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苔不会消失

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人，整张脸变为了青色，爆炸中的煤灰透入了他的面皮，“面具”再也无法摘下。

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铁皮板凳上，收割比她还高的稻穗。她带孙子、放牛、喂猪、做饭、缝纫、赶集、申诉。三十年来，双腿磨穿了十几双木凳，生育了两个儿女，造起一所房子。看起来她像是一个孩子，但她在铁质板凳上磨砺的位置，却高于我们所有的人。

下身受创干枯的年轻人，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和十字绣，编织瘫痪休克的时间，供养自身和家人。

这不是小说，而是《青苔不会消失》里的真实故事。

袁凌：1973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著名作家、媒体人，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多篇，曾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等。作品《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在唐诗中穿行》等书。《青苔不会消失》是其特稿作品精选结集，是作者精彩特稿作品首次以全文的形式面向读者。

【名人推荐】

“袁凌桌上，长时间地放过一张照片，是矿难中死者的遗照，头浸没在血泊里。他没能帮到这家人，就让这照片日夜盯视着他。我也采访过尘肺病人，矿难幸存者和留守儿童，无能为力时，不得不脱身出来。他不，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象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他些微的幸福对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柴静（著名作家、媒体人）

我读过袁凌的许多文字：从他当记者时的汇报memo，到新闻报道；从他的散文、诗歌到小说，他的追求无时不在，他独特的、有着乡土气息和极强表现力的优美文字给我深刻印象，他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认知使我敬佩。他的新闻作品追求新闻当下性与写作永恒性同在，对新闻人和文学人都是启发——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沉甸甸的时代！

——胡舒立（著名作家、媒体人）

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梁鸿（著名作家、学者）

写作即拯救，至诚则无惧死亡。袁凌对死亡的凝视，不仅是庄子式的敲骨诘问，还透着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的沉思。这是写作者更广大的视野，死亡将以复活重现，受难也在唤醒悲悯和善。这是袁凌向死者偿还的债务，替我们所有人。

——叶匡政（著名媒体人）

【目录】

卑微的力量 （代序）

第一辑：卑微者

血煤上的青苔

尘

北京局外人

九岁女孩和奶奶的命运门槛

第二辑：出生地

寂寞沂蒙

在地雷上寻找家园

汉水的祈祷

大凉山生活：日常的和忧患的

第三辑：生死课

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兰考弃儿

高墙内外的留守

砷冤的赎价

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大数，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王多权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去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20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幸存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初一个月，他总在想着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7年。7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卑微的力量（代序）

一

小时候，外婆是院子里*沉默的人。

外公端着随时会教训人的烟杆，穿对襟大褂的身影笼罩了整个院子。外婆却是搁在角落里的一把干柴，没有多余的水分和气息。声音也消失了。在人前，她是穿过屋顶下光线的一粒灰尘，是外公烟锅里揉碎的烟叶，只有消逝的一丝苦味。她活在世上的时候，像是已经过世。生下了所有成家立业的舅舅，却像是辈分*低的人，无人传递她的姓氏，我这个外孙，不知道她的娘家和名字。

但一个坚实的身影和一缕无尽温暖的气息，留在我的记忆里，比其它的大事更长久。记得那年我的生日，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连同妈妈和我自己。外婆却把我叫到院角，把一个煮熟了冒着温热的鸡蛋递到我手上，告诉我今天满六岁。这个鸡蛋，是从妯娌们拿的供养中存下来的。心中没有数字的外婆，记得院子里所有孩子的生日，用自己小小的物力，为他们留着一个念想。

另外一次，外婆和大舅娘在出猪圈，我在圈旁玩耍。我喜欢开春时猪圈被翻起来，散发出一冬储藏的气息，含有玉米杆和茅草的芳香，却又混着一种深沉的腥味。外婆使着薅耙，挥动胳膊的姿势坚实有力，跟我平时在院子里见到的大不相同。或许在人多的场合，她主动缩小了自己。忽然，外婆的薅锄碰到了什么东西，她弯下腰在粪里捡起了那个东西，看了一下，扬手向着我扔过来：“拿去吧！”

那个圆圆的小东西划出一道闪光的弧线，落到我的脚下，是一枚一分钱的硬币。这是世上能有的*小的钱了，不知被谁丢到了猪圈里，但它被外婆的手从粪中拾起和抛给我的时候，却熠熠发光。外婆弯腰拣拾钱币的姿势很郑重，抛掷给我的手势坚决有力，吩咐的语调铿锵，不容置疑，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比那一刻更有力量、决心和权威的外婆，像是瞬间获得了魔力。

