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精神（简体中文完整版）

简体中文完整版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思考威权与民主的思想杰作。“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
一座充满悖谬与磨难终究寻获自由的城市，一个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建立的精神家园。
“我花了相当时间才完全明白，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
“文学并不是必须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为更换来更换去的制度担忧，它可以超过它们，同时仍然去回答制度在人们中间引起的问题。这就是我从卡夫卡中引出的重要的教导。”

海报：

“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
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布拉格精神（简体中文完整版）》是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著名评论集，收录了他为《格兰塔》写作却无法在捷克国内发表的文章，以及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内容，首次出版即为英文版。作品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的童年，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的评论，以及1968、1989年前后社会环境与思想上的变化。在同名文章《布拉格精神》中，克里玛描述了这座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等人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它“悖谬”、文化丰富、屡经灾难却始终乐观。在菲利普·罗斯和他的对话录《重返布拉格》中，克里玛谈论了当代捷克知识界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这两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家的看法。最后一个部分《刀剑在逼近》详细分析了卡夫卡的人生、作品与书中人物，是克里玛对卡夫卡的精彩评传。

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克里玛的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却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三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至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决定返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只能以“萨米兹达特”的形式流传。他为谋生而从事救护员、清洁员等工作，同时更积极写作。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在其国内再次获得出版机会。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
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主要作品有《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前途光明的职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布拉格精神》等。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写作领域有：电影批评和文学批评、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并从事当代东欧思想的译介。出版的著作有：《带伤的黎明》（1998）、《不死的海子——海子评论集》（1999）、《我见过美丽的景象》《看不见的声音》（2000）、《积极生活》（2003）、《正义之前》（2005）、《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思想与乡愁》（2010）、《迷人的谎言》（2012）等。

前 言 i
Ⅰ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3
我如何开始………………………………………31
文学和记忆………………………………………41
布拉格精神………………………………………49
重返布拉格………………………………………63
—伊凡·克里玛与菲利普·罗斯对话录
Ⅱ
语言的贫困………………………………………103
文明的终结………………………………………107
盐—比金子更重要………………………………113
希望………………………………………………117
我们时代的英雄…………………………………121
幸福的处方………………………………………125
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131
论和记者的谈话…………………………………137
论诚实……………………………………………143
Ⅲ
有权者和无权者…………………………………151
文化与极权主义…………………………………169
极权主义始末……………………………………181
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早夭的讣告………………189
Ⅳ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203
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229
Ⅴ
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245
