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的终结

这是一部作者基于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对中国市场长期观察，以及和刘胜义（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刘佩琪（中国清洁能源合作组织（聚思）主席）、刘强东（京东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等领军人物的谈话碰撞而诞生的作品。有观点并且有趣，全书对中国能否通过创新，走出长期经济放缓的困境做了深入的剖析，认为中国在创新之路上已经从山寨阶段走向中国创新阶段，即将迈向为全球创新阶段。本书预测了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大趋势，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框架。

中国能否通过创新，走出长期经济放缓的困境？

雷小山认为可以。

毫无疑问，不止雷小山一人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步入创新阶段的人。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把4家中国企业（联想、小米、腾讯和华为）纳入其年度全球具有创新力的50家企业榜单。

雷小山认为，中国如今将开启创新之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而过去它之所以没这么做，也主要是还不需要。

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雷小山写道，在一个基本商品供应不足的国家，发展最先进技术的动力往往不足。如果靠山寨就能赚钱，谁还会去关心技术创新？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

在赢得向国内消费者提供基本商品的战役后，如今，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创新。由于供应基本商品这颗“低垂的果实”已被采摘，这些企业不得不开始在中国或国外市场攀爬价值链的更高端。

那么，这些转型的中国故事是个例，还是全局？创新力和个人主义是否正在亚洲崛起？

在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为了获得贴近事实的观察视角，雷小山与普通消费者、公司高管、极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创始人，甚至是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而言，确定不变的，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快速改变。

雷小山（Shaun Rein）

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CMR是一家世界前沿的市场研究、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其关注重点是中国市场。雷小山被公认为中国市场的战略咨询领军人物之一。雷小山也是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专栏的撰稿人，并且定期在《福布斯》领导者板块和首席市场营运官板块上发表文章。同时他也经常在《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经济学人》《彭博资讯》《投资家商务日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上发表文章。雷小山定期受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市场”节目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经常在CNBC的“财经论坛”节目、彭博资讯电视台、哥伦比亚新闻和CNN国际电台中发表评论。

前言
第一章 创新曲线第一阶段：山寨公司与低垂的果实
第二章 创新曲线第二阶段：新兴创造力
李宏玮，上海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
第三章 创新曲线第二阶段：续篇——为中国创新
生物化学技术与医疗保健
布莱特•塔克，贝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合伙人
第四章 创新曲线第三阶段：为世界创新
刘胜义，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网络媒体事业群总裁
第五章 北京咳：2013年1月
刘佩琪，中国清洁能源合作组织（聚思）主席
第六章 炫富消费的终结
英晟楦，雨果博斯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第七章 中国消费者阶层扩张
刘强东，京东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第八章 看世界
戴福瑞，去哪儿网联合创始人
第九章 食品安全：从鸡肉到咖啡
梁耀祖，甫田网创始人
第十章 寻找下一个中国

后记
致谢

第五章

北京咳，2013年1月

“我们到哪里吃饭？”我问我的同事本•卡文德。我朝对街望去，只看到一波黑暗。我们站在北京的中心商务区，香格里拉旗下的中国大饭店应该就在街对面，我暗自想着，但只能看到一堵雾霾之墙。

卡文德瞄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卡文德在菲利普斯艾克赛特学院上完高中后，念的是康奈尔大学，也是康大的划船队队员，他是我2006年初为CMR招聘的第一位同事。在我们创立CMR的过程中，一起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他不会轻易感到不安，更像块岩石。但此时此刻，就算是他，也看起来非常沮丧。

卡文德和我刚刚为一家B2B食品服务提供商完成了一个五年增长策略项目。这家公司的美国总部和中国运营团队的总裁都对项目感到满意。

我们想吃顿大餐庆祝一下。我们走出大楼找吃饭的地方，很快对眼前景象的震惊取代了刚才的幸福感。

空气混浊多沙，我们甚至看不到20米之外。本和我被沙尘吞没，这后来演变为北京2013年的空气末日，空气质量指数（AQI)飙到700以上，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合理水平高出30倍。
2013年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的时候，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300，立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北京当时是新加坡的两倍。洛杉矶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通常空气质量指数最高在20左右。2014年3月，巴黎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50，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巴黎市一半的车辆限行。

