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

震撼千万读者心灵的人性救赎之作
“中国三部曲”畅销全球25个国家
比《辛德勒的名单》更震撼的中国人救助犹太人史实
全世界犹太人不会忘却的传奇英雄何凤山
一个震颤人心的、性感的故事，这是一封写给上海的情书！

1936年，古典钢琴家托马斯？格林应聘前往上海，指挥一支爵士乐队，在这个沉湎于音乐、金钱、快感和权利的城市，音乐家摇身变为上海滩的宠儿。杜月笙身边的女人、同时也是共产党线人的宋玉花与托马斯在十里洋场、歌舞升平中相遇，在上海被日军入侵之后，两人在乱世之中走向彼此。然而在音乐和生存、自由和承诺、爱情和战争的漩涡之中，他们的命运面临无法预知的转折……作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寻访创作此书，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发放签证庇护数千名犹太人，大约两万多名犹太人因为他而重获新生。同时书中还复原了二战初期爵士音乐家在上海的生存状况，重现了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上海爵士时代。

尼克·莫尼斯 （Nicole Mones），美国作家，著有《在转译中迷失》《透亮的杯子》《最后一位中国大厨》等书，本书是她第4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她的作品在26个国家出版，曾获得卡夫卡最佳女作家作品奖、西北图书联合会奖，被评为《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她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饮食和文化，是美国头号饮食杂志《美食家》的专栏作家，作品常见诸《纽约时报》杂志、《洛杉矶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她也是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成员。

★小说成功地描绘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战争中的诺亚方舟载着音乐家、赌徒、吸毒者、黑帮成员、妓女，在时代的洪流中沉浮。一页一页翻下去，夜上海的外廓渐次浮现，这是个地下黑帮和歌舞升平奇异交融的世界，无辜的爵士乐后面有大佬眼光的注视，平静的小药店里，地下党在接头……每个人物，内心都在挣扎，托马斯的肤色，林的出身，宋的身份，挣脱不了的悲剧命运……
——《亚洲图书评论》

★作为一本历史小说，它在情节的安排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它将悬念带到了最后一分钟。
——《柯克斯书评》

★本书达到了历史小说的最高点。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书评专家阿兰·切尔斯

上海，笼罩在战争阴云里。那些年，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是跟着国民党，还是参加共产党？是奋起抗日，还是妥协讲和？即使是选择了不做选择，也成了一种赌博，只能被动地服从于命运这只无形之手的摆布。然而，对于我宋玉花来说，这只手却是有形的，有力度的，因为，我属于杜月笙。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女人私下里委身于杜月笙，我是在公开场合为他服务。然而，我也同样是他的私有财产，根据我们之间的契约，在我三十三岁生日之前，他可以让我为他做任何事。但我依然是自由的，那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都藏在了那里。
那是一九三六年，战争正在逼近。中国，在西方多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之下，已经战栗了近一个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了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样，它被瓜分成一个个势力范围。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殖民化，然而，事态却继续恶化。日本人从他们在满洲里的基地出发，逐步扩张，吞噬了越来越多的东北地区。随着他们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北平已经危在旦夕，然而，蒋介石却没有作为。他的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对付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才是他的心头之患。当日本军队逼到眼前时，他干脆放弃了抵抗，任由日本人长驱直入。一时间，天怒人怨，不满情绪四处弥漫。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无异于拱手投降。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我选择了左边的那条路。终于，我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一个可以为之活着的目标。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无惧惩罚，甚至无惧死亡。我知道，我终究是会死去的，或许，我可能死在战争之中，这场吞没了我、林鸣和托马斯·格林的战争；或许，一旦我的秘密泄露，我将死在杜月笙的枪口之下，倒在上海某一条僻静小巷里。这个城市，在那些年里，在黄金时代闪耀的光芒里，生命和死亡，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夜上海》，是被歌星周璇唱红的一首歌；夜上海，是那个时代上海的象征。