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十分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他24岁时完成处女作《穷人》，一举成名，成为文坛新秀，颇受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好评。然而4年后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虽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仍然对他执行了死刑仪式，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临刑前的死亡恐怖体验。这一体验以及随后4年的苦役生活，对他后半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流放生活结束后，他又服了5年兵役，终于被批准退伍，可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后来他与哥哥合办文学刊物，发表了《死屋手记》等重要作品。
然而这种相对安宁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年后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在相隔不到3个月里，他接连失去两个最亲的人。接下来他为了维持与哥哥合办的刊物承担了一大笔沉重的债务，并为了逃债而不得不避居国外。此后沉重的债务成为长期困扰他的主要问题。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除了写作外还有什么别的嗜好，那就是赌博。赌的结果经常是输得精光。他还有一篇专门写赌徒心理的小说，题目就是《赌徒》，其中应该有不少是他自己的体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迷于赌博，弗洛伊德曾有专文分析。这种赌徒心理还表现在他的创作中。例如，在写《白痴》时，他对友人说：“总而言之，我是在拿这部小说赌一把，不顾一切投身其中，至于结果则顺其自然吧。”应该说，这种心理如果拿去赌钱，给他带来的只是不幸和灾难，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创新求变，不断地向自己发起挑战，最终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宁缺毋滥。尽管他的小说大都是在期刊上连载，要赶时间发表，十分紧张，但他从不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创作，希望自己的小说个个是精品。还是在写《穷人》时，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我已经发下誓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奉他人之命写作。
奉命写作肯定有压力，压力会毁掉一切。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在写《罪与罚》时，他把已经完成并作了修改的大量稿件付之一炬，因为他不喜欢这些内容。他想尝试一种新的形式和结构，于是重新开始，为了赶上交稿时间夜以继日地写作。与此同时，他还得克服债务带来的沉重压力。正如他在信中所说：“小说创作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创作者心情稳定，富于想象力，然而那些讨债的人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要送我进监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完全解决。
你可以想见，这对我的精神状况产生很大影响，往往一连数日让我的情绪遭到破坏。但我得不间断地写作，因此有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写作期间，他还得忍受癫痫病和痔疮发作造成的痛苦。痔疮发作时他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能躺着。最后这部作品仍然如期完成，并且成为一部杰作。在写《白痴》时，他也是在完成了许多内容后又完全给废弃了，而这时他已经拿了人家预支的稿费，交稿日期在即，这是因为他想把它写成杰作，不愿其成为平庸的作品，宁愿让自己处于这种困境之中。在《群魔》的写作中，他也是有意挑战自我，选择了一个可能无法胜任的主题，并且作了失败的思想准备。这部作品也是反复修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写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态度特别认真。例如在写第三部时，为了情节的完整性和深化人物性格，他加了一个第九卷“预审”，为此在写作过程中专门向一个资深的检察官咨询和求教。完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向这位检察官念了全部内容，让他从专业的角度挑毛病，以免出现知识性的“硬伤”。在写作中，甚至连13年前的中学生是穿制服还是穿便服这样的事情，他在定稿时都要反复核实清楚。在描写小说人物作证时由于谵妄症发作而完全失去意识的情景时，他也向相关专业医生作了详细咨询。这种认真精神是这部巨著立得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该书让他获得极高声誉，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莫斯科为纪念普希金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社会公众和文学界的极大欢迎，其热烈的场面是十分少见的。
作为一个作家，也由于自身的性格和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社会现象有着十分深刻细致的观察，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他可以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深入挖掘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弊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充满感情，认为上层社会应该在精神上对人民采取平等态度，而不只是对老百姓怜悯，要从其恶行中看到闪光的东西，找到真理：“我们应该学会在俄国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中剥离出他们的美。”在他眼里，俄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尽管它在欧洲备受歧视，却是“上帝的载体”。他有十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于那些自甘于欧洲民族之下、崇欧媚外的俄罗斯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观察社会和人时，他强调入的精神力量之重要，提出“人不能仅仅靠面包而活着”，并说这是一个揭示了人类精神根源的普遍真理。这话本不错，但他又说：不能同时给人们美和面包，因为“这样一来，人的劳动、个性和自我牺牲精神都将消亡殆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和理想都不复存在。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只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理想”。这就有些偏颇了。衣食不足，焉知荣辱？在政治洞见方面，他对自上而下的彼得大帝改革之不彻底性以及方向之偏差有着深刻揭示，是很有见地的，对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各自偏颇之处也都一一指出，不苟同于任何一方，显示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他对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政治观念的批判也有不当和偏激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揭示社会的黑暗面和人们的苦难，特别是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同时他也有光明在心，对俄国社会和人类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4年的流放苦役生活，是他一生中最为困苦的岁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转折，在精神上最终走向成熟，并为以后新的文学创作高潮作了生活上的积累，这可谓“生活不幸文章幸”。其中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死屋手记》一书的诞生。通过这部小说，他给我们深入展示了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的种种生活状况。其真实性和深刻性，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虽有亲身经历但无卓越文学才华者也写不出来。他描写了犯人们人性的扭曲变态，同时又揭示了这些状态主要是监狱恶劣的非人性环境造成的，而他们仍然渴望自由，渴求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监狱里，犯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弄钱，弄了钱后又用来买酒大醉一场，其实质仍然是对自由的病态渴望，在那种环境下应该属于正常。他如实描写了贵族身份的犯人在流放生活中特别困苦的境况，数年如一日地遭受其他犯人的敌视和羞辱，这是他自己感同身受的。但他以博爱的精神原谅了这些伤害他的人。他还因为自己曾用一句话伤害了一个为他服务的普通犯人而忏悔不已。他的这部小说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让读者对这些不幸的人充满了同情心和应有的尊重。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多个地方探讨了死刑问题。由于他本人的切身经历，他认为死刑是极不人道的。他还对监狱种种不人道的做法提出抗议，例如他认为让重病患者继续戴着脚镣，是对犯人毫无意义的摧残。
