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经济观察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陈嘉映、王焱、景跃进、张静、周濂联袂推荐

◇经济学家汪丁丁多年思考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一次总结

◇ 一部关于中国人如何生活得更美好的课程讲义

◇附赠作者亲绘课程配套全彩“心智地图集”

在无神的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 数人是否感觉幸福。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汪丁丁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以汪丁丁教授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在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同时，作者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与未来变革方向的探索之中。

。

汪丁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串联的叙事》《盘旋的思想》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序言

第一讲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三、核心议题：正义

附录逝者：艾智仁

第二讲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与艾智仁和休谟的产权学说

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前五种

三、艾智仁：UCLA视角下的经济学定义

四、休谟的产权学说

附录一论政治家的品格

附录二民主的条件

第三讲正义理论“两条路线”的纠缠

一、两条道路：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

二、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

三、功利主义的核心困境

附录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第四讲正义：观念与社会实践

一、“社会正义”观念史

二、正义观念的社会实践

三、中国的正义实践

四、斯蒂格勒：奈特的阐释者

五、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一）

第五讲从奈特到布坎南

一、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二）

二、布坎南品味

附录一关于“常识”的思想史考察

附录二逝者：赫希曼

第六讲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社会正义

一、公共理性

二、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

附录一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研究报告及相关评论

附录二关于政治民主的实证研究

第七讲实践智慧

一、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语言风格

二、哈贝马斯：恢复实践智慧

三、余英时：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

四、梁漱溟：静心求仁

五、克里希那穆提：神与努斯分离

附录语言、符号、族群与文化

第八讲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一、文化与道统

二、制度：探求“合理稳态”的转型期中国

三、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

附录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心智地图集

第八讲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三、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
……著名的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1926—2010），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非常大。他去世之前曾访问中国，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过。我从上列他的第一部作品的“中文版前言”截取了一页，在页边补写了一些人类几千年演化的经济史数据。这一页纸，足够我们讨论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它的上半页和下半页分别是图8.3和图8.4。
从右上角开始读图，央视在2012年10月假期时沿街询问这样一个十足愚蠢的问题：“你幸福吗？”说它愚蠢，是因为它不符合最肤浅的社会调查常识。当然，这是从西方类似的愚蠢问题抄袭到中国来的。图8.3左侧几乎都是这一问题的可能解答的展开，借助了我们熟悉的三维理解框架，留给你们自己研读。不过，在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时，我要回到这里。
在图8.3的标题栏，我画了一条横线表示时间，从大约1亿年前开始，那时哺乳动物脑开始形成胼胝体，大脑于是分为左右两半球，它们之间开始有分工、专业化和协调。这一时间线段的右端大约结束在5万年以内（参阅第七讲附录），接着这一线段的是右侧页边的时间线段，从50万年前到5万年前“洞穴时代”开始，截止在大约200年前，那时形成了工业都市。从标题栏到右侧的全部时间线段，我称为“群性的扩展”维度，留给你们自己去研读。当然，在讨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时，我们需要多次返回这里。
麦迪森在“中文版前言”的开篇，也就是图8.3的正文中，概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情况。他从都市的繁荣程度和人均收入资料推测，宋代中国是全世界物质生活最丰裕的社会；又从人口、农业产量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资料推测，经历了1300—1820年这一漫长时期的基本停滞之后，也就是我的一位朋友概括的“元、明、清三代的野蛮化时期”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欧洲。注意，这里的“落后”有十分具体的涵义，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大维度上考察所得之大致的共识。