那是一个交织着快感、放纵和夜夜笙歌的世界，虽然，当上海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这一切都灰飞烟灭。爵士乐，是那个世界环绕转动的主轴，爵士乐的旋律，送走一个个夜晚，迎来一个个升起的太阳，那是天堂里的太阳。而正是因为有林鸣哥哥那样的音乐经纪人，从海外招聘爵士音乐家，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那些年里，上海的舞厅拥有一流的黑人乐队，他们带来了迷人的声音，那些声音，之前在中国闻所未闻。后来，这些音乐家离开了中国，很多年之后，人们还记得他们。托马斯·格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总是听到别人说起他，回忆他演奏的乐曲，在他的音乐里起舞，甚至会很肯定地说，他出生在一片棉花地里。我知道，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他，但我什么都不会说，因为没有人真的懂他，除了我。我爱他，胜过我的生命，这是我将要永远保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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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第一个早上，托马斯·格林在吱吱咯咯的轮子声音和男人低沉的叫声中醒来。一时间，他有些恍惚，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好一会儿，他都沉浸在温暖的记忆里，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回到了巴尔的摩。那时候，他妈妈还活着，早上，卖草莓的小贩赶着骡车沿街叫卖，骡车的轮子吱吱咯咯地轧过夏日的科利尔街。然后，他感觉到了冷，那是打在脸上的冬天的寒气。终于，想起来了，他在中国上海，身上盖着丝棉被子。
男人低沉的叫声又传过来了，这一次，这叫声引出了一片叽叽喳喳的叫声，那是邻居家里养的鸡。他掀开被窝，瑟缩着下床，穿过落地门，来到了窗前。撩开窗帘望下去，原来，下面有个倒马桶的环卫工，他的叫声，很富有乐感，虽然托马斯听不懂他在叫什么。这叫声，在清晨的弄堂里飘荡，弄堂里前前后后的人家都打开了门。陆陆续续地，有蓬头垢面的女人拎着马桶，端着夜壶，出来了。托马斯住的公寓很高级，有着现代化的管道设施和抽水马桶，他家不需要倒马桶。而且，就在他坐着汽车来到他在上海的这个家的前一天，林鸣还为他添置了一应奢华的家什。国王乐队是上海滩上风头最健的管弦乐队，而他，即将成为这支乐队的领班。
这时，从南边远处一片低矮的屋顶上，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巨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日本军队在做实弹演习，就在沪杭铁路线尽头的那个打靶场上。之前，林鸣曾经告诉过他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事情，所以，在中国的第一个早上，有那么一刻，他以为那个混乱的、梦境一般的时刻就这样来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他看见环卫工慢悠悠地朝弄堂深处走去，不断有女人拎着马桶出来。今日无战事，更让他担心的是，九点钟有一场排演，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一场排演，不出八个音节，乐队里的人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冒牌货。
不是因为他不懂音乐，恰恰相反，他从小就开始接受古典音乐的训练。一开始，是他妈妈教的，后来，跟着老师学，最后，他在皮博迪上了正规的音乐课。在那里，有特殊音乐才华的黑人孩子可以坐在教室的后排，只要保持安安静静，就能学到和声、乐谱、乐理和作曲。在他的家族传统里，音乐和钢琴是神圣的。对音乐的崇拜，始于他的祖母，然后传给他妈妈，现在轮到了他。在他小时候，那时，他爸爸还活着，他妈妈会经常带他去华盛顿特区，参加私人音乐沙龙。在那些沙龙里，黑人音乐家们演奏着室内乐，他们都是技巧娴熟的音乐家，听众们安安静静地欣赏着。到了十九岁那年，他穿上浆得发硬的晚礼服，也开始表演弹钢琴了。他本来是可以以此为生的，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大萧条来临，股票市场一泻千里，突然间，好像再也没有人有闲钱可以花了。就这样，他没有地方教音乐，陪练的活儿也没了，就连为教堂合唱伴奏的机会也没有了。有一阵子，他在电影院里给默片弹钢琴配乐，以此维持生计，有声片出来后，这条路又断了。那时候，除了那些本来就有家底的，谁也没法搞到更多的钱。
终于有一天，幸运来敲门了，在一个吉尔福德富豪家举办的舞会上，他得到了一个视奏的机会，超强的读谱能力，为他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之后，又有更多的人家请他去表演，他无需准备，也无从准备，只要有乐谱，他就能直接弹奏出来，而且非常出色。可是，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他始终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所以只能交给他妈妈一份可怜的收入，勉强用来支付房租，填饱肚子。不过，时势这么艰难，靠自己的才能，有这样的收入，他已经很满足了。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状，他心里明白，有些机会之所以落到他的头上，是因为他的长相能迷惑人。他的肤色，是焦糖一般的褐色，眼珠倒是墨黑的。不过，他的脸庞精致俊俏，走在街上都会招人多看两眼。