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十分强烈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俄国的东正教是最为正宗的基督教了，而罗马天主教其实是反基督的基督教，是伪基督教。
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无神论的批判都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说的。他虔信宗教、相信上帝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上帝死了，或者灵魂不能不朽，一个人死后什么都没了，他就可能任意妄为；如果人们都是这样，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毁灭。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曾引用他的话蝤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萨特认为，由于上帝已死，人就失去了任何凭依，那么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归于自身的自由，必须自己独自承担责任。因此，直到这时他才具有真正的责任意识。也就是说，真正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推诿于他者，应该建立在不相信上帝这个外在于人的权威的基础上。两相对照，尽管出发点似乎是相同的，我们更赞同萨特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虔信宗教，却未必是一个正统的宗教徒或教会式的宗教信仰者，其中似乎有矛盾或游移不定的地方。与其说他相信宗教的力量，还不如说他相信爱的力量，强调爱的力量。他相信人与人不分彼此、不分贵贱地相爱，这个世界就可以获救。他对于宗教及其代表人物的神秘力量并非确信不疑。一方面，他认为长老确实具有一种神秘力量来约束其教众的行为，并举出了这方面的事例；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那些害疯癫症的女人能够被长老治愈，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上的“暗示”起了作用。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着意刻画的圣者佐西马长老死后，不但没有出现死后不朽的奇迹，反而尸体很快就发臭了。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并不相信教会宣扬的那一套迷信的东西；在他看来，教士、长老也是人，他们不是靠奇迹而是靠自身博大的爱来征服教众的。
人们通常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病态的天才”，这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招致误解。他在其主要代表作《地下室手记》中，开首就探讨了那个“地下室人”到底有没有病。其实所谓“病态”，是对那个病态的社会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症状，因此，呈现“病态”的人恰恰要比“正常人”来得清醒，显得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正常”；而那些所谓“正常人”，也许已经病入膏肓，感觉不到这个社会弊病之严重。因此，如果一定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病态的天才，那么就应该同时补充一句，他也是一个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病态、与病态相抗争、超越病态的天才。那个“地下室人”的所言所行，有一部分表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罗斯人精神上的批判。例如“地下室人”在被人撞了一下后，有着极其复杂强烈的心理反应，确实有些病态，而这是俄国等级社会造成的国民卑怯性所致。又如“地下室人”对于那个妓女的态度，先是以救星和英雄的面目出现，以滔滔不绝的说教扰乱了她已经寂灭的心，其实这其中就有作假和玩弄的成分；然后在贫穷尴尬的境况被暴露时，又恼羞成怒，对她肆意羞辱以报复；但在这之后又悔恨不已，试图追赶她来弥补；最后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这个《地下室手记》中的主要“故事”深入揭示了人欲行善时隐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恶，以及人在作恶时仍然掩盖不了的善，善恶就这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但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占上风的仍然是恶。“地下室人”的另一些言论则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说的意思。例如，“地下室人”说：“二加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这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人的生活公式化，反对以任何固定的社会模式或目的来限制人类真实生活本身。他还认为，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是其自由的意愿，而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涵盖的；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他是自由的动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同时代有影响的人物多有评论。虽然有些言论不免偏颇之处，总的来说，他的评价还是公允恰当的。他对普希金的评价非常之高，其原因是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是人民的诗人，完全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在他看来，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的，也属于整个人类世界。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其他评论者所未能论及的。他跟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在政治观念上不同甚至对立，但并不因此否定他们其他方面的优点和长处。例如，他认为，别林斯基彻底否定家庭、私有制和个人道德责任，这是俄罗斯生活中最为丑恶、愚蠢和可耻的现象。同时又立即说明：“这里我是把别林斯基当作俄罗斯生活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看作一个个体，来进行斥责的。我要说明的是，与此同时，他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对于赫尔岑，他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他跟车尔尼雪夫斯基政见不同，在私人关系方面却是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他的评价是：“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比他更为亲切和善的人，因此，当时我就对某些人的印象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性格古怪、难以接近。”他还特别撰文驳斥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他的一篇小说是影射和嘲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他反驳说：“也许我因观点不同而仇视他？为什么会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就没有以他的观点让我下不了台。完全可以做到既十分尊敬一个人，又跟其观点很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这样做的。从个人的角度讲，他很不喜欢屠格涅夫这个人，最后两人完全断绝交往，但他仍然公正地评价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创造了一种具有永恒之美的典型，其根源是该作者同人民的接触，人民给了他灵感，他从人民那里学会了朴实纯洁、睿智开朗和宽恕之道。涅克拉索夫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夜未眠，读他的诗集。尽管他跟涅克拉索夫在观点上不尽一致，仍然对这位诗人充满感情，评价甚高。他特别回忆了涅克拉索夫因他的处女作《穷人》深夜来访以及充满激情的谈话场面。他对法国作家雨果有很高的评价，称之为“19世纪法国了不起的天才，当代法国小说的开创者”。