译后记……………………………………………301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试图归置我的东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它们装进一只皮箱中去。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本书：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我在记忆中试图回到战争以前那段时间。那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想自己继承了母亲喜欢寂寞的禀性。我们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它位于布拉格城外的一条道路上，属于这座城市工业化地区的北部。我的父亲在其中的一座工厂当工程师。沿着道路还有另外一幢房子和一间酒吧，那些不想付更多的钱去市中心的人就在这里解馋。那时我没有兄弟姐妹，直到我七岁，我的弟弟才出世。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住在我们的别墅中，还有一个略长于我的男孩住在路边的另一幢房子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密切，尽管我也和其他孩子在公园里玩，但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的玩具上。那时候的孩子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玩具所包围，所以我仍然记得我的主要玩具。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由床单做成的一道帘幕，我的母亲在上面画了沃尔特·迪士尼的三只小猪。在这道帘幕的背后，我们为某个难得出现的观众准备了好几个动物布偶节目。从那时起，布偶剧演出便成了我的一种强烈爱好，在长大以前我举办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泰里茨集中营（Terezín）。
像许多孩子一样，我怕单独待在黑暗中，在睡觉之前，我总是请求将通往有亮光的过道的门开着。有时候，我的父母夜间外出，我便发出一种可怕的抗议，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我单独留在这座房子里；一般总是有一个女仆。
当我的母亲首次送我上学时（差两星期六周岁），这是我生活中最恐怖的经验之一。那天他们允许父母待在教室门口，而我整个第一节课都死死地盯着母亲，想要证实她不会把我丢给这样多陌生的孩子和那个完全不熟悉的妇女，她老要我集中注意力看她。像大多数孩子那样，我不喜欢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使得我的童年之梦变为现实，因为我不被允许上学），但我学得很好；我很安静，希望得到表扬，实际上却几乎不情愿回答任何问题。我非常害羞。我七岁，刚开始习惯我的同班同学时，我们搬家了，我不得不适应新的一套。纳粹的法律不允许我上第四个学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朋友，还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事情如此彻底地使我的生活断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忆起那时同班同学的任何面孔或名字。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来自犹太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通过选择而采纳了犹太人的信仰。在17世纪，波希米亚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通知他们的成员宁愿采纳犹太教而不是天主教。也许是错误的推断，这项禁令本来是作为临时的，因为在犹太教的外衣之下他们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最初的信仰。这种临时状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当那个时代结束时，原来的新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我记得尽管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名自由思想家，但他每礼拜五晚上用一种我不能听懂的语言祈祷。如果说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思想家，那么我的父母则不仅拒绝宗教，同样也拒绝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我父亲相信技术无国界，相信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同在家里一样。我的母亲认为她自己是一名捷克人，并为她的福音派祖先而感到骄傲（她甚至让我洗礼，战争刚结束时我在福音派青年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我提到这些是因为直到战争开始，我从来没有听过“犹太人”这个词，更别说作为一种侮辱。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假日，那些点缀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仪式，与其他孩子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处于七岁的年纪，人们通常不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却记得希特勒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家庭谈话中，并感到它的下面潜藏着无形的怪兽。我的父亲经常在广播中听他的演讲（我的父母都深谙德语，而我不会），尽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也感到了这个咆哮声音的可怕。接着，我知道了因为我不可能理解的原因，我们必须搬到英格兰，我父亲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为搬迁感到忧虑，但同时，我又渴望一次长途旅行。我得到了我的第一本带插图的英语书，我的母亲也开始和我一起学习英语。我的父亲想要他的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但她的签证迟迟下不来，接着希特勒来了，很快边境关闭，这在我生活中是第一次，“啪”的一声像关上一只笼子的门，更准确地说，像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一个陷阱。
1939年夏天我们搬进布拉格，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我们要住进的那幢建筑物仍然完好无损，由我父亲的姑妈特雷莎为我们提供膳宿。特雷莎姑妈是我唯一认识的富人，她的别墅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别墅之一（1948年革命之后，新的当局将其没收，开始是总理家人住在那里，后来是总统本人）。在这个别墅后面是一座漂亮的公园，通往特洛加陡峭的山坡。特雷莎姑妈的女儿和她的家庭也住在这幢别墅里，因此我有了我的两个远房表亲。年纪小的凯蒂和我同岁，我和她建立了我的第一次童年友谊。现在看来有点奇怪，因为盖世太保已经支配着这个国家，并且几乎每周都有一个新的反犹太人的条文颁布，而我们孩子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我们在阳台上度过了漫长的、幸福的时光，玩牌或麻将牌，采集果实或围绕公园互相追跑。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许多年内度过的最后的假期，不知道三年以后凯蒂将迈进一间毒气室。