如果他把头发再剪短一些，人们就会问他是从哪里来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音乐家本来就应该是有着异域风情的，他们也许是来自于欧洲，或者是来自于南方的某个国家。每当被问到出身背景时，他总会盘算一下如何回答，因为，作为一个美国黑人，一场演奏下来，他只能拿到两美元的酬劳。但是，如果是土耳其人，或者是葡萄牙人，那就不一样了，起码能拿到五美元的酬劳。所以，只要他觉得能蒙混过去，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他打开了衣柜，漆木柜门上，描着古色古香的中国画。柜子里，放着几件衣服。在他昨天上楼之前，这些衣服已经被收拾妥当，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这里了。这一小堆衣服，看起来少得可怜。在家乡的时候，这些衣服是他的骄傲，不，应该说，是他赖以生存的本钱。这些衣服是他的徽章，是他的制服，显示着他受过教育的身份，显示着他在欧洲古典音乐上的教养。穿上这些衣服，他就进入了一个角色，那是他为之奋斗至今才获得的角色。而现在，正是这个角色，让他远渡重洋，来到了这里。他打好领带，穿上那件袖口有点磨损了的旧西装，一粒一粒地系上纽扣，仿佛是要去参加一场葬礼。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要去赶赴一场葬礼。
下了楼，他走向厨房。厨房里，摆着一张圆桌，几个用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一见到他，他们马上把他引进了餐厅。在那里，他看到餐桌都已经布置好了，属于他一个人的餐桌。白色缎子桌布、高雅的瓷器、锃亮的刀叉，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是乐队领班。陈妈急匆匆地给他端上了白粥、几碟小菜、一盘涂了黄油的面包，还有鸡蛋——够六个人吃的鸡蛋。看着这些食物，他感到一阵饥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肚子填饱后，他的动作慢了下来，这时，华叔从厨房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先生，您的衣服，是下等人穿的。”他挤出了一句。
“可不是吗。”托马斯耸了耸肩以示回应。他手里拿着银勺子，一口一口地舀着粥喝着。这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拿在手里，有液体一般的分量。以前，他也见过银器，当然见过，那是在那些富豪的家里。流光溢彩的派对上，银器在餐桌上闪动着诱人的光泽，而他，在一旁为宾主弹奏助兴。至于拿着银制刀叉吃东西，这还是第一次。如果妈妈还活着，她会为他骄傲的。妈妈把他们小小的家变成了一座孤岛，一座在贫困中依然讲究地生活着的孤岛。妈妈用缀着流苏的灯罩，用亲手缝制的布艺，还有，用每个晚上流淌在客厅里的奏鸣曲，固执地把生活变得精致。她在教堂里演奏管风琴，上钢琴课，以贴补家用。他和妈妈都努力着，维护着这份精致，直到她生了病。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妈妈生病的消息传开后，朋友们都来看望她。他们神情严肃，衣饰一丝不苟，戴上了自己最华贵的帽子和手套。换作妈妈她自己，如果是去看望重病中的朋友，她也会这样隆重地打扮的。外婆那边的表亲也来了，这些表兄弟姐妹住在伊斯顿，那是在切萨皮克的另一边。托马斯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上一次见面时，他还是个小男孩。那一次，他是跟着妈妈去的。外婆家的外面，有一小片林地，草木丛生，蚊子飞舞，他和妈妈自己动手清理了林子。他们住在一栋小楼里，那是一栋砖砌的小楼，两层楼，上下层各有两个房间。现在，看到表亲们突然都变成大人了，他吃了一惊，其实，他自己也长大了。他和他们握手，无声地拥抱，然后，让他们到屋子里，和妈妈说会儿话。他们回忆起那个夏天，他和妈妈坐着大巴，大巴的车身上涂得色彩斑斓，他们一路向北，到达了特拉华，然后折返来到东海岸去看望表亲们。早上，妈妈在厨房里做早餐，烤箱里烤着苹果派，厨房里洋溢着焦糖和月桂混合的香味。他在林子里玩，捡了很多枯树枝，搭建堡垒，早上还不是很热。到了下午，暑气逼进了林子，妈妈和外婆都坐在安了纱窗的门廊上，在微风中聊着天，消磨着长长的夏日午后。外婆是妈妈的钢琴老师，就像妈妈是他的钢琴老师。日子好像桥下的流水，潺潺向前，一战来了又走了，带走了二十年代。现在，他和他的表亲们都长大成人了，而妈妈正弥留在病榻上。
自从她病倒以后，就再也没回到那个教堂。每个礼拜天，沉默的管风琴宣布着她的缺席。虽然马丁森牧师带领全体教友为妈妈的康复祈祷，可还是无济于事，妈妈的身体，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如果她走了，她的葬礼上，又有谁来演奏管风琴呢？他在祈祷的时候，总是走神，时时会回想着这个问题，它就像一个不协调的错位音符，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响起，让他感到羞愧。
那天，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摆满了食物。朋友和邻居们在他家进进出出，带来了自家炖煮的汤锅和烤制的焙菜。她感谢他们的到来，可她说不出话了，只是从被窝里伸出手。他们握着那只手，枯干如柴，冰凉无力。从她的房间里出来时，他们都说：“我觉得，今晚很难熬啊。”或者，他们说：“看上去很不好啊，也许医生说对了呢。”
后来，很奇怪地，人们又变得不那么痛苦悲伤了。“看上去很平静啊。”那是住在楼下的黑泽尔先生说的。还有，马丁森牧师，妈妈数十年的老友和雇主，也说了：“今天，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上帝的笑容。”
