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新秩序

金立群、林毅夫、李稻葵、余永定、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60余位掌握全球话语权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政府官员、央行行长倾情之作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年以来，全球金融发生了什么？

未来70年，谁将掌握全球金融话语权？

全球金融危机还会再来吗？

在重塑世界金融新秩序中，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发力？

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区域金融机构对全球金融秩序有哪些影响？

聚焦改革热点，预判全球走向，G20中国年必读！

《世界金融新秩序》立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汇集全球60余位具话语权的诺奖得主、经济学家、央行行长、政府官员，深入浅出地分析当今国际形势，聚焦国际金融体系重建、金融危机、G20与中国、区域机构与新兴市场、储备货币多极化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美元本位与中国角色等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等国际组织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国与G20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时，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也日益深化，进入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在聚焦国际问题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解读当下改革热点，预判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助力世界经济再出发。

金立群，亚投行行长；林毅夫，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法]马克·乌赞，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执行长、创始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创建于1994年，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国际金融体系相关问题的非盈利性组织。此外，马克·乌赞还担任多个全球高端会议的筹备顾问。

马克·乌赞编著过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国际金融相关著作。他还著有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新架构的学术论文，并在大众媒体大量发表与经济金融相关的文章。马克·乌赞拥有法国巴黎第九大学国际经济和金融学硕士学位， 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做客座研究员。

这本书集中了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学者、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的真知灼见，涵盖了针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探索，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读物。对于新形势下的中国相关方面人士，这本书更值得阅读。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未来世界的美元、人民币、股市、债市、银行会发生巨变吗？全球金融危机还会再来吗？世界金融大格局将如何变革？为此，全球一大批财经大脑密集轰炸，推出了《世界金融新秩序》。如果你正在考虑自己和世界的财富未来，敬请关注。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其中的文章令人深思，透过它们，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如何适应当今世界，同时又忠于1944年它被赋予的使命？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中文版序言 中国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推荐序1 探索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的方法

推荐序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如何适应当今世界

前 言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年

导 论

第一部分 挑战与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之中生存：一项进行当中的事业

乔舒亚·艾森曼

国际货币体系：挑战仍在继续

马雷克·贝尔卡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发展新机遇

埃里克·伯格洛夫

国际金融体系再平衡：写在70年后

洛伦佐·比尼·斯马吉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50年后的20年

迈克尔·博尔多 巴里·艾肯格林

乌龟不会爬树：全球失利导致缺乏灵活性

伊兰·哥德分金 伊里内乌·德·卡瓦略·菲里奥

全球外币流动性的规定

马尔·格维兹门松

主权债务重组和全球金融体系

巴勃罗·E·圭多蒂 乔纳森·C·汉密尔顿

非新兴储备货币的政治经济学

谢尔盖·古里耶夫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浜田宏一

为什么要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

埃里克·赫莱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黯淡未来

哈罗德·詹姆斯

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

米哈伊尔·哈津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机构

金立群

全球金融架构展望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丹尼尔·姆米内莱

国际货币体系和亚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作用与挑战

根本洋一

亚洲新兴市场及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三个教训

班迪德·尼加萨温

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重新控制国际货币体系

埃瓦尔德·诺沃特尼

全球货币的未来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全球经济的失衡、增长和国际货币体系

皮埃尔·卡洛·帕多安

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

马丁·帕金森

迈向更平衡的全球货币体系

马丁·雷德拉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欧洲危机的启示

克劳斯·雷格林

布雷顿森林体系未完成的任务：创建全球储备体系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用微观、宏观和全球化方法去杠杆化

捷尔吉·舒拉尼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新问题

让–克洛德·特里谢

国际货币体系现状

塔季扬娜·瓦洛瓦娅

全球经济失衡与多边合作

胡里奥·贝拉尔德

美元在市场上的可用性

渡边博史

第二部分 展望与趋势：新兴市场与多极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及全球动态变化：从战后世界迈向更多极世界

