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与立命

◆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完整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乱世生存指南。
◆看乱世如何激发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平时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安身与立命》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第一章选取了一组企业家，他们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价值取向的差异背后，也有着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质。他们的人生展现了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中国的萌芽与展开。第二章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描写了一组政治家与文化名家，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跑着去领工资”的鲁迅，体制外辛苦谋生的郁达夫，都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接近了历史人物。第三章的传主是一群“非主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作者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小传统”的生活哲学。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富有思想冲击力、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001

经世与济民
梁启超：财改首席设计师 /013
范旭东：定义现代企业家 /022
卢作孚：没有钱的大亨 /032
周作民：在灰色中闪光 /043
胡笔江：活在当下 /053
资耀华：吉人自有天相 /060
虞洽卿：闻人难识 /070
张嘉璈：蹇难而辉煌 /079
吴鼎昌：通达之才 /087
康心如：有为者亦若是 /095
李嘉诚：挟传统与新时代博弈 /102
李国鼎：传统转型的推手 /125

生计与排场
王国维：谋道不谋贫 /137
章太炎：职业圣人 /147
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159
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166
鲁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177
胡适：中产以上 /186
郁达夫：到体制外去 /194
张恨水：为文字而生的作家 /201
任芝铭：乱世财物，更要看轻 /212

安身与立命
陈撄宁：再入轮回做众生 /223
袁树珊：江湖术士 /233
张其锽：劫数难逃 /240
孙禄堂：精武臻道 /249
余云岫：医界鲁迅 /259
李宗吾：厚黑教主 /268
胡兰成：张牵张招 /273
苏曼殊：玩命情种 /280
周善培：朋友财孰多 /291
章士钊：才与不才之间 /299
聂云台：当人生成为作品 /309

鲁 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元～20 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 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摆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 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 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 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 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 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 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 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 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 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 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 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8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地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还忠实地记录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他为此感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３个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５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３月，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1924年５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 000银圆左右，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几年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
1926年，鲁迅在一篇日记中说：“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们今天读鲁迅，可以想到这是人到中年的鲁迅，这是一种什么心境？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1927年夏天，鲁迅对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1928年夏天，鲁迅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了几天他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 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 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 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 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 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 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 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 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 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最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