托马斯在窄小的厨房里加热那些食物，然后端出来，放在桌子上，那里已经放了很多盘菜了。客厅里挤满了妈妈教会里的女人们，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八卦着东家长西家短，不时地从卧室进进出出，汇报着最新的状态。她看上去更平静了，对的，今天没那么痛苦了。我很肯定。让她睡去吧。接着，她们又过来拥抱他，安慰他，喃喃地说着第二天还会再来看望他妈妈。她们围住他时，就像一群老鸟，他能感觉到她们的体温，闻到她们的体味，喷了香水，扑了粉，带着点酸酸的味道。
然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和妈妈在一起。他把杯盘都洗干净了，清空水槽的时候，悲伤和着洗碗水，一起流走了。他在这个屋子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每一块地板的纹理、每一条墙纸的缝隙，他都熟悉，可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如果她走了，他也要搬出这里了。可是，到哪里去呢？去寄宿家庭？还是去西部？听人们说，西雅图有工作机会。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推开了她的房门，准备好被疾病的味道包围。那是一种奇怪的、带点甜甜的味道，现在，那种味道来了，里面还掺杂了一丝陌生的气味，或者，那是白天某一位访客带来的吧。“妈妈，你感觉怎样？”
没有声音，他停顿了一下，是不是该让她睡着？
……

【中国版后记】
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出差，自此，上海不知多少回成了我的目的地。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为之惊叹不已。近几年，上海的变化尤为神速，随着旧貌日益被新颜取代，记忆中的上海也日益远去，于是，我萌生了探索上海历史的念头。然而，虽然在中国经商十八年，接着又以中国为背景写了十五年的小说，但是，我此前从来不曾想过写一本有关老上海的小说，因为这个主题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它几乎成为了一种文体类别，有着固定的情景模式。
然而，一次，我偶然地读到了一本美国黑人音乐家的自传。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应聘从美国前往上海，在那个东方城市的夜总会里演奏爵士乐。就在读完这本自传的那一刻，我想，我要写一本小说，关于上海的小说……这些与他同时期的音乐家来到上海后，获得了在美国所无法拥有的自由、尊重和机遇，于是，这些黑人音乐家在上海如鱼得水。而同时，他们也为上海的舞厅夜总会注入了一种新的声音，那就是爵士乐。一时间，年轻的爵士乐风靡上海滩。这种音乐，大量使用切分音，音符跳跃冲撞，混合了忧郁的蓝调。这种音乐，带着一点点危险，又带着一点点新奇，听着这种音乐，人们不由自主地会跳起舞来。这种音乐，即兴表演是它的独特之处，即使整支乐曲节奏紧凑，但依然留出了展示个人魅力的空间，每位乐手都可以来上一段独奏。在独奏中，他们可以随意发挥，所以往往给听众们带来惊喜。而对于乐手们来说，那是在舞台上的一次次探索，有一些冒险，又收获一份满足。
正是这种音乐，这种爵士乐，它所带有的隐喻，成为促使我撰写这本关于上海的小说的主要契机。上海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她总有蓬勃的生命力，跳跃前行，左右顾盼，随性不羁。她接受新潮，创造摩登，她和爵士乐是那么合拍，有着天然的融洽。上海拥有爵士乐的气质，爵士乐表达了上海。
然而，在她的爵士乐时代，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散发出无尽的魅力，也蒙受了难言的痛楚。跨越于本书的那些日子，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降临于这座城市的，是战争，是勇气，是混乱，是危险，也是难以取舍的选择。那些年里，上海经历了太多，它是中国面对世界的窗口，它立于时代转折的节点。风云变幻，时局跌宕，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众多小说的背景，情节的曲折变化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这本小说就是基于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书中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在现实中发生过。而且，除了四位主人公之外，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都是真实的，对他们的描写，也尽量贴近本相。在原版的后记中，还有对他们之后生活状况的简略交代。
本书用部分的篇幅，描写了一个刻在犹太人记忆中的上海。当年饱受纳粹迫害，几乎被全世界抛弃的犹太人，在上海找到了避风港。做前期研究时，我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而当时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的义举，更是深深地感动了我。两万多名犹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惊恐地涌向上海，免遭杀身之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努力。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还了解到，当时国民党高官孔祥熙和孙科竟然力排众议，推出了一项在云南安置十万犹太人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流产了，但是，在内外交困的时代，中国出了这么一批人道主义义士，令人为之动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让这些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众，以文学的形式展示给中国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为此我深深感恩。