阿里·巴巴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经济体有何益处？

穆罕默德·查提卜·巴斯里

摆脱美元：走向多极货币体系

杰罗姆·布斯

迈向新兴市场基金

吉列尔莫·卡尔沃

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组织的协调行动在下次危机中的影响

阿纳·马里亚·卡拉斯基利亚

多极世界中的政策协调

伯努瓦·克尔

全球金融危机会持续影响主要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地位吗？

亚历克斯·库基尔曼

迈向多币种的国际货币体系

托马斯·J·乔丹

日元面临的挑战

黑田东彦

布雷顿森林体系再思考：美元本位和中国的角色

罗纳德·I·麦金农

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和其他国家

金斯利·切杜尼·莫哈鲁

21世纪全球和本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来自热带地区的观点

路易斯·A·佩雷拉·达席尔瓦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一个新的多边主义时代

巴赫特·苏丹诺夫

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与未来

余永定

第三部分 改革与重构：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从何处着手？

阿卜杜拉赫曼·A·阿勒–哈米迪

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和有弹性的国际货币制度

阿古斯丁·卡斯滕斯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

雅各布·弗兰克尔

加强防线，防止未来金融危机

L·恩里克·加西亚

改革的同时保留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精神

鲁斯兰·格林贝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定位系统

安迪·霍尔丹

关于建立三极体系的提议

李一衡

纸黄金：对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林毅夫

中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塑造者

李稻葵

开发性金融的创新

中尾武彦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伊斯兰金融影响下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讨论

穆罕默德·阿兹米·奥马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授权和未来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

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但这还远远不够！

穆里洛·波图加尔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新的外部稳定、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三位一体”

埃里克·圣托尔 劳伦斯·斯肯布里

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保障国际资本安全流通

差隆朴·素桑甘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

伊尼亚齐奥·维斯科

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鲍里斯·武伊契奇

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调和

阿克塞尔·A·韦伯

附 录 文章概要

致 谢

关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

布雷顿森林体系未完成的任务：创建全球储备体系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a（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大约7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我们庆祝这一成就时，也必须铭记那些本应完成却未能完成的事业。当凯恩斯来到布雷顿森林时，他（至少）有两个雄心壮志。一个是使英国货币摆脱储备货币的地位。他明白储备货币对英国经济有多么不利。但凯恩斯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不想简单地将英国的一些问题强加于其他不幸的国家。他想创造一种全球储备货币（我会简要解释一下原因）。他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非缺乏尝试。

美国是始作俑者。这并不是说美国不相信国际机构——毕竟，美国为联合国的成立提供了支持（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不加入国际联盟的代价），而是因为美国在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新的国际经济机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美国并没有涉足被认为是新国际经济秩序第三支柱的国际贸易组织，该组织旨在防范保护主义，而正是保护主义催生了经济大萧条。）但美国财政部似乎将英国的弱势视为使美元成为新储备货币的机遇——财政部历来只考虑美国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如今更甚，比白宫和国务院更为狭隘。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反对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他似乎并不了解储备货币的弊端。比起使货币升值、总需求下降的弊端，能用更低的利率借款这一优势似乎更加明显。也许他和他领导的财政部过于重视储备货币给其发行国带来的表面上的霸权。

凯恩斯帮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完成了两大任务当中的一个：将英国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位置让给美国，但他没能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

当然，这次失败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其影响至为深远：未能理解国际经济运行原则；未能预测全球经济的演变以及应对方式；还有政治上的失败。其中，政治上的失败是核心。要扭转这一局面，重要的是了解失败的原因：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来纠正随后70年内的错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此外，我们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有了显著提高，而政治却仍然是个阻碍。人们希望，一旦认识到未完成事项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决心来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竟事业。在我看来，1944年建立全球储备货币是势所必然，如今，全球经济的改变让这一需求变得更为紧迫。

凯恩斯首要关注的是全球总需求疲软，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大萧条。许多人（包括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二战”的结束及其催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将使经济走向衰退。结果却表明这是杞人忧天，而原因我们现在才略知一二。