父母将真实情况又对我隐瞒了几个月，尽管这更像是他们在对自己隐瞒，或者毋宁说，他们不可能真正设想下一步即将发生的事情。
禁令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接着我不能去上学、去剧场、看电影、进公园或坐电车去旅行。
差不多在那段时间，沃尔特·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来到布拉格。这个诱惑太强大了，以至难以抵抗；我去了，在被发现和遭受惩罚的恐惧中看完整部电影。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当时还没有坐牢的经验，也想象不出那种情景。这种恐惧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那未知的东西。
在我们最终搬入的那幢住宅里，住着三户犹太人家庭。露西住在一楼，她比我稍长一点，托米住在二楼，比我小一岁。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并互相帮助。那时候，住在布拉格近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那些住在小镇上和村庄里的人们差不多。夏日的夜晚，人们将椅子搬到人行道边坐着聊天。尽管所有娱乐形式对我们都是禁止的，但这种消遣方式却没有被禁止—我们孩子在这些人中间随意走动，随时可能被赶走，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么做。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可怜，他们小心翼翼不将这一点表达出来。接着1941年9月的一天，露西满含泪水跑来，说他们将被放逐到波兰。什么叫放逐？波兰在哪儿？
露西擦着泪水和我们每个人告别。我们中有一人紧紧地拥抱她。第二天我就看到他们全家拖着行李箱走在街上。后来再没有人看见他们。托米不久也死在毒气室里。
我差两周八岁生日时，战争开始了。我很快明白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直接关涉我的生活乃至我的生命。当空袭警报拉响之后，我就坐在我们这片住宅的地下室里听着飞机嗡嗡作响。我不知道爆炸意味着什么，我仅仅希望英国炸弹落下来，而同时我又害怕炸弹落到我头上，因此我希望根本没有炸弹。我开始对政治和战争的进展感兴趣，在我那个年纪这并不多见。一张巨大的欧洲和非洲北岸地图挂在我房间的墙上。大人不允许我在地图上插小旗子或大头钉，但我每天跟踪前线的变化。很多地名可能直到我死为止都会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像纳尔维克、特隆赫姆、敦刻尔克、克雷特、托布鲁克、班加西、阿拉曼、奥廖尔、罗斯托夫或沃罗涅日。战后许多年，当我开始收集旧地图时，我无意识地重又急切地查寻所有这些旧战场—在希腊，在法国，在乌克兰，或在利比亚沙漠。
我不被准许上学，逐渐地，大多数非犹太人的孩子开始回避我。漂亮的玛塞拉，住在我们邻近寓所里的女孩，她父亲宣称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将令人厌恶的卐字徽别在自己的胸前），开始在大街上对着我喊：“犹太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当我必须在前胸佩戴六角星并写上“Jude”，我感到更加困窘，并且根本不愿意出门。
我整天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读书。在所有我拥有的书中，我最热衷于一本重述荷马两部史诗的散文。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直到把每一页都牢记在心中。好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尽管讲故事的人偏向希腊人，而我却更倾心于特洛伊人。我赞赏赫克托尔，我喜欢帕里斯为他的死亡而复仇。我也生活在一种被围困的状态中，因此支持那些被包围的人。
1941年11月底，我父亲接到传唤被驱逐。他不是去波兰，而是参加边境小镇泰里茨新的集中营的准备。几天之后，1941年12月9日，准确地说是正午前一个半小时（我记得母亲正在做午饭），母亲和我接到了我们的传票。上面并没有提到我的弟弟，他才三岁。其他的人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而他们只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我母亲在恐惧和绝望中哭泣。我的小弟弟怎么办？她哭得死去活来，我试图归置我的东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它们装进一只皮箱中去。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本书：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当天下午，我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我丧失了我的名字而被给予一个数字，我至今仍然记得它：L54。
对大多数人来说，关押孩子（别提屠杀了）是最卑鄙和最该受谴责的行为。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它并没有表达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本身的情感。回顾我的经验，我要说的是我受的罪比我周围的成年人要小。孩子比成年人尤其比老年人更能适应，他们缺乏正确地观察事物、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环境的能力。他们理解空间的概念也不一样—对成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禁闭的监狱，对孩子来说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世界—因为他们拥有那种将无意义的事情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能力（妇女也远比男人有这种能力），换句话来说，他们会对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欣喜或至少深深受其吸引，即使当他们受死亡威胁的时候。
我回忆起，在数月的监禁之后，我又一次坐在火车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乡村感到很快乐，我实际上渴望一种改变。我意识到这可能更坏，但是我不这样去想它。我高兴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将我的弟弟带来，这样我们将不再分离。
