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人应似阅书多

遇到好书，如遇知己，如遇懂得，如遇了解。

《阅人应似阅书多》中所涉人和事，无一不是我们熟悉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又都是新鲜的。作者多年编书、译书、淘书、藏书，在书中阅人、参悟人生。书中所述名人趣事、文本赏析、译本考证和时事评论，透出浓浓的与书有关的欢喜和文人的情怀，于阅书中阅人、阅事。有品位，很好看。

赵武平，文字工作者，现任职于上海译文岀版社。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出版研习班，耶鲁大学美国研究访问学者。著有随笔集《人如其读》，翻译《杨柳风》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传》，主编《王尔德全集》。

★阅书，是书斋里的功夫。阅人，如果所阅的是作家，只靠博览全书，爬梳文献的纸上功夫是不够的。更难得的是书外功夫——与所阅书的作者的直接交往和接触——此一条件是一般弄笔头的人不具备的。作者曾为媒体读书版编辑，现为文学翻译作品出版家，足迹遍海内外，可谓“阅人多矣”。他甚至能登堂入室，几次访谈隐居巴黎市内一个僻静角落的昆德拉。其实收入本书的文章不仅阅书阅人，也有“阅世”的，如《咸肉庄考》《宫里的星巴克》《远去的酱园》等，书卷气掺和了市井烟火气。坦白说，按我的阅读趣味，我更喜欢这一类。
——施康强

★武平作为出版人，常能见到海外的大作家。有篇文章讲的是昆德拉对待报刊采访的策略。昆德拉鄙视英美报章，那是在美英二〇〇二年入侵伊拉克前夕。前几年法国与英国一起轰炸利比亚，将一个国家活生生撕裂，也是很过“正义”瘾的。不知当年谴责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昆德拉如何看待利比亚的命运？另一篇书评讲嫉妒之心将梵高置于死地，读来很有趣。
——陆建德

陆 序i
施 序vii
自 序xi
语言的“复活”
朱光潜与毛泽东诗词英译
“杏仁”的“正名”
冯译《圣经》及其名物考
也谈鲁迅致陶亢德信
老舍美国行之目的
翻译的恩怨
哥大的老舍档案
误解
变奏，致敬，和美妙的相遇
此乐园非彼乐园
从叩头到握手的外交
“梦家和××”
乔木关于知堂的信
不再咒骂翻译家
谋害“文学教皇”的方法
虚妄的“绯闻”
词典的“粉丝”
入乡问俗
群病与己责
矜持
南昌热
韩国城
过轩尼诗道
读书不二
南书房行走
瞎马盲人
咸肉庄考
“上海杰克”
仿来的故居
面条的身份
书评与书贩
宫里的星巴克
远去的酱园
合理的宫刑
纸上纸老虎
川味法国菜
历史的缄默
捕风捉司马
作为隐喻的内裤
德里达先生的银发
井水饮处歌杰伦
姚明不识“签语饼”
人总是要老的
小说不是小说
作家“考古”
猫鼠游戏
郑和的发现
复原上海的失败
毛踢谁的屁股
王尔德的先祖与后辈
鲁滨孙的媒人
“阿三”和《红与黑》
《红楼梦》非“石头记”
霍克思先生的翻译
译丛中的螳螂和黄雀
谁为马可波罗编“谎言”
本雅明的幻灭
比较董桥的政治笔记
邵洵美的“美丽错误”
李欧梵的“摩登上海”
杨绛译笔下的苏格拉底
林徽因的考古发现
阅人应似阅书多
“势利鬼”之辨
滋养心灵的散文
诺贝尔的谜语难猜
译大书与写小品
“政治不正确”
“小说史”引发的困惑
梵高的信札和日记
跋

