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信事情的充分理由和糟糕的理由
亲爱的朱丽叶：
如今，你已经10岁了，所以我想跟你谈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你是否曾经考虑过，我们现在已知的事情，当时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例如，我们是如何知道，看上去小若光点的那些星星，实际上却和太阳一样都是超级大的火球并且离我们如此之远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地球是一颗较小的星球并且围绕着其中一颗恒星太阳转动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证据”。有时，证据的意思是说，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或闻到）的，就是真的。宇航员已经乘坐飞船到达了足够高的距离，并用肉眼就观察出了地球是圆的。但有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得需要帮助了。天空中，“长庚星”（evening star）看上去是一闪一闪的小亮点，然而我们通过望远镜观察时，却发现它是一个美丽的球体—我们把这个星球称作金星。我们把通过直接的、亲身观看（或亲耳听、亲身感受……）的方法去了解事物的行为叫作“观察”。
通常，证据不仅仅依靠观察，但观察却始终是获取证据的依靠。比如说谋杀案，通常不会有人目睹这个过程（除了凶手和受害者之外）。然而，侦探却能够搜集大量相关的、可能都指向某一个特定嫌疑犯的其他观察结果。如果在一把匕首上发现了与某个人相同的指纹，这就是能够证明他曾经接触过这把匕首的证据。虽然仅凭指纹不能证明他是凶手，但当它与大量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起到了作用。有时，侦探会将所有的观察结果串联起来思考，并且会突然之间意识到，如果假定是某某人实施的这宗谋杀的话，一切证据就都条理清晰、合乎逻辑了。
科学家作为发掘世界和宇宙真相的专家，他们的工作常常与侦探相似。他们先去猜测真相会是什么样子（即所谓的假说）。然后，他们再在心里盘算：如果这种猜测真的正确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如此这般的情景。这就叫预测。例如，如果世界真是圆的，我们就可以预测，一个人一直沿着某一个方向不停地走下去，最终就会发现他又回到了原点。再如，当医生说你患了麻疹时，并不是说他看了你一眼就直接看到了麻疹，而是在他看到你时先提出了一个假说，即你可能得了麻疹。然后，他再反问自己：如果她真的患有麻疹，我应该能看到……接着，他再浏览一遍自己的一系列预测，用眼（看看有没有斑点）、手（摸一摸额头，确认是不是发烧了）、耳（听一听胸腔内的呼吸声是不是符合麻疹的症状）等去一一验证。只有当做完了这些检查之后，他才得出了结论：“我的诊断是，这个孩子得了麻疹。”有时候，医生们还需要借助于验血或X光等其他检测来帮助他们的眼、手和耳来获取观察结果。
当然，科学家们使用证据来探知世界的方式，比我在这封短短的信中所谈及的要聪明得多、复杂得多。由此可见，证据是相信事情的充分理由。但接下来，我想再向你提个醒，相信事情还有三个糟糕的理由。它们分别是“传统”、“权威”和“启示”。
我们首先说传统。几个月前，我去电视台参加了一个和50名左右的孩子一起进行的谈话节目。被邀请的孩子们都曾经在不同宗教信仰的环境中成长。有些孩子已经是基督徒，有些则是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主持人拿着话筒一个一个地问孩子们，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孩子们的回答正好解释了我所说的“传统”。他们的信仰与证据毫无关系。因为他们只是在炫耀父母或祖父母的信仰，而并不是基于任何的证据。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印度教徒信仰这个”，“我们穆斯林信仰那个”，“我们基督教徒信仰另外的东西”，等等。
当然，因为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所以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而拿话筒的主持人似乎也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他甚至没有让他们互相讨论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他们的信仰源自何方。他们说信仰是源自传统。传统的意思是，他们的信仰是祖传父、父传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或者是通过书籍，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传下来的。传统的信仰近乎源于虚无；或许就是某些人杜撰出来的而已，就像托尔（Thor）和宙斯（Zeus）的神话故事一样。但是，由于它们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承，因此它们之所以看似特别，无非就是因为它们太古老了。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纯粹是因为人们已经信了几百年了。这就是传统。
