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
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宋以朗，宋淇之子，统计学博士，从事媒体调查，东南西北博客创立人，父母去世后负责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陈晓勤，南方都市报记者。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宋以朗

★他们眼中的宋淇：
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
——钱锺书

★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
——张爱玲

★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
——夏志清

序（陈子善）
自序
卷上 茗香馀绪
第一章 我的祖父宋春舫
家世与教育
春润庐的鸿儒们
青岛褐木庐
海洋科学奇缘
病逝与藏书去向
与毛姆谈戏剧
第二章 宋淇与邝文美
宋淇的早年教育
曲折的大学生涯
燕京师友
搞话剧、办杂志
从商与南迁
洋进士邝富灼
邝家姊妹与宋美龄
第三章 香港故事
初到香港
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
进入电影圈
加入邵氏影业
我所认识的电影明星
因病退出电影圈
关于电影的两篇文章
任职香港中文大学
创办《文林》
晚年的生活与志愿
卷中 微言惟有故人知
第四章 钱锺书
上海订交
与钱锺书通信
钱锺书的"呵呵"
文字游戏
论学评书
钱锺书与宋淇眼中的香港
钱锺书、杨绛与张爱玲
月旦文坛学界人物
第五章 傅雷
是邻居，更是挚友
与傅雷通信始末
傅雷与宋家家事
傅雷评论张爱玲
《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第六章 吴兴华
博闻强记的天才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谈文论艺
诗人生涯的尽头
《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
卷下 半生缘未完
第七章 结识与交往
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
结识张爱玲
移民美国
英文写作与翻译
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
遗嘱与去世
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
第八章 通信与作品
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
一个"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
有关《色，戒》的误会
《相见欢》究竟想说什么？
《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第九章 张爱玲出版史
上海篇
港台篇
《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
大陆篇
半生缘未完：遗作的出版
结语 宋淇见过徐志摩，我也遇上张爱玲

钱锺书的“呵呵”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复：“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前面注释钱锺书的赠诗一节，我已提到他也有“王逢原的烦恼”，即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的确，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复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我父亲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我父亲向来足智多谋，居然想出“逐客书”一计，然后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回信谢绝了，倒也不“痴”：“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钱锺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Garbo(葛丽泰·嘉宝)“Iwanttobe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结识张爱玲
现在开始谈我父母与张爱玲的关系，我曾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出版前言里说过，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1952年相识，从此成为她的好朋友，鱼雁往返四十年。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父亲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1951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M。McCarthy(麦卡锡)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在1952年9月从上海来香港，理由是留港完成学业。珍珠港事件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迫于无奈回到上海。和平后，香港大学复学，给张爱玲提供奖学金让她回校继续上课，但她一直旷课。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张爱玲为什么无法完成学业？我猜跟年纪和心态有关。1941年她21岁，那时念书很开心；到了1952年重返校园，她已经32岁，是上海最出名的女作家了。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她还会在课堂上听别人教她文学吗？如果重新念别的科目，如数学，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是无法继续念书的。
