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树叶像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像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说那弦是太长了，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好人们觉得入耳吗？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走起路来两条并不健壮的腿得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的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晨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B市的机场登上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他的左侧，坐着一位穿着讲究的风雨衣、亭亭玉立的灰发女士，女士面孔庄严，像个男子。女士携着一个讲究的提包。待飞机飞行平稳以后，她打开皮包，竟从皮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金毛哈巴狗。她牵着银链，将玩物一样的驯良的小狗放在脚下。倪藻恍然她的表情多半是因为偷偷节省了一个动物所需的机票而庄严。倪藻的右侧，是一位专心致志地操作着计算器，填写着不知什么表格的男子。男子工作得那样专心，不但不去注意飞机的起飞与飞行，不去欣赏舷窗下的风光，而且用“不”字回答了端来饮料的空中小姐。他真忙。
九点刚过，飞机在H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了H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问担任他们团的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
“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啰嗦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二人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H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H市以后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两片巨大的眼镜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H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H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的。一个长着漂亮的大蓝眼睛，棕色的头发向后背过去，说话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绅士派头十足。但他带着善良无邪的微笑提了许多乍一听是相当令人为难的问题。第二个人长胳臂长腿，说话的时候爱挤眼睛，一边说话一边自己先笑个不停。第三个人虽是男性，却留着披肩的长发，他的汉话说得最好，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相当多，有点当今中国通的劲儿。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人目光非常阴沉，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浑圆多肉的，看着他的肥嫩欲滴、洗得清洁得像是半透明的蜡团的手指，倪藻觉得有点不太自在，就像看到餐桌上的香肠突然变活了，动作起来了一样。
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以至后来取材于《水浒传》的连环图画画武松的时候都以这位演员为模特儿，如果你画得不像这位名武生，老少读者就不认可，就认为你画得不像武松。名武生的弟弟从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H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连他表示兴趣或者没听清楚时眼睛一张、下巴一歪的姿势都是充分地欧化的，绝无任何京剧或者汉剧或者任何其他中国剧种的做派的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洋洋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整个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F市航空港缴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的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外部征兆，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可又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萍水相逢的不相干者呢？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形容枯槁的、心情忧郁的、处境艰难的与自己偏偏和自己过不去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人。那些直接与倪藻有关的人倪藻还关心不过来呢。
一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H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赵微土他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一会儿欣赏房间四角呈大花瓶形的台灯，一会儿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小鸟互相跳了、叫了一会儿，然后静下来，各自转过头颈用尖尖的黄嘴巴啄洗整理自己的羽毛。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它们不是能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吗？是它们自己选择过了吗？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