传统的问题在于，无论这个故事已经创造了多久，它的真实与否与它创造之初的状态一样，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你杜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无论它能够流传多少个世纪，它都丝毫不会变得更真实！
英格兰的大多数人都信仰英国国教，而英国国教只是基督教的众多分支之一。基督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支，例如俄罗斯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卫理公会教派等。但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宗教差异会更大一些；他们内部会分不同的犹太教派和穆斯林教派。甚至，信仰稍有差异的信徒之间会经常因为分歧而爆发战争。所以，你可能原以为，他们之所以有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他们一定是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证据。但事实上，他们信仰的不同，却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传统。
我们来说一下其中一个关于传统的例子。罗马天主教认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是与众不同的，她并没有死，而是她的肉身已经升到了天堂里。其他的基督教传统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圣母马利亚与其他人一样，是真的死了。其他的教派并不像罗马天主教，他们很少谈及她，也不把她称为“天后”（Queen of Heaven）。圣母马利亚肉身升天的传统说法，其实并不古老。《圣经》中并未提及马利亚的死因及死亡时间；事实上，在《圣经》中，这位可怜的女人很少被提及。关于她的肉身升天的说法，至少是在公元6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而这个故事最初的编创，却与《白雪公主》等故事的杜撰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到了几百年后，它才变成了一种传统，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它，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故事已经一代一代地流传了许久。传统越古老，则会有更多的人严肃对待它。最终，其实也只是在1950年，它才作为罗马天主教的官方信仰被记载了下来。然而，即使到了1950年，这个故事也不可能比圣母马利亚去世600年后的编创之初更为真实。
关于传统，我们稍后在这封信的结尾，再从另外的角度讨论它。现在，我先说一说相信事情的另外两个糟糕的理由：权威和启示。
权威，作为相信事情的一个理由，即意味着你的相信是因某个重要的人物告诉你要相信它。在罗马天主教教会，教皇是最重要的人物，教众们之所以认为他一定是正确的仅仅因为他是教皇而已。
当我说只是到了195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徒才最终被告知要必须相信圣母马利亚的肉体升天这件事时，我的意思是，1950年教皇才告诉信众们必须相信它。仅此而已。教皇说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好吧，教皇一生中所说的话大概有些是真的，但有些却不是。只是因为他是教皇，你就得相信他所有的话，而不是相信其他人，这可不是个充分的理由！现任教皇曾下令说，教众们不要限制生育。如果人们都遵从他的权威，像奴隶一样照他的意愿去做，最终则会因人口过剩而导致可怕的饥荒、疾病和战争肆虐。
当然，即使在科学界，我们也有在看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某些人的话的时候。比如，我并没有亲眼看到光速是30万千米/秒的证据，但是，我却相信书本中所告诉我的光速。表面上看，这是遵从“权威”。然而，事实上它却比权威强多了，因为写书的人曾看到了证据。并且，任何人想看证据时，都可以随时去查看这个证据。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然而，即使是牧师，也不会宣称他们看到了圣母马利亚肉身升天这个故事的证据。
第三种相信事情的糟糕的理由是“启示”。如果你问教皇，在1950年时，他是怎么知道圣母马利亚消失的肉身升天了的，他可能会对你说，这是上天“透露”给他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祈祷上天给予指引。他想啊想，完全是他自己在想。后来，他的内心就越来越确定这件事。当宗教信仰者心里认为某件事一定是正确的时，而它只是一种感觉，却没有任何的证据，他们就把这种感觉称作“启示”。并不是只有教皇才会说自己得到了启示，许多信众也会这么做。这是他们笃信一件事的主要理由之一。你觉得，这是充分的理由吗？
