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学经典：张承志精选集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
黑骏马
金牧场
创作要目

黑 骏 马
也许应当归咎于那些流传太广的牧歌吧，我常发现人们有着一种误解。他们总认为，草原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看来，这些朋友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念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飘浮出来，轻盈地、低低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发觉的心绪。
这心绪不会被理睬或抚慰。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这灵性没有声音，却带着似乎命定的音乐感——包括低缓的节奏，生活般周而复始的旋律，以及或绿或蓝的色彩。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节拍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歌手骑着的马走着，听着。只有它在点着头，默默地向主人表示同情。有时人的泪珠会噗地溅在马儿的秀鬃上：歌手找到了知音。就这样，几乎所有年深日久的古歌就都有了一个骏马的名字：《修长的青马》、《紫红快马》、《铁青马》等等，等等。
古歌《钢嘎·哈拉》——《黑骏马》就是这无数之中的一首。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还是在孩提时代。记得当时我呆住了，双手垂下，在草地里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那歌声在风中消逝。我觉得心里充满了一种亲切感。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成人，不觉之间我对它有了偏爱，虽然我远未将它心领神会。即便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理解了它那几行平淡至极的歌词。这是一首什么歌呢?也许，它可以算一首描写爱情的歌?
后来，当我遇到一位据说是思想深刻的作家时，便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解释说：“很简单。那不过是未开的童心被强大的人性的一次冲击。其实，这首歌尽管堪称质朴无华，但并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怀疑地问：“那么，它为什么能自古流传呢?而且，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在我心头徘徊呢?”他笑了，宽厚地捏捏我的粗胳臂：“因为你已经成熟。明白吗?白音宝力格，那是因为爱情本身的优美。她，在吸引着你。”
我哪里想到，很久以后，我居然不是唱，而是亲身把这首古歌重复了一遍!
当我把深埋在草丛里的头抬起来，凝望着蓝空，聆听着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逢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我出神地凝望着那歌声逝入的长天，一个鸣叫着的雁阵掠过，打断了我的求索。我想起那位为我崇拜许久的作家，第一次感到名人的肤浅……
哦，现在，该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想问问自己，也问问人们，问问那些从未见过面，却又和我心心相印的朋友们：《黑骏马》究竟是一首歌唱什么的歌子呢?这首古歌为什么能这样从远古唱到今天呢?
……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
旷新年
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我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到其知识分子和文人学士中间去。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回避着他。2005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背叛和作弄，面对自己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几乎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东西。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20世纪两位前后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纯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张承志自己曾经在《生命如流》中说：“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他既不断地寻求突破，又始终坚定不移。他在《语言憧憬》中说：“我是一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张承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巨大的存在，他以一个人平衡了整个时代。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张承志是一位北京作家。老舍曾经说：“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京能够接受一切。张承志与他生长的这座城市以及当代文坛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张承志是一位回族作家。1948年出生。他亲历了红卫兵运动，并且是“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78年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举成名，步入文坛。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绿夜》《大坂》和中篇小说《黑骏马》。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83年至1984年到日本访问研究。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黄泥小屋》。1987年长篇小说《金牧场》出版。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心灵史》。此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写作散文随笔。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文化崩溃的时刻，他“以笔为旗”，提倡“清洁的精神”，主张“抗战文学”，引起了文坛深刻的震动，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他的精神个性。
从1978年发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张承志便以一种强烈的理想精神鲜明地区别于当时的“伤痕文学”时尚。王蒙称他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创作。王蒙在《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中说：“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一种精神的饥渴、信仰的饥渴，乃至可以称作‘迷狂’（无贬义）的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令人肃然又令人惊心动魄。从《绿夜》到《黑骏马》，从《黄泥小屋》到《九座宫殿》，从《大坂》到《金牧场》，以及其他一切新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执着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着精神匮乏的严肃到了特立独行、与俗鲜谐地步的作家的精神矛盾激化的历程。”王安忆在《孤旅的形式》指出，张承志的写作是表达心灵，草原上的黑骏马、蒙古额吉、北方河流、金牧场、疲惫的摇滚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灵的替代物。“‘孤旅’是他常用的词，这使这些替代全带有漂泊天涯的形迹。” 王安忆：《孤旅的形式》，《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朱伟指出，张承志似乎一直生活在他自己的过去。“张承志的梦境离不开两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一个是骏马，一个是大坂，这两个意象都连接着英雄：骏马是英雄的坐骑，大坂白皑皑地耸立在那里，是英雄所要征服的目标。……骏马和大坂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一条英雄（或者说是勇士）的道路。”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而张承志的创作也始终包含着一个“寻找”的模式。
《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短篇小说《绿夜》是《黑骏马》的雏形。在这篇小说中，过去与现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是八年前曾在内蒙古插队的回城知青，“冬天运蜂窝煤、储存大白菜，夏天嗡嗡而来的团蚊蝇，简易楼下日夜轰鸣的加工厂，买豆腐时排的长队”的日常生活让他禁不住怀念美丽的草原姑娘奥云娜。但是，当他回到草原以后，“我的黑眼睛的小天使，我明净的小河”变了样。“生活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黑骏马》体现了张承志典型的“寻找”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寻找昔日恋人索米娅的故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由奶奶抚养成人，他们青梅竹马，产生了自然、纯真、美丽的爱情。白音宝力格外出学习时，索米娅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白音宝力格无法忍受索米娅和奶奶对于这件事情逆来顺受的态度，愤而出走。当九年以后白音宝力格重返草原的时候，奶奶已经去世，索米娅也远嫁他乡。白音宝力格骑着当年他和索米娅养大的黑骏马四处寻找索米娅。《黑骏马》是张承志的小说中写得相对节制的一篇。古歌《黑骏马》所吟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周而复始、低回不尽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控制着叙述和抒情的节奏，赋予小说独特的乐感。小说中美好的理想与残忍的现实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现代的爱情悲剧与古老的歌谣遥相呼应。古歌用“不是”来结束寻找，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充满了复杂的人生感悟。《绿夜》和《黑骏马》构成了一种“寻找——失落——感悟”的模式。
