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附光盘）

“新印刷出版贺岁封面，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
这个人，也是你。
《幸福了吗》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十年行走、十年思考、十年写作的又一部发力之作！相比十年前还相对青涩的《痛并快乐着》，该书凸现了白岩松的成熟、睿智以及身在高处，却清醒、平和的心境，是一部解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重量级作品。
白岩松试图以自己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事所为、所思所想，解读这个看似简单，却事关人人的重大命题。于是，书中几乎无一遗漏，生动深刻地记述了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大事小情。有影像、有故事、有哲理、有思考，妙语警句，满目皆是。比如：“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古人聪明，把提醒变成文字。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显然，他在记录时代变迁的同时，更关注个体的命运在其中如何发展，更关注“焦虑”、“浮躁”“不安全感”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白岩松的言论，一向以有勇气、有价值著称。相比十年前，无论他的人还是他的书，改变的是眼界，是心境，是胸怀，而不变的则是无处不在、让人难以无动于衷的浪漫主义激情。
在涤荡悲喜的故事中，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在历史车轮的呼啸中，白岩松字里行间跳脱出来的，是对当下这个物质时代迫切的追问：“幸福在哪里？”以及对每一个焦虑忙碌的现代人善意的提醒：“你，幸福了吗？”
文字如静水深流，真诚、温暖、撼动人心。

《幸福了吗》是白岩松写下那本著名的《痛并快乐着》十年之后的全新随笔作品，是他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期间的心灵成长全纪录。《幸福了吗》开篇作者便借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勾勒出了本书的轮廓——如何寻找幸福和信仰。这是对当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的质问，也是对人们久经炎凉而日益麻木的心灵的一种呼唤。之后，白岩松用他惯有的犀利文笔和审视的目光，回顾了自己十年来在CCTV、名利场的起伏，发表了自己对近年社会大事件的看法，记叙了差旅各国报道采访的台前幕后故事，也和读者一起分享了书籍、音乐、电影等等他自己的心灵营养品。《幸福了吗》其实是“不惑”而“惑”的白岩松又一次对人生的思考。

白岩松，42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岩松看美国》、《岩松看日本》。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有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必须承认，我喜欢很多老头，也愿意靠近他们，不仅得到智慧与启迪，还可以就近靠近榜样们。在我的人生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就像我现在喜欢的好多老头一样。
比如黄永玉。
听说他是全北京最早开私家车的几个车主之一，而且是高层特批的。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开车时，他已经过了六十。后来，各种好车都喜欢，有空就过把瘾，只是到近几年，年纪大了，才只看不开了。
老爷子似乎对好多事情都如对汽车一般感兴趣。大家一提到他，就会想起画家这称谓，可在我眼里，他是文字第一，木刻第二，画画第三。这可不是故弄玄虚，不信，您翻翻他的书看一看，从头到尾，你都能找到开怀大笑的机会，然而文章写的可不都是喜剧，甚至更多是悲剧，但文字中，总能释怀并化解。当然，湖南人笔下，怎会没有嬉笑怒骂的辣，可各种情绪总是被他调适得很好，让你笑中有泪地完成一段文字旅程。甚至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坛，各路写散文的高手，超出老爷子的少之又少，更何况，面对黄永玉这个名字，想占有他一幅画几乎没可能，但花百八十块钱，占有他写的几本书并因此分享他的智慧、思考与幽默本事，这便宜占大了。
老爷子还写诗，写成一本诗集，然后一本正经地到书店里找一帮老友慢慢地读，退了的李瑞环都来帮忙，没什么起立握手，大家都玩得开心。而在北京的东郊外，老爷子大手笔建了一个园子叫万荷堂，时常高朋满座，有重要聚会就由老爷子寄出亲笔书写的请柬，把游戏也正规对待。我接到过请柬，但还从未去过，一来机缘不巧，二来也怕搅了老爷子的清静。然而，一想到他，还会很开心。这个时候，你不太怕岁月的侵蚀，原来老去，不过意味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甚至你会好奇，岁月中那么多的苦难，都去哪儿了呢？
写到这里，我该停笔，因为想到老爷子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大鸟，这不奇，旁边一行字把我看乐了：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我估计，这画说的是主持人，所以，话就到此。

