历经千难万险所取得的伟大的改革成果，将被中国特别权势集团、特别利益集团、特别文化集团所瓜分，所鲸吞！我们必须前进，必须警钟长鸣。
在《佛耳山歌》中，有两个意象特别引人关注，一个是白玉佛意象，一个是长城意象。白玉佛是村民心目中的守护神，守护着全村人的生命、健康。白玉庵的香火格外旺盛，象征和平吉祥。
宋清宇等人在探讨白玉佛的精神实质时，总结出三句话，即爱国爱家，仁义忠贞，勤劳果敢。这三句话，应当看作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互融合的成果，与旧时佛家学说与儒家道德已迥然有别。
长城在小说中既是具象描写的实体，又是一种象征意象营造，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生生不息，恒存发展。《佛耳山歌》中，长城作为背景出现在故事中，无疑代表了作者对民族精神永存的信仰。霞光中的长城，虽残破但不失雄伟。作者深情地写道：“佛耳峪长城，除山海关，原来就属这一带规模最大、建置最全、保存最完整的长城。她山上有围城，山下有瓮城，亮马山上设有独立的大型烽火台。她还穿越了河流，有水下长城，这是山海关都逊色十分的景观……”然而长城却在先前病态风习中遭到戕贼。本该作为民族精神象征性存在的长城，反成隐忧。小说中关于古长城的修葺、长城旅游文化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带有象征意味的艺术描写，寓意深远。
《佛耳山歌》用淳朴的乡土叙事展示出乡村当下的复杂情态，对于乡村经验、人性刻画、乡土风情的勾画有其独到之处。小说中人物方言浓郁，民风淳朴，但乡村生活实际已然被现代文明所解构——变化中有守望，守望中生发着新的欲望。这种解构，因强调稳定和前进而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不乏文学意味和文学力量。
从《河戒》到《佛耳山歌》，梅里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的研究和表现，已经倾注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柳青旨在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创造自己新的历史命运的长卷史诗《创业史》，不幸半途而废，未成正果。
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留下的最大遗憾。能写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车载斗量，层出不穷，但有能力描写中国农民的大跨度、大容量的整体性命运的伟大史诗者，确乎凤毛麟角。赵树理、丁玲、孙犁、周立波、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作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取得了伟大成就。梅里或许能够尾随其后，大展宏图耶？这需要大决心，大胸怀，大气魄，大学习，大继承，大才能，大手艺！天假以年，写大块文章，乃真正人生幸事！梅里，何妨一试！《河戒》、《佛耳山歌》，牛刀小试乎！不必多说，大的奋斗、人生之搏战、严格意义的文学之进取，尚在前头！就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农民心理、农民语言的了解与熟悉而言，梅里先天和后天的优势甚为明显。他的勤奋与谦和，又是在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中所难得一见的。秦皇岛的历史文化含蕴多么深厚，古长城、青龙河、佛耳山，作为生活与文学的象征意象多么雄伟、丰富而深邃！这是梅里可以攀登文学高峰的可靠的出发点。这是别人没有能力与条件可与分享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优势和优点，不用，可惜！不能集中起来办大事，更可惜！梅里，勉乎哉！是为序。
2011年10月北京新文化街初稿2014年8月秦皇岛卢龙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