所以她开始考虑生活的问题。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的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当时麦卡锡问张爱玲还在做什么，她回答正在撰写和润饰小说《秧歌》。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秧歌》是美国新闻处给她大纲让她写的，但事实上，在她还没听过“美国新闻处”这个名字时就开始写了。
这里要澄清一下张爱玲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有些粗心的人会说张爱玲入职美国新闻处，其实张爱玲并不是正式员工。我母亲是美国新闻处的行政助理，属于正式员工。如果张爱玲也是员工的话，就像我母亲一样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职位、固定的福利等，但张爱玲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属于合同外判，酬劳是根据项目商定。
有关张爱玲和我母亲的相识过程，可参考《张爱玲私语录》，书中引述了张爱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的社交场合遇见了Mae。”——Mae即我母亲。最初张爱玲和我父亲仅限于业务关系，她不会见到我的母亲。我母亲出任行政助理，是1955年才开始的。我估计张爱玲说的这个社交场合可能是某个文化活动，她和我父母都出席了，我父亲便把母亲介绍给张爱玲认识。然后她们一见如故，替美新处合译《睡谷故事·李伯大梦》，慢慢变成好朋友。
张爱玲好像一生都给狗仔队追踪。《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收集了小报报道如“张爱玲到警局——西装男友侍候”、“张爱玲嗜吃臭豆腐干”、“卡尔登门口张爱玲发嗲”等等。张爱玲到了晚年，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的垃圾。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也不例外，这里有我母亲保留的一些香港报纸剪报：
“张爱玲深居简出”(《上海日报》1954年6月8日)：“女作家张爱玲自莅港后，深居简出，行止极隐秘。星晚人物篇记其往事，爱玲驰书谢之，大意谓对旧友很关怀，惟以拙于口才，不愿与世多周旋。惟谈得来的朋友，决不拒之千里外。”
“才女异行志”(《上海日报》1954年8月21日)：“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喜与人来往。尝于其寓楼窗口，以麻绳系一篾篮，上写字条，附钞票，向小贩购菜蔬杂物，矢口不吐一言，人以为哑巴。昔倪云林为张士诚所辱，噤如寒蝉，其意开口便俗。今张爱玲之迂僻亦然乎？”
“女作家的秘密”(《上海日报》1954年10月31日)：“有人说，这十多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一个天才，那就是张爱玲。她曾一度化名‘梁京’，出席过北平的‘文代会’，但今在香港却写出《秧歌》一部反共小说，似乎是奇迹。张爱玲在港住址秘密，行踪也十分秘密。”
《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我原以为张爱玲与傅雷的接触仅限于“迅雨”的那篇评论，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接触点。
某日我翻看父亲的信件，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原因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看完这封信，我既吃惊又疑问重重。赶紧重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知道很多人也看不懂这篇小说，例如天涯娱乐八卦“八卦江湖”有个帖子，标题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到底啥意思？”帖主称：“到底小说想表达什么？谁能818，疑惑好久了。”
张爱玲对我父亲说小说“是写傅雷”的，应该是真的，那现实中的女主角是谁？我们先重温一下小说内容。
《殷宝滟送花楼会》最先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翁叫“爱玲”，即张爱玲本人。有一天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遇到爱情烦恼，去找爱玲倾诉，并希望爱玲记录下来。
殷宝滟的爱情烦恼是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当时在学校任教，正在编一本完美的音乐史。宝滟偶然结识了罗教授，并三天两头往教授家跑，帮他翻译音乐史。二人逐渐产生火花，天天见面，仍会互相写很长的信。教授不离婚，而她喜欢教授但不愿意嫁给他，处境为难。
爱玲听后，给宝滟开出一个药方：赶快爱上另一个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像罗先生这样的人内地应该有吧？”宝滟解释：“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啊。”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我看完这篇小说，觉得故事亦真亦假。譬如小说中描述的男主人翁，无论形象还是相貌，与我见到的傅雷照片有很大出入。小说男主角“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材，方正齐楚”以及说话语气夸张，这些都不像傅雷本人。
就在小说发表的多年后，随着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篇文章像《连环套》一样，又被唐文标发掘出来，不得不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的书了。张爱玲重看之后觉得一塌糊涂，但不出版不行，不出的话唐文标也会代她出──唐认为读者的诉求可以凌驾作者的权利。
结果《殷宝滟送花楼会》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惘然记》中，张爱玲在故事后加了一个尾声：“前些时候听见说殷宝滟到内地去了，嫁了个空军，几乎马上又离婚了……《送花楼会》刊出后她就没来过，当然是生气了。是她要我写的，不过写得那样，伤害了她。这一篇一写完就觉得写得坏，坏到什么地步，等到印出来才看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见她从此不来了，倒也如释重负。”
