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

而我不幸生在这乌七八糟的时代，又还有两个条件令我不可能写好。一是读者语文能力、理解能力，久遭现代教育及大众文化体系之荼毒，乃是大成问题的。我须尽量让现代读者看得明白，便不能不写得平衍呆板些。二是文学史遭晚清以来论者糟蹋得太久、太不像样了，我欲拨乱反正，反而使文章如曳泥水而行，甚不清畅。一般人可能会喜欢《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中批驳弹正诸旧说误说处，以为有欧公《五代史》“每写到‘呜呼’处便有精神”之概。实则此乃《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之疵疣，是不得已的。
有些读了我书的朋友，说我这本文学史好像文学史论而非史述，正是不明白无诠释、无论析就根本不能形成史述、逼显史实。我的写法才是真谛，大家被俗谛蒙骗太久了，故不免以不误者为误。
而吾人所逼显者，亦非史实，仅史实之姿影与言诠耳!禅家尝言：“若以相见、以声音求，是行邪道，不见如来。”今非论禅，乃论史，史即在此，此则非禅家所能知也!

《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迥然不同，写作时不是依课堂讲义方式写，而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意在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完善、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存在哪些问题，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兼摄其中，不依序介绍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也不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为作者呈现了另一种文学史构架。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市。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大学校长、佛光大学校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华武侠文学会会长、中华历史文学会会长、联合报主笔、艺术行政学会会长、自然医学学会会长、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少林禅武学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龚立逑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台湾视障学会会长、中华易学研究院院士、东亚孔庙联谊会召集人、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亦曾负责台湾两岸文教交流业务。
现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国学中心顾问，有龚鹏程国学院等学术组织及活动，遍及各地。
有文史哲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著作近百种，精博渊懿，为世所称。曾获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教材改进奖、朱自清散文双年奖等。亦常在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导论文学史的研究
第1章 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
第2章 楚辞的经典化与辞赋的发展
第3章 从言语侍从之臣到文章 之士
第4章 文学创作的自觉
第5章 文学势力的扩大
第6章 文人阶层的形成
第7章 文学经验的开拓
第8章 文体意识的表现
第9章 建安文学的新变
第10章 议论文的文学化
第11章 言辩为美的时代
第12章 汉魏风骨的衰歇
第13章 巧言令色的社会
第14章 缘情绮靡的诗篇
第15章 文学技艺的强化
第16章 东晋文风的变化
第17章 论议人生的诗文
第18章 中和之美的典范
第19章 山水游赏的类型
第20章 拟古而生的创造
第21章 南朝文风的基调
第22章 发现声音的奥秘
第23章 永明文学的风貌
第24章 《文心雕龙》的理论
第25章 诗人社会的建构
第26章 新旧文体的交锋
第27章 主写女人的宫体
第28章 《文选》与《玉台新咏》
第29章 南北文风的分合
第30章 佛道教的新资源
第31章 对文与赋的补叙
第32章 对说与唱的补叙
第33章 隋唐文学的论述
第34章 格律的发展
第35章 风格的演变
第36章 尾音与新声
第37章 文学的社会
第38章 宫廷文学的黄昏
第39章 开天诗坛的面貌
第40章 俱怀逸兴壮思飞
第41章 安史之乱后的景观
第42章 杜甫诗及其问题
第43章 元和体及其问题
第44章 文儒的古文运动
第45章 韩愈诗及其问题
第46章 义山诗及其问题
第47章 温庭筠及其问题
