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厉以宁、何帆专文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各国两个主要的政治目标。
《生活水平》介绍了一种看待和评价生活水平的特殊方法。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生活水平”，怎样刻画“生活水平”，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阿马蒂亚·森和其他一些英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是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奖，是关注最底层人民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1943年，他9岁时，家乡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9岁的经历是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1959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他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他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著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印度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多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在倡导民主治国的今天，他的著作对中国学者有积极的现实研究与指导价值。

丛书序一（厉以宁）
丛书序二（何帆）
撰稿人
序言

第1章
生活水平（第一讲）：概念与评论
阿马蒂亚·森
竞争性多元性与构成性多元性
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
效用、对象与评价方法
效用即快乐和效用即幸福
欲望与环境
选择与评价
财富、商品、功能性活动和能力
相对与绝对
多元性及其评定

第2章
生活水平（第二讲）：生活与能力
阿马蒂亚·森
计量与动机
需要、指标和基本问题
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
价值评估与功能性活动
不同的评价方面
功能性活动与收入
能力与功能性活动
结束语

第3章
阿马蒂亚·森教授论生活水平
约翰·缪尔鲍尔
引言
深层次的经济背景
习惯
能力集合总结
个人与家庭
结论

第4章
生活水平：不确定性、不平等与机会
拉维·坎布尔
引言
阿马蒂亚·森和威廉姆斯的例子
不确定性与生活水平的效用基础观
不平等：事前与事后
能力与自由：事前与事后
力基础观中的构成多元性与占优推理
总结

第5章
商品化与生活水平
基斯·哈特
引言
西非荒漠草原
工业化英国的商品化
结论

第6章
生活水平：利益与能力
伯纳德·威廉姆斯

第7章
答复
阿马蒂亚·森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生活水平》：
人们理性地希望占有的商品（基本需要研究文献通常都选用这种方法）就是表示基本需要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美妙地与某种扩展意义上的财富以及对大众财富价值观的辩护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辩护易于接受？我们为什么必须——不仅从战略上，而且还要从基础上——关心财富，而不是关心人们成功地做事或者生存所需的手段？如果这个问题主要与人们所过或者能过的生活类型有关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它必然意味着“基本需要”应该用功能性活动和能力来表示。如果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被用商品需求来表示，那么，这种表示方式的衍生性和权变性必须得到充分地认识。如果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功能性活动和能力，那么，用商品需求表示的所谓“基本”需要就是手段意义上（而不是本质意义上）重要的。人们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才是主要问题。正如第一讲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为成就任何特定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商品需要有可能因为心理、社会、文化和其他或有特征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生活水平的价值在于生活，而不是对商品的占有，对商品的占有只是衍生、可变的相关性。
进行以上区分的目的不是要谴责“基本需要”法。其实，“基本需要”法在挑战过度强调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这种方法视为一种基础牢固的方法，那么就是一种错误。
……