假设，我告诉你，你的小狗死了。你会很难过，你可能会问：“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它怎么死的？”如果我的回答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佩佩死没死。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有一种奇怪的念头，觉得它死了。”你可能会因为我吓唬你而生我的气，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内心的“感觉”并不是相信一只小狗死去的充分理由。你需要证据。我们内心时常会有这样那样的感觉，而有时这些感觉是对的，但有时这些感觉则是错的。甚至，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感觉，那么，我们如何认定谁的感觉是正确的呢？认定小狗死亡的唯一方式是亲眼看到了它的死亡，或者亲耳听到了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再或者这个消息是由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它死亡的证据的人告诉你的。
人们有时候会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否则，你就永远不会相信“我妻子爱我”这一类的事情。但这可不是一个好的推论。一个人是否爱你，是可以有很多的证据的。在你和爱你的人共处的一天当中，你会看到及听到许多微小的、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累加起来就能说明问题了。这并不是单纯的内心感觉，与牧师们所谓的“启示”的感觉是不同的。内心的感觉是有外在事物进行佐证的：凝视你的眼神、温柔的语气、小小的亲切和关怀，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证据。
有时，一些人内心会有很强的感觉，认为有人爱着他们，而这并没有基于任何的证据，此时，他们很可能是完全搞错了。有些人内心有很强的感觉，觉得某个著名的影星在爱着他们，而事实上，那个影星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像这类人，他们的脑子出了毛病。内心的感觉必须是要基于证据的，否则你就别信。
在科学方面，内心的感觉也很重要，但这只是赋予你一个灵感，你还要通过之后的测试去寻找证据。科学家可以有“感觉”某个想法是正确的“预感”。但就感觉本身而言，它却不是相信事情的充分理由。它可以是你花时间去做某个实验的充分理由，也可以是你深入研究寻找证据的充分理由。科学家总是依靠内心感觉来找灵感，然而，只有找到支持它们的证据时，它们才有价值。
前面我说过会再谈传统，并且从另外的角度谈。在这里，我想试着解释一下传统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重要。所有动物都只适合在它们自己的那种环境中生存（这是由于进化形成的）。狮子天生就擅长在非洲草原生活。小龙虾天生就适合生存在淡水中，而龙虾则适合在海水中生存。人类也属于动物，因此，我们天生就适合在到处都是其他人的世界中生存。我们人类大多数都不会向狮子和龙虾一样自己去捕食自己的食物，而是从其他人那里购买食物，这些人可能也是从另外的人那里购买的。我们“游荡”在“人海”之中。就像鱼儿用鳃在水中呼吸一样，人类则需要大脑与其他的人打交道。而我们的人海，也跟充满着海水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许多困难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习，比如语言。
你的母语是英语，而你朋友凯瑟琳的母语是德语。因此，你们各自所说的语言使你们分别适合在各自的“人海”之中“畅游”。语言是由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它没有其他的渠道。在英格兰，你的佩佩用“dog”表示，而在德国则用“ein Hund”表示。这些不同的字词之间无法比较哪个更正确，或者哪个更真实。它们都是传承下来的。为了能够适合“在自己所属的人海中畅游”，孩子们必须学习自己国家的语言，以及本民族的一些其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得像吸墨纸一样，必须去吸收大量的传统信息。（记住，传统信息仅仅是指那些从祖辈传到父辈再传给孩子们的信息。）孩子的大脑只是必须作为传统信息的接收器而已。我们不能指望孩子能够区分出好的、有用的传统信息，例如语言；或坏的、愚昧的传统信息，例如相信巫婆、魔鬼和永生的童女等。
确实很遗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如此，因为孩子们不得不作为传统信息的接收器，他们很容易相信大人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大人们告诉孩子们的事情，很多都是正确的、基于证据的，或者至少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如果这些事情中有些是假的、愚昧的甚至是邪恶的，也没有办法阻止孩子们相信它。好了，当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会做什么呢？当然，他们还会把它传给下一代。所以，一旦某件事情使人们对它深信不疑后—即使它是完全错误的，原本没有任何值得相信的理由—它仍可以永远地流传下去。