第48章 晚唐诗及其问题
第49章 被遮蔽的骈文史
第50章 被扭曲的说唱史
第51章 句图与格例
第52章 文学的崇拜
第53章 诗客曲子词
第54章 伤春的情怀
第55章 平淡的滋味
第56章 志道的追求
第57章 典范的塑造
第58章 诗教的精神
第59章 文士的风采
第60章 文雅的趋向
第61章 文体的规范
第62章 风格的建立
第63章 江西宗派诗
第64章 文道的分合
第65章 诗词的分合
第66章 骈散的分合
第67章 经文的分合
第68章 艺文的分合
第69章 新文坛的形成
第70章 新风格的出现
第71章 元文学之面貌
第72章 明初的承与变
第73章 明文学之主干
第74章 分裂中的文坛
第75章 文章 评点之盛
第76章 复古论法之风
第77章 明人的元杂剧
第78章 古史的通俗化
第79章 稗史传统复兴
第80章 文人才子的表现
第81章 化民成俗
第82章 转俗为雅
第83章 审美观照
第84章 文人结社
第85章 清初的风气
第86章 天下之兴亡
第87章 历史之意识
第88章 博学的趋向
第89章 谐俗的气息
第90章 文字的技艺
第91章 文学的观点
第92章 文风与学风
第93章 情性的生命
第94章 儿女
第95章 英雄
第96章 人心
第97章 世变
第98章 复古
第99章 通俗
第100章 革命
后记

《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
尤其是第三种，克罗齐认为它们老是在历史中建立一些论述的公式，将艺术系统化，分为希腊艺术时代／基督教艺术时代、古典／浪漫、文学性等体系，然后描述艺术史的“发展”即是上述体系之交织或盘旋、进步或后退；并认为其所以前进后退、交织或盘旋，乃是由于宗教、社会、哲学、精神、政治等缘故。于是，每部作品都可根据其诞生之时代和社会所各自具有的精神价值而被理解。其优点可被认识，其缺点亦因属于该时代与历史特性而获谅解。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明：某一时代古典艺术占上风、某一时代浪漫艺术流行、某个时代诗占上风、某个时代是戏剧、某个时代又是造型艺术；也可以看出每一时代作家们不同的内容和态度。
克罗齐反对这类做法。他觉得如此一来，我们只是借由诗或艺术去了解风俗习性、哲学思想、道德风尚、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感觉及行动方式。艺术成为资料，而非主体。平庸的作品，更常因它能结合社会实践和思维推理，具有此种印证时代的数据作用而获青睐。真正超越性的、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天才杰作，反遭埋没。
而且，历史仿佛有一条锁链，好像是说：某位画家提出了有关一艺术创作过程或风格的问题，另一位画家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三位却放过了这个问题，视若无物，第四位才进一步发展了这个问题，等等。克罗齐认为这样便忽视了作家神秘的创造性特点。天才不是一些人从另一些人那里发展出来的，不继承谁也不发展谁，天才是独立的。
准此，克罗齐所提倡的文学史及艺术史，乃是针对每位文学家、艺术家的特点，研究他的个性与特征。要以解释作家和作品的论文和专题论述，代替那种大论述。此种“个性化的历史”，不考虑什么历史或思维的必然发展，只关注“种种个人”，注意其气质、感情和个人创造性。
2.文学史的争论
从克罗齐到韦勒克，文学研究中有一条这样的脉络，是以这类理由来反对文学史研究的。顺着这个脉络看，这三十年间，文学史的争论，有下面几种情况，可略作介绍。
一是历史文化批评的反弹或反击，已越来越没有力量。“新批评”所提倡的细读法作品分析，成为所有文学系学生的基本功；传统的史实、史料、考据、训诂、版本知识早已束诸高阁，或与文学研究分道扬镳，文学系师生业已普遍不熟悉这套历史方法。对社会与历史，则除了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教科书之外，也很少真正钻研。虽仍喜欢讨论文学的“背景”，谈起来却总是粗略肤廓得很。故即使能逮住作品分析论者一两个历史常识上的错处，以强调解释作品仍须注意其历史情境，也仍不足以振衰起弊。
因此，反击反而不是由历史及社会面发展起来的，它主要仍是从文学的内部说。也就是，作品的文学性质只有参照其他的作品，参照各种文学体裁和风格，参照在整个文学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学创作的手段、形式、材料和方法，参照所有的文学经验、文学知识和能力（这是任何个人生产和接受一部作品的文学实践的先决条件），才可以把握和证实。就连我们对某一部单一作品下的价值判断也要参照。上述这些文学因素，对一部作品的判断，总是以有意无意地与其他作品进行的比较为基础的。如果对上述这些关联不予考虑，则其文学的概念依然是空洞的。这样一来，“对作品本身的钻研”就很容易转变成一种自说自话。
……

自序
中国文学史，坊间已出版甚多，我不好劝诸君都不要看，但不妨略说一下我为何要来重写它。