写到这里时，张爱玲突然话锋一转：“听到她去内地的消息，我竟没想到是罗潜之看了这篇小说，她对他交代不过去，只好走了。她对他的态度本来十分矛盾，那没关系，但是去告诉了第三者，而且被歪曲了(他当然认为是)。那实在使人无法忍受……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连她可能也是，经过了又一次的打击。他们不是本来已经不来往了？即使还是断不了，他们不是不懂事的青少年，有权利折腾自己，那种痛苦至少是自愿的。”
殷宝滟是谁？现实中的罗教授与殷宝滟究竟怎样了？这些问题一个个向我抛来，疑团愈来愈多。为了找寻线索，我得看全部关于傅雷的传记。
1927年，19岁的傅雷由上海去法国，次年考入巴黎大学。两年后，画家刘海粟和妻子张韵士来到巴黎，傅雷每天去帮他们补法语，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们很快就成为至交。
据说，傅雷当时喜欢上了一个同样钟爱艺术的法国女子玛德琳。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刘海粟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以及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很感动。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11月下旬，傅雷正在上课，学生要求上街游行从事抗日活动，傅雷不同意。其中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赵丹和一帮同学冲上了讲台，和傅雷对峙，大致是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汉奸？”
当天，刘海粟应蔡元培之约，在功德林酒家吃便饭。几个人一边斟酒一边商谈着去柏林举办中国画展的有关事宜，这时，美专的一位工友急忙赶来，把刘海粟请到外边，慌慌张张地对他说：“傅主任被学生们包围起来了。”于是在刘海粟的安排下，夜里12点，成家和、赵丹等来到刘宅，当着刘海粟的面向傅雷道歉，检讨了他们的不妥做法。
到了1933年，傅雷母亲去世，他打算辞职回乡。另一个说法是，傅雷认为刘海粟不是好人，经常拖欠工资，早已萌生去意，于是以母亲去世为由辞职。但刘海粟有自己的说法：“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傅雷在1957年7月18日写的《自述》中提到：“就算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对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想不到的是，刘海粟喜欢了成家和。和妻子张韵士离婚后，1933年他与成家和结婚，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刘海粟与张韵士生育了几个孩子，刘海粟四十岁时，成家和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抗战爆发后，刘海粟在南洋举办画展，疏于对妻子的关怀和看顾，夫妻关系产生裂痕，1943年成家和离家出走，后两人离婚。之后成家和嫁给了德国留学生萧乃震，住进安定坊1号。
1947年，成家和、萧乃震生下女儿萧亮(萧芳芳)。1948年，两岁的萧芳芳随父母移居香港，次年她父亲病逝。芳芳六岁就开始涉足影坛，拍摄了电影二百多部，以《女人四十》荣获柏林电影节影后。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她不再拍电影，到纽约西东大学读书。萧芳芳和我姐姐在同一年出生，据我所知，她没有其他姐妹，因为年龄相符，和我姐姐也有来往，和我则没有。
至于傅雷怎么认识成家榴，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傅雷认识成家和；二是傅、成两家是邻居。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宋家在上海时，有安定坊这条街的物业，安定坊1号住着萧家，傅雷一家住在3号，我们宋家住在5号。傅雷与成家三兄妹都是好朋友。
我在傅雷贴吧看过一些八卦旧闻：1939年，傅雷爱上了上海美专一学生的妹妹“陈家鎏”，一位堪称绝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不在，傅雷连翻译也丧失了动力。这时朱梅馥打电话给“陈家鎏”：“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陈家鎏”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傅雷有过放弃妻子的念头，但“陈家鎏”无法面对朱梅馥那纯净得无一丝杂质的目光。她被这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灵魂震慑，于是远走香港，一生未嫁。(按：“一生未嫁”与事实不符。)
此外还有一些很夸张的资料，例如《大连日报》曾刊登过一篇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傅雷爱上了一个他任教的上海美术专科学院里面一个学生的妹妹……在这一次的较量中，爱神那支美丽的箭不偏不倚、正正可可地射中了傅雷的心脏！这支箭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心底，严重到了若是他将箭拔出，生命也就此完结的程度；可是若他接受了这支箭，改变了他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和现存的一切，同样也是完结：这是对他崇尚的礼仪的反叛及传统的忤逆……”
虽然写得夸张，也不尽是虚构，若要考究实情，现在已不可能再问傅雷和朱梅馥了，那就只能看看傅聪与傅敏的说法。
《大连日报》这篇文章采访了傅敏，他对父亲的这段“情事”也毫不掩饰，并首次披露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位女子名叫成家榴，曾是非常好的女高音。傅家与成家有通家之谊，傅敏后来也与成女士有来往，并亲切地称她为“好爹爹”(上海话发音，意指与父亲关系好)。成曾亲口对傅敏说：“你父亲很爱我的，但你母亲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据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据傅聪的回忆：“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和我父亲一样，有火一般的热情，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虽然如此，但是或者因为他们太相似，所以命运又将他们分开。”