张承志曾经总结自己的创作说他有三块基地：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他常常综合地调用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知识，对西部的人文现状作出冷静客观的记录和思考，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张承志在《〈美丽的瞬间〉自序》中曾经回忆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在他看来，“草原，以及极其神秘的游牧生活方式、骑马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美”。张承志作为知识青年，在内蒙草原过了四年的游牧生活。草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他人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他在1993年写的《以笔为旗》中对文学界及其所谓“纯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产生了一种自觉，走上了与中国文坛激烈对抗的道路。按照他在《离别西海固》中的叙述，早在1984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他在《无援的思想》中表达了文化的堕落所带来的民族危机的忧虑，“山河突然逼近”。
1993年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了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订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说他近日爱读的只有两部书，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和鲁迅的《野草》。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张承志个人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心的考证，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
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比如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现代文明和意识形态污辱了的词，张承志通过他的反复书写的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传》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
在张承志看来，卢德运动比起“科学社会主义”、索菲亚比起“十月革命”、安重根比起朝鲜独立运动、秋瑾徐锡麟比起武昌起义、荆轲高渐离比起陈胜吴广起义，是更美更壮丽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纯粹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它具有一种浓烈无比的伦理的诗意和道德的美感。它是反抗的火种，革命的萌芽。比起组织化的革命来，它更具体、更直接、更壮烈、更鲜明、更强烈地直指人心、人性、人道，迸发出强烈的道德的诗意和美的光辉。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全面认同和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商业时代的中心舞台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起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中国的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
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含义和对特权阶级的敌对，为60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指出，“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所强调的一直是“心灵自由”“信仰自由”。张承志所追求的自由与90年代流行的“消极自由”这类自由主义话语构成了一道不同的分水岭。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恐怖主义倾向和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他描写华林山战斗，起义者绝处安营的行为，甚至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动，而是在“寻死”，是“为主道牺牲”。（《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尤其是石峰堡内的哲合忍耶回民他们等着官军在尔德节的时候来成全自己，“举意在尔德节圣洁的境界中飞向没有迫害欺侮的天堂”。（《心灵史·书耻》）
张承志在《南国探访》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随着中国越来越从“第三世界”中脱出，中国越来越“与世界接轨”，越来越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的秩序之中。张承志最受非议的是他对于红卫兵理想主义的执着。张承志一直心仪于60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代、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心灵史》仍然属于这一精神脉络。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60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60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无援的思想》，第91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磨洗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张承志背对着整个中国知识界，背对着中国这个“盛世”写作。在根本上来说，他面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写作，面对着一种强横地灭绝任何差异性和抗议的世界秩序和霸权写作。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灯火通明的城市繁华。当有人指责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不过只是拒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流行的知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也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正的和谐、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的话：“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
张承志始终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并且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外国作家中他反复提到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浪漫主义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交换价值、对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文学”，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唯美主义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它以艺术审美的王国反抗商业的王国。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浪漫主义是欧洲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预言，而张承志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诗的激情和倾泻是张承志创作的最根本特点。他在《骑上激流之声》中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说：“我热爱倾诉。我狂热地喜欢一种能与行动匹敌的语言。”他在《美文的沙漠》中说：“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张承志的小说被称为抒情小说。他的小说近于散文，也近于诗，往往以心理的流程代替客观的叙事，具有明显的心灵独白和激情倾诉的特点。后来，他直接采用更自由的散文的形式来抒发和倾吐激烈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是一种心灵的独白，像凡·高的绘画具有一种强烈地燃烧的辉煌壮丽的主观色调，释放出纵横驰骋、激烈狂热的内心世界。张承志把小说的形式看作是“桎梏”。小说是一种随着现代资产阶级而兴起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最为世俗的艺术形式。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而转向散文写作与20世纪30年代鲁迅文学创作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对虚构的放弃反映了张承志内心的峻急、紧张和焦虑。
雪莱曾经认为，诗人是立法者。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先知和预言者。张承志希望像摩西一样，向人们昭示另一个生存世界和另一种生存秩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张承志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的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他在《为〈神示的诗篇〉而作》中写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战，完全是独自一人的义举。”他不断地转移自己描写的对象，不断地变化表现的内容，不断更新表达的形式。他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