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半个世纪前，东亚经济体和它们如今展示给外部世界的面貌大不相同。1在熟悉该地区的人们看来，这些经济体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日本走在最前端，1955年时它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进而切实迈上加速增长之路，意欲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自身的经济提升到世界第一。在1961年，大多数日本家庭已经拥有电视机和其他许多耐用消费品，但是拥有汽车的家庭很少（不到5%），而且使用的四轮车（包括客车和货车）总数大约只有200万辆。直到1968年，日本东京第一座摩天大楼——36层的霞关大厦，才告建成。同一时期，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仅略低于日本（见表 Ⅰ.1），但收入不平等程度颇高。香港岛和九龙的山坡和大块平地上，遍布成千上万从内地涌进的人口搭建的棚屋，这些住房极易遭受泥石流和火灾的大规模破坏。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政府的大型公共房屋计划顺利开展：窝棚消失了，代之以高大的水泥公寓楼，配备自来水和厕所，只不过至少在初期阶段这些设施还非常简陋。和香港地区一样，新加坡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刚刚才从马来亚共产党起义中摆脱（起义以1957年马来亚独立正式告终），即刻又卷入一场与印尼不宣而战的战争（从1962年持续到1966年），在此期间，新加坡最初曾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随后于1965年被逐出。劳工冲突现象在60年代初的新加坡比比皆是，当时几无踪影的经济活力，却成为自60年代后期起该国的一大特色。马来亚（不久改称马来西亚）1962年出现的相对繁华，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英国留下的橡胶、锡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就当时而言）。菲律宾的人均收入也接近马来西亚，但是政治纷争很快产生了当权者，紧接着，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令该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1961年，台湾地区进行上年度政策调整，准备开创30年的蓬勃发展局面，尽管几乎没有具体证据显示繁荣即将到来。我首次造访韩国是在1969年的冬天，当时韩国已经急速增长了6年，虽然在一个访客眼里，那儿也没多少财富增加的痕迹。我们入住的酒店约有10层，是汉城（后更名为首尔）最高的建筑之一；另外就是街上车辆稀少。即便在1972年我到韩国发展研究院工作，帮助该院启动研究计划之时，所见的汽车也仍然寥寥无几。譬如那年夏天朝鲜派遣代表团前往汉城，研究院就被要求：要在该代表团来到城里时接连不断地出动自己的车队，好让他们觉得韩国拥有的车辆远比实际情况多得多。20世纪60年代初期，与贫困地区人口实际生活水平更相关的农村婴儿死亡率，是每1 000个新生儿中有超过60人死亡，2这一数字足令韩国农村跌至当今世界所有这类国家的倒数第5位。
这方面的另一个极端是缅甸，其1958年的一场政变使军人集团手握大权，从此国家进入军政府执政时代，并且直到最近仍在扼杀经济增长，压制开放的持不同政见者，“收益”是少数人的特权（主要在军队）。1962年的越南实际上已身陷漫长的内战。西贡看上去很像一座恬静的法国省级城市，但是只有一两条公路延伸到城外，而且安全驾驶区域仅限白天靠近城市的地方。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战略村”，村庄被铁丝网重重围住，貌似是想切断村民与暴动之间的联系。老挝也早已投身到内战。至于柬埔寨，不过是在享受越南战争和红色高棉暴风雨波及前的宁静。
印度尼西亚仍然由总统苏加诺统治，他在国际事务上长袖善舞，可印尼经济却在不断恶化。年复一年，印尼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呈负数，除了一直在飞速上涨的物价。在政策方面，印尼卢比严重高估。我有个香港熟人，曾愿意在香港用美元兑换成卢比递送到我在雅加达酒店的房间，汇率几乎可以令我们的印尼行程变成免费，但这很可能会让我们在印尼蹲大牢，因此我谢绝了那份好意。雅加达唯一的新建筑，是为迎接亚运会而由苏联兴建的体育场馆。大多数雅加达居民（有钱人家除外）居住的小村庄都用栅栏圈起来与马路隔开，所以观光游客从机场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很难见到他们。
最后谈谈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是不能去中国的。中国方面不会给他们签证，假如有人不知咋地搞到签证游历了中国，美国会没收他的护照甚或更糟。香港是我所能接近离中国内地最近的地方；然而，1959～1961年席卷中国的大饥荒，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62年初一个短暂时期内，中国政府停止执行香港过境禁令（只有少数人有通行证），于是大量人口涌入这块殖民地，我得以采访了其中的一些人。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过去3年里已有上千万人死亡，因为那些成功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人都挺健康。当我终于在1974年首次踏上中国（内地）土地，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低于任何其他东亚经济体10年前的水平（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为641美元）。在北京和上海，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只配备给极高层干部和外国游客。自20世纪50年代起，这两座城市新建筑物并不多。
时间快进到半个世纪后的2012年。东亚不少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下。其中包括缅甸、朝鲜、老挝、柬埔寨和蒙古，但即使后面的三个国家，平均收入也是它们半个世纪前的2倍。3至于本文重点研究的其他10个经济体（算上日本是11个），其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日本、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已经跻身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韩国20世纪90年代加入了第一世界经济体的俱乐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仅从经济水平来看，台湾地区也够格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五个经济体的城市内，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街道和公路上挤满汽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农户家庭要么根本不存在（新加坡），要么占不到总人口的10%，它们界定的贫困线远高于世界银行设置的每天2美元标准。
不过，并非只是“四小龙”和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印度尼西亚、越南（1989年至今）、泰国和马来西亚，其人均收入都出现了4～8倍的增长。它们的城市同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虽然农村人口仍然占较大比例，贫困人群也比那五个最富有经济体多得多。在按1961年标准计算相对富裕的国家中，菲律宾的收入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增加了1倍，算是最滞后的。再看看中国，其人均收入在从1979年算起的近30多年里，上涨了超过17倍。中国已经崛起，不再显著贫穷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许多地方，而且还赶上或超越了东南亚大多数较为成功的经济体（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甚至还更加富裕。使用官方汇率将人民币表示的GDP换成美元，则2009年上海1 900万人口的人均GDP为11 8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数字将近翻1倍（超过2万美元）。
