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介绍“二战”后澳大利亚各主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作，收录了50位作家的60篇作品，包括52部中短篇小说和8部长篇小说的删节，不仅包括环特等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等名家名作，也包括“80后”华裔新秀等新人的新作，涵盖了澳大利亚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品，入选的这些作品深刻且饱满地体现了澳大利亚的社会现状和文化特质。

世界正注视着一种新的亚洲一太平洋文化，即澳大利亚文化的兴起。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收集的小说中既有声名卓著的老作家的名篇，也有冉冉上升的新人新作，中国的学生和澳大利亚文学的爱好者可以从中一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丰富多采的风格和寓意深广的题材。
朱炯强教授致力于建设一座沟通我们两国文化的桥梁，这种远见卓识令人拍手叫好。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早在12世纪，中国水手与北澳大陆土著人最初接触时，中澳之间的桥梁就已形成，而今天，我们的努力必将加固这座桥梁。
愿这部反映我们南半球生活风貌的小说选是名飞越浩瀚太平洋的和平友好的文化使者。

一杯茶
疣的寿命
风暴眼（长篇选译）
刀
学校
人鱼
忘却身世的孤儿
我的父亲和犹太人
怀着孩子的孩子
白鬃马（长篇选译）
嘹望塔（长篇选译）
飞行组曲
逃离
上帝的殿堂
一个旅行者的故事
中士
引渡亡灵的恩加纳格
蠕动
无可奈何
来自耶稣的礼物
黑夜中的灯塔
梦中人
似水流年
牧羊人的妻子
桉树（长篇选译）
远离大洋
“嘭、嘭”
滨海营火
针灸的故事
美国梦
奥斯卡和露辛达（长篇选译）
百合花
滑稽角色
乳品点心铺
商务代表
卡彭塔利亚湾（长篇选译）
旅行的乐趣
上海舞（长篇选译）
邻居之死
纯洁无邪
不断追求的姑娘
爱告诉我
女友们
习舞
归心似箭
车子
省略号
邻居们
罗密欧与詹妮弗
投镖能手
家
她父亲的女儿（长篇选译）
附录一：作家小传
附录二：谈澳大利亚文学及其研究在中国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
马里亚卡斯第二次到日内瓦时才决定动用那封介绍信。他是为婶母财产问题才去那里的。富有的婶母生于亚历山大市，一直在洛桑寡居并最后故去。他初次到日内瓦时就知道，对菲里庇底斯的拜访一定很没有意思。就是此刻，当他听到信啪嗒一声落进信筒里的时候，心里还在捉摸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把埃利森几乎硬塞到他手里的介绍信发了出去。这个年迈的英国人是在勒旺岛结识菲里庇底斯的。几天未见回音，马里亚卡斯心里暗暗希望能就此纠正原先的错误。
不料，菲里庇底斯却回信说愿意见见朋友的熟人。信是凹印在纸上的，虽然简短、干巴，但却意味着他非去不可了。他虽然有点儿惶恐，不过还是在离日内瓦的前一天搭公共汽车去了科洛尼。
在他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过程中，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诸如心情忧郁催人欲睡的繁茂的瑞士风光、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围等。他刚满四十岁，过着独身生活，不论干什么事情全都单凭冲动和一时好恶。他虽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但似乎又由于条件过于优越，而在创作上毫无建树，使人颇为失望。他还在继续尝试写点什么，然而手中的笔却因为壮志难酬而显得十分沉重。不过，接二连三的半途而废并没有妨碍他从零零碎碎的经历中得到欢欣。自然，他最为满意的还是在能够住得起的最豪华的饭店的阳台上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手里捋着家传的念珠，消磨掉早上的时光。小事情上的快慰依然使人感到满足。他常舒展着两条大腿，眯着眼睛窥视广场上梧桐树下女人的蓬乱头发和来回翻滚的臀部。他有时想到自己曾经有过一连串的情妇，不禁还要长叹一口气，她们虽然都说得过去，但却没有一个值得留恋，因为她们缺少他想象中女人多少总要有一些的才华。
想象力是马里亚卡斯最珍视的品质，然而他却不能以此自诩，因为朋友们只能对这一点做出揣测。在去科洛尼会见菲里庇底斯的路上，他坐在车里玩弄着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宝贝。坚固的汽车颠得厉害，他不无遗憾地发现在座的瑞士人全都安然稳坐，唯独他这个希腊人只能以某种柔和的高雅姿态来掩盖无法表现的内心世界。他偶然一举手发现自己忘记了刮胡子，于是觉得非常别扭，就好像嘴里含着一个苦果似的。他想，下巴看上去一定是青紫色的。
马里亚卡斯在胡同里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他的英国家庭教师过去常讲的龌龊模样。他想起埃利森曾经说过，菲里庇底斯虽已八句，但是不仅十分健康，而且很有绅士派头。他不禁犹豫起来，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早晨刚下过雨，地上还有不少水洼，绿树丛的上空凝聚着夏天常见的乌云。马里亚卡斯打了个喷嚏。此刻再想退缩已不可能了，只好继续朝前走去，脚上的意大利皮鞋溅满了泥水，终于跨进了菲里庇底斯家的院子。尽管埃利森曾经向他暗示过老人境遇大不如前，但是看起来却仍然生活得相当优裕。