倪藻他们的代表团长侃侃而谈：
“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从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就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用来代替奶粉以免催肥的“咖啡之友”），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的学者的话使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令人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再一次响起了共同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听出来了，赵副教授的中国话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种口音和腔调，倒更像“自己人”。同时，赵的这几句相当口语化的话，反而一下子给一直温文尔雅的座谈增加了一点沉重的气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开了会议室屋顶上的隐灯。倪藻看了看表，还不到五点钟。他又看了看窗户，是天阴了上来。停在树枝上的两只小鸟不见了。从窗前飞过的鸟儿显得惊惶，雨快要来了。不知道H市的小鸟能不能找到避雨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好像缺少屋檐。
贝蒂小姐匆匆走进了屋子。她走路的时候决不摆弄腰肢与卖弄风情，而是带着一种职业妇女的目不斜视的庄重与讲求效率的紧张。其实，贝蒂小姐还很年轻，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的穿着、举止、言谈乃至于笑容都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朴素。倪藻坚信这种朴素是中国式的。学习某一种语言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相信，把一种语言当做一种文化的轨迹而不是仅仅当做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乃是学好那种语言的首要条件。
贝蒂小姐径直来到倪藻身边，拉过一个椅子坐下来，悄声告诉倪藻说：“我去掌握有关史福岗的信息。史福岗从中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去年十一月，他已经退休。他经常不在这里，或者到亚洲一些地方旅行，或者到乡下去。据说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还在中国，现在呢，人们说他们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马尼拉。史教授在这里退休了，却接受了菲律宾大学的聘书……”
“您是说，现在在这里，是找不着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这个词，已经搁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来略觉异样。
窗外似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树叶和细枝颤动着，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溅起了些许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绝好，人们在室内听不到雨声，因而看起来一切像是一幅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童年时姨母教给他的谜语。这里鸟不躲人，因为人不伤害鸟。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注意保护鸟呢？甚至公布了法案也不行。有些人硬是要去伤害从不伤害人的鸟。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去伤害别的生灵。而他们自己，又常常被……
“是的，这里只有他们的空房子。您大概很悲哀，您看不到老朋友了。”贝蒂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不该见他们……”倪藻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动，不知道是解脱还是惆怅。赵微土向他淡淡地一笑。
座谈结束了，人们准备离去。赵博士走了过来，略略前倾着身子，对倪藻说：“您想见史福岗或者他的太太吗？”
“是啊，您认识他？”倪藻的眉毛一挑。
“熟得不得了，”这“不得了”三个字的发音有点夸张，有点像解放前话剧的舞台腔，有点——不，显然不像当今中国大陆的人们说话的语气。“据我的最新消息，史太太已经回来了，她是昨天晚间到的，乘的是西班牙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票要便宜一些。据我所知，情况就是这样。”说着，他向贝蒂小姐点了点头，似乎为自己提供的情况与贝蒂不同而感到歉意。
“那就太好了，请您帮助倪先生与史太太联络一下，可以吗？”贝蒂小姐高兴地、凑趣地说。
按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现在应该回旅馆，六点半钟，与一位老太太共进晚餐。这位老太太年轻时与一位思想激进的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与他一同回中国参加革命活动，又一起去了延安，一起迎接了四九年的解放。她有中国国籍，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现在年老体衰，回到故乡治病、度其余年，但仍然充满着对中国的感情。晚饭以后，八点半钟，他们将去剧院欣赏一台古典歌剧的演出。而次日，活动排得就更紧。