他们让我们待在属于泰里茨营房的屋子里。在这里以前住着十个或十二个士兵，现在差不多有三十五个妇女睡在里面。整个房间中没有一点家具。我们把随身带来的垫子直接放在地板上。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纵向摆放，两只垫子上面睡一个人。
简陋的桌子由皮箱代替。那些妇女，看起来大多数来自很好的家庭，习惯于舒适，显然她们以前从来没有在地板上睡过觉，而现在却笼罩在这种新环境的荒芜之中。我不能想象她们其中的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为孩子担惊受怕，被失眠、疾病、种种不便和对未来的恐惧所折磨。起初我对这些都无所谓。相反，新环境让我充满了冒险精神。我的心情和她们的沮丧正好形成鲜明对比，而这却使得我能克服羞怯和获得自信。我帮这些妇女提行李，在室内搬来搬去。我感到自己强有力，甚至能够安慰别人。她们听我的，有人还夸奖我。听起来几乎是个悖论，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中，我竟然发现自己是如此重要，这几乎令我感到幸福。
大多数妇女令人难以置信地适应了这种新的、压抑的生活环境。很快歌声甚至笑声充满了房间。她们还讲许多故事，我听得十分开心。
在我们到达一个月之后，第一批迁移又开始了。没有人知道去哪儿，但是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向未知的东西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更坏的某种东西。被选走的妇女重新装好箱子，哭泣着，拥抱着每一个还留下来的人们。我置身于仍然留在集中营的人们中间。
关于在德国人的集中营及前苏联的劳改营已经有过许多记述，我要说的话也只能重复别人所说的。在三年半时间内，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小块水果，从来没有吃过一只鸡蛋，一小块黄油（那时没有人指望能享受一点有限的胆固醇），更别提巧克力或米饭，一只果子面包或一小片胡萝卜。当然，我并不想回忆食品匮乏的折磨或者说这并不是最吸引我的。然而食物的确在囚犯的生活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在我所能触及的视线之外，他们以各种方式交易或行贿受贿。
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和食物联系在一起。我在故事中所写的她（在名为《我的初恋》的集子中）基本上是自传性的。我甚至没有改变名字，她叫米丽娅姆。差不多在战争结束之前的一年里，他们开始给孩子们提供一定数量脱了脂的牛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每天1/16升）。那时候我十三岁，牛奶是由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分配的。一天，她不是给我1/8升（我的弟弟和我），而是给了至少四倍的量。这样持续了好几天。这种令人费解的慷慨，我只能想出一个原因：这个女孩爱上了我。这使我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强烈的幸福感，使集中营生活的恐惧几乎消失殆尽。我变得迷迷糊糊，对于在那个年纪的人来说，初恋应该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米丽娅姆比我见到的其他女孩都漂亮，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话，我仅仅在可以向她投去一瞥的地方徘徊。在那年夏天，纳粹几乎将大多数人送往奥斯维辛，泰里茨集中营几乎被抽空。我和我的秘密的恋人都留了下来，而在我们的营房中照料食物分配的我姑妈，却被打发离开。她刚走，我的那份破例的牛奶立即减缩，我又回到了我实际上应得的一份儿。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看出来在我姑妈的离开和年轻的送奶姑娘热情的减退之间有什么联系。很多年以后，我从幸存于奥斯维辛的姑妈那里得知，是她吩咐那个姑娘多给我牛奶的。在我的故事中，我试图隐藏这一点，我做得如此精巧以至没有任何批评家或读者看出其中的联系。也许事情本来应该这样：超额分量牛奶对他们来说是个尚未解开的谜，正和若干年内对我来说是个谜一样。我意识到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从集中营的窗户我只能看到遥远的山，我不能走出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使我感到压抑。我记得有一次集中营的学校（这个学校仅存在了几个星期，因为人员不断的迁移而遭解散）让我们写一篇主题是关于我们的选择的作文。我写了布拉格附近的喀尔克林地（Kr?），写了皮特里山（Petrin）的公园；我写树木而不写人，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少。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不是像我一样的命运便是消失在被战争吞没的世界里。树代表自由。森林和一种仿佛只有在梦中才能幸免的宁谧联系在一起。
我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这篇文章，让我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也许在这样做时，她帮助我确立了未来的召唤。但事实上当我写这篇作文时，我知道了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可以使你进入实际生活难以到达的境地，甚至是被禁止的空间，它可以将你的客人邀请前来，这是最重要的。
当你走向十四岁的时候，你偶或会去考虑在生活中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自己不去想，其他的人也会替你想，因为生活要求你决定某类学校或职业。在集中营里，没有人为你提供这个。像每一个囚犯一样，我无力决定自己的任何事情，只有接受现实。我把自己交付给争取获得一小份可怜的食物、一块劣质肥皂和冬天里的一篮子煤块；这些东西代表了一个人所能期待的全部。关于未来只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是仍然留在这儿，还是被他们带到不再会有任何消息的地方？第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和到那时我是否还活着？一个人们能够受教育、工作、挣钱和用钱来买东西的世界，显得那么遥远乃至不真实。
泰里茨的生活不像别的集中营那样严格有序。没有人检查营房是否合乎整洁，也没有人去管那些必须工作的人早晨是否起床，或者他们白天干什么。尽管每个人始终踩着一根存在或不存在的细绳，但同时，日常的例行公事令人厌倦地一成不变。