即使外婆变成了泥土，院子*终消逝了，那个鸡蛋散发出的温暖气息，和那个抛掷镍币的坚实姿势，却会一直留在我心上。

在童年，外婆这一代的有一层人。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实际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里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

相比起那一刻在猪圈里挥手的外婆，妈妈是个生疏的魔术师。爸爸不在场的情形下，她试图用家中短缺的劳力和物质，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她的道具不够用，常常捉襟见肘，四处露馅。她的手法是一味节省，省到尽头，仍旧面临无粒之炊。她拿不出外婆给的一个鸡蛋和一枚沾粪的镍币。冬天到头，阁楼只剩糠秕，铁锅无从修补。当贫穷无望的年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她仍旧不能放弃，当着孩子们哭泣，只能把泪水留给枕头，织进针线。

在妈妈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省的，连同衣服上一粒灰尘，因为要用挑回来的水洗掉。没有理由是可以用于放弃的，即使锄头奈何不了老天爷，那也要挖个坑给他看。

当我成年以后开始写作，我*先想要继记叙她们，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她们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也够不上无名英雄。像土地一样，不反射光线，但质地无可怀疑。她们又是田地中的脚印，收集了汗水和收获的重量，标明世代生活的路径。没有她们，我无从确认真实和方向。

不论走出多远，我的文字小径是从他们开头。

二

十四年前，我放弃学院的道路投身记者行当，面对一个隐晦却严峻的矛盾。

作为采访者，我和同行们接触生活现场的机会比常人多，几乎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不是任何一种生活，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当事人。从到达现场到离开，有限的周期里，他来不及参与当事人的生活，触及他们生存的质地，就已经离开，带走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的片段。奔波于别人生活现场的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不能算是一种扎实的经验，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个从事实际职业的普通人。写出的稿件，似乎具有某种意义，却又像承载它的纸张，逃不过朝生暮死。

入行之初在重庆，深夜接到一个离异母亲的热线电话，说女儿因为春游交不起费服药自杀，危险还没过去，想我赶过去看一下。午夜我打的到了石桥铺，顺着黑暗弯曲的路线，爬上一个棚户区的半坡。这里没有路灯，也似乎没有正式的窗子，只有一些棚壁的缝隙里透出光线。我来到一座透出光线的屋子前，里面有胆怯的应答声。打开门，一眼看见整个屋里的情形。所有家中的器物放置在地上，从箱子、水桶到脸盆、床，绕了一圈。没有一件东西是安置在架子上的。在这些环形摆放的什物中间，有一张床，是母女二人睡的，似乎是屋子里唯一有色调的处所，暖色的被子下面，睡着一个少女。这也是屋里唯一的秘密。

我感到一种不安，这里所有的生活都陈列在我的目光下，没有回避的条件。我取得了这样的权利，打量母女生活的所有内情，连同因为缺少一次春游费服药的少女，现在只能藏在被子下，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头脸，我只看到她一团黑发。

这样的情形，平时我是不应该打量的，其中似乎含有禁忌，即使是她们贫瘠的生活中，也有着珍贵之物。现在我却取得了这样就近的权利，坐在少女的头边，听女人讲述离异后母女的经历。承担抚养费的男人忽然杳无音讯，她带女儿去南方寻找时，小偷从屋顶上打洞下来，把电视和一床毛毯，一件冬天穿的皮袄都拿走了，现在屋里因此没有电器。我感到迷惘的是，我的角色似乎只是一个倾听者，不知如何参与眼前的情形。我不能真正触及她们的生活，尽管所有的物品摆放在地上脚边。

第二天女人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报道，孩子怕传出去受影响。我生平中第一次夜间采访无果而终。那个屋子里地上的情形，长久地留在我记忆里，近在咫尺却又无从触及，曾经发生和未来面临的一切，无可补偿。我知道，看似有某种特权的外表下，我在深处是完全无力的。

同样是在棚屋里，我见到过被强暴生病死亡的幼女，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似乎一件让人无法面对，又无从愤怒的事实，让报道找不到合适的标题。在十八梯的石阶上，卖报的老人中暑死去，身上还穿着晚报统一的黄色马甲。一张登载了当天大小新闻的报纸，捂着他的脸，来不及追加上他自己的一条豆腐块消息。