在宽敞、朴素、结构匀称的瑞士式门厅里，一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告诉他说，菲里庇底斯夫人被请去看望病人了，不过可以见到正在路尽头小花园凉亭里的主人，并立即领他沿着石径走去。一路上，姑娘彬彬有礼地谈着天气，可是马里亚卡斯却心情阴郁，两眼打量着姑娘的臀部。
走到凉亭，姑娘扯着嗓门说道：“菲里庇底斯先生，您等的希腊客人来了。” 凉亭里坐着一位清癯矍铄的老人，亭子的纤细白色板条有的地方已经松脱。
“是啊，”他用英语说道，像一般耳背的人一样，声音平静而高亢，“我们接到了你的信。再说，在几年前，蒂洛森就来信告诉我们说你可能会来。埃利森是我在士麦拿时期的朋友，这一点他对你说过了，其实我是在那之前在科尼亚认识他的。我在科尼亚待过几年，是一位表弟写信把我叫去的，因为他把地毯生意搞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只用了三年，就把织毯机从三十三台增加到了三百二十台。” 老菲里庇底斯想起这些事十分得意，不由得大笑起来，可是客人却感到有些茫然。
“你喝茶吗？”菲里庇底斯问道。
马里亚卡斯虽然不渴，但还是同意喝上一杯，总得找点事做嘛。
“杰尼维爱芙，沏一壶茶来。蒂洛森想喝茶。要沏一整壶；像平时一样。” 女孩走下了台阶。
“你不是英国人。”菲里庇底斯想起来了，并立即改用希腊语讲话。
他头戴猎帽身披花格呢上衣，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像鸡爪子似的从针织的棕色双指手套中露了出来，面前桌子上的腊锡托盘里放着半玻璃杯茶。
“我妻子会为见不到你而遗憾的，”菲里庇底斯搅动着茶水，小勺碰在玻璃杯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又说，“她被人叫去看望一个病得很重的女人，我不记得那人是谁了。” 马里亚卡斯为了不贸然打断主人的思路，就坐了下来。铁椅子很窄，他好不容易才坐了下去。凉亭里有一股霉味。
“他们总是来找她，”菲里庇底斯解释道，但是又突然转了话题，莫名其妙地说，“你一定很精通语言，就跟所有的亚历山大人一样。我妻子学过好几门语言。勒旺岛所有的家庭教师都被请去教过她们姐妹。在士麦拿，几乎无人不知她们的才干。你能相信吗？康斯坦莎能够用叔叔给的象牙镶把手枪站在院子一头打灭放在院子另一头的蜡烛。” 马里亚卡斯没有说什么赞扬的话，他发现主人是一位颇具描述才能的人。
“夏季的傍晚，那些女孩子穿着绣花长裙站在石榴树丛里等待着被人挑选。”
……

一种新的亚洲一太平洋文化，即澳大利亚文化正在蓬勃兴起。
澳大利亚文化的发展是欧洲文明的延伸，但又内涵着澳洲地域固有的文化因素，这种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特点，经过两百多年岁月的变迁、交融和糅合，决定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具有多元化文化的鲜明特征。
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到今天，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已经跨过了三个时期。
从1788年到19世纪末叶的一百多年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发生过两件大事：
一是从沿海向内陆拓展时，于1813年征服蓝山山脉，为发展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二是1850年在维多利亚地区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金矿。
这两件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给整个社会的前途点燃了光明之火，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澳大利亚人灌注了信心，当然，也吸引了众多的欧洲人前来觅宝、定居。表现在文学上，从“乡村叙事诗”式的单纯景观描写和个人遭际的咏叹，开始转向对人的社会意识的发掘，尽管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还处在萌芽状态。
1901年，澳大利亚结成联邦，实现了澳大利亚人为之奋斗的“澳洲人的澳洲”的愿望。早在1880年，阿基波尔特在悉尼创办文艺周刊《不列颠》时，就大力呼吁提高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开创自己的新文化，强调就澳大利亚的生活价值来反映现实、从事创作，这为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吹响了号角。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家首推亨利·劳森（1867—1922）和A．B．帕特森（1864—1941）。这两位作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叙事诗”了。他们笔下的荒原、山岳和丛林完全摆脱了单纯的景观描写，或个人遭际的咏叹，而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尽管是因袭了欧洲的传统），努力塑造与荒原、山岳、丛林休戚相关的人物形象，描写他们的命运，努力刻画他们在与大自然搏斗时粗犷豪迈的性格，揭示他们醉心于开发这块土地时的心态。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奠定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基础。