在此，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余彬女士，作为一位专业的译者，对这本书，她所做的却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切换。在翻译过程中，她和我不断交流，对书中的细节展开讨论，通过她的诠译，人物形象更加清晰，情感的交融更为自然而真实，时代感也更加鲜明。她常住上海，热爱上海，计划以走遍上海城区一千一百余条马路的方式，去探索感悟城市的前世今生。她的译笔，让上海美丽呈现，用语调，用情感，用不经意的细节。感谢她，让这本小说变得更好，我欠了她一份情。
尼克·莫尼斯
二零一五年六月于洛杉矶
【译者记】
听尼克说起她的《夜上海》，是在去年的初夏。她来上海，熟门熟路地住进了富民路上的一条弄堂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种只能住两三个人的小民宿的，只能说，对上海，她比我还熟。我们约了去杭州，在西溪的桨声欸乃中，她说起了刚刚在美国出版的《夜上海》。
早在二〇〇七年，我就在一个读书专栏里撰文介绍过她的《最后的中国大厨》，那是当时刚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尼克的每一本小说，都是以中国为背景，意在探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情。当听说《夜上海》讲的是一位美国黑人爵士乐手在上海的故事时，我立刻有了兴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爵士酒吧，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这些酒吧开始开门迎客。客人来了一批走又一批，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曲间休憩，长发的洋人贝斯手和客人逗笑调侃。这是特别的上海夜景，微醺中，让人产生年代的错乱感。而这本书，把我们带向了上海爵士乐文化的源头。书中展示的那个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正值华年的爵士乐的大乐队时代，乐队高手云集，阵容庞大，和现在的简单配器轻唱浅吟十分不同，那种气势，我们只能在书中寻觅。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看到这几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是旗袍软缎，灯红酒绿？是浪奔浪流，恩怨情仇？中国迷尼克放下了小说家的想象，钻进了史料传记之中，于是，有了这本关于美国乐手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不敢说，这本书是如何的另辟蹊径，但是，它有很好的补充，很好的角度，很好的挖掘。作者立足史实，力求还原本相的意愿深得我心。在这一点上，我和作者是不谋而合，而上海，也慷慨地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翻译这本书，是一次别样的工作经历。工作内容一分为三：一为翻译文本，二为考证史实，三为交流沟通。作为译者，我第一次逾越了权利范围，在和作者商榷探讨的基础上，对本书的某些局部细节，做了补充或改写。这个交流的过程，是饶有兴味的探索追问，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温柔碰撞。举个例子，杜月笙喜欢让他的女人在发髻上别一朵鲜花，作者一定是对栀子花这种美国见不到的芳香馥郁的花情有独钟吧，她多次提到女主人公的发髻上别了这种花。我对她说，杜月笙不会让他的女人在头上别一朵白花的。她明白了道理后，立刻就改掉了。不过，我还是满足了她对这种东方花卉的偏爱，让男主人将一朵栀子花别在了一个俄罗斯女孩的头发上。呵呵，让那些外国人胡闹去吧。
必须提一笔的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何凤山的描写，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外交官，当年是驻维也纳总领事，在纳粹治下的维也纳，他以发放上海签证的方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对这段八十多年前的历史，他自己极少提起，直到上世纪末，在各方的努力下，他的事迹才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书，使得何凤山的形象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而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研究，将会成为我持续的关注。上个月，因缘巧合，我来到了维也纳，找到了当年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旧址。走在通往旧址的林荫大道上，想象当年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不胜感慨。
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的新老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的日子，对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我总有一种去翻开其过往前世的冲动。感谢作者，让我有机会贴近了上海的旧时月色。她没有欠我一份情，我们扯平了。
余彬
二〇一五年六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