傅聪、傅敏的说法，应该是可以作准的。《傅雷家书》里面有一封信，是朱梅馥在1961年写给傅聪的：“我对你父亲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那为什么张爱玲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是道德理由？是写作失败？1983年1月13日张爱玲致信宋淇，列出原因，但还是决定出版。她说写得坏，是因为本来写的就是傅雷，可是为了“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传教士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所以我们也不能将罗潜之的一切都当是傅雷。
但究竟《殷宝滟送花楼会》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与傅雷、成家榴的故事有几分吻合呢？
他们之间的认识，事实上并不是小说上写的“通过朋友在课堂认识”那么简单。傅雷很早就认识成家和，而成家榴是她妹妹。文章中，成家榴进门就问张爱玲是否知道她的事情，可知她的事情当时已经街知巷闻。但是张爱玲这里为什么会写是在课堂认识？有可能张爱玲当时真的不认识傅雷，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见面的，也根本不知道成家和这个姐姐的存在，就算知道，也认为这是枝节，只会令故事更为复杂，没有故事性效果，索性删除。
或许有人问，张爱玲这样写傅雷是不是因为介意“迅雨”的那篇文章？不是的。就像我前面所说，张爱玲来到香港时，才从我父亲口中得知傅雷就是“迅雨”。写作缘由可以从小说开头来推断，是成家榴自己跑去找张爱玲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我们知道，张爱玲写作有个特点，你让她凭空去写是不行的，凡事都是别人告诉她一个故事，她抓住主题来展开。她在《惘然记》的序里压根没有提及罗教授就是傅雷，只承认这篇文章写得很差：“另一篇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只好添写了个尾声。不得不噜嗦点交代清楚，不然读者看到双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自己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傅雷书简》收录了傅雷与很多好友的通信，致萧芳芳一信，致成家和十二信，致宋淇十二信。当时萧芳芳已经来到了香港，信件内容大概是教她如何学字，要看什么类型的小说等。傅雷也与成家榴通信，讨论他对教育的看法。信的内容很正常，可以看出二人并无什么藕断丝连，过去的总会过去。
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另外，这种叙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不过是个晚来的外人，出发点其实就只有他们书信上简单的几个字：“《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写傅雷的。”我因为惊讶，就决定研究下去──那女的是谁？这个故事真的有根据吗？一路探索下来，果真发现了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关系，也看清了小说中哪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诚然，当初很多东西我都是毫无头绪的，我只能努力多看些资料，寻找合理(但未必圆满)的解释。你可以说我迟钝无知，但我至少还是勤奋的。
……

自序
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因为我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早在米沃什（Czeslaw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攻心记》（TheCaptiveMind，2013年简体中文版名为《被禁锢的头脑》），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们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这类专题这么多宝贵的版面，但他们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过他们预想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当初联络我时，《南方都市报》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在1968年，我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我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去世。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姐姐求证，她说大部分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和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复述的故事也难免真假夹杂。
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窄、太片面，不足以连成一篇完整的传记。
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有些事，如果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了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讨论《相见欢》的那篇和结语中的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做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