以民族文学为主导，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基调的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视野日益开阔，题材日趋多样，体裁也变得丰富多彩。众多的作家力图从更广阔的生活环境来反映现实，展示人物形象，因此，画面广阔的长篇小说应运而生，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显得特别繁荣。亨利·汉德尔·理查森（1870—1946）是这阶段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她的编年史体裁《理查德·马奥尼的命运》三部曲，以其刻画人物的社会性和人物心理的真实性，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另一位作家万斯·帕尔墨（1885—1959）也是这阶段的出色代表。
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和经济危机也直接波及这块几乎与世无争的茫茫大陆，使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文学领域里，一方面，许多作家继承传统，并热心于探求过去的澳大利亚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创作了大量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有不少作家转而以澳大利亚现实社会为画面，驰骋笔墨，努力展示当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感情，在创作手法上则开始尝试心理小说的艺术技巧。这两股文学巨流在30年代以后的澳洲文坛上并列纷呈，涌现出了如马丁·博依德（1893—1972）、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1983），艾伦·马歇尔（1902—1984）、约翰·莫里森（1904—1992）、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弗兰克·哈代（1917—1994）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澳大利亚文坛上最光芒四射、最令人瞩目的是帕特里克·怀特。有人说，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学属于怀特，这并非言过其实。
怀特是一位才华出众、风格独具的现代派作家。1973年，他的第9部长篇小说《风暴眼》问世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世界文学领域”。
怀特的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亚的社会为背景，反映澳大利亚人的思想和生活，既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写作风格和艺术手法却迥异于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都独树一帜。因此，怀特的作品成了澳洲文学发展史上一块新的里程碑，他把澳大利亚文学推向世界，“引进世界文学领域”。在这一点上，怀特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怀特早年深受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师从英国作家詹姆士·乔伊斯、弗吉尼亚·沃尔夫和D．H．劳伦斯的写作技巧。在创作实践中，他主张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剖析人的灵魂，以解释和反映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正因为这样，怀特的作品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怀特作品的基本主题是：探索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面极易被忽视的人性，寻找人类劣根性的根源，追求生活的真谛。
怀特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人类之树》（1953）、《沃斯》（1957）和《风暴眼》（1973），这些作品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刻画人微。如《人类之树》实际上是一部高度浓缩了的澳洲大陆的开拓史，有“史诗般的规模和力度”，《沃斯》则是寻求人类精神上的理想王国的赞歌，歌颂了那些不畏艰险，勇于自我牺牲和造福后代的现代人；而《风暴眼》却是“怀特25年来全部作品的大规模集中”，是充分融合了他擅长的创作主题、表现手法和叙事艺术的不朽之作。 由于怀特的创作实践在澳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加之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声望和地位，因此在澳洲文坛上逐渐形成了以怀特为核心，包括了哈尔·波特（1911—1984）、伦道夫·斯托（1935一）、托马斯·基尼利（1935一）等作家的怀特派小说家，与传统派小说家争雄文坛。
这两派作家的不同特点表现在：