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实现的增长率，极少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除少数特例外）？为什么该地区有些经济体发展得比别人好？为什么最富裕的经济体最终都放缓了前进的脚步？我不打算花时间关注那些毫无增长或是龟速发展的经济体。缅甸和朝鲜为何表现糟糕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国家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军队武器装备，或是支撑军官阶层的生活模式，就不太可能取得多少GDP的增长（如果有增长的话）。
要回答以上问题，最有助益的做法是，先看看该地区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率，而不是人均GDP的美元数据。GDP增长率列于表 Ⅰ.2。关于表中的数据需要注意几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有10个经济体已经取得20年甚或更久的高速发展，其人均GDP增长率在4%或以上。未能实现持续时间内高人均GDP增长的国家，主要是由于深陷战争或政治动乱（老挝、柬埔寨），或是直到最近仍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蒙古），抑或是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绝了起来（缅甸和朝鲜）。而在20世纪后期大部分时间里表现较差，又并非因为卷入战争、政治动乱或极端压制的国家，是菲律宾。我会稍加留意菲律宾的经历，但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其他很多表现欠佳的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共同点：过分强调以进口替代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且政治制度导致领导层更热衷于寻租而非发展。文莱则是一个以油气为主的苏丹小国，经济会随着它的一个产品的价格起起落落。
不过我的主要重点，集中于那10个在经济上已经获得实质性成就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这五个经济体发展迅猛，直到人均收入突破13 000美元（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然后放慢速度但继续增长并缩小了它们与最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截至2011年，它们的人均收入都已超过3万美元（以当前购买力平价计）。实际上，日本、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已经完全填补了上述差距，进而跨入世界最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第二组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实现持续时间的高增长，人均收入提升了5～8倍，却因遇上经济难题从而放缓了增长。马来西亚位于该组的高收入端，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1年人均收入逾13 000美元，然而其经济表现在（尤其是）过去10年里一直低迷。越南处在人均收入的低端，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导致它于1989年才开始迅速起飞，2010～2012年又做出了危及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选择。5这组国家全部在东南亚地区，但四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点都十分显著。
最后是中国，它单独成为一组，部分原因是它比其他9个经济体的总和都大（人口将近它们的2倍）。中国的GDP一直在一段更长时期内（超过30年）更迅速地增长，但是它的人均收入起点远低于其他经济体，而且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没达到15 000美元以上（除了少数富裕城市）。由于中国需求方面不寻常的经济结构，因此要在过去10年内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政府主导型投资，能够支撑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晋升到高收入位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没人能提出真实的先例，可指导我们评断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长期表现。这个话题将在最后一章加以讨论。
我已经说过，本项研究着眼于解释东亚众多经济体的GDP高增长率。正如许多分析人士多年来指出的，高的GDP增长率并不必然意味着，那些经济体的大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说法，主要意思是增长仅有益于有权有势者。然而东亚的情况并非如此。那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开始发展，主要是受了战争的影响。其中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台湾地区，而日本和台湾地区直到现在不平等程度都很低。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叛乱和政治变革遗留了不公平的财产所有权，这些财产性收入导致了更高的不平等性。
经济从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开始发展，并不总能保证可以一直处在低的不平等水平上。表 Ⅰ.3列出了近年来的收入分配数据。在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较不平等的经济体之一，虽然情况不如巴西那么极端。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可能也经历了不平等的加剧，实际上，该地区所有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都远远超过拥有强大社会福利计划和累进税的瑞典。本项研究并不打算定量评估这些经济体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不平等变化。众所周知，有关收入分配的数据很容易出现偏差；而精确估计不平等变化对于本研究提出的观点并不重要。
本项研究所探讨的经济体，纵使50年内都遭遇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可它们大部分最贫穷的公民也从GDP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好处。譬如中国，虽然不平等现象大概是该地区最严重的，但在1978～2011年间，其20%最低收入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两番。底层20％城市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在30年改革期间增长了超过6倍。6中国最贫困的两个省——贵州省和甘肃省，农村平均收入涨了5倍；至于城市平均收入，甘肃上涨5倍，贵州上涨8倍。所以，在寻找GDP高增长率源头的同时，我们也要剖析，这些经济与社会发展如何改变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尝试了解这10个GDP增长率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共同之处（不包括亚洲大陆东端的日本），以及它们异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点。其余的讨论按下列方式划分。第一章重点探讨这10个经济体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很多研究东亚快速增长表现的论文，均引证儒家传统来解释它们的高增长，诚然，儒家价值观的确存在于所有这些较成功的经济体内。这些经济体中的6个，其大部分人口都共享儒家传统；而另有3个经济体，则由大量持相似价值观的少数民族组成。