宗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相信有神存在，相信有天堂，相信圣母马利亚从未死去，相信耶稣的父亲并非凡人，相信祈祷会有回应，相信红酒可以变成血—所有这些，没有哪一个是基于充分的证据的。然而却仍有千百万的人们相信它们。也许，这是因为，早在这些人还小的时候被灌输的思想就是要相信它们，那时，他们的年龄恰恰是会相信任何事情的时候。
当然，还有千百万人相信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被灌输的是不同的东西。穆斯林的孩子们与基督教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的东西就不一样，他们长大后就会分别坚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则是错误的。即使都源于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教徒的信仰就跟英国国教教徒或圣公会教徒（Episcopalians）、震颤派教徒（Shakers）或贵格会教徒（Quakers）、摩门教徒（Mormons）或圣灵降临派教徒（Holy Rollers）的信仰有所不同，并且他们各自都坚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其他的信仰都是错误的。他们信仰的不同，就跟你和凯瑟琳一个说英语而另一个说德语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说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正确的。但是宗教就不同了。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定不能都是对的，因为不同的宗教所坚持的信仰是相互对立的。圣母马利亚是不能既在天主教的国度中活着却又同时在北爱尔兰新教的国度中死去的。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对你而言，怎么做都不容易，因为你现在才刚刚10岁。不过呢，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么做，下次要是有人跟你说一些听上去很重要的事情，你就这样去想：“这是不是一类人们可能通过证据才知道的事情呢？抑或，这是不是一类人们仅仅因为传统、权威或启示而相信的事情呢？”还有，当再有人跟你讲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你可以反问他们：“有什么证据吗？”如果他们不能给出合理的答案，我希望，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爱你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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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陪审团的审判
陪审团的审判一定是坏得最明显的好主意之一。很难去指责它的发明者们。他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抽样统计和实验设计。他们不是科学家。让我打个比方。如果，最后，有人基于人类不是银鸥而反对我的观点，说明我没表达清楚我的观点。
成年银鸥的喙是明黄色的，在靠近前端处有一个明显的红点。幼鸟用嘴去啄那个红点，促使父母喂自己。诺贝尔奖得主、动物学家也是我在牛津的老师尼康·廷贝亨（Nikon Tinbergen），给尚无后天习得经验的幼鸟摆上一排银鸥脑袋的纸板，喙和点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廷贝亨用幼鸟在规定时间内啄纸板的次数，来衡量它们对每一种颜色、形状或两者组合的偏好。目的是为了发现，没有后天习得经验的银鸥幼鸟是否天生就喜欢长长的缀有红点的黄色物体。假如没错，这可能表示，基因让幼鸟提前具备详细的知识，了解它们孵化后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食物来自成年银鸥的喙。
且不论研究的起因，也别管研究的结论，如果要在任何实验中得出正确结论的话，就要考虑你必须使用的方法和一定要规避的风险。这些就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它们适用于银鸥幼鸟，同样也适用于人类陪审团。
首先，你显然必须对不止一只幼鸟进行测试。可能一些幼鸟偏爱红色，其他的偏爱蓝色，银鸥幼鸟总体来说不会倾向于喜欢同一种颜色。所以，选取单独一只幼鸟，只能是在测试个体偏见。
所以说，我们必须对不止一只幼鸟进行测试。多少呢？两只够吗？不，三只也不行，现在我们得开始从统计学的角度思考。简单一点儿说，假设在某个实验中，我们要在同样的黄色背景下只比对红点和蓝点，并且要同时把背景亮出来。如果只分开测试两只幼鸟，假设第一只选择红色，它有50%随机的可能性会这样选。现在第二只也碰巧选了红色。哪怕这只鸟是色盲，随机这样选的概率又是50%。两只随机做出选择的鸟碰巧选得一样，这种概率有50%（4种可能性的一半：红红、红蓝、蓝红、蓝蓝）。三只鸟也不够。如果你把所有可能性写出来会发现，单靠运气，“一致裁定”的可能性有25%。从错误原因得出的一致选择的结论，其25%的概率结果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那12只货真价实的幼鸟怎么样？这个不错。如果让12只幼鸟，分别独立地在两个选项中做选择，它们独自偶然得出同一结论的概率低得令人满意，只有1/2048。