赵博士建议说：“您只好放弃与这位老太太共用晚餐的机会，我们一起吃一点便饭，然后我们去看史太太，八点半以前，我送您去剧院……这样，我也可以有机会与您再谈谈心。”
“这是个好办法。”不等倪藻开口，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认为这是可行的，纷纷表示赞成。倪藻虽然对见不到那位老太太颇觉遗憾，但想到有这么三个多小时可以放松一点，似乎也恰恰是他所需要的。而且，他预感到赵微土似乎还有一点话要与他说。他点点头，事情就这样定了。
赵微土似乎由于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而颇受鼓舞，他显得活泼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电子计算机，按了几个字母，显示盘上出现了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史福岗）家的电话号码。抄起电话听筒，按照这个七位数字的顺序，轻按着电话机上的小小的键盘，键盘发出高低不一的短促的乐声，过了一会儿，赵微土兴高采烈地说：
“史太太吗？辛苦辛苦……我是谁，哟，您没听出来，准是让飞机的发动机的噪音给吵的，我是小赵……”
赵微土的整个语调、语气、神气似乎都与他们脚下的这块欧洲国家的土地、与H市、与他跟“史太太”的所在国籍及“史先生”的纯正欧洲血统无关。电话耳机里清晰地传出了北京味儿很足，而且是老北京味儿（解放前的北京味儿）的史太太的说话声：“小赵呀，你这个机伶鬼从哪儿打听到我回来啦……”霎时间，倪藻完全忘记了此身何地，他只当是在隆福寺东四人民市场旁边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呢。
“……北京来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是史先生的老朋友……您猜猜……什么？您猜不着，他姓倪，倪藻同志，怎么样？”短促的沉默，对方大概仍然没有反应。这使倪藻有点伤心，他甚至怀疑自己不远万里而来打问他们并且今晚离团独自行动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荒谬和愚蠢了。
赵微土捂住了送话器，他用与他打电话的腔调全然不同的礼貌的态度问：“史太太问令尊大人是不是叫倪无尘……”
“是的，他叫倪吾诚。吾人的吾，诚实的诚。”
“是的是的，”赵微土对电话讲得很兴奋，“就是倪吾诚老先生的儿子，人家大老远的要去看您……不，不吃饭，我们这儿有安排……是的，他八点钟以前要离开您那里，八点半他还有事……好的，我们七点二十分到您那里，在您那里呆四十分钟……招待？您刚回家用什么东西招待我？噢，不是我，是招待倪先生……有没有菲律宾带回来的芒果……那就给碗清茶吧。”
赵微土笑呵呵地放下了电话。几乎是拉着倪藻的手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间。“是的，我们的时间有限，近处有一个意大利餐馆……您喜欢吗……好的，您喜欢各种新鲜的经验，这真是一个长处……到了，请。”他们走出电梯间。大门口摆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的台灯放射出柔和的光，一位看不到面貌的女士低着头两手像弹钢琴一样地按动面前的一排排键钮。赵微土行经她身旁的时候向她扬起手，道了一声晚安。她含糊不清地应了一下，略一抬头。倪藻只来得及看到她额头的皱纹。赵微土推开玻璃大门请倪藻先走，随后他跟出来用一种潇洒的姿势欢快地迈动步子走向路旁的一排汽车。倪藻立刻闻到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树叶似乎正在雨中融化，放出一种嫩生生的芳香。细雨若有若无地触着面孔，好像是一种爽人的抚摩。一阵风吹过来，倪藻还觉得有点冷呢。虽说是夏天，但这里——倪藻出国以前不止一次地看过地图——的纬度与中国最北部的城市黑龙江的漠河差不多，又加上阴雨，倪藻只觉得像是春天。也许更像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呢。
赵微土来到一辆在雨中闪着光的猩红色的汽车旁边。车顶上覆盖着几片雨中飘落的枫叶。枫叶水淋淋的。他先打开右面靠前的门，请倪藻坐好，然后他麻利地转到左面，打开车门，坐到驾驶的座位上。他发动着车子，喟叹着说：“我有许多话，许多话想与你们说啊……见了面，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车子开到了路上，转过了方向，沙沙地跑起来了。从挡风玻璃上方悬挂着的反光镜上，倪藻看到了赵微土的阴沉的、拉长了的脸。
“您是……”倪藻试探着问，语调里流露着关切的兴趣。
“我也许该枪毙，”赵微土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起来拂了一下，低声说：“我是一九六七年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本来也是干部……请原谅，也许您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没有什么。我们随便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随便谈。”
道路右侧出现了一幢孤零零的烟色木房子，标有意大利餐馆和意大利薄饼字样的霓虹灯在薄暮中闪着微光。他们停好了车，走下来，推开门，首先闻到了一股浓热的奶酪干气味，赵微土走向迎面的光亮的柜台，在那里点了饭并且交了钱，这是倪藻出国以后碰到的第一家先交钱后吃饭的饭馆。然后，他们踩响一个吱吱扭扭作响的木阶，绕过一个小小的喷水池，进入低矮幽暗温热的大厅。虽说是室内，却生长着不少树叶巨大、形状奇特的高贵植物，还有攀附在墙壁上的藤蔓。一间大厅，修得高高低低，既有高台，也有低地，任凭顾客选择自己的座位与“地势”。只是顾客很少。他们走到一张小桌旁边坐了下来，依稀听到了摇滚乐曲的立体音响，那本来应该是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歌曲，由于音量被调到了最低程度，变成了一种有气无力、想使劲也使不上的虚弱的哀鸣，好像是一群哑了嗓子的病人在吃力地唱歌，振动不起空气与耳膜，倒使倪藻觉得怪可爱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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