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

· 来自中国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的深层分析；

· 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夏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既高瞻远瞩，也与中国政策实践如影随形；

· 经济形势、互联网金融、地方政府债务、城镇化、三期叠加、外汇储备。不论是当下经济热点，还是历史顽疾，夏斌都从理论与政策的高度给出了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是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夏斌长期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战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中国经济政策变迁背后，频现这位国策顾问的思想影子。

身为高层智囊，夏斌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全球治理与中国机会等问题洞若观火，为高层制定国策提供了众多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全面呈现作者一以贯之的厚实研究与深刻洞见，有助于公众看清楚处于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刻的真实中国之大势，同时也为中国如何避免陷阱、再续繁荣给出了自己的良方。

夏斌，现任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获奖情况：

《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贷款运行机制研究报告》论文，分别获1990年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二等奖；

《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论文，获2002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

专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获2011年第一财经、信诚基金年度金融书籍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奖”、上海市政府颁发的“政府决策咨询奖”一等奖。

学术方向：

主要从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研究。

前言

序章 经济改革的命脉在哪里？

上篇 十三五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第一章 创新与监管

十三五时期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认知和思路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监管

经济形势判断与调控技术的讨论

“三期叠加”背景下的中国金融开放

金融机构不要昧着良心赚钱

第二章 困境和对策

当前的经济困境及应急对策

对话金融界：纵论中国经济的15个问题

如何思考当前的金融改革

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

如何加快落实“改革决定60条”

中篇 改革大逻辑（十八大召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

第三章 战略与预期

对上海自贸区的认识与建设

国家战略及其策略实施

中国增长与地方债务

稳住经济局势，合理引导预期，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调整

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第四章 谈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

如何思考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

金融改革为什么滞后？

顶层设计：原则、内容与方法

下篇 中国路线图（十八大之前）

第五章 形势和思路

当前的经济局势与政策

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与相关建议

2020：中国金融战略的主要思考

房市调控，路在何方？

中国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

在维护复苏趋势中，着力“消费主导”的结构调整

第六章 失衡与平衡

G20后的中国路线图

从全球通胀到美国危机

论经济失衡：以政策组合拳遏制中国宏观经济的“三过”

中国外汇储备最优应为7000亿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附录

化解四大国有银行风险的一揽子建议

防范和化解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可行性和策略选择

经济改革的命脉在哪里？

本文讲这6个问题，也是6个观点。

一、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通俗的判断，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

现在市场上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混乱。就像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开头所讲，对农民运动形势的分析，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好得很”和“糟得很”。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这样，为什么？

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新名词、新概念太多，很多专家在论证、解释概念，但是市场一点不领情，加上近

此文基于2015年9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67次内部研讨会上发言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信号混乱，改革措施的出台市场又等不及，总感觉有的改革怎么还不出方案，引起市场上判断的混乱，导致投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特别是一些有钱想投资的人在犹豫。投资者的犹豫直接影响了预期。不稳定的预期对稳定增长增加了负面影响。

我认为，在形势的判断上，我们的用语、用词一定要讲究。所谓讲究，不是要推新的概念，不需要花哨，而是要朴实、准确，要符合哲学上讲的“质的规定性”。既然是对当下形势要做出准确描述，这一描述就不应该包括过去模式的特征，也不应该包括对未来发展模式及其动能的刻画和前景瞭望。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引导和稳定预期。

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汇报时的判断。从2011到2015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我的判断没有变，也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 “调整”两个字。其实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时期都不曾回避用“调整”这个字眼。

讲调整，核心是讲什么？就是原来那套发展方式所支撑的制度、政策不行了，需要调整了。这一点，在党中央国务院文件里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已讲了很多。我们应该很准确地判断出当前的形势就是调整时期。进一步就要判断，既然是调整，就要向国民讲清楚，坦然承认调整意味着什么？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的压力可能会加大，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就是速度要下来，破产企业数量要增加，失业要增加，经营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

调整，意味着一些风险会出来。市场上130多万亿的M2（广义货币），GDP就60多万亿，曾经这么多的货币供应，当速度下来时，风险自然会暴露。

我认为，在讲问题的时候，同时应该很坦然地向国民讲清楚，即使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高。当然所谓高，不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是即使是6.5%或者是6%的速度增长，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在大国经济体中间，我们跟美国、德国、日本、欧元区比，6.5%、6%是绝对的高增长。我们不能跟津巴布韦、柬埔寨等小国比。那没有意义。

