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无星

在命运的转折点上，谁有勇气面对内心最陌生的自己？

继《肖申克的救赎》之后，故事大师斯蒂芬·金新中篇力作

获得二○一○年布拉姆·斯托克奖和二○一一年英伦奇幻奖

《1922》进入二○一一年英伦奇幻奖中篇小说的决选名单。《美满婚姻》于二○一四年被搬上大银幕。

这是斯蒂芬·金继《肖申克的救赎》之后又一部重量级中篇小说集，同样也收录了四个篇目：《1922》《大司机》《万事皆平衡》和《美满婚姻》。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每个人心中都住着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这几个故事讲述的都是人在命运转折点上所展现的完全不同于平日的面貌：因妻子执意卖掉祖产而起了杀心的丈夫，发现枕边人不堪秘密的妻子，身患绝症、陷入危机的男人，惨遭强暴、命悬一线的女人……面对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他们将如何抉择？

本书首次出版于二○一○年，获得当年的布拉姆·斯托克奖和次年的英伦奇幻奖。《1922》进入二○一一年英伦奇幻奖中篇小说的决选名单。《美满婚姻》于二○一四年被搬上大银幕。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一九四七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后在缅因州州立大学学习英语文学，毕业后走上写作之路。自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魔女嘉莉》后，迄今已著有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两百多部短篇小说。其所有作品均为全球畅销书，有超过百部影视作品取材自他的小说,因此被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遭遇严重车祸，康复后立刻投入写作。二○○三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其后又获得世界奇幻文学奖“终身成就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的“大师奖”。

在斯蒂芬·金的众多作品中，以历时三十余年才完成的奇幻巨著“黑暗塔”系列（共七卷）最为壮观，也最受金迷推崇，书里的人物与情节，散见于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他的新作品包括《11/22/63》《暗夜无星》和《穹顶之下》等。

目前斯蒂芬·金与妻子居住在美国缅因州班戈市。他的妻子塔比莎·金也是位小说家。

★与《肖申克的救赎》一样，金再次用最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最黑暗的主题，将人性中的贪婪、自欺和仇恨推到了极到之处。

——《出版人周刊》

★又一部经典的诞生……精彩绝伦的心理惊悚。

——《哥伦布快报》

1922／1

大司机／129

万事皆平衡／237

美满婚姻／271

后记／353

1930年4月11日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木兰花旅馆

致有关人士：

我叫威尔弗雷德？勒兰德？詹姆斯。我写这封信坦白交代本人的罪过。一九二二年六月，我行凶谋杀了我的妻子阿莱特？克里斯汀娜？温特尔斯？詹姆斯之后，把她的尸体投入一窖老井中隐匿了起来。我儿子，亨利？弗雷蒙？詹姆斯，帮助我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但那个时候他才十四岁，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是我利用他的恐惧心理，打消他非常符合人之常情的种种反对意见，哄骗他参与了那场谋杀。比起犯罪这件事本身，我为哄骗他的做法更加感到懊悔。其间的种种缘由，这份交代记录会公之于众。

导致我犯下那该遭天谴的罪恶的原因始于内布拉斯加州赫明顿的那一百亩良田。那块地是我妻子的父亲约翰？亨利？温特尔斯在遗嘱里留给她的。我想把它与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就已经达到八十八亩的终身保有的不动产农场合并在一块儿。可我那位打心里就不喜欢农场生活（也不喜欢嫁给农民）的老婆想把这块地卖给法灵顿公司，变换成现金。我问她是否真的愿意在法灵顿屠宰厂的下风处过日子的时候，她告诉我，我们可以卖掉她父亲的良田和我们的农场——我父亲的、也是我父亲他祖上的农场啊！我问她有了钱却没了地咋办，她就说，我们可以搬到奥马哈去呀，或者呢，干脆到圣路易斯去开个门市。

“我决不会在奥马哈生活，”我说，“傻子才住在城里头呢。”

照我目前所生活的地方来看，那句话想来真是讽刺，可我不会在此处久居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就如同我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墙里弄出声响来一样。我也明白，当尘世的命数走到尽头之后，我会在何处安身。我不知道地狱是否比奥马哈更糟。假如四周没有美丽的乡村环绕，恐怕奥马哈城早就成为地狱了，它不过是座不停地冒烟、四处散发着硫磺臭气的空落落的城市，满城尽是像我一样失魂落魄的人。

为了这一百亩地，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冬天和春天争得不可开交。亨利夹在当中，不过他倒更偏向我这一边。他长相像他妈妈，但在对待故土的感情上，他更像我。他是个顺从听话的孩子，丝毫也没他妈妈那种傲慢无礼。一次又一次，他告诉妈妈，说他不愿住在奥马哈或别的城市，还说，只有她妈妈和我意见统一，他才会离开。可是意见统一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做到。