哥大的老舍档案
五月初等签证的间隙，我写信给王海龙兄，告诉他这次去纽约，除了办公事，还想再跑趟哥伦比亚大学，去看老舍档案。
“老舍档案，确定在哥大？”
从回信口吻揣测，显见他不怎么了解，老舍和他执教的地方，有着特殊的渊源。以往，我老是有个错觉，以为他的《哥大与现代中国》里，有一篇是写老舍的。实际上，他只写到了胡适、徐志摩、冯友兰和王际真等人，谈他们早年在哥大，或者读书，或者教书，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老舍。老舍似乎仅在哥大有过一次演讲。
照说，也怪不上他。四年前在哥大，我想起过老舍吗？没有，甚至连他当年住在哥大不远处的事情，也都忘得干干净净。在听课期间，我没起过去看老舍档案的念头。现在想来，有点莫名的奇怪，何况从我住的宿舍楼，也就是那个背靠百老汇大街、胡适一九一五年从康奈尔转学哥大即搬进的坐西面东的佛纳大楼，到大草坪南面的巴特勒图书馆去，走路不过三五分钟而已。
但我确实早就知道，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加多地讲学访问。一年后，曹禺如期回国，老舍则延期留住纽约，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离开。此间，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即《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用英文改写出一个剧本《五虎断魂枪》，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自己的多部作品。同时，经赛珍珠介绍，她的文学代理人戴维·劳埃德，从一九四八年四月起，全权负责老舍著作权事务，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十年间，但凡关涉老舍作品的版权、翻译、出版和电影改编的函电和文件，均由劳埃德及其女安德里雅悉心分类归档保存。
起初，我是在《老舍书信集》里，发现了老舍美国档案的线索。其时只听说文档里有书信和手稿，至于别的还有什么，没看出名堂。十五六年前，金隄教授从美国回来，我闻讯从北京赶往天津拜望，路过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读者服务部翻看旧书，意外碰见了这部书信集，是老舍长女舒济在八十年代末搜集整理的。该书的篇幅不大，出版已有多年，印得也少，市面上不大看得到。从编后记能看出，老舍从来都忙，但并不疏于写信，写得还尤其勤。单是历年写给小学同学罗常培和当年南开中学同事赵水澄的信，加起来就有上千封，而他从美国写给他在上海的编辑赵家璧的信，起码也有二百封。设若算上给其他亲友的信，少说也得有两千封。遗憾的是，经过动荡、战火和离乱，尤其是“文革”的祸害，最终征集到的老舍存世书信，连带旧时报章上登出的文学书简，满打满算也不过百十来封。但就在舒济的编辑工作收尾的时候，在北京的美国人琼·罗斯·盖罗特，忽然送来四十七封英文书信影印件，说是从哥大老舍档案中复制来的。舒济说：“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些美国朋友，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事情的具体经过，但他们认为有必要将一位中国作家的信件送至图书馆，而图书馆确认有保存价值，才使得这批信件完好地保存了几十年。”
老舍的英文书信，提供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间，他在纽约居住时不大为人所知的情况，以及他回到北京后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填补了他旅美经历中的一些空白。但看过信件中文译本的人，多少仍会生出一些不满足的感觉。这更多是由于缺少来函或者回信，字里行间所谈人事，看上去支离破碎，多有言不及义之处。此外，有些人名的张冠李戴，比如把邝如丝和黄宗霑的名字，误译为罗斯·琼和王浩，也让有些说法模棱两可，难免使研究者附会出莫名其妙的猜测和结论。
我一度推想，在哥大找出老舍书信的人，要是把其他关联信件也完整复制出来，仿照《胡适来往书信集》的体例，编注出一部《老舍来往书信集》，一些悬隔久远的疑难，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我下意识里要去纽约一窥老舍档案究竟的起因。
说来运气实在是好。本来，海龙兄随后的信说，经过检索，老舍档案确实保存在哥大图书馆，但原件已转至新泽西的外库。恐怕这次过去，只能通过缩微胶卷查阅。然而，就在我十九日离开芝加哥前夕，他又来信说，和图书馆几经交涉，对方竟然同意把档案全宗调回本部，破例特许我进入善本和手稿部，翻检档案原件。他开玩笑说，也许是沾了校友的光吧，因为我手上还留有哥大学生证，有效期到二〇一四年才结束。
二十一日星期二，早上九点整，我由林肯中心斜对面西六十三街的旅舍出发，乘地铁赶至上西城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校园，在巴特勒图书馆正门和海龙兄会合。验证、拍照和登记之后，当我如愿在从内库里推出的小车上，看到全部老舍档案时，我的感觉有点异样：原先的报道以讹传讹，说哥大老舍档案有两箱之多，但眼下看到的，只是两个不算大的长方形“盒子”，而非“箱子”。这是两个瓦灰色的普通纸质档案盒，两尺长，一尺半宽，半尺高，望过去并不打眼。档案分作“盒一”和“盒二”，横侧面上分别粘贴有“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手稿藏品”的白色签条，注明“舒庆春件：编目书信和手稿；未编目档案（盒一）”和“舒庆春件：未编目档案（盒二）”字样。图书馆资料说，这批档案主要是来往书信、手稿、文件和剪报，或者出自老舍手笔，或者是别人所写，都同他有关系。这些资料，是老舍在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戴维·劳埃德所存档案的一部分，其中有老舍自己写的许多信件，赛珍珠的一封信和劳埃德就老舍小说的译介，同出版商、文学代理、译者和其他人的往来函电，以及别的电话记录、会谈纪要、账单和相片等杂件，总数大约为八百件，涵盖的时间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由安德里雅·马修斯·劳埃德一九八二年捐赠。老舍档案其实只是劳埃德公司版权档案的一部分，关于赛珍珠和林语堂等人的文件，则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