20世纪初，经济大规模转型，世界经历了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运动，农业生产的大幅增加是一把双刃剑，越来越少的人从事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的农业活动，剩余劳动力不得不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仅靠市场自身，无法顺利完成这种转型。1929~1932年这三年间，美国农民的收入下降了50%~75%，他们无力前行，也无法获得适应“新经济”时代的教育和培训，身陷蹇滞，经济也是如此。战争刺激了需求，但让人们前行、获得所需培训的是一项重大的产业政策。战争结束后，美国出台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曾参加战争（几乎全部是年轻男性）、想获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之所以说再次陷入萧条的悲观说法毫无根据，原因有四。其一，无论大萧条原因为何，许多在美国多年积累的债务，加剧了大萧条，加深并延长了经济衰退。随着有效杠杆的增加，与大萧条相关的通货紧缩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与此相反，战争期间的高储蓄率意味着家庭给战争留下了大量资产，事实上，他们自身拥有的家庭资产和耐用品是不够的。

其二，尽管全球经济失衡，而美国有大量盈余，马歇尔计划帮助急需援助的欧洲国家“循环利用”这些盈余。随后，全球金融市场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大量借贷，从而帮助满足全球总需求。

其三，美国政府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指引下继续采取强劲的扩张政策。事实上，作为共和党人的艾森豪威尔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技术项目，即让战争使得债务占GDP的比例飙高，但政府依然连续多年债台高筑。

其四，20世纪20年代以后，极度不平等的状况开始迅速缓解。通常的规律是，处于顶端的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底层人民，除非出现某些因素弥补了这一差距（如房地产泡沫），不平等的增长将导致总需求下降。c然而，“二战”后，情况正相反：平等的扩大刺激了需求增长。

今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了“消费不足”的20世纪30年代。维持全球总需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取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那些高赤字国家很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将经济独立拱手让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债权人。它们还了解到了盈余的优势：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被证明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发展战略；降低汇率有助于保持制造业出口，缩减了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比资源的差距更重要。a积累储备可以帮助国家降低汇率。

贸易的基本原则是盈余之和必须等于赤字总额。如果赤字威胁到经济稳定，它就会像一个烫手山芋：一个国家赤字减少，势必会导致另一个国家赤字增加或盈余减少。如果这个国家成功保持了盈余水平，那么另一个国家的赤字就会增加。当各国意识到赤字风险时，每个国家都竭力把赤字转移给其他国家。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家，不得已变成了赤字国家。

特里芬早就指出这一过程的不可持续性b：年复一年的赤字累积会削减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信心。如果信心减弱到一定程度，该国可能无法有效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

但还有一个问题：其他国家对储备的需求导致储备货币（美元）升值，从而加剧贸易赤字，削弱了总需求。如果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要保持充分就业，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种现象。最稳妥的方式是促进投资，但如果投资超过了潜在需求，最终将导致产能过剩，这种做法也不会持久。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股出现泡沫，很快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美国尝试了另一种方式，在房地产泡沫的基础上处理消费泡沫；但这种短期的做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更典型的做法是维持财政赤字，就像里根和布什时代一样，或者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样。但是，这种策略又使国家面临另一种形式的特里芬难题，但结果是一样的——信任最终被侵蚀。或者，国家努力削减政府开支来避免过度负债，最终陷入衰退或长期萎靡——这种做法也许能增加信心，但却会进一步抑制全球需求。

有三种力量加剧了全球需求的根本问题产生的后果，让人想起“二战”前夕：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许多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累累，而且急需结构转型——不再是从农业转向制造业，而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及由全球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催生的转型。我们明白，市场自身无法顺利完成这些转型，如果没有政府援助，陷入结构性停滞的风险就会很高。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让如今的状况更加糟糕。我们注意到，如果通过外国援助或金融市场来循环利用盈余，就不会出现盈余问题。盈余规模变得更大。但与伯南克关于储蓄过剩的说法相反，储蓄不会超过全球经济巨大的投资需求——要改革全球经济以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并提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问题是，无论是资本分配还是管理风险，民间金融市场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完成任务。布雷顿森林机构本身还没有增长到所需的规模，即使新的机构（金砖银行或亚洲投资基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也不足以填补缺口。