传统派小说家坚持继承欧洲现实主义传统，在内容上仍然着重于描写人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怀特派小说家则热心于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包括人对自我价值的思索。在创作手法上，传统派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连贯性，以求完整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怀特派根据人的心理活动的特征，使用不连贯的、跳跃式的画面替代完整的情节结构；字里行间，让梦幻、联想等意识流手法纵横交叉、密集分布，由此及彼地把此时此地的感受串联彼时彼地的体验，超越时间空间，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式的立体结构，向生活的四面八方辐射出去，从而把各种事件和各类事物联成一体，在展示人的杂乱的内心活动的同时，映射出我们身处的这个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此外，怀特派作家（特别是怀特本人）都是使用比喻（尤其是暗喻）的能手，爱好象征手法，往往不拘一格地赋予某个事物或情节以象征意义，不时地妙语联珠，引人人胜，但也由于比喻常常过于奇特，让人对其内涵难以领悟，甚至百思不得其解，再加上他们的语言有时过于推敲，不免晦涩难懂。为此，怀特派小说尽管出自语言大师的手笔，研究价值很高，但可读性往往不强。
20世纪7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传统派和怀特派这两股文学巨流仍然是澳大利亚文坛的主宰力量。但是，由于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澳大利亚介入国际事务日益增多，各种社会和文艺思潮纷至沓来，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涌现出大批青年作家。他们锋芒毕露，提倡彻底摒弃传统（他们认为怀特派还不够彻底），强调澳洲文学具有“国际色彩”，刻意追求完全新颖的叙事艺术，把盛行于北美、拉美等地区的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创作手法运用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反映城市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这些作家中最活跃的当推迈克尔·怀尔丁（1942一）、弗兰克·穆尔豪斯（1938一）和彼得·凯里（1943一）等人。他们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新派作家”。他们驰骋文坛，加上移民作家大量增加，非常活跃，能量很大，已使澳洲文坛“鼎足三分”，既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使澳大利亚文苑变得更加色彩缤纷，多元化文化现象日趋突出。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趋势，即：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包括作家）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向东方、移向东方的文化，包括悠久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一观点首先是1972年就职的惠特拉姆政府以政治语言来阐明的。著名作家、《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杂志主编布鲁斯·帕斯科在为我另一本选集所写的序言中说：“盎格鲁一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将仍然伴随我们；莎士比亚的戏剧将仍然摆在我们书桌上，莫奈和梵高的绘画将仍然挂在我们墙上，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乐曲将仍然萦绕在我们耳际；然而，我们将渐渐地把我国看作东方国家，而非西方国家。”
他还说：“希望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年年增多，而要‘回老家看看’——仅仅两代人之前，许多澳大利亚人还把英国称为‘老家’——的人却年年减少。”
这一趋势实际上是地理环境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影响的必然结果。现在，澳大利亚的许多高等学府里都设有亚洲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悉心研究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文化传统，探讨澳洲文明过程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现澳洲大陆的可能还是中国人）。
同时，他们对澳洲的最早居民——原住地人的研究也愈来愈深入。这种研究与整个澳大利亚的文明史紧密结合，成了澳大利亚总体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反映原住地居民历史传统、生活习俗以及他们历经的苦难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不少原住地人的诗人、艺术家和作家。