《每日秀》的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调侃北京的污染，说人们实际上可以咀嚼空气。斯图尔特并没有太夸张。但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对于越来越多亚太地区受污染影响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空气污染如此严重，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对生活的想法，以及他们优先考虑要消费的东西。比如说，CRM发现在中国电子商务飙升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中就有一个是人们尽量避免出门购物。他们尽量减少上街买东西的次数，因为他们担心沙尘会吸入肺里。有好几代人也不再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他们宅在家里，宁愿让快递员承受空气污染的危险。快递员的工资也在上涨，反映了空气污染的风险。一位来自江苏的快递员的妻子告诉我，她丈夫现在一个月挣1200美元至1300美元，而五年前一个月只挣150美元，因为“污染严重，现在这一行不好做”。

CMR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显示，中国人对污染的担心变得比对食品安全和其他产品安全的担忧更加严重，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担忧。比如说，尽管在线购买生鲜和生活用品这些概念，像亚马逊生鲜和在线杂货店豌豆荚这样的网站在美国一开始炒作得很火，但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不下去了，然而在中国，这个行业做得风生水起。上海一位38岁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跟我说：“我刚刚在山姆会员店的网站上订购了东西。我为什么要出去吸那个呢？”她透过被污染得泥泞不堪的窗户，指着外面的空气。

我的公司每年都会对15座城市的500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2013年，我们发现自2007年开始调查以来，对环境污染的担忧首次位列消费者五大忧虑之一。对环境污染的焦虑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及购物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意愿。土豆网的联合创始人方德思虽然还在做与中国相关的生意，但2011年因为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忧虑而移居温哥华。

“主要原因，”方德思走的时候告诉我，“是因为空气污染，我觉得不能再让我的孩子继续这样了。他们常常无法在户外玩耍，就算在学校里也不行。”

也许对于商界人士和投资者来说，最需要分析的关键问题就是了解中国的污染问题以及污染对经济和消费者习惯的影响。污染的影响比对腐败的愤怒来得更严重，如果家长们对污染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忍无可忍，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遏制污染的直接后果是人才流失和资本流出，从而造成经济增速放缓，波及全球。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国面临的污染问题如此严重，使得这个国家确立了成为可再生能源创新领域领导者的立场。2011年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法律与法规实验室主任大卫•维克多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有钱也有意愿接纳新的方案和技术，这两者结合起来，将使得中国的创新在商业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发展得更好。

污染绝不是中国刚刚开始面临的新问题。至2003年，空气与水的质量恶化由来已久，我当时在文章和演讲中都批评了这一情况。那时我还在InterAsia,正在找空气净化器公司和一个心脏病项目时就已经发现，由于污染而造成死亡的数字很可怕了。

我与当时一位著名的政府官员讨论这个情况。他对我冷嘲热讽：“中国的污染问题和日本及韩国经济发展阶段时面临的问题一样。伦敦20世纪早期的雾霾又怎么说呢？”他预测当时的情况会在十年左右得到很大改观。“只有你们这些来自富裕国家的外国人才会教训我们说污染。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国人很穷，为了温饱而打拼。你们也不得不经历一样的污染阶段。”

这种论断很普遍，当政府拒绝加入全球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时候，例如《京都议定书》，你能听到官员们如此为政府辩护。这种论断会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所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经历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持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这些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在过去十年里，有关污染的统计数字越来越差，而不是越来越好，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同时受到这种影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员史蒂芬妮•埃文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了六个月调研项目的结果，在旧金山湾区的PM2.5(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固体颗粒）有29%来自东亚，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不只是外国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民怨沸腾，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中国人都对此怨声载道。

过去十年，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从2003年的650万辆增长到2013年的8500万辆，1200%的增长。车辆增长是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污染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能源消耗对燃煤的依赖，70%的能源需求依赖于煤炭，而煤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之一。结果是2014年中国排放了超过100亿吨二氧化碳，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

中国的领导层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在不过分减缓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仍然很困难。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在得到缓解之前，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人均GPD达到1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时，碳排放量达到顶峰。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徘徊在6000美元上下，这意味着碳排放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以收入增速每年7%计算，至少要到2025年情况才能开始好转，除非对燃煤的依赖发生巨大的转变。