讽刺的是，即使在过去70年，资本流动大幅增加，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与1944年、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的世界大不相同。民间市场有希望逐渐稳定下来。有些人甚至希望这些资金流动可以替代央行之间更有效的官方协调。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的几年，一些唯市场论者甚至引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鼓吹取消资本流动限制。即使这样，有学者指出，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和证据。现在，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反对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立场就反映出这一点。

这些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不但没有维持全球总需求，在某些方面反而起了破坏作用。由于担心出现这一后果，国家大量累积储备，促使汇率大规模波动，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对消费的扩大作用远多于收缩作用。

此外，这些因素对单一储备货币转向多元储备货币的前景更加不利。对不同货币信心的变化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家之间相对汇率的大幅波动。

改变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欧洲，都会使问题加剧。欧元区已将与金本位制相关的刚性制度引入该区域。与欧元区自身设计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和削减欧元区逆差国家赤字的承诺相互作用，增加了顺差国家的盈余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赤字，并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但世界各地都已经在追随紧缩的意识形态，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也都表现出负面的经济效益。

世界已经再次进入全球总需求疲软的时代。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管制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但很可能会使萎靡的状态延续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应对方式则是：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凯恩斯那时候的主张在今天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全球储备体系。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特别提款权就是储备体系的雏形。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在2010年主持了一次联合国大会，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敦促建立全球储备体系，并制订了一些可行的方案。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法国，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了呼吁。即使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也意识到了它的优点，但美国更注重特权带来的短期利益——作为储备货币能够以低息贷款，而不重视对内需和增长产生的长期不良后果，他们最终选择后退，现在则成了创建全球储备体系的主要障碍——如同回到了70年前的1944年。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迈进：我们可以精诚团结，达成协议建立储备货币安排。最终，我们会解释清楚，美国会承受压力，即使它企图错误地利用特权谋取利益。

现行的体系是不公平的、不稳定的，给整体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长期走弱的风险。我们为本应在1944年完成的任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年

1994年2月，我决定在纽约举办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50周年的会议，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冲动之举竟然开启了一段长达20年的探险历程，促成了一个机构的成立，而我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担任机构负责人20年。

“世界的距离在缩短，但间隙在扩大。”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更加脆弱，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形势下，我写下了这些感想。

的确，“二战”后，整个世界的稳定基于霸权之上，美国作为主宰者一支独大，不仅维持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稳定，还把控着世界金融体系。20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进入基于霸权的合作时代，美国虽不再大权独揽，但在集体行动中仍充当着领导者。进入21世纪的前25年，“非霸权合作”时代到来，想要阻止分裂和异化，重新自守一方，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他支持机构已经过时，担忧笼罩之下，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的呼声渐高。动员新兴和主流经济体的利益相关方探索新的多边合作形式，帮助遏制全球经济的停滞和分裂，已势在必行。为创建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设法打好根基。虽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工作议程在不断演变，但使命并没有变，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为新的目标而奋斗。

1994年，我们主办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有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波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减少汇率危机，这些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我们还在思量一个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一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讽刺的是，仅仅两个月后，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墨西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扮演的角色，我们尚未彻底明了，但我们明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让几十亿人再度融入全球市场的挑战。很久以前，我们就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网络，在研讨会上聆听来自这些国家的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回首过去20年，我惊奇地发现，结构性变化总是与重大金融危机相伴而生。1995年的墨西哥就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情况也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的国际金融社会并未把财长级论坛G20和金融稳定论坛的出现视为重大进展。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经济大衰退当中时，G20论坛才被升级为主要论坛。

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G2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集团，于是早在1999年，我们就开始围绕G20组织研讨会。G20关注国际金融体制，尤其是防范及平息金融危机，这对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围绕G20已经组织了近30场研讨会，历届轮值主席国也积极参与，对众多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许多G20代表成为部长或国家管理者。