坦纳讲座是由现为美国犹他大学哲学荣誉教授的奥伯特·克拉克·坦纳（Obert Clark Tanner）倡导设立的。用该讲座理事会理事们的话来说，坦纳讲座的宗旨是“发展和创造关于人类价值及其评价的学术和科学知识”。坦纳讲座于1978年7月1日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正式创立，后来在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犹他大学、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也在其他地方举办。
发表讲座的讲稿也是坦纳讲座要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犹他大学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斯特林·麦克默林（Sterling McMurrin）以《坦纳讲座论人类价值》为名结集编纂的系列丛书。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两次演讲的讲稿简缩本和他于1985年在其他地方演讲的讲稿一并被收入了该套丛书的第7卷（McMurrin，1986）。克莱尔学院的同仁们为了把他们负责的讲座的宗旨落到实处，决定全文发表阿马蒂亚·森的讲座演讲稿，包括在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者所做的点评。坦纳讲座理事会的理事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评审会的成员对我们的决定都表示赞同，本书就是因此而取得的第一个成果。
没有什么能够比“生活水平”更加直接地表达奥伯特·坦纳的意图了，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尽管政府并不总是用“生活水平”这个词来表述。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也已经成为被统治者的核心关切之一。的确，在民主几乎无处不往或至少几乎无处不向往民主的年代，就对现代国家及其或多或少有意控制的经济的期待而言，以及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生存状况的日益关心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和国防已经成为当今两个主要的政治目标。但是，由于生活水平最终成了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又由于难以精确地确定生活水平问题的症结所在，还由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技术复杂性不断提升—所有这些原因本身都与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国家的作用范围以及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断扩大有关，因此，在理解如何看待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伴随着更大的困惑和疑问。在这些问题上，常常越是看似众所周知的东西越是有人谈论，而且越是难以取得实际效果。似乎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最密切相关的人，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不过，阿马蒂亚·森是一个例外，他熟悉自己的研究主题的历史状况和各种各样的现代经济，又能作为专家和富有经济学研究技术创新精神的学者敏锐地感觉到经济学研究的道德和政治意蕴。他具有相应但几乎又是独特的能力来捕捉、联系和表达种种由“生活水平”引发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生活水平的意义在于生活”。这句话倘若意味着与某些流行的学术时尚相悖，还意味着凡是明确错误的东西必须予以摒弃，凡是依稀正确的东西则应该得到支持，那么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欣然—甚或就像人们对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的普遍看法那样郁闷地—含糊其辞。很多属于生活水平范畴的东西，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可能无法容忍实证研究的精确性。即便能够容忍，这样的精确性对于在政府里操纵受到条件约束的工具但只能间或控制条件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概念精确性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上，对于公民就如同对于社会学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阿马蒂亚·森的首要关切。在第一讲里，他批判了现存根据效用、收入和财富或者“富裕”来评价生活水平的方法；在第二讲里，他阐述了采用人类“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概念来考虑生活水平问题的理由。在这两讲中，他都阐明了论证绝不能局限于梳理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枝节问题。这一点可引入三个问题来加以说明。第一个问题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只是顺便提到，第二个问题到本书结束时仍悬而未决，而第三个问题则自始至终没有在本书中明讲。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没有看到定义生活水平和说明生活水平之间看似简单的区别而造成的认识误区，而产生这种认识误区的便利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困惑清楚地表现在了或许迄今仍是最旷日持久的关于任何实际生活水平的学术争论中。这场学术争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大约从1750年一直持续到了1850年。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Hartwell and Engerman）在他们论述这场学术争论的悲观主义理论基础的论文中区分了这场学术争论所涉及的三个不同问题（1975：193-194）：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抑或有所下降？倘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工业化，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仍能得到改善？如果工业化采取不同的进程，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也能得到改善？