第一盒中的档案数量不多，内容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老舍和劳埃德的往来通信，还有赛珍珠写给劳埃德、引荐他代理老舍版权事务的信，此外是老舍作品的英文手稿。这个盒子里共有十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右上方突出的地方，有纵排的打印字样，标明文件名称和物品数目，比如，“赛珍珠致戴维·劳埃德信（两页），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宾夕法尼亚，普凯西”；“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十一封（并相关信件十一封），一九四八年四至七月，纽约”；“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关于〈离婚〉》（老舍）手稿六页（对其长篇小说的说明），【一九四八年？】”；“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五虎断魂枪》手稿五十二页（剧本；稿本上有黑色水笔修改的痕迹）”；“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八封（并相关信件二十二封），一九四九年”；“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十一封（并相关信物十八件），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北京”，等等。
在这一部分里，前人研究有所参考，但深度仍有待挖掘的，是老舍作品的翻译情况。从老舍自己的信，以及劳埃德和相关编辑的通信和会谈纪要，可以看出译者人选的确定，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的明确，作者、译者和代理人之间的版税分成，以及老舍同《骆驼祥子》和《离婚》的译者伊文·金（即罗伯特·斯宾塞·沃德）的合作、对立、冲突和官司纠纷，对于还原老舍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的遭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里面的老舍和赛珍珠手稿，除了已公开的《五虎断魂枪》剧本，还有老舍所写的《关于〈离婚〉》和《〈离婚〉梗概》，完全可以看作老舍用英文所写之《我怎样写〈离婚〉》。再就是赛珍珠的《四世同堂》书评原件，应该是完成于小说英文版出书之前，虽看不出是否已经发表，但可以确定以前没人提及。这些文稿如能进一步整理，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和误区，比如《四世同堂》英文书名的来源，和著译者同出版商之间，就小说篇幅压缩和译者署名方式等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及最后解决方案的达成过程等，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第二盒中的档案，分装在二十六个文件夹中，涉及的话题更加庞杂多样，夹存其间的大小杂件，既零碎又烦琐。每个文件夹按照老舍作品为名，分别标有“老舍（舒舍予），《鼓书艺人》，意大利”；“舒舍予，《四世同堂》”；“舒舍予，《黄色风暴》，国外”；“舒舍予，未编目杂件”；“老舍，《马裤先生》（短篇人物速写）”和“舒舍予，呈舒版税报表日记，一九四九年”等字样，收集了相关信件、电报、明信片、会谈纪要、电话记录、合同文本和版税财务账单，国外版权出让统计、书讯和书评剪报，以及老舍相片、小传、他手书的著作名目表和相关联系人通信地址等物件。
这部分文档尽管芜杂不一，但比较完整和系统，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除了在美国之外，《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和《鼓书艺人》等作品，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版权出让和图书出版状况；以及老舍回国之后，劳埃德继续努力，试图理清版权转让详情，促使《骆驼祥子》在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经过。其中，引人兴趣的是劳埃德的信件明确谈到了《骆驼祥子》电影版权的收入数额，还有他在老舍离开之后，借助纽约和香港等地的关系，通过瞿同祖、侯宝璋和罗常培等老舍友人，怎样把版税、样书和书评剪报等，辗转传递到身在北京的老舍手中。
时间非常有限，第一天浏览老舍档案，我感觉非常紧张，而且也只能看个大概，初步探明了档案全宗的实际情况。隔了一天，二十三日星期四，我再次赶到巴特勒图书馆，又花了一整天，对大部分重要的文献，相应做了摘要和复制。尽管仍没能仔细通读，但经眼的那些完善的版税账目报表，却直接或间接回答了我曾经好奇的一些问题。比如，老舍在美国到底得到多少版税，钱到手后派了哪些用场；是否如同赵家璧在回忆中推测的，光《骆驼祥子》电影版权就卖了上百万美元；是否像牛汉谈话录所说，为了赵清阁的关系，老舍特地在马尼拉买了房子。
老舍在美国留下的诸多疑问，从一份档案中当然无法找到所有答案。不过就现存的版税记录来看，老舍当时真的不是很有钱；虽然他一度幻想，假如能够追回自己应得的版税，钱到手后是可以办许多事情的，比如同赵家璧合伙投资创办晨光出版公司，等等。事实上，老舍只要回了《骆驼祥子》英文本版税的二分之一，而其电影版权转让给华裔摄影师黄宗霑等人，最初开价只有五万美元，最后落到老舍口袋中的，则连一半都没有。至于用版税买房子，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但那是老舍回国之后，写信给劳埃德，请他寄钱来用于买房子，但是在北京买，不是在其他地方。他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里说：“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如所周知，老舍在美国忙于写作、翻译和讲学，中间还生病住院，又与人闹矛盾、打官司，实在说不上愉快。在一九五〇年初的访问记中，他对黄裳说：“别提美国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气。”但至于受了怎样的气，老舍从未细说，外界所知也少。
在黄裳笔下，回北京才一两个月的老舍，对于美国的印象实在不好：“他说在美国，就住在一间小小的‘破瓦寒窑’里面，什么地方都不敢去，连饭馆都怕去。美国有三百多国民党的特务，你碰上一个瞧瞧，那眼睛瞪得有包子那么大！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进步的中国学生在开会，到会场上去一看，特务们在椅上都拉上了屎！”
老舍的话听来有点滑稽，似乎也不无夸张，但很符合他“幽默家”的身份。他心里当然明白，在新中国的首都接受采访，谈论敌对的美国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样方式说。这一回看档案，能看到他少有人知的一面，实在是非常意外。可惜还没人能以这些资料为素材，写一部翔实的《老舍在纽约》。
告别曼哈顿的前一天晚上，在联合广场附近的二手书店“史传德”，冒着蒙蒙小雨，我淘到了一本《老舍在伦敦》，是英国学者安妮·维查德在香港出版的英文专著。拿着这本薄薄的小书，我黯然惆怅起来，不由得暗忖道：老舍的纽。故事，不该再由外国人来讲了吧？
二〇一三年六月廿五日下午，在福州路
……