面向东方（亚洲一太平洋沿岸）及对原住地居民的深入研究，势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得到反响，因此，一种博采东西方文化精华，既有欧洲文明传统影响，又有亚洲太平洋文化传统影响，即具有强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新的澳大利亚文学已在南太平洋蓬勃兴起，为澳大利亚的文学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并成了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吐露着浓郁的多元化文化的芬芳。
下面谈一些我对澳大利亚文学具体的认识过程。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西澳洲大学名誉教授、小说家彼得·科恩选编的一部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景色》。我虽讲授英语，但平时只读英美文学作品，此书读后，颇感“别有洞天”，信手选译了其中的《学校》《忘却身世的孤儿》等小说，自娱自乐。1981年，漓江出版社选编一套大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我应邀翻译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风暴眼》。初读之时，苦不堪言，云里雾里，难测其意。为了正确理解这部难得像“天书”一般的50多万字的长篇巨著，迫使我阅读了怀特的其他一些小说，也读了澳大利亚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才对怀特的创作风格有所认识，对澳大利亚文学有了些概貌性的了解，激起了相当浓厚的兴趣，也萌发了介绍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念头。
1986年，杭州大学成立了由我负责的“英语国家文学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有了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而《风暴眼》中译本经过我和徐人望等老师历时五年的艰苦翻译和反复校对，终于在1987年年初面世，在国内图书市场上鲜见澳洲文学作品的当时，这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对我国读者介绍澳大利亚文学起了点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教学上，我也做了些努力，在为研究生开设的“英美诗歌”“20世纪英美小说”等课程中，增加了对澳大利亚诗歌和小说的介绍，并培养了多名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生，争取到了让他们访澳深造的机会。
1989年7月，我应澳大利亚一中国理事会和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的联合邀请，对我们的南半球邻居访问了40天。这短短的40天访问，活动频繁，颇似乒乓球赛时的“近台快攻”。我不仅出席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的1989年年会，会见了不少与会的专家、学者，交流了对澳大利亚文学现状的看法，并访问了墨尔本、悉尼、珀斯等城市的一些大学、学术团体、图书馆、出版社和博览会，做了五次学术讲座，出席了两次新书发布会，还分别拜访了包括帕特里克·怀特、约翰·莫里森、休·安德森、彼得·科恩、T．A．G．亨格福特、切斯特·伊格尔、布鲁斯·帕斯科、尼古拉斯·周思、彼得·马修斯、凯林·高尔斯华绥、马里恩·坎贝尔等新老作家。这些访问对促进互相了解都是意义重大的。
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1989年7月21日这一天发生的两件事。
这一天上午，我在从墨尔本去悉尼的飞机上，见到了刚离任的澳大利亚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位学者出身的政治家，第一次是1988年2月，他来华国事访问，在杭州半天期间，专门访问了杭州大学，在欢迎仪式上领导安排我向他赠送刚出版的《风暴眼》精装中译本，有过简短的对话。而这一次空中的意外重逢，我们都很激动。这位慈祥和蔼的政治家动情地回顾了他来华访问时的感受和对杭州的美好印象，询问了我国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情况，希望我们加强两国问的文化交流，更多地把澳大利亚介绍给中国读者，最后还鼓励我去看望怀特，交流看法。他谈吐中对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和平易近人的谦逊作风一直萦绕脑际，无法忘怀。
这一天下午三时，我去了悉尼市郊百岁公园的怀特寓所。在我与这位文坛巨擘30余分钟的交谈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爱心。我们是这样谈起这个问题的：当他问及为什么要翻译《风暴眼》时，我的回答很坦率。我说，就题材而言，这部小说并不比他的其他作品更有特色，但从表现其题材的创作手法来看，它有许多独到之处，尤其是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既独树一帜，又恰到好处，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可供我国作家借鉴。他听后点点头，说：“现在不少年轻作家在这方面颇多创新，希望今后能多介绍一些他们的作品。”他的这句话虽很平常，却让我感触很深，深感这位老作家的博大胸怀。为此，我暗暗下了决心，选编一部能反映这位文学大师心愿的集子，定名为《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