我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加入任何集团的国家也有兴趣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例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建议我们联系哈萨克斯坦的专家组，他们创建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并热衷于参与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与欧亚科学家经济俱乐部合作，共同组织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年度会议，与中亚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如今，国际局势日渐紧张，我们也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世界和平何其重要。欧洲之所以开创大业，一统货币，就是为了对抗分裂和异化，防范欧洲的货币动荡。我们也紧紧追随这项事业，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举办了多场会议。如今，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欧元区和欧元受到质疑，对良治的需求成为关键。与欧洲利害攸关的不仅在于货币的未来，而且在于建立和接受泛欧洲机构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共同货币的兴盛不可或缺。

过去20年，我对中国的理解也加深了。十多年前，我开始经常去中国旅行，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很多在中国举办的会议，议题大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北京、上海到哈尔滨、杭州、重庆、青岛，到访诸多地方后，你就会确信，中国不仅将塑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将为这场变革代言。

我常常思考，进展为何会如此之慢。为什么真正的改革少之又少？怎样才能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也许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每次危机过后，尤其是2009年金融灾难之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愿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思路。

虽然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纪念年，但是，不同于以往，这次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也许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失败，令当今的决策者无心庆祝？也许因为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我们已经心灰意懒？

事实可能如上述所说，但我并不认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时，我们组织了10场研讨会，从南至北，从东到西，遍及全球。活动反响异常强烈。参加人士包括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约6名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历史学家，还有无数的金融部长、管理者、知名专家，等等。之后，在同一年，我们决定出版此书，一来纪念，二来展望。这次同样反馈甚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土耳其国务部长巴巴詹（Babacan）到意大利经济部长帕多安（Padoan），各方人士都纷纷畅所欲言，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直抒己见。这本书直接反映出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为防范日后的危机和动荡，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和调整所做出的承诺。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未竟之业”（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需要决心。这就是未来要坚守的理想。剩下的就是启动这场变革。

未来20年

回顾过去20年我们走过的路、听到的观点，未来应该制定怎样的议程？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在改变，正如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经转变一样。虽然美国还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可能会让负责管理全球问题的机构难以应对。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无疑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正如“二战”后，美国在构建20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一个多极世界，由中国、美国、欧洲三方构建稳定的局面，建立基于繁荣的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6个月以来，中国积极筹备三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分别是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参与的、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重要举措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而展开，“中国梦”意在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韬光养晦”似乎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万灵丹。当然，无论是成立金砖银行，还是建立应急储备安排，似乎都指向政府间融资和合作的新态势，甚至会打破主要多边开发机构主导的现有框架，让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满怀信心，自主发展。虽然只是萌芽，但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尽管在2007~2013年这6年间，欧元呈现贬值趋势（而美元则走强），但美元和欧元仍分别是第一、第二大货币。人民币则由第20位攀升至第9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形成三极体系。在两三年内，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已成为亚洲货币重要的避险天堂。人民币成为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后会怎样？我们必须要避免政治紧张，适应大国崛起的同时欢迎新形式的多边主义。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前景未卜。但是，如果真的达成一致，需要做出调整，那么我们失去的会是什么？另一场危机？

2016年，中国将担任G20的主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能携手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未来几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也悬于一线。如果不顺势而为，调整其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裁决者的重任吗？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为抗击通货紧缩、重振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要想放弃这些政策，且不带来负面影响，就要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引领我们在未知的水域航行。如果不实行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建议会有多大的合理性？

考虑到这些进展，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面临的是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它充当一个中立的主体，引领着这场讨论。我们会一如既往，直面前方的挑战：始终正直坦诚，关注观点和思想，分享不同的理念，并设法让我们的足迹遍及四海，组织我们认为重要的研讨会。

个人结语

作为结语，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参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组织的近百场研讨会的人士。虽然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提及姓名，但这并不代表感激之情有丝毫减少。正因为他们的慷慨，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鼎力支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才有了今天取得的成就。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不远千里来参会的众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各界高管。

决定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时，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学习，师从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此，我要向他深深致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罗伯特·蒙代尔，他亦师亦友，对我倾心支持。是他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和欧亚的大门，他的思想见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们一起访问中国各地、哈瓦那、锡耶纳、华盛顿、阿斯塔纳，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们在共进午餐时热烈地讨论全球不平等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