经常有人问我既然污染由来已久，为什么突然会变成消费者最大的担忧。答案包括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对于空气质量数据的测量和追踪（尤其是空气质量指数AQI,能测量PM2.5这种可穿过人体鼻腔天然的过滤系统而吸入肺部的细小颗粒）把污染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其次，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了空气质量数据的传播扩散。截至2012年四季度末，中国的手机制造商，例如华为、联想和小米，开始出售应用谷歌安卓平台的经济适用型智能手机。这些公司开始提供免费的手机应用，以追踪空气质量指数，并能让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例如微信和新浪微博与朋友分享空气质量数据。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每隔一个小时就追踪一次污染数据，并实时与他人分享。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人们也改变了生活习惯，例如吃更多的肉类蛋白，更频繁地使用空调和其他便利生活的现代设备，人均污染排放也在上涨，而不是下降。正在兴起的中国梦里包括拥有一辆车，一间摆满现代生活便利设备的大房子。

指责其他发达国家的污染历史不再行得通。1990年代时还觉得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2003年那个官员对我说的也有点道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还在为吃饭问题而挣扎。但是现在，不计一切发展经济这种模式的坏处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目前有40%的死因同空气污染与油腻饮食造成的心脑疾病有关。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糖尿病病患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大批中国富人移民去了别的国家。贝恩咨询和其他咨询公司都断言，出国移民的数量如此之高是因为中国的富人担心经济不景气。CMR的调研结论与贝恩的相反。我们采访了几十位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中国人之后发现，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让家人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以及减少暴露在污染中的几率。换句话说，这个国家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资本外流问题，因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逃到更干净清洁的环境里去了。

“你的指数是多少?”我问我的妻子杰西卡，“我的是147。”杰西卡侧身转到床的一边，查看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她的指数是186。她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收集和追踪的空气污染指数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探测仪。中国政府发布的智能手机程序的空气质量指数往往比美国大使馆的好一些，所以我们认为采信更糟糕的数据比较安全，以防万一。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问，然后我们开始计划如何躲避笼罩在家周围的灰蒙蒙的空气。有时我觉得好像生活在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魔鬼总动员》里的火星上，在那里每个人都待在室内，踏出门外一步就会死。我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情况真的令人遗憾。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0，我们的答案就很明确：儿子不会走去上学，我把他从头包到脚裹个严实，这样污染就不会进入他的头发和皮肤。我给他戴好一副口罩，确保严丝合缝，然后开车送他去学校，尽管学校离家骑自行车还不到五分钟。

当空气质量指数为120（比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合理标准高出六倍）或者更低的时候，我们会戴着口罩骑车上学，我们觉得锻炼身体的好处能够抵消污染的害处。

当空气质量指数更差一些，在120和200之间时，我们就得做计划，看天行事。空气一直很差，但是用了N95过滤口罩后还过得去。我们会出门探探虚实，看雾霾到底有多重。如果我们觉得下午空气会干净一点，儿子能在学校操场上玩，我们就会骑车过去。如果我们觉得空气会变差，就开车过去。

自始至终我都很痛心，我怎么能让儿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下雪天学校放假；我的儿子汤姆，雾霾天学校放假。

通常，我妻子在上午11点的时候会再次查看空气质量。如果还行，放学后，她和汤姆可以在室外玩；如果很差，她会带他去滑冰或进行其他的室内活动。如果非常差，我就得从办公室开车到学校接儿子，然后直接回家。我们甚至不愿意开车或搭出租车带他去室内活动中心，因为担心一路上污染物会渗入车里。

污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只是带来更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计划，以及消费者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来自湖南长沙一位28岁的女性总结得很好，她告诉我：“如果水和空气都有毒，谁又会在乎我能不能买路易威登的包包呢?”她已经改变了消费习惯，不再买那些象征身份的物品，而是买那些保护她不受污染的产品，例如口罩和净化器，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产品。

对于各个品牌来说，了解污染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生活向往，对于它们调整适应这些变化非常关键。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创建新的政策以应对污染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为污染会影响招聘新员工以及留住老员工。

马先生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他拥有自己称之为梦想的工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最大的公司之一管理运营中国的业务。马出生在台湾，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毕业就加入了他现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2009年公司有一个管理中国市场的职位，老板把这个位置给了他。