但是现在假设，不分别拿我们的12只幼鸟进行测试，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拿出12只叽喳叫的小鸟，在它们中间放入一个有红点的假鸟和一个有蓝点的假鸟，纸板上装有电子装置，可以自动计算被啄的次数。假设幼鸟群总共有532次啄了红色、0次啄了蓝色。这种大规模的差异表示那12只幼鸟偏爱红色吗？绝对不是。啄的次数并非独立数据。幼鸟可能有强烈的彼此模仿的倾向（以及因锁定效应而自我模仿）。如果一只幼鸟碰巧先啄了红色，其他幼鸟可能去模仿它，整个群体都陷入模仿的疯狂之中。事实上，这正是家养小鸡的做法，银鸥幼鸟也与之非常类似。即使不这样，数据不独立致使实验无效的基本原则依旧。严格来说，12只幼鸟等于1只幼鸟，它们啄的次数加起来不论数量多客观，也仅等同于啄了一下：它们总共只有一个非独立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看法庭，为什么12名陪审员好过1名法官呢？不是因为他们更明智、更博学或是更善于推理。当然不是，绝对不是。想想在无足轻重的诽谤案中，陪审员造成的巨大破坏。想想陪审员是怎么培养出史上最糟糕的、会哗众取宠的律师们。12名陪审员好过
1名法官，就是因为他们人多。让1名法官做出判决，就好像让1只幼鸟为整个银鸥物种代言。12个脑袋比1个好，因为他们代表对证据的12份审视。
但是，为了让辩论有效，这12份审视确实必须独立。但事实当然是不独立的。12名男男女女被反锁在陪审室，就像我们那一窝12只银鸥幼鸟。他们是否的确像幼鸟那样互相模仿呢，也许会吧。这就足以说明1个陪审团好过1名法官的原则无效。
实际上，根据我不幸参加过三个陪审团的记忆，也如文件所记录的那样，陪审团会在极大程度上被一两个很会表达的人所左右。存在着要和一致裁定相统一的巨大压力，而一致裁定进一步破坏了数据独立的原则。增加陪审员人数并无帮助，或帮助不大（严格来说，完全没有帮助）。要增加的，是独立达成裁决的单位个数。
说来奇怪，美国有个奇特的电视转播审判的制度，开启了改进审判制度的真正的可能性。一直到伍德华（Louise Woodward）案件或是辛普森（O. J. Simpson）案件判决结束前，全国上千民众像正式的陪审团一样仔细地审视证据。对比陪审团，大量的观众来电可能产生一个更加公平的裁决。但不幸的是，新闻讨论、广播脱口秀还有普通的八卦，侵犯了数据独立原则，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不管怎么样，审判的播出还是具有可怕的结果。在伍德华判决之后，网络上充斥着拼写错误、不合语法的恶意，独家报道记者排成长龙，倒霉的主审法官不得不换了电话号码，还雇了一个保镖。
所以，我们要怎么改进这个制度？该把12名陪审员关进12间独立的小屋，让他们独立进行意见投票，要这样形成完全独立的数据吗？如果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有的陪审员可能太笨或是无法独立表述清楚，以致无法形成裁决结果，那么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也能被允许进入审判庭呢？或许，要说说，当一群人一起研究解决一个议题时产生的集体智慧。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数据独立原则。
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应该交由两个独立的陪审团审判？或是3个？或是12个？如果每个陪审团至少有12名成员，这也成本太高了。两个陪审团，每组6个人，或是3个陪审团，每组4个人，可能会改进现有体系。难道没有方法检验这种替代方案的优缺点，或者去比对陪审团审判和法官审判的优点吗？
是有的。我想称之为两种裁决的和谐性测试。它依据的原则是，如果判决有效的话，两种独立判决的方式应该产生一样的结果。单就测试目的来说，我们的代价是，需要两个陪审团庭审同一个案子，且不得与另一个陪审团的任何人交流。最后，我们把两个陪审团关在两个独立的陪审团室，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出一样的裁决。如果没有，不但证明应该合理怀疑裁决结果，它还会为陪审团制度笼罩上合理的疑云。
为了和法官的审判产生实验性对照，我们需要两位经验丰富的法官聆听同一件案子，也需要他们不与彼此交流，各自得出自己的判决。经过一定数量的审判，哪种制度—陪审团审判还是法官审判—达成一致的分数更高，哪种制度就更好，如果和谐性得分高，可能在将来应用的时候会多获得一些信任。
你敢打赌两个独立的陪审团在伍德华一案中裁决一样吗？你能想象哪怕一个陪审团可以得出对辛普森一案的一致裁决吗？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两个陪审团在和谐性测试中很可能得分都不错。假如我被控一种严重罪行，我想要这样被审判；如果我知道自己有罪，我愿意面对一个我行我素的陪审团，越无知、越有偏见、越任性，越好；如果我是无辜的，鉴于没有多位独立的决策者这种理想的情形，请给我一位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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