为什么能绝对高增长？

第一，中国的增长潜力还仍很大。第二，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了不少财富。政府应该向国民坦承，政府有信心帮助大家在调整中克服困难。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即使砸锅卖铁，能不能在调整时期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基本的就业，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只要守住就业和金融这两条底线，再把问题和困难彻底向市场和国民讲清楚，我想速度下来一些，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把调整方向、任务和目标向市场讲清楚，如：怎么调？调到哪里去？结构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样？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其实本质上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如果这些问题讲清楚了，同时大刀阔斧搞改革，配上及时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聪明的市场明白了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前景，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投资也会比现在多。

现在舆论是有的讲好，有的讲坏，一般的投资者看不懂，听不懂，于是就慌了。我认为政府应该去把这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与问题又遮遮掩掩，不敢面对。而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20万亿债务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在对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重组时，发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过于乐观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6%、6.5%还是7%，其实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对此敏感的只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关心宏观数据，比如说GDP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生产价格指数）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市场上专家马上可以长篇大论，炒作概念了。大家仔细想一想，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跟你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当然可能各行各业不一样。

往往是媒体、专家在不停地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很有强，我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可能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

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

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出现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美国大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看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我并不认同政府随意地大规模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会因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其信心会下降，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引导与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四、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最大的外部环境变化。怎么调整？其实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讲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时，是在讲总量、讲结构。讲创新、讲企业家精神，是在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占GDP比例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也一定是确保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的根本性调整。

最近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与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对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需紧迫采取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得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尽管对中国居民消费率高与低学术界还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以示强调。多少年来，政府下发了这么多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如何加快居民消费的综合规划。这方面内容很多，包括：加快解决医疗、养老问题，加快土地改革中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解决城镇化战略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奢侈品、品牌消费品在国内的消费问题等。

五、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

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因为是不定型的渐变、转轨。我们还需比他们多考虑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事情很复杂。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 000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 000份。一年365天，可以想见，他们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中国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

但现在又不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靠制度建设。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目前最重要的评估，应是对近几个月以来股市和汇市波动进行反思。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

失速是个不容易定量的概念。我认为，相对于社会动荡而言，GDP跌到6%未必会失速，跌到6.5%未必又不是失速。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安排，看人们的预期。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说了几年的“调整”已被耽误了不少时间，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是关键，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还是应该尽力。

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也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但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的结构和改革问题。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因为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有些地方平台的庞氏骗局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儿”，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儿。怎么办，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如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如中小企业和民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要加快国企改革。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转型调整”和“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

六、怎么办？

改革的内容涉及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仅讲5点意见。

1. 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要赶紧剥离，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它们新的投资。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加重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可以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出表”。然后，这块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原则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承担。中央可以先承诺承担一块，剥离的事就可以赶紧办起来了。

2. 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特别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大头，从总量上讲这远远比抓创新、抓新业态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要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脉。金融是核心，但不是当前中国整个改革的关键。具体道理，在此就不展开了。

3. 基于中国潜在增长和国力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国庆长假时中国流动旅行人口达7.4亿人次，你想想多少人在坐火车、坐飞机、吃、玩。政府债务压力大，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欲望没减弱。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深挖减税的潜力。

4. 认真反思今年股灾和汇市波动中的教训，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当前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抓紧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庞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是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但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部分管制，僵尸企业要出清。

5. 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不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要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允许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

……

中国改革开放37年中，国民经济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长周期。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2007年上升到14.2%，到2015年GDP增长下滑到6.9%（下行仍在过程中），为第三个长周期。正是在这一周期中，中国经济“超级繁荣”，逐年赶超“工业七国”（可以说超美国，只是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由1998年的48.7%降到2014年的20.5%，中国由1998年的15.96%上升到35.9%。在这一周期中，中美两国的贡献度几乎颠倒过来。

也正是在这一“超级繁荣”的背后，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工生存问题，房地产泡沫，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与政府债务巨高，金融系统性风险集聚，经济已不可持续；生态全面破坏；官场腐败严重，社会伦理被冲击……中国又一次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境地。

从纯经济角度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过“超级繁荣”，现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老大（美国）危机一下，我们就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趋势了？为什么曾经增长中的兴奋、欢笑，似乎顿时收敛，一下子进入要强调信心，不能沮丧、不能唱空的情景？这里，肯定有经验，更是有沉痛的教训。尽管历史不会重演，但如果认真研究这一期间政策制度的演变、决策的过程、学者的不同声音，不是也许，而是肯定对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大有益处的。人类社会就是在历经这样持续不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思、总结中，才得到延续并发展。

基于此目的，本书集结了笔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的文章、内部报告及公开演讲。为使读者有现实感，全书文稿的排序，是由近渐远，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稿；其次，是十八大召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文稿；最后，是十八大之前的文稿。且，每篇文稿有一个简短的背景交代：当时国民经济的背景和经济政策研究界的舆论倾向是什么？笔者是怎么思考的、建言的？在文稿编辑中，除就个别标点符号、文字做了纠正之外，对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一律忠实原意，保持原貌。