白天总是在排队：为早饭、午饭和晚饭；为面包、煤或人造黄油；为水、盥洗室或厕所。其余时间我们孩子玩我们自己的。非常奇怪的是，我们有一只球，我们用它玩常见的游戏，最多是排球和足球。也许是因为我显示出球类游戏的某种才能，在大多数游戏中我总是被推选当头儿，在这种新的角色中我先前的羞怯一扫而光。在这个时期我经历了最初的真正的友谊，正像我后来所明白的那样，实际上它们仅仅是青春期的热情，将每次遭遇、每次偶然的对话都转变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经验。所有这些友谊都以悲剧结束：我的朋友们，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他叫阿里耶，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十二岁时死在枪口之下。
关于集中营的囚犯如何团结一致，如何将自己的食物分配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种团结当然是存在的，例如，我回忆不起来在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里有任何偷窃行为。但是偷窃在集中营是存在的，并且在所有东西中最主要的是偷窃食物。我在数星期内之所以得到那份超额牛奶，是从别人那里克扣下来的。我的姑妈，她在面条生产车间劳动，偶尔也偷带一小块面团，这就意味着其他囚犯要减少。那些在菜园劳动的妇女有些夹带一些蔬菜，但是在这儿她们是从我们这些被关押者身上偷盗。对所有这些贼的惩罚是让他们转移，然后死去。但是偷窃现象仍然存在。我自己就多次偷一只生土豆或一小块煤。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得以进入一个贮藏室，里面存放着党卫军们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我拿走整个一只行李箱。这次成功的偷窃是一次如此强烈的经验，以至直到今天，我差不多仍然记得那只箱子里的全部东西，甚至一套睡衣的式样。
这类偷盗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但是我后来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当一种犯罪的制度破坏了法律规范，当犯罪是得到认可和赞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法律之上，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他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深受影响。犯罪的制度企图通过散布恐怖，来维持体面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没有这些便没有社会，没有可以让这样的政权来统治的社会。但是事实表明，当人们失去了符合道德的行为的刺激之后，散布恐惧也收效甚微。
我偷来了谋害我们的人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东西，我为我的行为而骄傲，一点也不觉得这种骄傲如何有损于我的尊严。
在后来一些年内我逐渐意识到，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迄今如此努力地维持这些东西。
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
在全班朗读那篇作文的成功记忆伴随着我。我又写了几首短诗和开始写一部小说，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部小说是关于美国西部的，却没有涉及我在集中营的生活。有一个战前在中学教捷克语的犯人在她空闲时间教我点东西。她竭尽全力教我韵律的规则，但是理论总归是理论，而诗歌或散文在泰里茨集中营完全不可能找到。
除了写作，我也试着画画。在视觉艺术中如同在文学上一样我都没有受过训练，当然，我发明了我自己的透视方法，而事实是我不能捕获这个给我如此多满足的房间的样貌。
在很长时间内，我都十分痛惜在我该受教育的期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但是在所有这些年后，当我回过头来比较将今天的青年人淹没的各种影响、信息和文化（及伪文化）经验时，我要说我极为珍惜我那点有限的经历。我记得木偶剧院来我们营房演出，以及一场根据斯美塔那《被出卖的新嫁娘》改编的音乐会。这出民族歌剧的代表作，我或许小时候在布拉格民族剧院观看过，竟然在我们监狱营房里上演。这儿根本没有管弦乐队，指挥舍希特先生只有让一架衰老破旧的簧风琴为歌唱家伴奏。那些歌唱家们穿着最好的衣服，站在低矮的平台上演出。我被挤在其他观众中间，听得如痴如醉。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和我一样想要哭泣。这种经验完全令人沉醉。许多年后，当我再次在民族剧院看同样的歌剧演出，按照惯例有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我却不仅对音乐失望，自己的体验也索然无味。
饥饿和在一种严密禁闭的空间中被拘留，自然使得我的童年不同于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的经历，但是所有这些中最突出的是死亡的不断出现。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货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还未刨平整、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再能活着看到早晨的人的长长的名单。关于迁移的威胁持续悬挂在我们头上，尽管我对毒气室一无所知，但也似乎意识到他们把人们带入一个无底的深渊，任何人到了那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战争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清理波兰和东德的集中营时，将许多人运到泰里茨来。我每天看到车上高高堆放着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
……

【序言】
伊凡·克里玛
刘星灿 译
我于1996年夏天写完了我的长篇小说《深交的最后阶段》（Poslední stupeň d?věrnosti）。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汉学家。为了写好这个人物，我曾尽可能地找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以及她的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来读。从而兴许对这个伟大民族的人民之所思所想，对这一伟大而古老的文化，略微了解到些许皮毛。但我首先明白了一点：对于一个在欧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永远是个很大的、难以揭晓的秘密。欧洲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明白这一点，甚至拒绝明白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又不能完全理解欧洲人的思维。可是从我刚才所说的话中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能无所事事，而不该去关心彼此的精神世界。