丁聪是黄永玉的老朋友，我在十几年前因为采访而走进“小丁”的家，以后就多了一些思念与牵挂。前些年，一场大病，老爷子进了医院，出来后，我看到他，慰问，没想到老爷子依然笑容满面，“我该走了，可问了一圈，人家不收。”于是，我们爷儿俩接着聊，老爷子又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住院手术真有好处，你看，我一下子瘦下来几十斤，这下省心了！”仔细一看，还真是，老爷子真瘦了太多，但是乐观没变。其实，这一辈子，折腾他的可不只是病，比如黄金岁月去东北养猪，可回过头，老爷子会骄傲地对我说：“我养那猪，特肥！”
一想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没点儿乐观真不行。估计也有不少好老头，被折腾给挡在老年之外，也就靠着乐观与豁达，丁聪们走到人生的终点。2009年，老爷子走了。面对这一消息，我没有伤感，既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辈子，把笑容变成了一种力量，那我们干吗不用笑容来纪念他？
黄苗子、郁风是一对历经苦难的神仙伴侣，老年时，可爱加剧。有一次，郁风一本正经地问我：“西班牙邀请我去，你说，我去还是不去？”问话时，老人家还摆出西班牙弗拉门戈舞的造型，神态如少女，而此时，她已年近九旬。年轻时，她们一群同学向往过西班牙，但后来时代动荡变迁，西班牙终成梦，年近九十，机会来了，老人的心动了。
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太太乐了，这时，旁边的黄苗子插话了，“你帮她联系神舟飞船吧，她还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谁都忘了这是一对接近九十的夫妇。

再说一位年轻的。今年七十四岁的韩美林，两年前做了一次大手术，出来后自我感觉“比以前聪明多了”！其实，他以前就聪明，要不然，不会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从他手上诞生。但对待这个作品，他习惯轻描淡写，因为过程中，“不懂艺术的人话太多。”你看，老爷子的话不比画差吧！而这样的话多着呢。
做为政协常委，开会时，见很多人好话说尽，老爷子一笑：“各位，咱们到这儿来，是来献计献策，而不是来献媚的！”一句话掷地，满屋子的尴尬和沉默，但之后是掌声。
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里，各种作品琳琅满目，吸引着人们参观欣赏。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来参观，放下电话，韩美林收拾行李，买了张机票，跑了，一个沉默的空城计。
写到这儿，可能会出现一个尖锐、苛刻、满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头形象，其实恰恰相反，那得看对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总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虽然一辈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几乎全是乐观的，“因为人民需要。”
这位迎来艺术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讲的一句话是“我的艺术快开始了！”
我同意，大艺术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羡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严肃与严谨，其实，老人偶尔也会露出可爱幽默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话题的中间，老爷子突然托我转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来，在二战时，季老正在德国留学，因战事，他十年无法归国，这期间，染上失眠症状，开始吃安眠药，从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让我带话：都说吃安眠药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没事吗。告诉害怕的，没事儿！

有一阵子，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报了华尔街英语班，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位老人，看着像六十多岁，其实已过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我很纳闷儿，“您也在这儿学英语？”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纳闷儿了，“您是医生，又是院长，英语一定不错啊！”老人回答：“还行，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太老，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
这一番对话，让我永远难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

以上写到的老人们，我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因而还是有点儿远，但读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话语，琢磨他们的人生滋味时，却又觉得近。时常会心一笑，时常感慨万千，于是，他们也像亲人一样，时常在我身边。写下来，是为了感谢。
话要说回来，一个社会，如果可爱的老头老太多了，这社会必可爱，而对于我自己，一直在想着，几十年后我这个老头儿会怎样？我希望是古典音乐摇滚乐依然都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夜拉着夫人去吃一回冰激淋的事还得干；在年轻人面前永远是笑容是宽容甚至是纵容，多欣赏多为他们搭台，不固执并继续学习，绝对不摆出这个瞧不惯那个瞧不起的老夫子样；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时代前行的阻拦者，而依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有些话，年轻人顾忌，不好说，就让老头儿来说，夕阳正红，没什么可畏惧的；然后让家中永远为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物开放……
够了，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够做到这一切，却并不仅仅取决于明天，今天的中年，决定着老年的诸种可能。