自序
从一九九四年到现在，恰好二十年。那时，我初至北京，受到南城一份新办还不到五个月的读书周报主人的热情鼓动，犹疑中放下教了三年的大学英文课本，成为一介报界学徒。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踌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无论在出书还是在办报方面，我都属门外汉，眼前的
工作能否担当得起，心里完全没有底。过河卒子，别无选择，只好比葫芦画瓢，现趸现卖，一边练习跑新闻，一边尝试写“书话”，在懵懂中怀抱了些许幻想，走上西谛、阿英和晦庵等人辟出的道路，踏着前贤的足迹，往远方勉力行进。至于一路上走姿如何，会否抵达理想彼岸，对于一
个急躁又毛糙的年轻记者来说，似乎都不是要介意的事。
忽忽三数年，工作仿佛上了轨道，文章却写得吃力了。笔法想出新，可看不见出路；而自我重复，又非我愿。未免有些丧气，也对“书话”的源流，还有它的作法，隐约多了一些想法。依我的揣测，作为文学式样，追根溯源的话，大约能说它类于书尾题跋，有些像古画上的题记，同
“诗话”或者“词话”有点渊源，似可把它们归为同宗，但相互差别却不能说小。也许可以说它是一种随意的评点，不过它与纯粹的书评，又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想写得不呆板，少几许论辩色彩，增一些理解的同情，添几笔诗意的美，写成像《咀华集》里的文字，恐怕是有难度的。毕
竟，刘西渭只有一个。实在而言，我更服膺晦庵的见解，那就是不要一谈书，除去版本，就是考据，没了高头讲章，所剩唯有干巴巴的书目。“书话”，说白了，无非“随笔或杂记”，是用浅显的专业知识，以带着“诗的感情”的文笔写出来的长短篇什，但它又能传达出一种“诗的境界”，一种“引起凝思遐想的诗的境界”。晦庵的作文观念，也近于王夫子的“铁门限”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尤为切要。可惜我觉悟得迟，行动中也疏于实践，以至于直到今天，成绩还很一般，这是最为遗憾的。
过时的应景作品，本如昔人所言，“止可自怡，不堪持赠”，没有必要翻拣出来，再一次印出献丑。承蒙三联同仁不嫌，允我冒昧收集付梓，说来实在是惭愧而不安的。感念着朋友的勖勉，又记起危稹诗句“阅人应似阅书多”，觉其义倒也与我所思相符，所以正好取个巧，姑且借作这个戋戋小集的名称。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赵武平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