五年后，马先生一家和我一家在一间泰式餐厅一起吃晚饭。“我的公司下一个十年的首要目标是赢得中国市场，”马跟我说，他四岁的儿子爬到他腿上一边抓他一边笑。他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吸着米老鼠奶嘴的小儿子。

服务员端来一盘炸得金黄酥脆的春卷，旁边放着一碟浓郁的橘子酱。公司的目标是全球营收的30%来自中国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说：“总部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为这个计划投资。”他与公司谈好了薪酬，薪水很高，公司给他配了房子、车、司机，还替他支付孩子们上国际学校的学费。

尽管他对工作很满意，他还是在考虑离开这个岗位，或申请调到一个市场没那么引人瞩目的国家去，比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因为他担心污染对孩子健康的影响。近几年有那么多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人》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英语国家中物价最高的国家。

马说：“如果污染伤害了我的孩子，那么赚这么多钱，这么辛苦工作值不值得呢？对此我不再那么确定。”当马先生谈到留在中国的弊端时，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在点头。

她加上了一句我常常听到的说法：“也许再过一两年，然后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也想过申请调岗到香港去，但香港的污染情况也越来越糟。

马和他的妻子对污染的担忧并不是孤例。争论到底是走是留，以及如何降低污染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外国职员的日常话题，并且对组织机构招聘人才和留住人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马先生的公司来讲，很可能就此在关键市场失去一名优秀员工。

日本电器巨头松下公司已经开始给员工提供雾霾补贴。举个例子，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数量，从2012年10月的57458人下降到现在的47700人，减少了17%，绝大多数因为污染问题而迁走。而同期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本会员业务实际上升了3%，这表明是环境污染，而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紧张造成了上海的日本人人数下降。

台上的灯光太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擦掉眉头间渗出的汗珠，看了看坐在我左边的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主持人迪伦•雷迪根，这位以他名字命名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此刻正准备向我发问，谈论中国的经济变革以及我的新书《廉价中国的终结：颠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趋势》。

雷迪根在电视上看起来像个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顾忌用尖锐的问题拷问嘉宾。现在他本人近在眼前，比电视上的他更像个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后卫。他转过头，盯着我，那样子让我感觉像是一头狮子追捕猎物。

我试图掩盖我的紧张。在此之前我也上过很多次电视，但是从来没有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上过。这里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录制节目的地方，其中有些节目我从小看到大，比如《周六夜现场》。难以置信，18个小时之前我还在上海家中，而现在却在台上，在许多世界名流坐过的同一个舞台。我看到被曝光与时薪1000美元的妓女厮混的美国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正在去演播候场室拿他的麦克风。我真的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号的摄影棚吗？还是说我在做梦？

“3,2,1，进直播，”舞台管理喊着，把我拉回到现实。节目一开始先播了一个短片，内容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遐想。她抛出一个问题：“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两国之间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和德国那样不可避免地剑拔弩张，还是会开创一种超级大国之间合作的新范式？

一听到希拉里的这个短片，我就知道雷迪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毕竟没几个月就要进行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了，而反对中国的狂热情绪则达到了顶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似乎每天都在唱衰中国，说中国是个操纵人民币的“恶人”。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之间唯一可能达成共识的议题，就是把中国当做美国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将所有的罪责一股脑地扣在中国头上。

我的眼角余光扫到雷迪根两侧还有三位嘉宾主持，他们是雷迪根节目的常客。一位是民主党候选人克丽丝特尔•鲍尔，一位是作家及文化批评家杜雷,还有一位是政策专家阿里•梅尔波。他们已经准备好在雷迪根拷问我的时候，随时提出尖锐的问题以火上浇油。

鲍尔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有多稳定？抗议者对政府的威胁有多大？”那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而参议院的约翰•麦凯恩认为这阵风迟早要吹到中国。
麦凯恩完全错了，我回答。我指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无党派中立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方针。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也在他的调研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告诉鲍尔，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腐败和环境污染的不满越来越深，需要解决，但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运动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

接下来是梅尔波。他问我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问得好——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房价涨幅比工资快，这让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很沮丧。