老师们
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废除”了很多过去的常用称谓，首先“遇难”的是“小姐”，接下来“阵亡”的是“同志”，再然后是“教授”，问题是，现在“老师”一词也被泛滥，满大街地使用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写的是真正的老师们。
我成长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母亲、姑姑、舅舅、舅妈、嫂子……都是老师，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习惯产生一种幻觉，经历过的老师便像是亲人，事实也如此。
现在的父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是要“择校”的，认为选上一个好学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择师”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校可以择，师，往往不可以择，这才一门心思去择校。其实，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不厌倦学习，是否养成好的习惯，是否自信，真正的关键，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样的一个老师。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师，从某种角度说，决定了你的一生。
也许是我幸运，上学时成绩虽然起伏巨大，好时名列前茅，差时名落孙山，一路上也挨过老师很多批评，但只要有成绩，总得到鼓励。自信，从来未被真正摧毁，反而在老师一路细心的照看下，有勇气向前。
记得高中同学前几年在家乡聚会，临别时，大家一起出门送班主任，拥抱、叮咛之后，老师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着老师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发现老师真的老了，满头的白发，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搀扶下一步一挪。怎么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师还是那个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都盯着我们，大事要讲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连我们都人到中年，老师也年过七十。只不过，回忆，把形象定格罢了。
到了大学，本以为不会再有像中学时那样日积月累的师生情谊，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围，还是让我们难得地有了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尤其是临毕业时的特殊风波，更是把老师变成保护神，如父母一样为我们牵肠挂肚。按理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拨走了该照顾下一拨，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脚来，此后的成长、变化与境遇，还是让老师们迟迟放不下关注，长久地牵挂着。以至于我们的曹璐老师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同学们依然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几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样，陪着老师热闹了近两天。而现如今，日子风平浪静，不知道，大学校园里，是不是依然制造着这样的师情画意？
曹璐老师资格老，于是，也有她前面的学生后来当了我们的老师，师生关系就在几代人中传承，像我们的班主任丁俊杰，就是当初曹老师的学生。在校园里，这样的几世同堂，更是温馨的画面，不过，有时，也会留下特别的故事。
曹璐老师的一个学生，八十年代中期火透中国文坛和新闻界，他的一篇又一篇关注现实的报告文学横跨文学和新闻两界，其实也扮演着舆论监督最初的角色。对于我们学新闻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大师哥的名字自然如雷贯耳。然而没过多久，他真的进入学校，成了我们的老师，讲授报告文学。说句实话，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但讲课的魅力似乎不如他的文笔，可有机会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做老师，那一个学期的报告文学课很特别。
不过，我们毕业那一年的风波，他似乎陷入其中，之后去了美国无法还家，又是多年之后，他的夫人终于在带人情味的默许下，去国外和他团聚。没想到没过多久，喜剧变成了悲剧，夫妇俩开车，在超越前车时，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夫妇俩无法闪避，发生了车祸。
还好，生命保住了，夫妇俩住进同一家医院抢救。我的这位大师哥艰难地爬起来，颤颤巍巍地挪步去相邻的病房看夫人，看到几乎呈现出植物人状态的夫人时，他含着泪水说出四个字：“我要回家……”
那一瞬间，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没有恩怨情仇，只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刚刚拥有一个伙伴时，上帝又失手把她打碎了……
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这位大师哥在写给曹璐老师的信里讲述的。曹老师告诉我，这越洋的信中，“我要回家”四个字周围，依然清晰地看到泪水的印痕。而这么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人心变化，有些话题敏感或危险，但这封信依然能够寄给老师，因为在老师这里，可以犯错误，可以说委屈，可以坦白交待，可以一如既往地等待点拨。所以，好的老师，不只代表过去的助推，还是漫长岁月里随时可以找到的避风港。难怪有人会说：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最为神圣，一个为肉体治病，一个让精神健康。于是“医”与“师”的后面，都有一个“德”字。
离开校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成长中，身边太多的人依然不断地推动我，其实，他们是接过“老师”这一棒的人。从我二十一岁工作到现在，这二十多年里，扮演我老师角色的人太多，不过，感恩，于我，不仅仅是当面致谢，更重要的是，当自己有机会时，加倍地将过去得到的帮助返还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每个人，不是只能回忆老师，其实，你也有机会做老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想：我比我的老师做得更好吗？