我想到了诉诸法律。在这件事上，我作为丈夫，任何法庭都会坚持我有决定这块土地用途和目的的权利。这一点我有把握。可我却给一件事儿绊住了。倒不是担心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我才不在乎乡下人嚼舌头呢。是别的。我心里早已恨她。对。我已经希望她死掉，这就是我没去诉诸法律的原因。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住着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耍奸使诈的人。一九二二年三月，赫明顿的天空是银灿灿的，每块田地都变成了雪纱一般，我相信，在那时，农民威尔弗雷德？勒兰德？詹姆斯心中那个耍奸使诈的人已经对我妻子下了判决，裁定了她的命运。这是宣判死刑的判决。《圣经》上说，不知感恩的孩子像蛇牙，可是，纠缠不休、不知感激的老婆比蛇牙还要锐利。

我不是恶魔。我曾试图把她从那个耍奸使诈的人手中拯救出来。我告诉她，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共识，她可以到林肯郡她母亲那儿去住，一个往西离这儿六十英里的地方——这段距离够远的，算得上是分居了，虽然还够不上离婚，但已表明我们的婚姻正在解体。

“然后把我父亲的地留给你？”她问道，接着把头甩向一边。我对那种傲慢的甩头动作早已厌恶到极点，她那时就像是匹驯养不到位的马驹子，鼻子里还会发出嗤嗤声。“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威尔弗。”

我对她说，如果她坚持己见，我会从她手中把地买过来。这将不得不等上一段时间——八年，也许十年——但是，我会分文不差地把钱付给她的。

“一丁点一丁点地进账比一个子儿都没有还要坏，”她应答道（鼻子又“嗤”的一声，头又来了个侧甩动作）。“这是每个女人都懂的。法灵顿公司马上支付全部现款，而且他们打算给出的高价要比你的出手爽气多了。我才不会住在林肯郡呢。那又不是个城市，只不过是个教堂比房子还多的村子。”

您明白我的处境了吧？您不会不懂她把我置于的窘境吧？难道我就不能博得您的一点点同情？不能？那么就听听这件事吧。

那一年的四月头上——据我所知，距今已经八年了——她满面光鲜、神采奕奕地走到我身边。她把大半天时间都泡在麦克库克的“美容院”里，把头发做成厚厚的鬈子，悬在脸上，让我想到旅馆和客栈里的马桶纸卷儿。她说她有了个主意，那就是把那一百亩良田和农场一起卖给法灵顿公司。她认为，为了得到她父亲的那块地，公司会一并买下农场，因为那块地靠近铁路线（也许她想得有道理）。

“然后嘛，”那蛮不讲理的泼妇说道，“我们把钱分了，离婚，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咱俩都清楚这就是你的心愿。”她说这话，俨然她不这么想似的。

“哦，”我说了声（像是要认真考虑这个意见），“那孩子跟谁呢？”

“当然跟我啦，”她说道，眼睛睁得老大老大。“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需要跟他妈一起过。”

就是在那一天，我开始做亨利的工作了……

……

本书中的故事冷峻残酷。有些部分你也许会觉得不忍卒读。倘如此，请你放心，有些部分我同样觉得不忍下笔。每当人们问及我的创作时，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用笑话以及具有幽默效果的个人轶事（这些轶事你不能完全相信；千万别相信小说家关于自己所说的任何话）绕开话题。这是一种打岔方式，美国佬的祖上也许是这样来回答此类问题的：这与你无关，伙计；与这样的方式相比，我的回答稍微婉转些。不过，在玩笑的背后，我倒是非常严肃地对待我的作品的，而且，自从我十八岁那年写下第一部作品《长路漫漫》始，我就一直如此。

对于那些不严肃对待创作的作家，我少有耐心；而对于那些把故事—虚构艺术当成本质上陈旧过时的作家，我压根儿就没有耐心。故事—虚构没有过时陈旧，但它也不是文学游戏。它是我们试图理解生活和我们见到的周围的恐怖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我们回答“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的方式。故事有时候表明——并不总是，但有时候——存在某种原因。

从一开始——甚至在那个我现在几乎无法理解的年轻人在他的学生宿舍里开始写作《长路漫漫》之前——我就感到，最好的虚构既是推进式的，也是狂暴式的。它直击你的面部。有时候，它对着你的面部吼叫。我从不抱怨文学虚构，通常，文学虚构关注的是平常情境下的非常人物，但是，既作为读者又作为作者，我倒是更多地被非常情境下的平常人物所吸引。我想要在我的读者身上激发出情感的、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反应。使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思考不是我的做法。我强调这个意思，是因为如果故事足够迷人、人物足够逼真的话，一旦故事讲完，书被搁置一边（有时候如释重负地），思考自会取代情感。我还能记得十三岁左右阅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情景。我带着愈来愈深刻感受到的沮丧、愤怒和侮辱，拼命向前翻页，尽可能迅速读完那个故事，可这有什么过错吗？尤其是自从我思考这个问题以来，一直到今天，每当某些政客（我正想到莎拉·帕琳和她那番自高自大的“死亡专家团”的言论）说服民众去相信白的就是黑的或者黑的就是白的，而且有所成功的时候。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别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正走进一处非常黑暗的地方——比如《1922》里威尔弗·詹姆斯位于内布拉斯加的农舍——你就应该带上一盏明灯，用它去照亮一切。如果你不想看，看在上帝分上，你又为什么冒险闯进黑暗呢？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弗兰克·诺里斯一直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四十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记得他就这个议题说过的话：“我从不谄媚，我从不脱帽向时尚致敬，从不伸出帽子为着讨些银子。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