即使是深度报道，受制于不短不长的周期，和题材领域的变幻，似乎在大集体时代，不断从一块生荒地转移到另一块地里，也很难说具有真正的深度。那些从网吧仓促敲击或者在宾馆艰涩成篇的报道中，所谓深度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人和生活现场充作了逻辑的背景。我和很多同行一样，以赶场的速度奔波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很难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见证了什么。对于那些卑微辗转的生活，我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证人。

在北京望京附近一间平房里，我见到一个非典过后患上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女人，她坐在炕上背对我，整理周围大大小小的药袋，这些是她作为接受医学试验的对象领来的，作为一个原籍外省的保洁员，她没有资格分享首都的医保待遇，也无钱接受昂贵的高压氧舱治疗或者置换关节。她的肩背没有抗议的锋芒，只现出微微佝偻中的重量，却使我无法面对这个背部。

在山西灵石，矿洞里还弥散着为了抢矿点燃炸药包的烟气，松软褪色的煤灰淹没了整个山地，清晨全村所有的担子围在仅有的一口深井周围，既像是犹有生机，更近于即将到来的衰亡。矿工的新坟土上，长短插着几只点燃的香烟，是他在世时光些许苦味的安慰。时间停顿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节奏里，而我们只能在这里住宿一晚，忙于回到县城，洗去钻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本身，载着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

即使是偶尔取得了轰动的新闻效应，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达成某种制度改良，仍无从改变沉默的背景，一时的效应很快在时光中耗散，没有存留之物。

有时我面对一张岁月亲自着手雕刻、没有省去任何刀工的脸，会想到，这位在底层生活，砌筑了社会根基的长辈，明明拥有比我深厚珍贵得多的人世经验，却甘于沉默，寄望于我替他们表达和呼吁，申述他们保留自己生活的权利。大多数时候，他们想要的权利，也无非是能够继续沉默地生活。

看着他求助的眼神，像当年的外婆面对外公痛击的烟锅，向身为孩子的我呼吁。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

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地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轰动和遗忘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漠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三

什么是他们的生活？在卑微灰色，不乏粗俗的外表之下，在看似单调的苦难和不公正之余，他们的生活，有无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国境线附近的稻田里，一位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一双沉重的铁皮板凳上，收割看起来比她高的稻穗。她的工作还包括带孙子、放牛、喂猪、做饭、缝纫、赶集、申诉。三十年来，她的双腿磨穿了十几双木凳，生育了两个儿女，造起一所房子。看起来她像是一个孩子，比她放的牛、割的稻穗、喂养的鹅、睡的床都低。但她在铁质板凳上磨砺的位置，却高于我们所有的人。

家乡的山沟里，一位在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年人，整张脸变为了青色，爆炸中的煤灰透入了他的面皮，“面具”再也无法摘下。但在这张黑暗的、透不过一丝光线的面具背后，他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知觉，重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从屋里的活路，到五亩坡地的劳作，养大求学的儿女，送走生病的老伴。在人们因为远方风景撂荒家乡的时候，失明的他成了这方土地的守望者。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绵绵匝地的青苔，铺成修复世界的小径。

在一副土屋里无法摆脱的床铺上，下身受创干枯的年轻人，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和十字绣，编织瘫痪休克的时间，供养自身和家人，让生活的灰烬重获骨血，甚至开出花朵。

生活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留下了仅存的立足之地，有时看起来相当于一条蚕、一匹围绕磨盘的牲畜、一个除了内心发条不能移动的钟表的位置。但在这个仅存的位置上，他们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比显眼舞台上的布景更切实。在一张小板凳上或一条山沟里，资源极度稀缺和国家意志的左右之下，他们对于人性底线和在世意义的成功维护，成就或许超出大张旗鼓的文化、信仰和时代变革。

这是由于他们贴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消费体系追求的舒适更为可靠，也更诉诸内心的直觉。先圣孔子认为，文明丢失之后，应当到乡野中去寻找。时代意识喧嚣沉沦之际，重建人性和文明根基的力量，来自于卑微的田野地面。

面对他们收敛、俭省与沉默的生活，需要和他们一样降低内心，克服不适，贴近日常生存的质地，寻回对供养我们的物质的感觉。

需要一种同样节制、朴素又内向的语言，在人性的地平线面前保持缄默，让不可言说的自行发声。像面对棚屋地上陈列的物什，和床上干枯的年轻身体，唯有倾听，放弃表达。虽然表达，是我唯一磨炼的技艺。

我想完成这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为卑微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