同学们
人到中年，常听到旁边的同龄人自嘲：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则是：过去的事情一清二楚，而今天上午做了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这就意味着老了的话，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因为每一次同学聚会，局面都大致如此。上学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被挖掘出来，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然而聚会前后那几天怎么过的，好像都忘了，因为注意力都在聚会当中。
不知什么因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地扩张，那就是同学聚会。儿子与同伴们十来岁已常有聚会，母亲，七十多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而我，也经历过，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大酒，今天上午十点，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可酒杯一端，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点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总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比如我的高中班级，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学从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而在北京的中学同学，在日常聚会之外，还开创了每年九月一日必聚的传统，因为“开学了”。
有一次在飞机上，看杂志上一篇对导演康洪雷的访问。他和我一样，也是内蒙人，每年，他都会回草原，和同学们在一起，不用说《士兵突击》，不用说《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就说过去，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而且行也行不行也行，只要酒下得顺利，同学们和自己都会很释然：这小子没变，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同学。
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只好合上杂志，再没看剩下的半本。没办法，感同身受。
大学同学不在草原，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我的一位天津同学如马三立般留下一个经典感慨：每次咱们班聚会，我都只记得前半截，后半截都是下次聚会时同学们讲给我听的。因为每次后半截，我都喝多不记事了。
其实，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样。
大学入学二十年，我们组织聚会，起名“至少还有你”，用意十分明显，不管怎样世事无常，不管路途顺还是不顺，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前，我们收集了每个同学提供的校内旧照，稍加编辑，制作成一个大大的专辑。在聚会的开场，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重新汇聚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老师们也都请了回来。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估计连自己都难以辨认，在一片“这是谁”“这是我吗”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开始“老泪长流”，师生都如此。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依然快乐地在课桌间游戏，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这是过去，还是现在？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在同学的聚会中，常常会有笑话。比如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女同学敬酒，真诚地借着酒劲说道：“上学时，我一直暗恋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满座哄堂大笑，男同学只好干杯为敬。
聚会时，同学们的惯常语是“没变没变”，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自然觉得彼此没变。但隔一会儿走进校园，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年龄一样，大家才哑然失笑，“没变没变”，纯属自欺欺人。
有聚会就离不开音乐，一次，我们将过去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舞曲，编辑成二张CD，长达两个半小时，聚会中的舞会，正是在这过去的旋律中行进的，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大家似乎得以安慰，不觉年华老去。
还有一次聚会，晚餐也结束了，舞会也结束了，酒醉的人也醒了，大家意犹未尽，就席地坐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将所有现在能想起来的上学时的歌唱了一遍，直到脑海中一片空白。
2009年就更宏大，毕业二十年，于是组织了全年级的聚会，之前光策划会就开了近十次，最后几百人云集校园，踢球、跳舞、大联欢会。组织者尽力，同学尽情，学校尽心，成为又一段难忘的记忆。以至于一年后，很多同学又要组织庆祝大聚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的聚会。
聚会固然好，然而副作用就是，聚会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中难。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甚至让你产生幻想：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正是在这样的失落中，一天一天，艰难地从纯真校园岁月再回现实的混乱世界里。而同样难的，是从干干净净的同学友情中，再回到人心隔肚皮的竞争或拥有距离的环境中。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正因此，才有了同学聚会的价值，也才使同学聚会日益时尚并大踏步向产业方向发展吧！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大学校园里还亲还互相牵挂。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那么难耐，起码都知道，不必担心岁月匆匆，过去的一切都会模糊，没关系，想不起来的，同学替我们记住。当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至少我们还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3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教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