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危险的点，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回答道。当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薪资增长会趋于停滞。富者越富，穷者愈穷，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泰国就是这样，这个微笑之国也因此在2014年又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只有四五个国家，比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跨越了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更加公平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遭遇失败的风险，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正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击这种停滞，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劳动法，提高最低工资额度，以服务业和消费来驱动经济转型创新。更多的中国人需要看得了病，买得起房，拥有一个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似的安全网。

雷迪根穷追不舍，问我美国谴责中国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操纵贸易”和侵犯知识产权，从而“搞垮”了美国的说法是否公平。那时，中国经济还在强势增长，保持着8%的增速，而美国则遭到大萧条之后历史上最高失业率的沉重打击。

当我挡回雷迪根和嘉宾主持们的质疑时，我意识到，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侵犯知识产权，操纵货币汇率，以及抢美国人饭碗的前提上的。
极少有人知道，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往上游迁移，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兑换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也少有人知道中国本身在轻工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也正流失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回避仿路易威登（LV）的山寨货,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以游客人均消费计算，中国游客是美国和法国当地最大的消费群。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消费者的人均消费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高。同时，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量仅次于加拿大，比整个欧盟高出近30%。

那一天，我对雷迪根和其他嘉宾主持的论调发起反击，论证中国的消费者“通过购买玉米、坚果和肉类蛋白拯救了美国的农业”，没有他们，美国内陆的日子将远比今天更糟。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进口额超过260亿美元，而在十年前，中国才排到第七位。中国的崛起也为星巴克和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创造了机遇。

九分钟后，访谈结束了。我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雷迪根与我握手，笑容可掬。他具有一名政治家的人格魅力；他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他的至交。几个月后，他放弃了几百万美元的工作合同，抛开了在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与利，开办了一家水产养殖场，雇佣从战场上退伍的美国老兵。如果他哪天从政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幸运的是，我的新书反响不错，世界各地的组织邀请我讨论书中的结论。我在2005年建立的战略市场情报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业务量猛增，因为跨国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公司还有中国公司都来找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市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并制定战略应对这些转变。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好像一直生活在会议室、酒店和飞机上。不是在论坛上发布主题演讲，就是和商界人士面谈，从悉尼到东京，从旧金山到开普敦，从曼谷到新加坡和纽约。

我约见了几十位亿万富豪，几百位高级对冲基金投资人和全球最大几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主要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可靠而及时的信息，知道中国当下发生了什么。

有些专家用颇具争议的立场劫持了媒体，比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清华大学经济及管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乔万内克，以及前里昂证券的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他们高谈阔论，但并没有提供投资决策所需要的真知灼见。像谢国忠和乔万内克这样的唱空专业户总是对中国持消极意见，年复一年地宣讲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正视过积极的数据，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数据那里，罗斯曼忽略了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现实危险。

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向灾难——也没有走向永久增长。现实介于两者之间，一些公司对发生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并且赚钱了，而那些反应迟钝的公司则踏上了渡渡鸟那样的灭绝之路。

三年前行得通的，现在可能行不通了，三年后肯定更行不通。我见过的公司高管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大量投资、出口和盗版——只有极少数意识到2013年中国有50%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驱动的。

只有四五位高管注意到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几家公司是中国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联想，而且他们在研发（R&D）方面的投入比国外的同业公司都要多。比如2013年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投入了50亿美元进行研发，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投入的49亿美元。这些重视研发的企业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开始把业务拓展到东南亚、东欧和非洲。

只有极少数高管了解城镇化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李克强总理定下未来五年城镇居民将占全国人口60%的目标，而19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目前的比例是52%。这是什么概念呢？参照起来看，日本在1992年还没有开始长达20年经济停滞的时候，其城镇人口就占到全国人口的90%了。

城镇化大部分的推进进程发生在几百个三线、四线、五线小城市，很少有外国人知道这些地方，比如汕头、鞍山、南平。这些城市人口超过100万，通过放开户口政策和降低购房要求进行城镇化。同时，限制上海和北京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与商界人士面谈时，我向各位说明中国依靠出口和修路拉动经济成功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而创新、服务业和消费必须在经济增长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种转变正在发生，但风险比比皆是，因为地方政府重度依赖低息贷款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我写了《廉价中国的终结》来说明中国面临着许多变化：人口老龄化，租金与薪资飞涨，劳工群体希望实现白领梦，而不是在工厂里任劳任怨。我论证美国公司需要在生产价值链上升级，将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或是比中国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或是回流到美国本土。制造业已经在回流了，比如美国玩具制造商科乐思把工厂迁回美国运营。而富士康这家为苹果公司代工诸多产品的企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投资了几十亿美元。