可是，斯蒂芬啊，你说，你已经赚了不少银子，至于说到真相……那是个变量，不是吗？不错，我写故事是赚到了一大笔钱，但是钱是个副作用，从来就不是目的。为了金钱而写虚构作品乃是劳而无益的蠢事。当然，读者眼里出真相。然而，谈到虚构，作家唯一的责任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寻求真相。这个真相不必总是读者的真相，或者批评者的真相，但是，只要它是作家的真相——只要他或者她不屈从，或者不向时尚伸出自己的帽子——一切都好。对于刻意撒谎的作家，对于那些用无法令人信服的人的行为来取代人们真实行为的作家，我唯有蔑视。糟糕的写作不仅仅是句法和观察的问题；糟糕的写作常常源自固执地拒绝讲述人们的真实行为——面对事实吧，比如说，谋杀者有时会帮助老太太过桥。

在《暗夜无星》这部作品中，我已经竭尽全力，记录人们在极端环境下可能做出什么事，以及他们可能如何行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不是没有怀揣希望，但他们承认，哪怕是我们最甜美的希望（还有我们对同胞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怀有的最甜美的期望）有时候也可能只是枉然，甚至经常如此。然而，我认为，他们还说，高尚并非最常见于成功，而是在于努力去做正当之事……而一旦我们没有去做或者刻意回避困难的时候，地狱就随之而来。

《1922》受到题目叫做《威斯康辛死亡之旅》的一本非虚构书的启发，此书是迈克·莱斯创作的，以拍摄到的威斯康辛州黑河瀑布小城的照片为主。这些照片传递出来的农村远离尘嚣、许多人物脸上流露的冷峻和贫困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要在我的故事中获得那种感觉。

二〇〇七年，我行驶在84号州际公路，前往麻省西部地区的一次签书活动的时候，曾在一个休息区停下，准备吃顿典型的斯蒂芬·金风格的健康饭食：苏打和糖果棒。我从点心棚里出来的时候，见到一位轮胎出了故障的妇女，正在急切地跟一名把车泊在旁边车位的加长拖卡司机谈话。他冲她笑笑，然后从卡车上下来。

“需要帮忙吗？”我问道。

“不，不，我来吧。”卡车司机说道。

我确信，那位女士最终把轮胎给换了。我买了根“三个火枪手”巧克力棒，而这个故事的构思最终变成了《大司机》。

在我居住的班戈城，有条叫做汉蒙德街支路的通衢大道，环绕机场。每天我走上三四英里的路，要是我人在城里，我就经常从那条路出去。沿着支路大约走上一半，在机场栅栏旁边，有块沙砾铺成的空地，这些年来，许多路边小贩在那里搭起了小店铺。我最爱的小贩在当地叫做“高尔夫球家伙”，他总是在春天露面。天气转暖的时候，“高尔夫球家伙”就到班戈市高尔夫球场去捡那些被丢弃在雪地里的成百上千的高尔夫球。他把确实糟糕的球扔掉，余下的就在支路的那一小块空地上出售（他车子的挡风玻璃上画满了高尔夫球——而且画得不错）。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万事皆平衡》的构思。当然，我把故事背景放在德里，那是已故的、无人吊唁的小丑宾尼维斯的故乡，因为德里就是班戈，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在读完一篇关于丹尼斯·莱德尔，一个臭名昭著的BTK（捆绑、折磨、谋杀）杀人犯的文章之后酝酿的。在大约十六年的时间内，他夺去了十条人命——受害者大多是妇女，但其中有两个是儿童。许多情况下，他把受害人的身份证件邮寄给警察。帕拉·莱德尔嫁给这个杀人狂魔三十四年，莱德尔是在威切塔地区犯案，住在该地区的许多人都不肯相信她竟然能和他住在一起却还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我相信——确实相信——因此写下了这个故事，来探索妻子突然间发现丈夫惊天骇人的嗜好究竟会出什么事。我写下这个故事，也是为了探索要完全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哪怕是那些我们最最挚爱的人这一想法。

打住吧，我想我们已经在黑暗中待得够久的了。楼上倒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只要你抓住我的手，忠实的读者，我会高兴地把你带回到阳光里去。我高兴走到阳光里，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本质上是善良的。我清楚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不能完全相信的反而是你。

缅因州班戈市，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