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已经译成中文的杂感短文集，就其文体方式而言，有着它特殊的产生原因。我首先是位小说家和剧作家。而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是根据某件事和某个场合而写的，大部分为应约之作。但我并不想说，我把杂感短文看成是第二位的。我总是尽力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迫切的问题而发感，在我的小说里就是这样。只不过小说并不是思考的最合适方式，所以我乐意采用杂感短文这种形式来表达。
这本书中的有些章节是1990年用捷克文出版的，只是后来又加上了近年来我应约为文学会议和国外报刊所写的文章。当英国格兰塔出版社（Granta Books）对我的杂感短文表示了兴趣时，我删掉了原来捷克文版本中的一些文章，增加了一些新作。还专门为英国的这个版本写了篇前言，名曰“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A Rather Unconventional Childhood）。《布拉格精神》这本书例外地没有捷克文版本，只有英文本。它的中译本是我的第一个中译本。对我来说更荣幸的是：中文是我的书和剧本被译成外文的第三十种语言。我深信，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将他的作品译成一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语言，将是一个节日、一种荣誉和愉快。
在这篇前言里，我谈到了我们文化的不同的传统，然而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生活许多共同的特点，将许多共同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学的。兴许这本书能使中国读者略微地了解到，一个在遥远的布拉格的作家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译后记】
伊凡·克里玛，对国内读者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冯亦代先生在1995年第8期《读书》上曾介绍过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于1931年，父亲和母亲都来自犹太人家庭。母亲的犹太人背景有些特殊。17世纪，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不得不通知他们的教徒宁愿采用犹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当那个时代结束后，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实际上，克里玛的母亲一直自视为一名捷克人，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骄傲。但这些并没有使得这个犹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玛的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相信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能够摆脱纳粹集中营的厄运。1941年底，十岁的小克里玛和三岁的弟弟随同父母来到泰里茨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待到苏军到来。在这段对人来说是观察和体验世界最强烈的年龄于牢房中度过，给了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是一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他的所有朋友—每一个男孩和女孩—全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位，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阿里耶，十二岁时死在枪口之下。人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还未刨平整、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人的长长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臂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于是，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孩子，刚出狱时，他被一种狂喜的经验抓住，如此着迷于复仇的思想，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当时那些重大审判，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奇怪的，他和周围的大多数人的没什么两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后渐渐增加的另外一些经验，他的视角产生了变化：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的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以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眼光，这个世界要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要复杂、具体得多。而如果仅仅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不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很可能因为身处另一极端，重新犯下由极端和狂热所导致的错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的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这样一种深远的眼光， 对于有着种种相似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人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他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但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摆脱从根本上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