这些少数民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可能相关联的儒家价值观究竟是怎样的呢？过去学者们主张相反的观点，即儒家价值观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很明显，儒家价值观并非这些经济体内唯一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社会与欧洲、北美的交流互动存在重大差别——一些是彻底受控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殖民地（菲律宾由美国操纵），一些是从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中国和泰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持续到1989年苏联解体的冷战，又引发了其他类型的交互作用。甚至最随兴的探讨都表明，历史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如各自不同的历史深刻影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在第二章，我转向分析从经济增长的各种定量研究中，人们能学到哪些东亚经验，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了世界所有经济体的跨国比较，至少包括那些可获得相关经济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适用于这项探索的方法有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其他许多备受关注的学者过去20年来的跨国计量经济学研究，以及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首创的增长的跨国分析。本书不准备系统性地考察跨国定量比较派的所有主要作品，这些作品数量太大，不过我们确实需要问一问：这些研究结果向我们论述了东亚地区的什么情况。这类文献是否透露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关于发展的新事物，或是基本证实了那些经常被提出、但却从未得到统计检验支持的观点？
超越这些历史和定量数据的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着眼于这10个经济体如何进行管理。具体来说，我关注政府在GDP高增长时期之前、期间和之后所扮演的角色。一个时常用来形容政府在该地区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比喻，即“雁阵模式”。在这一比喻中，实行国家干预性产业政策的日本被视为领头雁，其他经济体排成V形尾随在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大大影响了这个地区的一些经济体，我会花部分篇幅回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历，以及干预性产业政策对于它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程度；但这种政策与香港地区的良好表现没什么关系，对新加坡的发展也不起多大作用。我还会考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如何进行国家干预。在这三个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远逊于东北亚各经济体。特别是印尼，一项激进的国家产业政策往往就是一场灾难，这是在苏哈托执政的大部分时期，负责经济政策重要部分的经济部长都公认的。鉴于印尼的传统和有限的人力资本，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措施对它尤其不合宜。
第五章讨论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它们的发展战略与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极为相似，但它们是从非常不同的出发点开始进入高增长期。首先，它们不得不废除采自苏联的经济制度。此外，它们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时，那套在雁阵模式鼎盛的20世纪60～70年代主导世界经济的国际经济体系，已从许多重要方面发生了改变。
以上三个阐述东亚不同经济体实际经历的章节，并不试图涵盖它们在这段高增长期内所有方面的发展。我着重关注各个进化阶段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起了核心作用。文内只简要介绍了这些经济体的农业部门发展。农业之所以极其重要，主要是因为农业乃这些经济体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依（至少在开始井喷式增长的初期），但农业政策变化显著诱引经济高增长的案例只是少数。农业增长最初对于高增长表现至关重要的个例，是处在市场化改革方案第一阶段的中国和越南。出于类似原因，我不打算过多探究社会福利政策，或上述许多经济体中匮缺福利政策的情况。这一缺陷以及后来逐步引进社会保障网络的努力，是东亚人关于自身权利的一大主题，但并非触发高增长期的关键所在。有人会说，降低福利支出、压制工会活动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因为这导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然而本研究认为，造成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主要是其他原因。
最后一章探索何时以及为何，这些快速追赶增长期最终都结束了。该章一开始就分析高增长期为何以及何时已告终止，首先考察那些极高收入国家，然后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并讨论这种经济放缓到底是东亚独有的现象，还是乃所有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中等收入状态的经济体共有。接着投入大量精力，尝试解析不久的将来要面临的一大议题——中国的高增长热潮会在何时褪去。
最后，我用一段简短的陈述，解释本项研究使用的各种证据以及分析方法的性质。历史定量分析借鉴了不少学术著作，偶尔也参考特别熟悉某些问题的学者的论述。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同样吸收了学术作品的精华，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也借助于采访所述国家的经济计划主要参与者。这些章节还汲取了我与该地区各政府合作时获得的经验。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但很多时候我也积极参与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的政府经济政策工作。我对经济政策和其中一些经济体的表现的许多认知，来自于这种参与性观察。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小角色，可我时常又与东亚经济发展大戏里一些最重要的演员同台共济，因而能够从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观察他们的贡献。
本文总体来说采用了历史研究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介绍该地区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尝试找出共同的模式或这种经验上的缺失。文中描述了既存的制度和推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和制度产生的或好或坏的结果。我没打算对这些推断因果关系的陈述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毕竟样本太少。不过，历史分析法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这些经济体做了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以及最后出现了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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