尽管许多俄国作家和评论家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要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好，他本人却一再表明，《悲惨世界》在叙事方面要比《罪与罚》强得多，并且同那些更看好他的人争论。这里没有丝毫“文入相轻”的味道，有的只是对卓有成就的同行发自内心的尊崇。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也一样。他称托尔斯泰“具有了不起的艺术才能”，是俄罗斯唯一能十分准确地把握自己所描写的东西（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作家。他还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足以让欧洲人认识到，能够产生如此有深度和表现力的文学作品的俄罗斯人，将来在科学、社会和经济方面也一定能产生同样可以与之比肩的成就。这一评价是非常之高了。在纪念乔治·桑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少年时就有的美好感情，追忆了她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并且说：“在她去世之时，全世界的妇女都应该悼念她，因为她们当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与世长辞了。此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乔治·桑的地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必定会永存于欧洲历史之中。”他对这位颇有争议的女性的赞美是毫无保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提法，又反对强加给艺术以政治目的，认为艺术就是为人类自身的目的和利益服务的。应该说，这一看法是十分得当的。在鉴赏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具有一个作家的敏锐观察力，又具有一个思想家的深刻思辨性，常有他人所未能及的洞见。他从《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发现了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通过这部不朽而完美的长诗让自己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他认为达吉亚娜才是长诗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美的典型，并且说：“自这以后，如此美好的俄罗斯妇女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复存在了。”他还指出，“普希金塑造了俄罗斯漂流者的典型（即奥涅金），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漂流者，首次以其天才的敏感性，揭示了这些漂流者的命运及其历史意义。”这些都是其他论者未能准确论及的。他通过《安娜·卡列尼娜》中两个地主在一个农民窝棚里对话的情景发现，托尔斯泰回答了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而且并非有意而为之，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小说艺术本质的自然表现。对此他作了十分精到的深入分析。在评价伍宾斯基的小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指出了其作品具有自然纯朴的优点，也谈到作者对于情节枝枝蔓蔓的处理不够有力的缺陷。在分析小说《小猪仔》时，他深刻揭示出，由于俄国社会的现状，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却被人民和当局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由小见大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对于广为人知的小说《堂吉诃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迥异于他人的分析，从堂吉诃德的一个疑问中悟出人类的一个特点：他往往会虚构一个新的更为荒谬的幻想或谎言，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以此来打消自己对于前一个幻想或谎言的疑虑。不是特别富于想象力和善于思考的人，是无法这样看小说的。他评价说：“塞万提斯这位了不起的诗人洞悉了人心中最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我要说的是，还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了不起的评论者来揭示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绘画艺术也颇有研究，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和评价十分在行，而且往往有突破圈内人局限性的真知灼见。他对画展上人们最为看好、获奖最高的一幅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该画最让人称道的是真实，画面上的一切都跟自然的一样，观看者在画中看到的犯人就像在镜子里或拍得很好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但这恰恰是缺乏艺术性的表现。”因此这幅画并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他认为，艺术家不仅应该用眼睛来观察，更应该用心来观察；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用心不够，没有揭示出画中犯人具有人性的一面。他还对列宾等人的风俗画作了评价，并深入分析了俄罗斯画家不愿投身于历史题材绘画的原因，指出：“如果一个画家相信当前现实的程度大大超过相信自己的观念（也就是理想），那他会有多大发展呢？其实理想也是现实，跟当前的现实一样有存在的权利。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这揭示了俄国绘画界关键问题之所在，是十分深刻的。在接受当局秘密审讯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指责了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认为它把作家视为国家当然的敌人，让其蒙受羞辱，从而造成俄国文学的紧张和困难境况。
他是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接受审讯时仍然坚持说：“我早就想谈一谈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的书信，我认为它们是十分精彩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十分杰出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人产生兴趣，更何况我是认识别林斯基的。”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不向暴力屈服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读进去了，一个人的情感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记得几十年前读他的作品，应该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读着读着，突然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号啕大哭起来。幸好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否则一定会惊诧莫名，以为我犯了什么毛病。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1周年和逝世131周年，作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回报和纪念，我们编译了本书，从他的大量作品中采撷了最能反映其生活和思想的内容，希望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鲁迅先生在《<穷人>小引》一文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为人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因此将其列在本书正文之前，以飨读者。今年是鲁迅诞辰131周年（他恰好诞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那一年），我们也借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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