这次访澳回来后，经过两年多的选编、翻译、校核，在其他译者的配合下，《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终于在怀特去世一周年之际问世，并先后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第六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这是浙江省人选此奖的第一部译作）等荣誉，也获得了澳方学术界的好评。此后，我又编译出版了《飞行组曲——大洋洲散文选》《澳大利亚·新西兰短篇小说选》（此书于1997年获“韩素音中外文化交流奖励基金”一等奖）等有关澳大利亚的书籍。
在我历次应邀在欧美如剑桥、耶鲁等大学讲学时，总有一个讲座是关于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讲学后，连续三年专门为学生开设一门“澳大利亚小说”的课程。在欧洲高等学府中，我可能是介绍和讲授澳大利亚小说的首个中国学者。由于多次的访澳讲学，我迄今仍和澳方的一些学者、作家和学术团体（包括学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曾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澳洲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等学校聘为合作指导教师，指导有关中澳文化比较等方面的博士生论文。而对澳洲文学的发展和动向，我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今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本着促进中澳文化交流的目的，邀我新编一部反映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小说选。我认为这是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因为具有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当代澳洲文学，已经成了世界文坛上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吸引着全球众多学者和读者的目光。把它引荐给中国读者共赏，既有意义，也是一种乐趣，为此，我欣然答应了。经过反复思考，确定的选材原则是：题材和风格并重，兼顾传统和流派，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多元化文化的特色。人选的这些作品在题材上，能较全面反映当代澳大利亚社会风貌中的多元化文化；在创作手法上，能有综合表现各类题材的不同艺术风格和技巧，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因此，除了帕特里克·怀特、朱迪斯·赖特、伊丽莎白·乔莉等久享盛誉的老作家和他们的传世之作外，既有已成澳洲文坛中流砥柱的各类流派的名家，如彼得·凯里、尼古拉斯·周思、弗兰克·穆尔豪斯的名篇，也有长期驰骋笔墨，如大卫·麦洛夫、莫利·贝尔、切斯特·伊格尔等小说家精雕细刻的精品。当然，也包括了原住地作家如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华裔移民新秀爱丽丝·彭的《她父亲的女儿》等佳作。
成书之际，作为编者，我首先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正如我前面谈到的，正是该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才有可能让此书顺利问世，而此书的责任编辑唐妙琴女士认真负责，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我要感谢《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的大力支持，同意我选用近年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相关作品。我也要感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姝波教授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方凡教授及她的两位研究生彭娜娜和虞瑶同学，她们帮我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最后，我要感谢全体译者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保证了全书的译文质量。而特别要感谢的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叶旭军老师，浙江财经大学的陆萍老师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李珊珊老师（她从通信中得知选译此书的消息），她们不仅积极参与翻译，还专心致志地把全书的译稿打成了电子文稿，并一丝不苟地校正文字，大大提高了全书的质量，帮了我的大忙，实在难能可贵，令我感动。但由于近年来我手头上关于澳洲文坛新秀的资料相对较少，影响视野，而耄耋之年，老眼昏花，也影响阅读，因此选材上挂一漏万，势所必然，不当之处，还请行家和读者赐正。
写于2014年7月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