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起于清末。因废科举、立学堂，改从西式教育，需要一批适应新式课堂讲授的教材，故出现了各色文学史，后来再分化出各时段、各文类的文学史，以迄于今。最早的一本，或云为黄人于1940年在东吴大学讲课时所编，或云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时所制。此后一百年间，教书的人又不断编这样的讲义，以致同类之书越来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合办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统计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已多达一千六百部，台湾香港的还未计入，可见其盛。据说每年还有十几部正在编写梓行中，伐木造纸，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
然而一两千部书到底质量如何？与会诸公异口同声曰：“佳作寥寥!”看来成果是不太令人满意的。
当然，我相信没有谁真正读过这几千部书。如此品评，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条船。那里面，披沙拣金，必然也会有值得赞许之作。不过，依我有限的阅读印象来看，这样的评语，竟似亦颇中肯，果然是佳作寥寥呀!
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不乏硕学之士，文采可观者，亦复不鲜，可为什么就写不好呢？原因除了我在本书导论中谈的各种问题外，此等书缘附于课程的先天因素便注定了它难以写好。
本来教科书就难写：嚼饭喂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陈梗概，遂愈觉水清而无鱼。且安章宅篇，务求分量匀齐、面面俱到，更不能见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故历来佳作，没几本是由教科书来的。
何况，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设置目的，其实兼有古典文学选读或概论的性质。学员都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诸事件与作品十分陌生的青年，因而要有一门课来大略介绍作家及文学现象，并以此为线索去稍微浏览各体文学作品。所谓“史”，不过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搭的一个框架，史法、史例、史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了。
而一边介绍作家生平，穿插逸事，一边赏析作品，一边讲述历史发展之规律，上起课来，花团锦簇，固然颇能受学生之欢迎，或可引领他们入文学的园圃。但写成著作就显得头绪纷如、东拉西扯。学生由此入门以后，再回视其书，亦会觉得它浅陋可哂，不再具有继续深入钻研的价值。
在此情况下，作者若欲借文学而明史观，以具体文学事例去诠说那客观历史社会之发展规律，结果往往更糟。因文学史毕竟不是社会史或政治史，社会发展规律必等于文学规律。文人又常熟于文事，未必兼擅史学，不足以讨论史观之然否。削足适履，勉为其难，终究是比附造作，无当于理的。
我这本书，将来亦必成为教材，并将取代若干目前流行的教材，但写作时不是依课堂讲义方式写的。故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兼摄于其中。不依序介绍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录鬼簿；也不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因此从性质上说，此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著作迥然不同。
性质与结构既然不同，对于文学史事之理解、作者作品之掌握，当然也就都会有所差异。在这方面，我夹叙夹议，对于现今通行的文学史论述，颇有弹正。从前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尝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我这样的写法，也正有他那般的心情。虽然如此夹叙夹议会令文体不省净、眉目不清饬，但考虑到著述仍有应匡谬正俗、或为读者打开一点思考空间的功能，就也顾不得了。
我主要批驳弹正的是什么呢？
晚清以来文学史写作不佳的原因，除了它隶属于现代教育体制中作为课程教科书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现代教育体制”中的教材与课程本身也有其变迁。晚清，跟“五四”以后不同；“五四”至40年代，跟1949年以后又不相同。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史之写作，不但小说、戏曲、俗文学大举纳入，甚且还要强调文学出于民间。相较于以前，整个文学史论述更要显示它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认为我们对文学可以获得确定的、本质性的整体掌握；而文学整体的动向，则是单向度、决定论式的进化历程。如何进化呢？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例如魏晋的自觉，革新了汉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复古又被公安派独抒性灵所改革那样，革命者代表了启蒙的价值：理性、自觉、浪漫、个我主体等等。于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就变成了对新时代国民意识教育之一环。