在图8.4中，麦迪森提供了经济数据。我们看到，人均GDP这一指标（根据历史资料估测），在1700年间中国略高于美国，而在1820年间美国约为中国之两倍。至于精神生活维度，哪怕是经历了500年的“野蛮化时期”之后，至少在钱穆、梁漱溟和罗素这样的作者的论述里，中国未必落后于欧洲。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撰文探讨“中国问题”时宣称：倘若世界上还有因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战之国家，惟中国为是。在稍后发表的《中国问题》一书里，他更指出，中国人实在是因为骄傲而不与他人斗争。
在图8.4左侧页边，我画了一条时间线段，从上向下，是人类的“技术进步”维度。技术史视角下，任何技术进步最初都是身体的延伸。此处，人类最初的技术进步是身体的，从四足猿到两足猿的身体进化。请你们检索八卷本《技术史》，自己填补细节。技术进步的时间线段止于农业时代之前，即大约1万年前。在这一页的底部页边，我画出人脑三结构，并示意它们分别是人类生活三维度的脑基础。
最后，在图8.4的右侧页边，我写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的最肤浅形式，即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维度的表现形式。麦迪森的预测很准确，或者被认为最准确。因为他在2000年（该书发表于2001年）已经指出，中国的GDP将于2015年达到或超过美国。那么，“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这是鲁迅提出的一个问题，几十年来，它对我而言是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问题的一种表达。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为人生目标的，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实在缺乏情感价值。美国人不在乎，中国人也不在乎，英语口语就是“sowhat”，意思是“然后呢？”真正让我们的情感为之波动的，通常不是经济的总量。
为什么我的阐述听起来不同于其他老师？因为我很注意让我的阐述最终或原则上有科学根据，例如脑科学的根据。人生而为何？自从有了“人文”，就有了这一问题。数千年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但大约2000年前人类的体会是，如果完全不解答这一问题，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人类也提出过这样一种见解：活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我的阐述首先不试图求解人生问题，而是要将人生问题置于新发表的脑科学文献基础上，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阐述。
当我们讨论“意义”的时候，请注意，根据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凡有意义的，一定伴随情绪的波动。我们回想康德美学，所谓“壮美”，所谓“高尚”，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样的名句，无一例外激发我们情感波动。作为对比，我们很少因为看到“1+1=2”这样的真理而有情绪波动。这样，人类的经验，按照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个人有显著意义的经验，由于与个人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是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的经验，不激发情绪波动。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经验，又可按照人性之“个体性”和“群体性”分为两类：其一，因为与个人的个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因为与个人的群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我请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做这样的实验：反复阅读“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大于等于美国”，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只要你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对美国恨之入骨，你们不会有显著的情绪波动。一项事实陈述为真，但不激发我们的任何情感。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我们的人生意义问题没有显著的关系。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或许你的回答是：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好的，就让我们首先考察“活着”之为一生命过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谊和社会交往这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还有思想和心灵这类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三类需要若不能及时得到满足，通常激发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情感、人格，依照稳定性并且依照从物质上升到精神的顺序构成一系列心智状态。所以，马斯洛（AbrahamHaroldMaslow，1908—1970）19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Maslow’shierarchyofneeds）。
在马斯洛创建“人文主义心理学”时期，他的两位精神导师之一是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他的灵感据说主要来自观察和记录本尼迪克特的人生和思想。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一个人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有更高层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之需要。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判定自己在某一层次的需要大致已经满足？马斯洛后来的修正旨在解答这一难题。例如，他指出，较低层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没有满足时，人类也可以有欲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之满足。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不餍足的”，这当然意味着永不满足，不论在哪一层次上的需要。基于常识，我们明白，任一给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时需要吃龙虾或对龙虾的需要，有没有足够的时候？当然有，边际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直到为零。
……