我说，现在正是进军中国市场的大好时机。过去的三年证明我说得没错——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挤压利润空间，而中国的成本优势在轻工业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数以千计的公司破产或亏损，无力调整适应新的现实状况。一些西方公司采取正确的策略进军中国市场，利润飞涨，中国正在变成它们全球最大的市场，比如说保健与美容产品直销公司安利，跑车品牌保时捷，以及半导体公司高通。

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的时候，意识到中国的变化和改革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不在中国的人们很难跟上这种节奏。政府似乎每天都在发布新的规定，是否让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或是放松对跨境投资的监管，有时甚至是一些相当细小的事情，比如把汽车年检的有效期限从一年一检放宽到六年一检，但这种小事会改变整个汽车行业。即便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来说，也很难跟上节奏，掌握所有的变化。

我决定写《山寨中国的终结》，作为对上一本书的延伸，以展现自上一本书出版之后中国这个经济体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预测下一个十年的大趋势，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框架。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一种新的状态，大家不必害怕——这种状态表示中国政府，尤其是新一任主席习近平终于意识到收紧低息贷款，以及集中精力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性，而他也有足够的信心做到这两点。习近平巩固了权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带动整个官僚体系跟随他的领导，引领中国走向更健康的发展道路。习近平领导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以改革官僚主义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这些改变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的变化，而商界人士和投资者必须了解这两点。

第一，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他们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更注重创新。跨国企业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中国对手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他们不再用廉价而质量过得去的产品来竞争，而是在价值和创新层面进行竞争。

像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这样的公司已经从爱立信和思科手中夺走了市场份额。2013年联想取代惠普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PC)制造商。他们不仅仅只靠低价和分销渠道竞争。联想公司的主席和CEO杨元庆与特斯拉汽车公司的CEO及产品构架师、空间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CEO及首席科技官埃隆•马斯克同时获得2013年爱迪生成就奖，而杨元庆是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人。

还有一些公司通过收购西方企业而获取技术，就像吉利收购沃尔沃那样。

第二，中国消费者不再盲目追随美国和西欧的流行趋势，甚至不再盲从周围人的风潮。实现中国梦的全民举动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重新兴起的自豪感让消费者摒弃了西方广告刻画的那些形象。把高定价和奢华的品牌标志作为市场营销和销售策略，也已经行不通了。品牌们必须细分目标客户市场，并了解消费者的希望、梦想和追求。

污染严重，房价高企，让中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对生活各要素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重新考虑如何消费。他们倾向于购买小众、正牌、低调的产品和体验。以前的大牌产品，比如体育服饰公司阿迪达斯和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必须调整策略，否则其中国市场的表现会拖累公司的成长。这些变化对一些品牌来说也意味着开拓有利空间的机遇，包括高级体育服饰品牌迈克•高仕（Michael Kors）和户外服饰公司北面(North Face)。

只需要看看一些行业巨头的惨淡案例，例如食品业巨头雀巢，就能了解无法快速调整以适应消费趋势转变的结果，就是利润和事业发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2014年雀巢在中国竞争激烈的食品市场面对强大的本土品牌竞争，表现差强人意，笼罩在业绩不佳的阴云之下，雀巢中国区的CEO辞职。中国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的动作更加灵活，比如瓶装水市场的昆仑山，以及冰淇淋市场的伊利。

本书旨在近距离地展示说明这些变化，并为商界人士提供一个参照以准备好应对这些变化。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注重创新，即应用改进的解决方案，以更优化的程序、更发达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和理念来满足市场需求。创新与发明不同。创新首先要提出一种理念或是想出一个好办法。

以往中国以盗版横行，政府干预经济，严苛的监管压制创新而闻名，而现在中国的进步之大也许让全世界惊讶。“创新”已经成为日常话语的一部分，消费者抵制山寨货，政府开始鼓励而不是阻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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