可是这时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建构还未完备，更进一步国家文学化，是1949以后大陆的表现。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度解释空间渐遭压挤，正面典型愈遭歌颂，反面人物、作品、流派、活动愈遭贬抑。国家新权力之建立与维护、政治领域之实际斗争、国家意识形态之争论，无不反映在文学史写作或对文学史的解释上。《水浒》《红楼》的争论，李白杜甫谁才站在人民这一边，韩愈柳宗元谁是儒家谁是法家的辩难，均属此类。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第一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启蒙型的产物，后来两次改写就显示了国家文学建构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故中国文学史须要再次改写，是毋庸置疑的。可惜近三十年来，新的中国文学史著虽出版不少，但均只是局部、枝节之变动或添补，对它作为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缺乏反省，不知新时代之文学史论述是该全面扬弃此一框架的。
由这个角度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基本上仍是胡适、刘大杰那一套。如今台湾各校采用的教本，也仍以刘书为主。重开天宇者，渺焉无人。
现在，我要新立一个框架，我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首先确定文学史不是音乐史、表演艺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等，而是说明文字书写品如何美化成了艺术，成了文学文本；然后看历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学这件事，如何让文学更符合他们心目中对文学美的要求；再则解释文学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以见古今之变。
这才是文学本性的研究，也才是文学之史。不像过去的文学史，老是要用文学材料来讲社会发展史、意识斗争史、音乐戏剧说唱表演史、民族进化史，等等，对文学的观念与问题又都讲不清楚。
由于我的文学史立场不同于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史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大众文化批评、接受美学等，撰史自亦迥异俗流。读者久已习见了学府及坊肆各种通行的文学史著，乍看我这本完全不一样的书，恐会因不习惯而生疑情，不知我这样的写法才是正途。故对本书的体例纲维，还要略作些说明：
现在的文学史著，基本上是历代名家名篇介绍，此乃应教学之需而设，本非史体；早期的文学史，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也都不甄录作品。更早，如《史记》论作家，虽曾抄录不少代表作，但《史通》已批评其不妥。章学诚折中之，谓当于史著之外另立“文征”，一为史乘，一为文选，相为辅翼。本书即采此法，故会另编一部作品为主的参考数据，以供循读或讲贯。
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文学的主角，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观念。每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其所认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样。
某些文字书写品，在这个时代根本没人把它当成是文学，到了另一个时代却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六朝有“文笔之辨”，就是为了区分什么是文学。而当时不视为文学者，到唐宋却成了文学的主要内容。小说，古常视为史书之一类，后来才把它看成是文学。骈文，在六朝时是文学，唐宋以后作家作品也仍然很多，但受古文史观影响的论著却恍如未见，完全不会去谈它。八股制义，当时同样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可是五四运动以后谁把它们视为文学、写入文学史著呢？凡此等等，均可见写文学史若要通古今之变，首先就得究明这个文学观的变化，说明不同时代人对什么是文学、文学性为何、审美标准何在、谁才是大作家、什么才算是好作品等，都有些什么不同的见解。