新政治经济学的序论很长，占用了这本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的几乎全部篇幅。因为，这门课程可以有六种不同的开端和定义，各有独特的和值得关注的方面。所以，2012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导论性地讲解了全部六种不同开端，然后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根据第六种开端，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的另一优势是使学生们迅速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互补关系。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经验表明，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潜在合作机会的集合，是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所以，如果我们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我们的人均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将异常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小概率致命冲击）。这一命题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耗尽之后，人们必须有面对冲突的勇气和化解冲突的智慧，否则就陷入停滞，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其二，帕累托改善本质上是静止的概念，而冲突和冲突的化解本质上是动态的概念——此处的“动态”不是物理时间的而是历史时间的动态。所谓“历史时间”，就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或具有强烈“路径依赖性”的人类发展过程。为什么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不是普通的不确定性，而是“小概率致命冲击”。所谓“致命冲击”（vitalimpact），就意味着社会演化（人类发展过程）被这样的冲击推出既有的往往是停滞的路径。也因此，历史成为不可逆转的。
人类不可能也从未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贫瘠性，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冲突，并且总是努力化解冲突，以免被冲突彻底瓦解。在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里，新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帕累托改善子集之外的无限广阔领域里的人类合作研究。当代人类合作的秩序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得益于这两类经济学家的工作。
在每一个冲突情境里，经验表明，冲突各方对正义的关注超过对效率的关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囚徒困境的“不合作策略”，虽不符合效率原则，却总是符合某种正义原则。关键在于，何为“正义”？这是第三讲的主题。人类社会必须有某些正义原则来为既有的不平等提供辩解（秩序之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社会免于被冲突彻底瓦解。以轮流执政的方式，这些正义原则可以排列在普遍主义态度和特殊主义态度这两极端之间，适应不同的情境。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些情境不可能被简化为同一模型（仅适用于物理时间的动态过程）。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境，并时刻警惕人类理性自负地试图为这些情境建构统一体系的危险。就这一方法论而言，新政治经济学确实在向休谟和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正义的观念，假以时日，足可影响社会演化的路径。经验表明，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武器的批判可以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我用第四讲和第五讲的大部分篇幅，考察正义观念的实践，同时讲解奈特和布坎南的“社会过程”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在第六讲有更充分的展开，从而将课程引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第七讲和第八讲）。
与我以往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当不同，2012年秋季学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效率问题进入到正义问题，再进入到“实践智慧”和中国社会未来最必要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尤其是最后两讲，涉及几乎全部知识领域，不得不增加若干“附录”以补充我的叙述。也是因为我的叙述过于庞杂，新的教学手段成为这一课程最重要的学习工具，这就是“心智地图”。这种专用于iPad（对系统配置要求极高）的软件，可绘制规模极大的心智地图，不难容纳全部课程的核心观念和思想脉络。于是，几乎每一讲都附有一张融贯全部课程的心智地图。随着课程的展开，心智地图的复杂程度也迅速增加，以致在第六讲之后，我不得不用另一套软件为最后两讲制作另一套心智地图。有了这些地图，读者就可随时从我的叙述返回到心智地图，并且很容易看到每一专题在心智地图里的位置——与其他专题之间和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出版这样的讲义，绝非易事。
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不相信任何组织（当然包括政府和企业），我只相信朋友。出书，我不在乎出版社或企业的名声，我只问是否有可信的朋友负责出版我的书。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是我1990年代初期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和他见面不多，但预期不变——他是那种让人能够保持预期不变的朋友。于是，我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例外，交由陈昕出版。以友谊为基础，我和世纪文景的朋友们能够相互包容——我推测，他们包容我更多。
写书，与出书相比，当然更不容易。我写书速度很快，平均每天五千字。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某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必每日可写一万字。思路顺畅的时候，一天可轻易写一万字;思路阻滞的时候，整日苦思而不得动笔。故而，百日平均每日五千字，算是高速写作。高速写作的代价是生活很贵，或许是我家“小李”能支付的最贵的那种生活（大约七倍于书的版税收入）。我的朋友都知道小李对我意义重大，他们也常以此嘲笑我。写这部讲义，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第一个月和第四个月，小李带着我住东京一家考究而低调的酒店式公寓。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小李带着我住夏威夷海边一家与东京中城奥克伍德元首饭店有类似格调的酒店式公寓。小李选择酒店式公寓，首先要考察卫生水平——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酒店管理集团的品牌，其次考察公寓内部的厨房设施和厨具餐具的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再次考察公寓附近超市或商场的食材之新鲜程度与各种佐料之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所在的商业区的成熟程度（不可太新，也不可太老）。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的写作生活，所谓“贵”者，其实就是接近自然状态而已。这是现代人的不幸，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不幸。试问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为日常生活里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愿意支付并且已经支付了怎样的价格？所以，我和小李在闲暇时间常仔细核对我们在北京、东京、檀香山的生活费用。经验表明，为了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我们两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不考虑居住的成本），北京是最贵的，其次是东京，再次是檀香山最繁华的海滩。我承认，除了食品安全代价极高之外，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也是使北京成为最贵城市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在东京和檀香山写这本书，比在北京成本更低。
如果不给我提供上述的生活条件，我写书的速度就要降低至零，也就是说，我无法写书，当然，要写一些杂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蔡澜谈吃，不批判社会；我谈吃，常要有所批判。蔡澜探讨生活品质，讲究的是生活本身的细节；我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例如，我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1）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2）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退化，代价是生命，很贵。加入国外的消费群体，代价当然比国外的消费者更高。我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