正如冯·藤泽尔曼（von Tunzelmann）所言，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虽然就这样对生活水平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澄清，但转而立马就搅乱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就是那些相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士以及那些回答第二个问题—倘若根本就没有发生工业化，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仍能得到改善—是肯定的人士（von Tunzelmann，1985）。首先，完全可以毫不矛盾地对他们区分的每一个问题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即使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也同样可以认为，要是没有发生工业化，或者说工业化采取了不同的进程，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提升。反过来，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要是没有工业化，甚至会下降得更加厉害。（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似乎至少现在已经认为，一直到大约1820年，实际工资基本没变，后来才有所增长。）实际上，除了像切斯特顿（Chesterton）和贝洛克（Belloc）之流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不折不扣的怀旧者外，悲观主义者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像E. P. 汤普森（Thompson）那样的人，他们认为，生活水平确实是下降了；如果所有权和资本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如果在这方面或某个类似方面（即便没有明确界定）做得更加“社会主义”，那么工业化就能带来更多的福利。第二个群体就像哈蒙德（Hammond）之辈那样看待问题，他们更多是生活水平发展进程的不可知论者，并且相信：如果政府能够缓解圈地运动的影响，为非熟练工人规定最低工资，并且在使非熟练工人有能力参与合作的同时承认熟练工人挣到公平工资的权利。第三个群体包括冯·藤泽尔曼本人，他们认为，工业化要不是那么资本密集型，本可带来更多的福利并创造更高的增长率。
不过，正如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所看到的那样，有些悲观主义者由于没能区分“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更多的提高或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这样的反事实问题，以及“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了”这样的事实性问题而使得他们的论证变得难以理解。正如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答复基斯·哈特（Keith Hart）时阐明的那样，不但这些问题不同，而且肯定地回答反事实问题的论证也不同，譬如说，通过证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得到提高，并不一定就能对更具事实性的问题做出相似的回答。对这种问题的肯定回答取决于赋予人们某种做事能力的商品总供给的分配和利用。最近有一篇回答更加纯粹的事实性问题的文章就采取了这种观点，并且建议我们不要太在意可能没什么用处但肯定不可靠且难以解释的收入估计值，但可以关注各种走高的趋势（FIoud和Wachtcr，1982；Floud，1984）。这篇文章比较精准地抓住了商品分配的实质，并且通过集中关注商品所具有的一种效应使我们想到了阿马蒂亚·森的“功能性活动”和“能力”。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经常被称为“生活水平相对性”的问题，证明了概念精确性和阿马蒂亚·森所建议的区分的意义。这个问题清楚地出现在有关贫困的争论中，而且常常带有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在阿马蒂亚·森结束第一讲时提到的他那篇论文（Sen，1983a）以及他答复汤森（Townsend）对那篇论文的批评（Townsend，1985）的文章（Sen，1985c：161）中，他采用议论的方式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贫困—并且暗示更一般性的生活水平—“在能力的空间里是一个绝对概念，但在商品或者特性的空间里常常采取一种相对形式”。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些能力，如亚当·斯密提到过的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能力，是绝对能力。这样的能力倘若确实是值得具备的，那么对于每个人都是如此。具备这样的能力需要因时间和空间而异的资源或者商品，而不是能力本身。据斯密说，在18世纪末的格拉斯哥，不穿亚麻衬衫就不可能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而在20世纪后期的伦敦，据报道，一个被调查者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表示，没有能力表明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快乐，就不可能守住体面。
有那么多的问题显而易见，而且还能够接受。诚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言，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是一些难以解决或许是不确定的，但肯定是关键的问题，例如“像能否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能力是否有可能派生于某些更加基本的能力，如自尊的能力”的问题、“这样的基本能力是否可被有益地认为是正确的能力”的问题乃至“如果这样的能力（也许是‘绝对能力’）能够被明确地定义，那么它们的绝对性就在于人性或者习俗”这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总的来说，困难人人知道，但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两次讲座中以及威廉姆斯在本书和其他场合（如1895：152-155）都清楚地阐述了困难所在。基于人性的回答几乎肯定只能证据不足地说明我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需要决定和做的事。完全的非习俗需要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需要，但基于习俗的回答肯定会招来种种异议：“它的确只是一种基于习俗的回答”，“在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下，一种习俗是不能用来自我辩解的”—就像阿马迪亚·森、威廉姆斯和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人们只能屈服于习俗”，以及“保护习俗也好，不保护习俗也罢，到头来必然会因此而‘循环回复到’（威廉姆斯语，也许是指通过与其他地方的习俗进行比较）人性、现实利益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循环回复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威廉姆斯已经指出的那样，“一种生活的卓越性或者满意度并不像前提支持结论那样支持有关这种生活的信念”。一种“卓越的生活”乃至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它们的特点就是拥有这样的信念，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是关于本人性格或生活或者他人性格的信念，而是关于社会世界的信念”（Williams，1985：154）。生活水平的意义看来确实就在于生活。支持概念精确性的第二个理由并不是要回避这种事实，而是试图理解它的确切含义。
笔者要感谢克莱尔学院的同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弗朗西斯·布鲁克（Francis Brooke）和基斯·劳埃德（Keith Lloyd）以及阿马蒂亚·森演讲稿的四位点评者，尤其是正处在困难时期的阿马蒂亚·森本人，感谢他们在安排出版机会和准备研究成果出版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
杰弗里·霍索恩
（Geoffrey Hawthorn）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