作家与作品是第二序的。它出现于文学观之下，亦由文学观所塑造。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作家与作品都是现成在那儿客观存在着的。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是汉宋人编成的；其生平，是汉宋人描述出来的。换言之，是汉宋人的诠释，才形成了文学史上这样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文学史上的人、事、物与原先那个人、事、物并不相等，不是同一个人、事、物。就像《左传》《孟子》《庄子》虽皆为先秦古籍，但其文学史生命绝不起于先秦。它什么时候变成为文学文本，文学史就该什么时候才开始介绍它。因为，原先不是文学的东西忽然成了文学文本，本身正是一桩文学事件。
文学史的开端，始自汉代，也是这个道理。在此之前，诗乃是“歌永言”的，文字杂在歌与言之间，亦即音乐与辞令之间，汉代才独立为文字书写品，再独立为文学文本。文与乐分，亦与言分。
分了以后，渐渐又有合的趋向，例如唐代燕乐歌曲既盛，所填之词便有合乐之要求。可是合而又分，终究词同于诗，后世论词之所谓声腔，实皆文字格律而已。文学史必须说明这类文字艺术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但在词还是曲辞的时候，文学史却并不需对它太多着墨，那应放在音乐史里去谈。
语言艺术、表演艺术，情况相同。说成相、说参请、说诨经、说一枝花话、弹词、戏弄、合生、银字儿、唱赚、演剧，都须变成了文学文本、出现了文学事件，才能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对象，否则都该纳入语言艺术史表演艺术史中去处理。
由此观之，本书虽谈了许多过去文学史著未谈到的现象与问题，恢阔汗漫，若无涯涘，其实却是极窄、极简约的。时代由汉代讲起，对象专注于文字艺术，谈这门艺术如何兴起、如何精进、如何变迁，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变化。在谈最后这一部分时，当然会涉及文人团体、社会条件、文化因素，但此书非社会史，亦非文化史，所述仅及于文学观念文学现象而止，要谈的只是文学本身的发展（社会文化史角度的讨论，可另参读我的《文化符号学》与《中国文人阶层史论》）。而且只说大势，并不处理个别人与事等小细节。
这个文学本身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结构。线索之一，是文学艺术的技艺之巧，精益求精，确是不断进步着。但雕饰太甚，物极则反，文胜之后往往代之以朴；若质朴太过，自然又趋于文，故文质代变，便是另一可注意之线索。再则就是上文所说，原先非文学的其他艺术，逐渐变成为文学，文学与乐、舞、戏、语、书、画诸艺术的分合关系，亦甚值得关注。此外，“文”有广狭数义，既指文字，又指文采，也指文化。历史上，有些时候谈文学时重在文字（如严羽形容他同时代人“以文字为诗”那样），有时重在文采，有时又强调文学应具文化义，以达到“人文化成”的作用。这种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无疑也是该注意的线索。再者，文士是由士分化出来的，它与经术士、德行士、政事士之间，也有分合互动关系，直接关联着各朝代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创作表现，亦不可不知。
以上这些线索，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具体地表现在我每一章节的叙次中。每一篇也都不是孤立的，前后有呼应或“别裁”“互著”之关系，例如说李商隐那一章，只讲他与当时假拟代言戏谑风气的关系，是因其体杂于齐梁、缛染于西昆，又得法于杜甫等皆见于其他章节之故，敬祈留意。
当然，文学史的写法千变万化，我独行一路，岂能尽得其妙？又岂能禁止别人从别的路向来寻幽访胜？如此写来，也不过是新尝试之一端而已，抛砖引玉，拥慧前驱，不敢不勉。
回思我对文学史到底应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史应如何撰作，1984年以来即迭有诠析，几于大声疾呼矣。然学界于此，苟为因循，改善无多，颇令人感到绝望。2002年春，辅仁大学要开文学史研讨会，我会前恰好路过香港，与陈国球兄见了一面，谈起近百年令人丧气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不免发了一通牢骚。在旅途中便又把这些牢骚写成了论文，拿到会上去发表，流弹四射，听者动容。里仁书局徐秀荣兄乃来找我，说既然老兄对以往的文学史都不满意，现在大家也确实没什么新东西看，那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呢？我想想也对，当即准备动笔。但手上稿债如山，清了这个欠那个，一时忙不过来。且本以为多年蕴积，此等书，两三下便可弄完了；谁知去年春天动起手，才发现作史不易，尤其是体例，颇费斟酌。近年我又旅泊四方，根本无书可以参看，谈到的作家与作品，徒恃记忆，历来写史亦无如此冒险者。因而时作时辍，缓缓为之。如今经营泰半，自当先行付刻，就正于通人。其中若有些讲得太简略的地方，宜互见我之相关论文；文学前史，则可另详我《文学观念的起源》（收入1998年《年报》及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二○○八年秋末，庐陵龚鹏程写于台北—北京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