作为谏言者，笔者始终将自己定格为政策经济学者而非理论经济学者。追求的目标与任务是，自己的思考、观点，应该能从一国经济的发展、政策制度的演变史中找到影子，能见证历史、影响历史。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因此，面对鲜活的经济世界，政策经济学者的研究，必须要强调原创性，绝不“嚼人家已经嚼过的骨头”，说人家已说过的观点。其任务也绝对不是拿当代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简单地去解释、去描述活生生的经济世界，更不是去一味地“捧场”，诠释领导的“讲话”。而是应该：第一，发现问题，即思路敏锐，见微知著，察青蘋之末，不断捕捉与提出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第二，准确判断，政策研究要真正经世济用，面对每天变化的经济现象，必须能透过现象抓本质，准确判断经济大势发展中的新特征。不简单停留于对某一观点进行实证分析、论证。第三，政策研究不能仅限于回答“应该怎么办”，也不能仅是浮光掠影地去评论、批评，而是应重点提出“具体怎么办”的可操作性措施。以上，是笔者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心得和心愿。也是本书每篇文章、内部报告、演讲所想体现的特征。但事实是否如此，只能由读者、由历史去评判了。

同时，借写序机会，想给读者交代，笔者重点强调经济政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时，丝毫不意味着轻视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当今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恰逢其时。因为从世界历史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长历史周期。在此时期，主流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已频现乏力，理论创新的土壤渐厚，时机已经到来。从经济学演变看，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的崛起，导致产生了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最初发迹中的各种矛盾、困惑，推动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产生和边际学派的出现，在马歇尔手中完成了由古典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美国的崛起，使汉密尔顿经济思想和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盛行。德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历史学派的演进和其在德国的学术统治地位的确立。当今，中国的崛起，毋庸置疑，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如何解释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大变化？如何探索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提出改善和建立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已成为经济学界理论创新面临的首要课题。然而，迄今的新古典综合和经济发展理论似乎又难以揭示体现国别经济或者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规律。经济学理论急需创新。这也是2015年我和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起并成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初衷。

纯理论创新，有其自身的“实现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知识路径”（卡尔·门格尔）。经济学说史上曾发生过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依笔者之陋见，其实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争议的实质已跨越经济学，涉及了经济学背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冲突。奥地利学派强调的经济学规律或经济科学不是斯密时代古典学派所认为的“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卡尔·门格尔语。以下奥地利学派的引语均为卡尔·门格尔语），而是“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中的规律”。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是在“研究国民经济的历史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学科”，这三者中理论部分的经济学，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而不是探究被卡尔·门格尔批判的历史学派的理论缺陷，是研究“具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然而，此争议似乎又不在一个焦点上。历史学派强调的研究对象恰恰就是“国家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在卡尔·门格尔看来是经济学中“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三者中的经济史学和应用经济的研究。由此，经济学史上“方法论大论战”，除去在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上存有争议之外，似乎给予我们后人启示：什么是理论？一种可行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是否有时空边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说，存在一定的相对时空局限性但是确实又能解释一定条件下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知识，是否就不能叫理论？对此，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回顾经济学史上的“方法论大论战”，当今中国学人想从经济学理论上总结抽象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秩序和变化趋势的30多年“中国奇迹”，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确，你是研究一般经验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研究普适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经验的归纳和阐述，可能不仅仅限于经济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往往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如果不按经济科学研究范式研究，仅是想阐述和实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过程，那是属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也许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论”研究范式下，基于国民经济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基础，去抽象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论。如，对转轨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外延的争议等。不管怎么说，以中国奇迹与世界变化为背景，是研究国别的“一般经验”，经济史学还是按照经济科学规范去创新发展当代经济学，改善和丰富经济理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学人，在研究之初，需要有非常明确的立意，否则容易做“无用功”，起码不易为国际经济学术界所承认。

讲到这里，需要顺便对读者说几句。看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要学会辨别：其是在做政策研究还是在做理论研究？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依据某一经济理论在做时政经济评论、批评？对研究“中国模式”者，要学会辨别：其是在总结理论规律、丰富经济科学？还是在总结一般的经济发展经验包括非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阐述国别、主体经济史？了解了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恐怕就能理解为什么“10个经济学家有12种观点”。

37年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其中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宏大的经济知识源宝库。笔者认为，只要谁能去努力挖掘，不管对于进一步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方法论之争，还是对经济史学的研究、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分领域的应用经济政策制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最后要特意致谢的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先生，中信出版社资深策划编辑黄维益女士，把我几近七零八落的文稿及演讲稿，按适应读者及出版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有逻辑的编辑。对此，笔者早已向他们多次表示了感谢。依照出版习惯，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